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董玉书和《宝昌杂录》，本文是宝昌杂录有关论文例文和《宝昌杂录》和董玉书和宝昌杂录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 吕光明
［摘 要］董玉书是前清遗老,从现存其诗词、书法、回忆录可知其人是一位典型文士.其著《宝昌杂录》辑录了东北、新疆、宁夏、张家口等地的珍贵史料和奇闻逸事；《芜城怀旧录》则记载了晚清文人及后代在扬州的文化事迹,保留了许多文献资料.
［关键词］董玉书；《宝昌杂录》；读书笔记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7)05-0102-05
doi:10.3969/j. issn. 1672-8610.2017.05.0013
一
《宝昌杂录》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关系到察哈尔历史的读书笔记,作者董玉书的个人资料却很缺少.他是浙江省江都县人,在晚清有“拔贡”身份.在获得“拔贡”之前,他的行迹几乎是空白.封建时代的“拔贡”过程不像当今的高考,那是每隔几年朝廷就派出学官,在省一级的府学各选拔两名,在州学与县学各选拔一名,然后像送给朝廷的贡品一样,将选出的生员贡入太学,一个“拔贡”就这样产生了.董玉书作为“拔贡”,虽然没有像中举、中进士那样荣耀,但在封建社会能够进入太学读书深造,然后经过朝考,充任小京官或知县、教谕,也是极为荣幸的.
董玉书1869年生,1952年辞世.他的人生轨迹分为两个段落：在他43岁（也就是清朝被推翻的1911年）之前,担任过安徽省天长县与霍丘县县令,这是他人生的第一大段落.第二个段落大约40年,他基本生活在民国.先是在居庸关至张家口一带“佐军治民”近10年,然后流寓京师.晚年则寄寓扬州,以遗老、诗人、书法家身份,过着吟诗作赋、写字画画的闲适生涯.而他与太仆寺旗之间的关系,则发生在1921年,那时他53岁.他在太仆寺旗的前身——左翼牧厂,担任监督太仆寺两翼清丈行局负责人,具体官职目前还没查清楚.“两翼清丈行局”已是历史名词,今人已不知它为何物,可在晚清至民国初期,却是国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推行“垦政”,允许从坝下移民到坝上的广大区域,大量“开垦蒙地”,从而专门设立的对草原牧场、已垦土地进行测量造册的类似衙门的机构.《宝昌杂录》第一则,就提到“前局长林子清”.查证后得知,林子清是在1916年由凉城县知事调任太仆寺两翼清丈行局当局长的.从董玉书的行文意思上推测,既然称林子清是“前局长”,董自己是不是继任局长,虽然没有确证,但从他自述“今岁捧檄远出重关”看,肯定是被派往坝上“佐军治民”的负责官员.《宝昌杂录》的定稿是在1921年（农历辛酉年）.这十年间,董玉书还在集宁一带任过职,写了以乌兰察布为背景的《蒙园纪闻》一卷.国家图书馆*的,正是《宝昌杂录》与《蒙园纪闻》的合订本.
二
江都过去一直是县,现在叫江都市,归扬州市管辖.《扬州市志·人物志》有董玉书的小传：“董玉书（1869-1952）,字逸沧,晚号拙修老人,江都（今扬州）人.清末江都拔贡,为冶春后社社员,以诗名.历任天长、霍丘县县令.曾在居庸关至张家口一带‘佐军治民’近十年,晚年流寓北平.著有 《寒松庵诗集》、《芜城怀旧录》三卷、《蒙园纪闻》一卷、《宝昌杂录》一卷,并行于世.”
以上记录太笼统,不足以概括董玉书的生平.从现已发现的董玉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大致可以看出他几十年的人生步履：
光绪初年,臧谷发起“冶春后社”,是扬州地方名流继“冶春诗社”之后成立的文学团体.有文章推算,董玉书加入“冶春后社”的时间约为20年.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冶春后社”的活动才停止.
据《扬州艺坛点将录》统计,“冶春后社”社员有一百二十余人.成员中有离职官吏臧谷,内阁中书陈含光,丁酉科拔贡周树年,孔子后裔孔庆镕,进士严贯公,律师胡显伯,中医陈廷祥,寓公王度生.其中,诗书画名家最多：王振世、董玉书、吴恩棠、宣古愚、陈懋森、叶维善、张曙生、陈延铧、吉亮工,等等.董玉书在晚清与民国是扬州的著名书法家,楷书、隶书、行书、草书俱佳,至今书画拍卖市场上,屡有他的遗作出现.
1896年,董玉书在南京,与作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合题扇面.
1905年,与巴泽惠等九人,在安庆菱湖泛舟联句.
1907年前后,担任安徽省天长县令.
1910年前后,担任安徽省霍丘县令.
