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专栏导语：地方领导干部的激励机制：作为管理工具的晋升，本文是关于管理工具论文写作参考范文跟激励机制和导语和专栏导语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地方领导干部在中国的公共事务管理,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事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领导干部的重要性,与中国独特的分权制治理结构是分不开的.按照马斯金( EricMaskin)等(Maskin et a1．,2000)的总结,相比苏联计划经济的U型结构,即单一性结构,中国的一地方之间呈现出更明显的MO型结构特征,即地方多样性.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在的授权之下来全权管理地方事务的,这一点与苏联“条大于块”的做法有明显区别.地方领导干部的角色更接近于拥有更大自主权力的“信托者”( Trustee)而不是“*人”(Agent).②
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激励地方领导干部,进而使得他们利用手中的自主权力实现经济发展等善治目标,是中国公共管理的中心问题之一.钱颖一( Qian,2003)在总结中国经济转轨经验时指出,中国成功主要在于做对了两件事,其中之一③就是使掌握实际权力者有动力与政府步调一致地推动经济发展.根据钱的论述,中国的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地方领导干部作为掌握实际权力者与政府之间的激励相容问题；地方政府也因此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在这一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学界对于前述激励相容是如何在制度层面实现的却有不同的看法.按照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主要观点.
其一,财政上的联邦主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事实上的财政联邦主义保证了地方政府对于财政留存的支配权.这种相对稳定的支配权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拉动地方经济,把地方财政蛋糕做大,进而实现了和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双赢.从机制上来说,戴慕珍( Jean C．Oi)(Oi,1999)等强调了预算外财政收入对于地方官员的巨大激励作用；莫尼提洛那( Gabriella Montinola)等( Montinola et a1．,1995)则借鉴联邦主义的经典理论,指出由政府监管的跨域竞争会使得地方政府自发约束掠夺之手,并为地方经济提供帮助之手.地方政府对于财政留存的支配权最终使其与政府在经济发展的维度上实现了激励相容.
其二,晋升锦标赛理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财政上联邦主义忽视了中国语境的一个重要制度变量,即中国自上而下的官员管理机制给地方领导干部提供的政治激励.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和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Blanchard&Shleifer,2001)在对比中俄发展实践后指出,财政上的分权和官员管理上的向上集权共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周黎安( 2004,2007)在两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晋升锦标赛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年代,地方官员出于晋升竞争压力,会主动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工作中.
其三,组织视角的相关理沦.与前述两类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释不同,另有一些学者试图从组织管理的视角分析了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得地方领导干部与其实现激励相容.荣敬本( 1998)较早地提出了压力责任制的概念.后来的行政发包制进一步明确了如何通过层层发包的方法实现其政策目标（周黎安,2014）.近年来,更多的机制研究拓展了组织视角的相关理论.比如：裴宜理( Elizabeth J．Perry)(Perry,2007)指出革命传统的动员能力是理解中国高效的政策执行的关键；舒伯特( Gunter Schubert)和艾勒斯(Anna L．Ahlers)(Schubert&Ahlers,2012)以及周雪光等(Zhou et al．,2013)则从官僚组织的视角为地方官员的政策行为提供机制解释；罗思坦( Bo Rothstein)则更直接地套用韦伯( Max Weber)官僚制的理论框架,将地方领导干部描述成为中立的、忠诚于“政策主义”( Policy Doctrine)的准“韦伯式官僚”,进而解释其善治行为( Rothstein,2015).
