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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雄
论及人与人之间的绝交,“管宁割席”的典故无疑耳熟能详.曹魏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挥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在各类绝交情形中,“师生绝交”颇耐人寻味,往往成为时代症候的印记.近现代以来,中国不乏一些师生绝交的掌故,笔者试撷其中几例,希望有一些借鉴意义.
一、道不同,不相为谋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就连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曾对弟子冉求表示厌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韩愈《师说》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近代以来,因“道不同”最终师生绝交的情况较为常见.
袁世凯早年因博取科举功名无望,有心“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于是投奔帮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吴长庆与袁世凯养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关照之余,吴长庆还指定状元幕僚张謇为袁世凯授业.张謇发现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但颇有治军理政之才.后来朝鲜发生政变,吴长庆奉命援护朝鲜,张謇、袁世凯随行,筹划前敌军务.袁世凯有勇有谋,为稳定局势发挥了相当作用.时任清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最终将吴长庆调回国内,留袁世凯负责朝鲜一切留防事宜.随着地位不断上升,袁世凯“自结李相”、“露才扬己”,对吴长庆、张謇等人均有所不恭,一改此前谦卑自抑的作风,如写信时对张謇便由“老师”“先生”“某翁”直至“某兄”相称.张謇等专程给袁世凯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谴责信,斥之为“司马昭”,“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大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涕……”有近二十年时间,张袁师徒几乎不再往来.直到清末,两人因支持立宪等政治诉求有共通之处,并且在政商方面可以相互借势,才重新走到一起.
师生以决绝的方式划清界限,借以表明各自的志趣和追求,背后的社会角色扮演和身份地位,往往隐喻着师生之间不同的学术涵养乃至道德水准.但师生间所谓的绝交,更多的是基于道义层面,而非情感世界和生活现实.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跻身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拜入康有为帐下求学.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眼中的康有为“品行方峻”,“威仪严整”,“循循善诱,至诚恳恳”.师生两人还咸与维新,推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可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但与康有为一贯保皇、拥孔不同,“善变”的梁启超,思想逐渐转向自由、革命,师生之间为此时生嫌隙.1917年,康有为力挺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梁启超则人段祺瑞幕府,成为反复辟的军师.梁启超发出《反对复辟电》：“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康有为.康有为与梁启超尽管在政见上交恶,走上不同的道路,两人的师生情谊却一直延续.康有为七十大寿时,梁启超亲撰《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情文并茂.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闻讯立即汇款以为奠仪,并组织追悼会,设灵公祭,缅怀先师.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俞樾、章太炎师徒身上也有体现.章太炎从游俞樾“诂经八年”,但在沉潜之中保持一种淑世的心态,即所谓“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直到剪发去辫,创革命排满之说,横议天下,“以一儒生”而“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这与老师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合.后来,章太炎参与维新遭到清廷通缉,出游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台湾,老师批评他“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最终在《民报》发表《谢本师》,以示脱离师生关系.诚然,章太炎“谢本师”更多的是“叛道”而非“叛师”,丝毫不减他对俞樾道德、学术的尊敬.如得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后,章太炎立马写下了《俞先生传》,对“谢本师”一事避而不谈.晚年章太炎拜祭先师,仍行三跪九叩大礼.
章太炎的革命情结一度趋于保守,1926年,他应“五省联司令”孙传芳等人“特聘”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并于8月9日“晚七时复行雅歌投壶礼”,随即发文表示反对北伐.无独有偶,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闻讯后,在《语丝》期刊也发表了《谢本师》,既表示对老师学问教导的感激之情,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周作人此文一出,“谢本师”从此成为师生关系破裂的代名词.出人意料的是,周作人于1944年在《中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破门声明》,宣称与受业弟子沈启无“断绝一切公私关系”.究其缘由,主要是在周作人看来,沈启无对老师在言行上多有攻击诋毁不恭之处.抗战时期,北平被日军侵占后,周作人、沈启无师徒都曾效力日伪政权,一度为时人所不齿.
二、政治运动情势下的决裂
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誉的陈寅恪,同样有多次“破门”的遭遇.汪篯曾是陈寅恪的门生和助手,有两年多时间吃住在恩师家里,两人经常散步、聊天、探讨学术.1953年,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请缨南下中山大学,试图劝说恩师北上进京,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研究所）所长之职,他随身带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此前,陈寅恪诸多友人如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等多次劝其赴任,均遭到婉拒.汪篯自信满满,不料却遭到恩师当头棒喝,陈寅恪甚至表示“你不是我的学生”,要将汪扫地出门,汪篯碰了一鼻子灰.事后,陈寅恪还是和汪篯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一篇口述长文回京复命,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在答复中,陈寅恪开宗明义：“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陈寅恪提出了北上任职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二,“请毛公（）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在陈寅恪看来,“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在举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陈寅恪的要求无疑形格势禁,他最终也未成行.
