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湖南武陵山连片特困区教育扶贫耦合关系，本文是教育扶贫相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武陵山和耦合和扶贫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 要：教育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的重要方面,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本文以2007-2016年湖南片区的统计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确立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用耦合度模型研究教育与扶贫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片区教育的发展对于地方减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两者尚未形成良性协同关系,教育的减贫作用未能充分体现.
关键词：连片特困区 教育扶贫 耦合
一、研究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这一问题在连片特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贫困问题的实质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而后者与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71个县（区、市）.其中湖南片区涉及的面积最大,县（市、区）的数量最多.2011年
11月武陵山片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区,教育扶贫被作为片区扶贫政策的重要方面.因此,围绕教育发展-扶贫成效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研究,对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进而推动连片特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从刘易斯（Oscar Lewis）和舒尔茨（T.W.Schultz）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贫困文化理论和人力资本素质贫困理论,教育扶贫,即通过教育资源的投入和资助,提高贫困人口的科学素质和技能水平,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进而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许多学者和政府认可的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扶贫方式.现有研究对教育扶贫的关注大多在宏观层面,认为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手段,教育扶贫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国家的扶贫战略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引领性的作用.教育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发挥了扶贫的作用,实证研究的结果存在较大争议.有的认为教育可以减少高度贫困和下一代愈发贫困现象的发生,并在培育价值观,促进平等,提高人的技能和发展能力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也有研究表明教育的投入没有实现预想的发展成果或对减贫的影响非常小,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教育扶贫之间关系不明显.目前的研究鲜有涉及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一类群的教育扶贫问题,而且也没有对片区教育扶贫绩效进行过实证研究.
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何及其关系强弱是决定教育扶贫政策的前提.本文以湖南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应用耦合度模型对片区教育发展和扶贫成效的耦合关系进行研究,认清教育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不仅在实证层面充实了教育扶贫理论,而且对于建立教育减贫的长效机制,助推最后的脱贫攻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二、教育扶贫耦合度模型分析
所谓耦合,意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作用、影响的程度的指标就是耦合度.如果将教育发展水平和扶贫成效看作两个系统,其耦合作用和耦合程度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区域时走向何种序与结构,决定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本文用2008-2017年度湖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首先通过因子分析确定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指标体系,然后用耦合度模型计算两个系统的耦合程度和耦合模式,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分析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的互动关系和演变规律,确定教育在地区脱贫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一)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研究湖南片区37县（市、区）的教育与扶贫之间的耦合关系,需要构建衡量各地区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 2008-2017年湖南省统计年鉴数据,其中教育水平选取中等学校数、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小学数、小学在校学生数等4个基础教育指标；扶贫成效选取各县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3个指标,然后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定量分析降维处理,按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公因子,当各公因子累计贡献率超过85% 时,则可确定这是影响湖南片区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主要因子,并将其作为测度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综合指标.根据因子荷载及主成分分析,获取扶贫成效和教育水平两个系统的公因子及其测量指标（表1）（二）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耦合关系研究根据因子载荷及主成分分析,获取扶贫成效包括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教育水平包括中等学校数、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小学学校数和小学在校学生数四个指标.图1为2016年湖南片区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对比示意图,图中左侧为各县（市、区）扶贫成效指标,右侧为教育水平指标,通过两组指标的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在县域层面上呈现协同关系,其中不乏相关程度较高的地区,具体表现为一些经济指标较低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经济指标较高的区域其教育发展水平也较高.
为进一步量化湖南片区的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综合评价值:
（1）式中：Ui为某个系统（教育发展,减贫效应）第i个地区的综合评价值,yij表示该系统中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wj表示该系统中第j个指标的权重.本文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值标准化处理后,用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标进行客观权重赋值.依据湖南片区教育水平 －扶贫成效的综合评价值,计算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即二者之间的耦合联系.计算公式为（2）
式中：分别表示教育发展水平与扶贫成效的综合评价值,C为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度,显然耦合度C值介于0-1之间,该值越大,系统间相互影响程度越高.当C∝1时,耦合度最大,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共振影响强烈,系统将趋向新的有序结构；当C等于0时,耦合度极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处于无关状态,系统将向无序发展.
对于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两个系统而言,当0＜C≤0.3时,教育与扶贫处于极低水平的耦合阶段,意味着两个系统间存在相互作用,但作用强度极低；当0.3＜C≤0.5时,教育发展与扶贫处于拮抗阶段,各子系统间不仅存在相互作用,且作用强度较高；当0.5＜Ｃ≤0.8时,为磨合阶段,各子系统作用显著,开始呈现良性耦合；当0.8＜Ｃ≤1时,进入成熟阶段,此时各子系统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步入高水平耦合阶段,最终走向有序发展.在此过程中,除非出现突变因素或政策的影响,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一般不会退回较低的耦合阶段.
