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四重维度与中国参照，本文是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本与马克思主义和维度和重维度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正义来创新生态政治,以绿色GDP与有机农业来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以有机教育来革新生态文化,以共同体来塑造生态社会,其生态思想在重铸生态文明家园的过程中彰显出重要价值.为此,使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对中国当下的实践中获得有益参照,不仅有助于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更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生态社会；中国参照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3-0055-08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研究”（16CKS034）.
作者简介：王临霞（1991-）,男,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奠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生发于后现代有机系统科学、发展于全球性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动态、新流向,自其在世界舞台“出场”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深情诉说着她的打造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夙愿与情结.当我们抽丝剥茧,揭开笼罩在其脸上的层层面纱试图看清其本来面目时,其又以由生态正义、绿色GDP、有机教育、审美艺术、生命共同体等思想编织而成的美妙画卷呈现在我们面前.值得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其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四重维度构筑而成的思想大厦是走向生态文明家园的重要阶梯抑或只是其理想化的空中楼阁？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态思想中所流露出的对中国积极打造生态文明的认可赞许只是泛泛之谈还是确有依据？甚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能否在对中国的有效参照中实现互相启发,交相辉映,从而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些问题对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性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对此,本文试图加以探索、作答.
（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笛卡尔是带着他与众不同的气质叩开近代形而上世界二元对立的、机械的世界观大门的第一人.自其之后的哲学家们都沿着他铺下的道路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画面,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限定在了不惜一切代价攫取自身最大利益的逻辑之中,从而也将资本主义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割裂的二元对立制度本性一步步推向登峰造极.于是我们看到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呈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1］25的状态,我们目睹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所描绘的“保护男性财产所有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实质是保护私有财产”［1］24的画面,我们也感受了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宣扬的对所有人而言,“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24的理念.所以,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崇尚“利己主义”甚至极端“个人主义”的理念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演进中根深蒂固了,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自然的“帝国主义”式掠夺,人与人之间动辄操戈的穷兵黩武也就变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而正是这种人对自然的无情践踏与恣意蹂躏、人与人之间的无情冷漠,以及愈演愈烈却又无力回应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引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即这种二元对立的不正义制度本性正在让资本主义自身乃至整个星球的发展难以为继,如何在生态正义的理念指导下使人类适宜居住的绿色星球重新焕发青春,获得可持续发展便是重要而紧迫的,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政治的维度提出了其对资本主义以及生态环境的相关主张.
面对这样一个植根于极端个人主义,将生态资源、人类本身乃至世间万事万物都置于自由市场中加以衡量,从而把自身最核心的价值与目标确立为财富的创造与增殖的经济政治体系,有机马克思主义鞭辟入里地指出它的制度本性是彻头彻尾的不正义的.在这样的制度中生活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富人——认为建构人类社会的最佳方法就是把社会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1］19,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把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家庭、社区、生态系统,甚至这个星球——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买卖,以致市场价值取代了内在价值”,以“‘全球化市场’主宰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1］19时是会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的,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在愤怒批判“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一种低级的劣等体制”［1］19的同时,积极以“生态正义”来挽救这个千疮百孔、遍体鳞伤的星球.有机马克思主义借用《美国环境百科全书》中关于“生态正义”的定义表达了自身的理论主张,即生态正义既“指对传统平等理论不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论有关平等和环境的总体态度”,又“指对环境的关切与多种社会平等的连接”［2］181.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生态正义既是关涉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正义,又是包含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正义.