1910年从霍丘去职,到安庆主管库.不久离开安徽,到居庸关至张家口一带“佐军治民”.居住塞外近十年,曾任兴和县（今张北县）县长,并短暂治理宝昌与商都（职务不明）.
1913年,吴笠仙画菊花图,董玉书作书法与落款.
1917年,在商都县任职,撰写《郭公新建商都公署碑记》.
吕光明 / 董玉书与《宝昌杂录》
吕光明 / 董玉书与《宝昌杂录》
1918年10月,撰写《商都县碑》,并踏访元上都遗址.其间曾到集宁县购地筑屋,建议当局“垦政与筑路并行,从集宁开至滂江,再达库伦”,惜未果.
在集宁期间,他借八旗军校射地,辟为“蒙园”.
1921年春,请桐城画家方洺绘制《蒙园雅集图》手卷.《蒙园纪闻》也作于此时.
1919年,为《察哈尔政务辑要》题跋.
1920年,在《宝昌杂录》中自言“庚申予在兴和时”,庚申即1920年,可见他在集宁与兴和待的时间不短.
1921年除夕,完成《宝昌杂录》并作《自序》.
1923年,寄居北京,请安徽怀宁人萧愻（字谦中,号龙樵）绘《重游菱湖图》.
1925年,南下,重游安庆菱湖.
1926年,居住在扬州旧城北小街,与画家梁公约对门而居.
1927年,再次游览安徽芜湖,自题碑签.
1928年,过六十岁生日,为了避客,赴杭州游览西湖.
1931年秋,与吴秉澂等五人泛舟济南大明湖.
1932年,董玉书请杜祖培为他画《明湖秋泛图》册页.
1938年至1946年,避居上海8年,租住在成都北路.
1946年正月完成《芜城怀旧录》.在《自序》中说：“自戊寅迄己酉,避居海上八年,凡记忆所及,笔之于书,偶有闻见不详,或借书参证,或函友征询,陆续搜集,手编成帙,略仿《画舫录》城郊之例,区为三卷,补录一卷.是录重在人物事迹,以便展览,抒怀旧之念,地方风景,则从略焉.”郑逸梅评其“参证征询,不厌求详”.
图1董玉书与谭嗣同合题的扇面
1947年,江都杜召棠为《芜城怀旧录》作序：“（董玉书）乃于卅六年五月,不远千里,北上旧京,登门造访.观其修髯道貌,丰神奕奕,且敬且慕.蒙以原稿见付,书分三卷,附补录一卷.中叙道、咸、同、光及民国初年扬州人士,其有道德文章,及一技一艺之足以堪传者,无不备载.字斟句酌,不仅供士人赏玩,且足为乡土历史上之参考.”
1948年春,启功以通家子弟拜见董玉书.本年由建国书店石印《芜城怀旧录》.
1949年前,据称去了台湾,待考证.
1952年逝世,待考证.
三
从现存董玉书的诗词、书法、回忆录看,董玉书是一位典型的文士.他离开“佐军治民”的职掌以后,客居扬州旧城北小街,真正回归了文坛艺苑,过起惬意的文人生涯.他诗名大,书法技艺也精.仅从近年各大拍卖市场“扬州拔贡董玉书的书画”作品看,他与当时名流有着广泛交往.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冶春后社”.历朝历代,诗坛即文坛.董玉书在扬州诗坛上有不低的声誉,传世之作有《寒松庵诗集》、《拙修草堂剩稿》.
抗日战争打响后,董玉书已经70岁,他于1938年至1946年避居上海8年,租住在成都北路.那一时期,他在写《芜城怀旧录》三卷和《补录》一卷.1946年春《芜城怀旧录》全部完稿,1948年由建国书店石印出版.这些作品,今天都成了研究清末民初扬州文学艺术、民俗文化的难能可贵的资料.
有一段时间,董玉书流寓北平,成了启功的曾祖父溥良的弟子,与齐白石、陈师曾等大家亦有交游.1948年春,书画家启功以通家子弟拜见董玉书,请教曾祖父的旧事.那时董玉书“已衰耄,谨就追忆所得,濡笔记之,以告后人”.之后董玉书还写下《先师记》,留下了有关溥良的珍贵史料.
四
回头再说《宝昌杂录》.这是一部读书笔记,也可视为史料笔记.内容以宝昌为引线,直接论述、涉及宝昌境内的史料只有七八则,而涉及察哈尔地域文化的记载也不过二十几则.最多的,是对清代人物与事件的探佚、辑录、思考.我细数过,书中直接记录宝昌、左翼牧厂的文字,一是他曾到过今天太仆寺旗贡宝拉格苏木的玛拉盖庙；二是记录左翼牧厂产蘑菇,以白蘑为贵；三是提及两翼牧厂,即太仆寺左翼牧厂与太仆寺右翼牧厂；四是提到喀喇尼墩井,那是清代左翼牧厂的衙门所在.而书内记载颇多的,是上都（滦京）、沽源、张北,那都是宝昌的近邻,三个地方的物产、风俗、物候都趋一致性,也就间接反映了太仆寺旗的历史风貌.
