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海外并购经验和教训分析，该文是海外并购方面论文范本和并购经验和教训分析和年代方面论文范本.
近年来, 随着“走出去” 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海外并购活动出现了新一轮.据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 ２０１６ 年１至５ 月份, 中国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７３５ ２ 亿美元, 同比增长６１ ９％.而中国企业大宗海外并购不断涌现, 如海尔股份公司５４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家电业务、大连万达集团３５ 亿美元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公司等.实际上, 日本企业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末也曾出现过一轮海外并购,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导致该轮海外并购潮整体失败.可以说, 在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井喷” 式发展形势下, 当年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教训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和引以为戒.
一、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潮的动因分析
(一) 金融投机和降低投资成本动因
１９８５ 年“广场协议” 后日本经济泡沫开始显现, 各类资产快速上涨, 创造了“股市神话”和“土地神话” （丛屹, １９９９； 张乃丽和刘巍, ２０１３）.代表日本经济泡沫的三项指标（日经平均股价指数、六大城市住宅地地价指数、六大城市市街地地价指数）分别在１９８９ 年和１９９１ 年达到峰值.一方面, 在经济泡沫的推动下, 高涨的金融投机收益率促使日本企业尤其是日本商业银行大量从事金融投机活动； 另一方面, 日本国内高涨的资产和垄断程度相对较高的市场结构阻塞了日本国内资本的投资渠道, 过高的投资成本导致大量的过剩资本在日本国内找不到适当的消化渠道, 不得不到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 日元升值动因
在“广场协议” 的压力下,１９８６ 年初日元相对美元汇率突破１美元兑换２００ 日元大关, 到１９８６ 年４ 月, 日元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达到了３５％, 到１９８９ 年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了１０４％ （蔡林海和翟锋,２００７）.日元的大幅升值增强了日本企业的海外购买力, 成为推动形成日本海外并购潮的重要因素.
(三) 绕开贸易保护主义动因
日本国内市场狭小, 像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工业等优势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为了应对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 日本企业不得不大力发展海外投资和并购, 以“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 绕开美欧的贸易保护主义, 这也成为促成日本海外并购潮的主要动因.
(四) 美国产业升级动因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末和９０ 年代初正是美国“新经济” 酝酿和发展的时期, 同时也是美国产业升级换代的大调整时期.在信息技术行业的带领下,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后, 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罕见的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量的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竞争优势的美国传统产业出售给了外国投资者,从而为日本在美并购提供了机会.
二、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潮的突出特点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潮“来得快, 去得快”, 存在明显的“一快三集中” 的特点,即增速快、时间集中、市场集中、行业集中.整体上看, 当时日本的海外并购基本是失败的, 投资失误乃至投资失败的并购项目比例较高.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日本规模最大的１５ 个典型海外并购项目中,只有４ 个取得了成功, 而其他１１个基本失败, 都没能收回成本.（张宗斌和沈明伟, ２０１１）.这些海外并购项目的失败, 不仅给日本的并购企业带来损失, 也对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的信心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 短期内规模迅速扩大,增速过快
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潮突出表现为时间短、增速快.日本大规模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１９９１ 年之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１９８８ 年, 当年海外并购金额达到１３５ １４ 亿美元,相当于１９８７ 年海外并购金额的４ ２８ 倍.１９８９ 年海外并购金额略有下滑, １９９０ 年达到此次海外并购潮的最高点, 海外并购规模达到１４０ ４８ 亿美元, 相当于１９８７ 年并购金额的４ ４５ 倍.１９９１ 年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 日本海外并购渐趋低迷.
尽管日本海外并购增长速度快, 但在规模上仍未超过美欧工业强国.如表１ 所示, １９８７ 年日本海外并购规模３１ ５６ 亿美元, 居世界第四位, １９８８ 年并购规模一跃上升到１３５ １４ 亿美元, 但仍排在英国（２４３ ３９ 亿美元） 和美国（２４１ ９１ 亿美元） 之后居世界第三位.实际上, 在１９８７ 年到１９９３ 年期间, 日本仅在１９８８ 年和１９９１ 年两次进入前三位, １９９３ 年更是跌至第七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海外并购规模并非如媒体渲染那样突出, 实际上, 全球跨境并购的主角一直都是美欧国家.
(二) 并购市场集中在美国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计算, 在１９８７ 年到１９９３ 年期间, 日本对美海外并购占比平均达到７８ ３８％.在日本海外并购增长最快的１９８８ 年, 日本企业在美完成的海外并购金额占当年日本海外并购总额的７９ ９２％, 接近８０％.（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００）.