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首先要打造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小约翰·柯布指出,人作为自然界中一种高级的物种不应在“人类中心主义”理性的过度淫浸中抬起高贵的头颅,俯视众生万物,而是应当在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尊重其他物种的发展,看到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使自然界中不同的种际能够在自身合理价值的发挥中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稳定,从而促进整个星球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木材、食物、水等可再生资源拥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化石燃料与矿物质等不可再生资源拥有重要的内在价值,甚至生物圈为生命系统接续存在而提供的吸收、净化、排污等无偿服务也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因而人类要与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使自身在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自然的内在价值中打造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而不是近乎疯狂地破坏它们的内在价值,将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物种消耗殆尽,赶尽杀绝.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了价值,而且即使在人类消失以后,世界上还会有价值.的确,许多事物都会消失.迄今,我们知道,现在发现的最大价值在人的经验中,但是万物皆有价值这一事实表明,人类应该在计划他们的活动时与其自身一道来衡量这些价值”［3］,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力图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积极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而当谈及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应当在时间与空间的不同维度上加以具体把握,否则就会落入“错置具体性谬误”［4］11的陷阱.所谓在时间上把握人与人的生态正义,即,应当注重实现代际正义,现在的人不应当过度消耗子孙后代的资源,因为很多自然资源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再生的了.而资本主义国家最富裕群体们却执拗地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的错误偏执正是在向子孙后代借一笔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资源贷款,并且“一个只寻求正义而忽视其行为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社会不可能真正获得正义,因为这样的做法将非正义施加于未出生的子孙后代——剥夺他们获得体验的丰富性的机会,甚至让他们无缘经历同样的生命历程”［5］239.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正义在代际层面得到重视是重要而紧迫的.所谓在空间上理解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即,共同生活于地球的所有生命不应当以损害其他国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促进自身的不正义发展.以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它们从来不砍伐自己国家的森林来获取木材资源,它们从来不勘探自己国家的地质来开采石油资源,甚至他们也从来不将生产的废弃物、有毒有害物品排放在自己的国境之内而是直接丢弃在第三世界这样的落后国家之中,它们总是张着凶残的獠牙满世界寻找可供猎取的孱弱对象,以诸种以邻为壑的不正义行为展开对其他国家生态环境的肆虐践踏.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于正义而不顾就会滋生怨恨,这样的社会只能依靠暴力手段进行掌控,这样的结构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不稳定的”［5］239,而这也就促使人们“在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维护全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1］126-127.惟其如此,这种空间上的生态不正义行为才能得到制止,国与国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也才能真正确立.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本性中目睹了生态环境不幸“陨落”的悲惨命运,但其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参照中又重铸起建构生态文明家园的希冀.中国自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之后,十八大又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展开积极推进.随后,在全球气候大会巴黎大会以及G20的开幕式上率先垂范,签订并执行《巴黎协定》,并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强力措施助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所有这些打造生态文明社会的不断付出都在向世界有力表明,无论是“美丽中国”还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无论是《巴黎协定》的积极签订还是《“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认真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本性中都始终包含着“生态正义”的维度,都一直彰显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光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能够突破人与自然截然对立,打破资本主义久久不愿摒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制度.因而菲利普·克莱顿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赞叹道,“在中国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正式成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重要部分”；“在十八大上,主席强调：‘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也强调要优先发展生态文明.他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12-13有机马克思主义已经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正义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性,看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结合的过程中所彰显的力量所在,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断然抛弃了资本主义费尽心机灌输给他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偏见,勇敢地提出了“我们更愿意把社会主义定义为——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1］39.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囿于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牢笼中实现其生态正义的主张的希望是逐渐渺茫甚至是不免要落空的,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正义以及为了广大人民谋求共同福祉的制度本性正是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观照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所以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样的制度正义本性也是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坚定并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的.
（二）
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虽然高傲地给自己加上了“无限制经济增长神话”的“华丽之冕”,但这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井底之蛙”已经罹患了“GDP拜物教”以及“唯GNP是从”的沉疴,散发着“黑色GDP”“注水GDP”“带血GDP”以及“危险GNP”的乌烟瘴气.资本主义这种狭隘的、单向度的、错误的GDP观以及GNP观教唆着他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滥采滥伐,甚至付之一炬；怂恿着他们对落后国家与弱势群体进行疯狂掠夺,大搞“新殖义”,整个星球俨然已成为资本主义用来牟取暴利、蚕食利益的“实验室”与“屠宰场”了.而正是资本主义这些罄竹难书的不公平、不正义、不人道的残暴行为引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反思：“如果GDP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破坏、穷人日益增多,忽视教育、文化和生活质量为代价,那么,这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吗？”［1］119显然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经济增长癖正在使生态环境濒临灭亡,正在使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分化为两级.加之GNP的生产与计算模式“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4］72,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以及保护我们免受生产的有害副作用而必须的支出”［4］72都被视作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所以GNP也“越来越无法引导国家作出谨慎的行为”［4］73.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存在,充分估计污染造成的GDP和GNP方面的损失,也就是说,必须实现GDP和GNP的绿化,走向绿色GDP.