相比汪篯,陈寅恪对弟子周一良的决裂态势更为明显.周一良先后担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期间从陈寅恪问学,一度被视为其衣钵传人.1942年,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题记中,有两人书函往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关记载,颇为感慨.然而,世事难料.1958年,在批判陈寅恪的风潮中,周一良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这种‘畏’的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周一良还接受组织部署,写了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的文章,拟刊《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只是后来没发表,要不然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阅后不知情何以堪.
后来,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编辑老师著作《金明馆丛稿初编》时,删去了与周一良有关的前言.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的回忆录中认为,“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在陈寅恪写给蒋天枢的《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默念平生同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之句,不难看出,在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品气节方面,陈寅恪是颇为自信、引以为傲的.周一良后来对自己批判老师的言行很是自责,及至晚年仍足一大心结,在自己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撰写了《向陈先生请罪》的文章,请人代为在陈寅恪纪念大会上宣读,以示忏悔：“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l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与会者无不唏嘘.
师从陈寅恪习史的金应熙,有“岭南才子”之名,当年也在中山大学贴出过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记载,陈寅恪通过夫人耳闻大字报内容后勃然大怒,发话“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真正让陈寅恪难以释怀的,可能还是金应熙同样奉组织之命,勉为其难写了近万字的长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公开发表.金应熙虽然后来向陈寅恪请罪,乃至跪地请求还做学生,但都于事无补,成为一生永久的悔痛.虽然师生之名已尽,但事实上,金应熙因有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等职之便,往往尽其所能,在生活等方面照顾陈寅恪,还指导香港大学李玉梅博士从事陈寅恪专题研究,行弟子之实.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汪篯、周一良、金应熙都曾对自己的信仰抱有狂热,并试图融入新时代,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对各种宣传和动员,有时难免会盲从,这与陈寅恪历来奉行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多少有些南辕北辙,以致师生之间最终产生隔阂乃至决裂.周一良、金应熙等人批判乃师陈寅恪,一方面有政治热情或些许名利驱动的因素,更多是被政治风向、情势所裹挟,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相比而言,陈寅恪的其他弟子如刘节、季羡林等,对尊师之道更为虔敬,能够顶住压力.刘节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给陈寅恪“通风报信”,告知学校“批陈”大会的相关情况.1995年,季羡林写下《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剖析了当年的心境：“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三、师道的传承与流变
对于近现代以来的师生决裂,于述胜曾在《“谢师”又“破门”的周作人》一文中分析,“正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的政治化,使追求平等、个性自由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审父’意识、‘叛师’‘情结”.追寻中国师道的传承与流变,就其本源来说,还是清末废除延绵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传统“帮传带”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体系日趋式微,而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西方学制的引入,大批沐浴欧风美雨的新式知识分子倡导并践行西式教育,最终重构了传统的师生关系.
中国传统师道尊严,正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白虎通义》在“尊师重先生之道”中说,师弟子之道兼有朋友之道、父子之道和君臣之道三者,即弟子如朋友自远方来,弟子须事师如父,老师则以君臣之义教之.在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道兼及其三,这无疑造成了师生之间犬牙交错的多元身份和秩序分明的等级壁垒.《荀子·大略》有载：“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传统师道尊严的背后,往往是强大的纲常*.耳濡目染、熏习既久之后,学生对老师恭敬、顺从乃至唯命是听被视为美德.但是,正如汤炳正在《忆太炎先生》一文中所言：“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属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而二国手的门下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前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等人,后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熊十力早年出版《新唯识论》,蜚声士林、学界,不想他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群起攻击之.熊十力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并指示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其驳斥.熊十力随即辞去北大教职,奋笔《破（破新唯识论）》反击,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气概.
当代教育体系,在形式上已被班级授课所取代,传统的拜师学艺,在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还保留着一些流风遗韵,但就其内核来说,也已经由伦常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为此,无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师生之间的平等意识与宽容心态尤为重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程门立雪”足堪点赞,“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尝不令人神往.在为人处世上,学生如何尊重老师都不为过,值得坚守,但在求学、治学方面,师生则不妨相互辩驳,以期教学相长,而不必过于拘礼.蔡元培治理下的北大,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曾别开生面,课堂内外,学生与老师论学、争辩的情形时有.胡适素来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北大一次有关佛学的讨论会上,他发言比较长,有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坦言：“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表示,当然要讲完.可见老北大和而不同的良好传统.其实,早在唐代,韩愈就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选自《文史天地》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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