论文二孩家庭的喜和忧，本文是关于家庭方面论文范本和孩家庭和孩类论文范本.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2017 年前5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 万人,比2016 年同期增加7.8%,其中二孩及以上占57.7%,比例超过一半.
30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80后、90 后父母缺失手足相处的经验.在有的二孩妈妈看来,摸着石头过河,是新一代二孩父母的集体特征.而生二胎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金钱和时间.全面二孩时代的到来,使无数小家庭的生活正在因此改变.
她的二孩梦,最初的冲动来自女儿
凤凰清楚记得两年前的那个晚上.2015 年10 月29 日下午6 点多,她在手机上看到新闻推送：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几乎同时,她所在的7 个“非独二胎” 群沸腾了.
“那真是个不眠之夜.”凤凰说,“大家一遍遍转发、欢呼、庆祝,一直到夜里三四点钟还有上千条信息刷出来.”
凤凰最初想生二胎的冲动,竟来自女儿.2014 年,女儿9 岁,有一次她认真地说,“妈妈你要再不给我生弟弟妹妹,我就长大了,他生出来就不能跟我玩了.”凤凰突然意识到“女儿真的很孤单”.2011 年定居北京前,全家随着做工程的丈夫从广东到江西,过段时间就搬次家,“女儿从来都没有固定的朋友”.
由于丈夫也来自非独家庭,他们当时不符合二孩生育条件.凤凰在网上搜索“非独二胎”,加入了相关的 群.起初,她不是活跃分子,时间久了,看多了群友讨论“强制引产”和“失独老人”的发言,她越来越按捺不住表达和行动的.“有一个失独家庭的新闻对我触动特别大,那对父母不敢在家里待着,怕看到孩子的房间,他们就去庙里躲着.”凤凰说：“失独是个风险问题,真的遇上了就太可怜了.”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看来, 虽然2017 年前5 个月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740.7 万人,比2016 年同期增加7.8%,其中二孩及以上占57.7%,可它并不是一个值得欣喜的数据.“二孩出生比例上升,并不表示生育率有多大上升,而是因为生育二孩的高龄育龄女性数量远远多于生育一孩的年轻女性,以及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的堆积效应,但这个堆积效应正在释放结束.”
梁建章认为,按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调查结果,不孕不育患者加上自愿丁克和剩女现象,中国很可能有15% ～20% 的育龄妇女不生孩子,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出现大量三孩家庭才能维持社会代际更替.
女性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凸显
蒋莱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女性领导力研究.她不喜欢一谈论“二孩”就是人口层面的宏大叙事,“政策推出后,最大的变量是育龄女性.哪个个体或家庭,要生二孩时会说老龄化、家庭结构、养老模式？不会的.她担心的是,我的工作怎么办,孩子有没有人带.”
翻看《2016 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蒋莱忧心忡忡,她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带来“非常负面的效应”,“女大学生就业歧视增加,就业更为困难.以前是已婚已育就好了,现在还要二孩,女性还有多少精力留在职场上？现在很多高校招人,连女博士简历都不看了,本来就是晚育人群,现在到了岗位还要生二孩,用人单位不能理解.”
2016 年4 月,媒体还曾曝出河南一县高中女教师怀二胎要排号,内部文件明确规定各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违规”怀孕者必须“走人”.除了学校,医院、旅行社等女职工比例较高的单位,都是此类内部规定的“重灾区”.
对更多80 后父母而言,养育二孩意味着双方在事业、家庭之间踩钢丝,不是你进,就是我退.蒋莱3 年前接受上海某区政府委托,做过一个“楼宇女性”生育意愿调查.在这项调查中,43% 的受访者被问及“作为职业女性,您在目前的家庭生活中最大困扰”时,选择了“家庭照顾（老人或孩子）与个人职业之间的矛盾”,这个比例高居榜首.
2010 年,妇产科医生张洁提出离职申请时,领导惋惜地直摇头,“你知道吗,你接下来的路都铺好了.”她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在继续工作将成为医院妇产科主任和辞职回家做两个孩子的妈妈之间,她选择了后者.
全职妈妈做到第3 年的张洁,有天下午,丈夫去接上舞蹈班的大女儿放学,按照预计,他们应在5 点10 分到家.时间到了,门口没有动静,张洁走到阳台上盯着孩子回家必经的路,“那会儿觉得每一秒都特别长,坐立不安.”她想给丈夫打电话,掏出手机才意识到,“爸爸和孩子在一起啊,无论发生什么,他一定都能处理好的.” 但张洁没法控制内心的焦虑,她知道是自己“出问题了”.
“当时,我每天都要费心去安排自己的时间,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出门……精确到分钟,不能出任何岔子,稍微有一点差错我就会发脾气.如今的张洁把这段经历当笑话讲,她现在是一名游学老师,短头发、干练、爱笑、健谈,完全看不出曾饱受精神折磨.