也正是在追求绿色GDP的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身的生态经济主张,并以有机农业等具体设想展开了其在经济维度上对生态文明的重建.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GDP是在其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绿色GDP是把包含了26项指标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在做了对自然虚数——“对农作物的损害；物质损失；清洁被污染产品的费用；酸雨损害；都市社会的不舒适；审美价值损失”［4］504——与社会虚数——例如由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犯罪率、医疗支出等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的扣除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衡量积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评价体系.显然,绿色GDP是一种以尽量避免贫富两极差距拉大,力求杜绝自然环境不可持续发展,努力降低对社会与自然的损耗甚至不可修复性破坏,从而不断追求地球生命共同福祉的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绿色GDP的开发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人们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弊端与“唯GDP论英雄”的局限性提供了有效工具；当然,绿色GDP也与我国的绿色生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其也对我国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当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GDP还残留着偏重发展数量、忽视自然价值以及漠视主观审美感受等瑕疵,这就促使并提醒我们在对它的反思性借鉴中要保持审慎的辩证批判精神.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农业的具体设想展开其对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家园的重建.菲利普·克莱顿指出,农业作为人类生命存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这个星球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资产阶级推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后,农业的发展就在资本主义的痛苦摧残得千疮百孔,便在资本主义的铁蹄下丧失了自身发展的自由,沦落为工业革命的附庸.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遗憾地指出,作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基本生产模式的“家庭农场、有机农耕或粮食生产本地化”［1］235正在失去其生存的空间,因为“资本家把工业化生产模式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做法,对土壤保护、作物轮作,尤其是对历史上依赖于小型农业社区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235.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韦斯·杰克逊在其著作《扎根土地：关于社区与地方的随笔》中对有机农业的实践向农业正在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强烈的反驳,即只有那些“中等规模农业的作物轮作、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等传统的耕作方法”才真正能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基础.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当是与保护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是与尊重自然、尊重农业自身的内在规律有机契合的,而“传统农庄与农耕方法为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提供了具体的选择方案”［1］237,因而只有本地化的、小型化的有机农业才是与前工业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相吻合的.正是因为看到了小型农庄或地区性农业社区的生态经济优势所在,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发出了“请记住,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是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1］253的吁求,并一再向世人强调：“在这个共同体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和地方市场高度结合并互相协作,旨在实现整个共同体的利益”［1］253,也就是实现整个星球上所有生命共同体的利益.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农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凄凉境地所做出的针砭时弊以及提出采用有机农业的方式来促进生态经济的发展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其主张将有机农业的做法推向全世界,尤其注重在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加以“贩卖”“兜售”的行为,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辨识与甄别.有机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生态文明基本上是本土的.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必须关注特定的场所,为这些特定场所中的人们找到可持续生存于其中的方式.相对小的区域必须是相对自给自足的”［6］.基于这样的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当然会坚定不移地反对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产业化的基础之上,突出强调科学技术的运用会给生物多样性、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自信满满地认为中国的农庄经济是未来生态经济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希望所在.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企图“把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共同体的本土经济发展看作生态文明的未来,本质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脱离全球化的地方生态自治,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7］90,因而在中国也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生发根基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借助“有机农业”走向生态文明的构想虽然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却能够为其打造生态经济、重铸生态文明家园提供有效的参照与借鉴.中国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助力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国在以工业化高度繁荣为标志的现代化道路上已奔跑多年,为了有效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平稳渡过“人口红利”衰退的难关,顺利进入“经济新常态”,中国本着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略,旨在认真做好用增量改革促进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以开源疏流；合理调整当前产业结构,大力增加新的动能,改造与提升落后产能；不断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最终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发展.这种实事求是的经济改革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参照与借鉴的.除此之外,、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更是在农业领域以“有机”实践的方式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效借鉴.《意见》本着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政策底线、坚持循序渐进以及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三权分置”的农地改革方略,即形成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这是我国农业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的第二次飞跃、第二次创新以及第二次“有机”发展,它不仅展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济主体的利益,更有利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革是真正扎根于中国土壤,在切切实实的实践中得来并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从而使我国的农业真正成为有助于打造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机农业”,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思考并加以借鉴的“有机农业”.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农业发展的不断调整中,我们是有理由增强并不断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的.