（三） 行业以“ 扫尾” 式和“接盘” 式项目为主
表２ 列出了按１９８７—１９９１ 年平均海外并购金额排序的日本海外并购主要行业分布情况.在此次并购潮中, 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平均海外并购规模最高, 达到年均２８ １４ 亿美元, １９９１ 年更是达到７９ ７７ 亿美元, 占当年海外并购总额的６７ １６％.金融业海外并购紧随其后, 平均并购规模达到年均１６ １０ 亿美元, 海外并购金额在１９８９ 年和１９９０ 年分别达到２５ ９７亿美元和３３ ７１ 亿美元, 分别占当年海外并购总额的３４ ５１％ 和２４％.排名第三位的是旅店和餐馆行业, 年均海外并购额达到９ ７４亿美元, １９８８ 年该行业的海外并购规模达到２４ ２７ 亿美元, 接近当年海外并购总额的１８％.化学和化学制品、橡胶和塑料制品分列第四和第五位, 年均并购额分别达到８ ６５ 亿美元和７ ５４ 亿美元.
日本海外并购潮涉及的主要行业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扫尾”式并购项目.所谓“扫尾” 式项目指的是在东道国（如美国） 已经或即将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 这些产业势必将在东道国产业升级换代过程中逐渐淘汰.日本企业海外并购较为集中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橡胶和橡胶制品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不少并购项目均属此类情况.典型例子如１９８４ 年日本ＮＫＫ 公司收购美国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ｅｌ 公司, 后于２００２ 年破产.另一类则是“接盘” 式并购项目, 其典型代表是房地产业与旅店和餐馆业.房地产投资带有强烈的投机性, 受东道国经济发展形势的直接影响, 投资的时机和节奏一旦把握不好, 很容易被“套牢”.
(四) 相当部分并购项目受到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的负面影响
尽管日本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主因是并购策略与方式不当, 但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前, 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问题尚未完全显露出来, 其整体效益还是不错的.如表３ 所示, １９９２ 年前后日本企业在美并购项目的生产经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１９９０ 年松下公司以６１ 亿美元收购了美国ＭＣＡ 公司, 并购后１９９１ 年的人均销售额比并购前（１９８６ 年） 增长了２０％, 但在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后的１９９５ 年松下将ＭＣＡ 公司８０％ 的股权出售给了Ｓｅａｇｒａｍ 公司.
受日本国内泡沫经济破灭的拖累, 相当一部分日本海外并购项目最终失败, 但失败的原因需要分情况来看.对于非金融投机的产业并购项目, 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海外收购本身, 而是日本国内母公司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收拢资金导致的.对于带有浓重投机味道的金融投机并购项目和“接盘” 式并购项目, 其亏损或失败则更多地与海外并购战略失误、风险防控不力有关.
三、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潮的主要教训
教训一： 海外并购策略和方式不当导致相当部分海外并购项目失败.首先, 在日元升值和国内泡沫经济膨胀的幻觉下, 部分日本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轻率盲目, “随大流” 和投机特征明显.其次, 部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风险意识淡薄, 贸然进入公司主业以外的陌生领域, 缺乏专业人才和经验.再次, 日本企业忽视或不善于并购后的文化与人员整合.相比之下, 资产、业务和品牌的整合要相对容易得多, 而迟迟未完成的文化与人员整合严重影响到海外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大大提高了海外项目的失败率.如１９８４ 年日本ＮＫＫ 公司收购美国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ｅｌ 公司, 因双方文化差异和并购后整合等问题导致管理层人事动荡, 最终于２００２ 年宣布破产.最后, 海外收购潮与国内泡沫经济崩溃两个经济现象叠加在一起也对相当一部分海外并购项目运营产生了负面影响.
教训二： 海外并购市场单一造成风险高企.如前所述, 当年日本的绝大多数海外并购都集中在美国市场, 从而推高了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整体风险.实际上, 短期内大量资金“扎堆” 美国不仅造成了日本海外并购的项目选择余地大为缩小, 而且导致美国出售方趁机抬高收购.
教训三： 行业选择不当大大提高了日本企业海外并购整体风险.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发展, 日本企业盲目跟风, 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投机类和“接盘” 式并购项目上,希望能够获得更高的投机收益, 如投机性很强的美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此类投资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未能科学判断被并购企业的真正价值, 风险识别和防控措施也不到位, 在国内泡沫经济破裂的压迫下, 投资失败的概率相当高.
教训四： 短期内过快扩张加大了日本企业在东道国的并购阻力.
如表４ 所示, 日本并非在美并购的最大外国投资者, 但由于短期内扩张过快, 引起美国社会和当地舆论的反弹.在美国媒体的大力渲染下, 仿佛日本真的要买下美国.结果, 短期内过快扩张反而激起了当地社会的反感, 从而加大了日本企业在美并购的难度, 同时也增加了并购后的整合阻力.甚至１９８６ 年１０ 月日本富士通公司试图收购美国一家半导体公司直接引发了美国的反击, 于１９８８ 年通过了《埃克森—弗洛里正案》, 授权美国总统管理外资并购活动（钟飞腾,２００９）.