将2008-2017年度《湖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代入公式（1）（2）得到教育扶贫耦合度结果（表2） .从计算结果看,过去10年中,湖南片区的教育发展与扶贫绩效耦合关系可分从耦合度的时间演变来看,2007-2016年湖南片区的耦合度的均值从0.85上升到0.90,总体上教育扶贫的耦合处于成熟水平.说明湖南片区教育与减贫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教育的发展对地区减贫有较大影响.2007-2016年,多数地区耦合度上升.期间耦合度上升的地区有26个,约占70%,同时有近30%的地区耦合度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方县,从0.98下降到0.90；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凤凰县,从0.76上升到0.99,从磨合转入成熟时期.
2007-2016年各地区耦合度一直处于极低、磨合与成熟三种状态
并存,各地区耦合度的变异系数在2014年之前均接近或超过20%,2014年之后略有下降但仍接近18%,说明教育与减贫的相互作用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
表3是2007-2016年教育扶贫耦合度类型变化,其中张家界市的武陵源区是唯一在过去10年一直保持耦合度极低的地区（耦合0.3）,这与图1的分析一致,即该地区的人均GDP、农民纯收入和财政收入均属片区较高水平,而在基础教育方面,无论中、小学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都处于片区最低水平.处于磨合时期的地区较少,2007年有8个地区耦合度介于0.5-0.8之间,到2016年减少到只有4个地区（城步县、隆回县、新化县、永顺县）.同时,进入成熟时期的地区持续增加,从2007年的28个地区增加到2016年的32个地区,占湖南片区37个县（市、区）的86.5%.
(三)教育扶贫协同关系
表4的耦合度模型的结果显示湖南片区在2007-2016年总体上达到耦合成熟时期,大部分县（市、区）都属于高度的成熟耦合.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但是,耦合度本身只反映系统相互作用的程度强弱,无论教育的投入发展与经济增长地区脱贫之间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性耦合,还是彼此掣肘恶性循环的非良性耦合都有可能得到高耦合度的结果.为了进一步确认教育扶贫是否属于良性耦合,将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分析.选取2012、2014、2015和2016年度为例,以教育发展综合得分为横坐标,扶贫成效综合得分为纵坐标,绘制教育扶贫相关关系的散点图（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区域都位于LL象限,即在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两个系统的综合得分均处于双低的水平,说明教育湖南片区的教育与扶贫的协同发展水平较低,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所呈现的较强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由于两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都较低,教育扶贫并未形成良性协同关系,教育对减贫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三、结论
教育扶贫是确保贫困人口彻底稳定脱贫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投入了大量资源.教育减贫长效机制的建立依赖于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形成减贫的协同效应.本文通过对湖南武陵山片区2007-2016年教育扶贫耦合关系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整体上湖南片区教育的发展显著促进地方减贫.从耦合度模型的计算结果可见,除了武陵源片区之外,湖南片区所有县（市、区）在2007-2016年均达到磨合或成熟期,而且越来越多的区域进入成熟期,到2016年,全部37个县（市、区）中有32个区域的耦合度超过
0.8,占总数的86.5%.说明湖南片区整体上教育发展与地区扶贫两个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地方教育的发展对当地减贫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减贫的深入也会促进本地教育水平的发展.
其次,教育减贫的相互作用随时间不断强化,但空间差异仍然较大.湖南片区总体耦合度在2007-2016年持续上升,而且多数区域耦合度增大,说明湖南片区教育与减贫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湖南片区37个县（市、区）的耦合度一直处于极低、磨合与成熟三种状态并存,地区间有明显差异,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
最后,教育对减贫的积极促进作用目前在湖南片区未能发挥.尽管耦合度的模型的结果显示教育对减贫有显著作用,但从教育水平和扶贫成效综合得分的比较来看,湖南片区大多数地区都集中于系统得图 2 湖南片区2012、2014、2015、2016年教育扶贫协同关系分双低的LL象限,即耦合度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数地区两个系统的发展都处于双低水平,教育和经济的发展程度均不高.也就是说,对于湖南片区的大部分县（市、区）而言,在扶贫攻坚过程中教育发展对地区减贫的作用暂时未得到充分发挥,教育发展与减贫还没有进入良性协同发展状态.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学者提出贫困文化理论以来,教育一直被视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根本上实现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尽管教育扶贫绩效的实证结果不一,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社会公平,在政策制定中仍普遍将教育投资作为帮助贫困群体脱贫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围绕湖南片区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何及其关系的强度这一研究主题,用耦合度模型检验了教育发展与扶贫成效两个系统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湖南片区教育与扶贫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但是多数地区长期处于教育水平与扶贫成效都较低的状态,体现为空间上低水平的集聚,并没有形成教育投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和高水平的协同发展.为了真正发挥教育的益贫作用,仍需要从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两方面共同推进教育扶贫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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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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