在这三类解释中,晋升锦标赛理论因为引入了更为贴近中国政治现实的政治变量（即自上而下的官员管理体制）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围绕晋升锦标赛模型也产生了大量的理论争鸣和实证研究.其中有两个研究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第一,究竟存不存在一个真实的“晋升锦标赛”？如前所述,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最大优势在于贴近中国政治现实：由于事实上人事权力高度向上集中,地方官员包括拉动地方经济在内政策行为更像是他们追求职务晋升的工具和副产品.事实上,由于官员的频繁流动和交流回避等制度安排（耿曙等,2016）,财政联邦主义视角将地方经济发展的利益与地方领导干部的利益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存在明显问题的.对于晋升锦标赛模型来说,是否存在着以经济业绩为基础的晋升竞争才是争议的关键.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的确发现地方领导的经济业绩与晋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薄智跃( Bo,1996)、李宏彬和周黎安(Li&Zhou,2005)、郭钢(Guo,2007)等的研究.但是,这一实证结果被后来的研究多方挑战.李磊( Pierre F．Landry)(Landry,2003)和梅赐琪(Mei,2009)的研究都发现经济规模而不是经济增长与晋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些复制性的研究并没有得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陶然等,2010）；杨其静和郑楠( 2013)则发现经济增长中的优异表现可能只会让地方领导获得晋升的资格而不是晋升本身.吕晓波和李磊以及段海燕的相关研究也发现晋升锦标赛在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Lu&Landry,2014；Landry et a1．,2017).与此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晋升竞争的基础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治理绩效,而是非正式的关系和网络,例如史宗瀚( Victor Shih)等(Shih et al．,2012)、欧索菲(Sonja Opper)等(Opper et al．,2015),贾瑞雪等(Jia et al．,2015)的研究.面对这些理论和实证的挑战,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看起来符合常识的晋升锦标赛模型在实证中却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印证呢？
第二,能否通过晋升激励使得拥有较大自主权的地方领导干部调整其政策偏好并实现政策目标呢？更为具体地说,如果地方领导干部之间曾经因为晋升考量而竞相发展地方经济,那么是否可以通过调整晋升的标准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呢？传统的观点认为,只要将地方领导干部职业发展与某一项具体的政策目标结合起来,地方领导干部的责任性( Accountability)就会相应增加,政策目标也就会更容易得到实现,亦即通常所说的“千难万难,一把手负责就不难”.然而,现有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便将经济增长以外的指标纳入到考核体系中,这些指标未见得就会受到地方领导干部系统性的重视（唐睿、刘红芹,2012）.实际上从委托*关系的视角来看,治理目标从单一化的经济增长变成多个目标的并存,会从质上改变委托*博弈的性质.面对多个治理目标,地方领导反而可能会在不同目标的平衡中获得更多的折冲空间( Kostka&Hobbs,2012；Zhou et al．,2013).另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负向晋升激励机制的影响.自2003年“非典”事件开始,问责官员成为了短期内迅速调整官员政策偏好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然而,蔡永顺和朱琳( Cai&Zhu,2013)、梅赐琪和皮尔森( Margaret M．Pearson)(Mei&Pearson,2014,2017)的研究都发现,负向晋升激励对于官员的遏阻作用是相对有限的.而且,近年来在实践中观察到的官员“不作为”的现象也说明负向激励或可阻止坏的政策行为／结果的发生,但是并不能够直接催生好的政策行为／结果.随之而来的一个实践性问题便是：能够通过树立新的晋升模板进而系统性地调整用人导向并最终改变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策偏好吗？
本期专栏的两篇文章分别围绕上述问题对于晋升锦标赛模型和最新的晋升实践展开了实证研究.
梅赐琪和翟晓祯的文章《“政绩出官”可持续吗？——挑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一个新视角》试图回答前述提到的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看起来符合常理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在实证中难以得到一致性的证明？作者类比熊彼特( Jospeh A．Schumpeter)关于创新生命周期的理论,引入了时间概念,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关于晋升锦标赛的生命周期的逻辑推断,即：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作为一种政策创新,在改革开放早期应该更多的是一种零星的实践,即使个别地方领导因此而获得晋升,也不足以在数据上系统地证实晋升锦标赛的存在；只有在个别典型晋升案例成为系统性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且上级政府有意识地通过奖励绩优者来鼓励这样的学习和模仿的改革开放中期,晋升锦标赛才会在实证中显著地体现出来；而当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通过学习和模仿掌握了快速提升地方经济的做法后,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越来越趋同,再以此作为晋升的基础在实践中就越来越没有合理性了.作者收集了16个副省级城市从1982年至201 1年的相对经济绩效和市长的生涯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较好地验证了作者提出的逻辑推断,即：基于经济业绩的晋升锦标赛在改革开放中期( 1992-2001年)的确存在过,但是在之前和之后都不明显；甚至在2001年以后,经济绩效与晋升之间甚至呈现出了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研究为修正晋升锦标赛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在末尾处提出,晋升锦标赛式微之后,强调动员能力的干部体制会不会发生向韦伯式官僚制的转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过勇和卢文超的文章《职业经历视角下优秀地方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以县委书记为例》则与前述提到的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新的晋升实践将会如何传递新的用人导向.文章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中组部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这一难得的研究契机,通过优秀县委书记和随机匹配的县委书记样本的比较,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在中组部的评定标准中,优秀县委书记究竟优秀在何处？研究从职业路径、任职部门、任职层级和职位多样性等多个角度对县委书记的特质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基层成长、党务部门经历、所在县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等指标对于优秀县委书记的脱颖而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的目的既是为了奖励先进,也是为了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文章对优秀县委书记特质的总结和梳理对于明确新的、正确的用人导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官员晋升机制是政治学、公共行政学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议题.本专栏的两篇文章是对这一议题的新的、有意义的探索.这两篇文章同时又为后续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例如：在多目标任务下,如何利用好晋升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地方领导干部的自主性问题；如何平衡对于干部队伍严格要求和建立容错机制的问题；新的用人导向将会如何在实践中影响官员的政策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将留待后续研究来解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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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敬本(1998)．从压力型体制向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编 译出版社．
唐睿、刘红芹( 2012)．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公共管理学报,1：9-16．
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 2010)．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 13 - 26．
杨其静、郑楠( 2013)．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世界经济,12：130 -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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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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