教训五： 日本政府的政策失当推高了海外并购风险.由于国内市场狭小, 日本很早就推出了“资本输出立国” 政策.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 为应对日元升值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日本政府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对企业海外投资和发展的支持, 如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等.尽管日本政府在支持本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上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但是日本政府在宏观战略和市场监管上屡屡出现的政策失当也成为最终导致部分海外并购项目失败的重要原因.首先, 日本政府未能顶住“广场协议” 的压力, 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恰恰成为加剧日本泡沫经济的重要推手, 也成为间接拖累日本部分海外并购项目失败的原因之一.其次, 日本过早地开放了资本项账户, 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日元国际化的同时也为大规模的海外金融投机创造了条件.最后, 日本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力.日本政府长期支持本国银行借贷, 但其金融监管体制并不完善, 再加上银行风险意识淡薄, 造成了日本金融体系积累了大量的问题（丛屹, １９９９； 刘昌黎, ２００１）.在日元升值和泡沫经济的催化下, 日本金融资产迅速膨胀, 大量过剩资本输出国外, 出现了不少盲目跟风和投机味道浓重的海外并购项目.
四、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启示一： 做好并购前的科学决策, 选择好合适的并购策略和方式.首先, 科学理性地看待海外并购, 避免盲目跟风.这要求企业要摸索建立科学的海外投资决策体系, 视自身实力和海外投资决策的实际需要选择自行构建专业的海外投资分析团队, 或者寻求专业投资咨询机构的帮助,并通过由公司高管、企业战略规划部门、市场和营销部门、海外经营管理部门、融资部门、法律专家等组成的投资审议机构最终完成评估和并购决策.其次, 综合考虑资金实力、人才储备和抗风险能力, 审慎进行跨行业或跨领域海外并购.再次, 重视并购后整合工作, 在全球范围内物色和储备合适的管理人员.最后,把握投资时机, 做好企业资金链管理.短期内并购项目需要巨大投入而回报却很少, 这需要并购企业拥有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并购整合能力, 换句话说, 并购企业要有能力经营好被并购企业, 实现项目的扭亏为盈, 否则并购项目很可能失败甚至拖垮母公司.建议企业在海外并购前做好资金链管理工作,避免并购后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
启示二： 适当选择并购行业,审慎应对“扫尾” 式海外并购, 适当管理和引导投机类和“接盘” 式海外并购.一方面, 审慎应对“扫尾” 式海外并购.“扫尾” 式海外并购是外国投资者在美国市场并购的主要方式之一, 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是可行的, 但鉴于日本海外并购的教训, 需要提醒中国企业在进行“扫尾” 式海外并购时特别要注意不要为了“走出去” 而“走出去” 或者为了“抄底” 而盲目跟风投资, 而是要将企业海外并购活动与自身长期发展战略和核心竞争优势结合起来, 通过“扫尾”获得市场、技术、人才、管理经验, 使海外项目成为企业全球战略的一环.另一方面, 适当管理和引导投机类和“接盘” 式海外并购.鉴于投机类和“接盘” 式海外并购项目风险较大, 建议适当规范和管理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的此类投资； 引导民营企业增强风险意识,降低海外并购风险.
启示三： 促进海外并购市场多元化, 避免并购区域过于集中.尽管当前全球范围内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 但鉴于日本的教训, 建议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地推动海外并购市场多元化,分散并购风险.可能的备选市场包括新兴市场国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等.实际上, 近年来, 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和增长, 提出了当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 这为中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启示四： 避免短期内海外并购规模激增, 降低并购阻力.适当引导企业海外并购行业和地区流向,尽量避免企业海外并购短期内“扎堆”.鼓励企业循序渐进海外并购, 由并购中小企业入手, 锻炼海外管理人才, 增长海外管理经验, 摸索有效的海外并购整合模式.
启示五： 加强金融监管和海外投资服务.首先, 加强对金额较大的海外并购项目融资过程的监管,严格资信审查, 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降低国内金融系统风险, 提高银行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其次, 审慎应对资本账户开放, 保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最后, 进一步做好海外投资和并购服务, 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尝试构建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日本做法是当日本一方的出资达到１０％ 时,政府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融资的５０％ 作为亏损计算, 从企业收入中扣除； 把对发达国家投资和融资１０％ 的准备金作为损失计算,从企业收入中扣除）、支持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实行对外投资调查费用补贴制度等.
（作者单位： 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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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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