董玉书是前清遗老,对清朝的历史、人物、掌故充满了兴趣.所以,他虽以《宝昌杂录》为书名,却把视野放开,辑录了中国东北、新疆、宁夏、张家口等地的珍贵史料与珍闻逸事.虽然整部书的正文不足两万字,分为一百八十则短文,可内容丰富、翔实,尤其在清初至乾隆朝大兴文字狱的几次事件上,董玉书对流放到黑龙江宁古塔与新疆塔城的文化巨子们,充满了同情与怜悯.他一路写下来,既涉及吴兆蹇、方拱干、吴桭臣、方登峄、李锴、讷尔朴、姚兴滇等被流放的文化人,也涉及元代至清代活跃在文坛诗苑的杨允孚、周伯琦、高士奇、王士祯、袁枚等文人,而对清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如张鹏翮、阮葵生、方观承、陈黄中、余寀、孙嘉淦、阿桂、纪昀、明珠、杨宾、海兰察、卫既齐、傅鼐、鄂尔泰、观明、吉林英和、范昭逵、姚伯昂、魏源、陈梓、卢抱孙,都很敬重地有所记载.有些史料虽然不属于董玉书的创作,而是对清代名望人物的文献辑录,但也不可或缺,是研究董玉书这样的晚清文人的宝贵资料.
五
进入晚年的董玉书写了《芜城怀旧录》,是一部记载晚清文人及其后代在扬州的各种文化事迹的真实记录,保留了不少地方文献.
1.留下了冶春后社名录.那是同光之际扬州文人诗酒雅集的110人名单.到了20世纪40年代,诗社人物“大半物化,存者十之四五,晨星零落,风雅侵衰”.这一现象虽然发生在扬州,却预示中国传统文化已进入急遽衰飒的历史拐点.我第一次发现冶春诗社在雅集中,是如何“打诗钟”的：“每值花晨月夕,醵金为文酒之会,相与尖叉斗韵,刻烛成诗以为乐.例先拈题十四字,各撰七联,谓之‘七唱’.酒阑余兴,又或另拈两题,分咏一联；或公拟数字,嵌入两句,统云‘诗钟’.汇成后请人誊写,当场公同互选,次第甲乙,则以当选最多数为冠军.间亦专请作家评定之,一时传为韵事.”文人雅士的“打诗钟”方法,如今民间还在延续着吗？恐怕已成绝响.
我粗略数过,董玉书写进《芜城怀旧录》中的进士、举人、拔贡就有60余人.这些人个个不同凡响,在文学艺术上都熠熠闪光,借着《芜城怀旧录》,他们永远留在了文化史上.要不然,多数人会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2.保留了文化名人歌咏扬州的精妙作品.仅就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包括冶春后社人物在内,文化人歌咏扬州的作品极多.粗分一下,就有格律诗、楹联、游记、序跋、碑记等等,文体不一而足.我发现,清代的文化名人尤其大书画家,如：曹寅、伊秉绶、赵翼、阮元、朱彝尊、吉亮工、罗聘、史念祖、陈心来等一大批人,所谓“先达名贤、耆儒硕德、过客寓公”,不少作品保留在《芜城怀旧录》中.反过来看,正是这些精妙作品,又为这部地方文献生色不少.
3.记录了文化名人寄寓扬州的各种趣闻.《芜城怀旧录》卷二收了一个极为有趣的故事.是说龚自珍每来扬州,都会住进魏源家的秋实轩.有一天客人来拜访,龚自珍急中没有靴子穿,就向魏源借了一双.可靴子太大,穿起来脚下空荡荡的.在人们的印象中,龚自珍是个一本正经、忧国忧民、声色俱厉的汉子,但真实的一幕发生了.龚与客人谈到动情处,手舞足蹈不说,竟然跃上书案“舞蹈行乐”而忘乎所以.快要送客了,龚才发现一只靴子不见了,弯腰怎么找也找不到.直到客人真要离开了,龚在慌急中撤掉卧具,才发现那只靴子竟然躺在帐子顶上！后来有人打趣,就把秋实轩称为“羽陵山民（龚自珍的号）靴飞处”.这段文坛逸事,恐怕仅存在《芜城怀旧录》中.
4.对扬州历史文化古迹多有记载.重要的如史公祠、平山堂、石塔寺（古木兰院)、西方寺、城隍庙等等.董玉书手下所写,那才是原汁原味的文化古迹,绝不是已被商业化熏染后的今日面目.书中还对曹寅校刻《全唐诗》使用铅活字有记载,同时也记载了扬州刻书使用木聚珍版排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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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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