意识到问题后,张洁开始上育儿培训课、自学心理学,她能解释当年自己行为背后的逻辑,“我是没有自我价值的,跟朋友也很少联系,所有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我就想,为了孩子我那么好的工作都不要了,孩子好我才好,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孩子一丁点失控.”
当时刚上小学的大女儿开始厌学、成绩滑坡,习惯性啃手指甲.张洁现在才知道那是自己的焦虑投射在了孩子身上.
真正推动她回归职场的,是丈夫的一句话.2015 年,她想参加一个“正面管教讲师班”,学费5800 元.张洁的丈夫是商人,两个女儿有大的开销都是他直接去刷卡,她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次丈夫也会给自己刷卡.
那段时间她帮别人组织过几个育儿班,挣了点*费,都不多,一千两千的.“我先生说,你可以把那个钱攒起来去参加这个培训.听到这句话,我一下子明白了,女人经济必须要独立.”当期培训班她没有去成,两年后,她用自己攒的钱完成课程学习,顺利成为一名老师.
生二胎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金钱和时间
2014 年,《单独两孩政策对上海的社会影响》调查显示,35.4%拒绝生育两孩的受访者理由是经济压力太大.而在蒋莱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子女的教育费用、家庭收入与开支不能平衡两项内容,分列职业女性家庭生活第二、第三大困扰,得票率均超过20%.
1983 年出生的吴卫是两个男孩的父亲,兄弟俩一个4 岁、一个2 岁.“在大城市,养小孩成本挺高的,尤其是教育这块.”吴卫说,老大两岁半起送到家门口的国际连锁双语幼儿园,每个月平均5000 多元,老二2018 年也要去幼儿园了.两个孩子一年的开销,估计要15 万元,占了全家开销的一半以上.
准备生二孩的邱玲,心态则更为放松.她对孩子的成长没有特别细致对待,比如基本没买过辅食,就让孩子吃大人的饭菜,穿的用的都是亲戚朋友用过之后送来的,也没特意带孩子去上早教班.她觉得, 两个孩子上公立学校就可以,不用有很大的学业压力.她更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更大、更自由的玩耍空间.
在人口学者易富贤看来,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以前都围绕独生子女政策进行,不但形成文化惯性,而且形成经济惯性,反过来又推高了养育孩子的成本.比如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极高,缺乏给孩子的公共游玩场所；学校基本没有校车,每个家庭送一个孩子上学,加剧堵车交通压力；房子设计只够一家三口住的,再添一孩要重新买房,而房价居高不下.“教育、医疗、收入水平和经济制度,好像刚好只够养育一个孩子.其实农村出生的人都知道,一棵庄稼施肥不能太多,分配到3 棵庄稼上,可能长得更好.”易富贤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生命繁衍本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很焦虑的事情.”现在普遍的育儿理念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当小孩的数量越少,大家养孩子的观念就变得越奢侈化.越奢侈化人们越感觉养不起,越养不起生的越少,越少生养育成本却越高,这是个死循环.”
“其实孩子越大,幸福感会越强.”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昱子说.如今,昱子的女儿小花1 岁多,儿子熊熊刚上小学.前几天,3 人去逛书店,昱子结账的时候,哥哥扯着昱子的衣服说：“小胖妹不见了.我要去找她.”说完就跑去四处找妹妹.“他学我们叫一声小胖妹,我都会觉得很幸福.”
在昱子看来,“摸着石头过河,是新一代二孩父母的集体特征.”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80 后、90后父母自身缺失手足相处的经验,再往上一辈的多子女教育方式又过于粗放.
“生二胎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金钱和时间.”既要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孩子,昱子再也不敢怠慢时间,经过一年多的磨炼,她如今做事麻利多了.
昱子家饭桌靠着的那面墙上,嵌着一块约两平方米的玻璃白板和一张日程表.小白板每周更新一次,密密麻麻写上一家四口每天要做的事情,短期内要达成的目标.日程表则细致到每一个时间点要去做什么事.
小花的到来,改变了昱子对金钱的态度.她过去从不在意工资卡里的数字是多少,“需要花钱的时候账上还有就行了”.现在,她每个月末都拿纸笔去算这个月的花销、下个月的预算,细致到买菜的钱都算得清清楚楚.
小花的出生增加了一笔家政费用,需要请阿姨来打扫卫生.昱子想出一个办法弥补这笔钱,不给小花报早教班了,让儿子熊熊当小花的老师.全家人叫熊熊一声“老师”,熊熊就很主动地把自己会的东西教给“学生”小花.他教会妹妹喊“哥哥”“妈妈”“爸爸”……如今小花已能和哥哥拌嘴了.
（文中凤凰、邱玲、张洁、吴卫均为化名）
（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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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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