（三）
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认为他们所坚持的是“价值中立”与“人人皆有受教育权利”的价值观,但实际上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开展的乃是大张旗鼓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诱导,所推崇的是让那些处于上层社会的受教育者在极端“利己主义”的酱缸里再次发酵,所实施的是“精英主义教育实验”.更有甚者,资本主义的教育所灌输的内容注重的是如何攫取经济利润、高额剩余价值,培养疯狂的赚钱机器、罪恶的资本“刽子手”,根本不是保持价值中立的教育,也根本不是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发展权利的教育,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以“有机教育”的理念对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教育的流俗弊端提出了强烈批判.
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将“有机哲学”的理念填充到文化教育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要在生态文化理念的指导下使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转向一个新的方向,重新焕发生机,从而变得丰富多彩.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教育是一种生态有机的教育、一种和谐多元的教育、一种整体全人的教育.依据菲利普·克莱顿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中向世界积极传递的宣言——“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1］217-218——他们主张文化教育的改革是时候依据生态和社会主义原则来重组人类文明了.也就是说,在生态危机时代,首先应当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新人,培养那种能够从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出发而对整个星球共同福祉负责的人,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教育必然是将生态文明理念植入其中的有机教育.但是考虑到“假装价值中立的许多西方大学培养了竞争、民族主义的价值理念和自由市场观念.在从孩子到成人的每一层次的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显性地还是隐性地都灌输了这样的价值观”,有机马克思主义也积极向世界呼吁建立这样一种“有机教育体系”,即“包括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在内的”,使“教育的功能在于教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8］77,即和谐多元的教育价值观.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超越科学、教育和社会“价值中立”的神话,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统一起来.除此之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有机教育应当是一种整体完人教育,即让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相互合作,跨课程、体验式学习,基于问题展开批判性、创造性反思,从而最终顺利解决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正如菲利普·克莱顿所言,“当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的时候,他们将竞争放在次要于合作的位置.他们也将发展对和谐社会很关键的社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在有机教育的体系中增加并突出“审美”维度.所谓增加审美维度,指让接受教育的群体都能够在相互的关系作用中去感受、去经验、去体悟世间万物的内在价值,惟其如此,受教育者才能够把握美、辨识和谐,从而达成美与和谐的统一.而如果用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来表达,那就是“过程的每一个单位,都具有享受……要存在、要实现自我、要作用于他人、要分享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摆脱了痛苦或快乐的经验去享受”［10］5,因为经验是“作为多中之一的自我享有,并且自我享有成为产生多之构成中的一”［11］187.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在有机教育中所增加的审美、和谐、经验与内在价值都是有机统一的,即有机的教育应当帮助受教育者辨识美与和谐,发挥自身的内在价值与感受经验,而“如果不能辨识美,就无以理解价值；如果不能辨识和谐,就无以理解美；如果不基于整体的视角来考虑,就无法把握和谐”［1］180.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基于过程哲学的有机教育应当在中国获得更多发展,因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为此,小约翰·柯布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了过程研究中心以践行其有机教育模式,他也“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会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特海主义的空间.该中心的过程教育,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有机思想而继续致力于教育改革”［12］71,而这样的有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扭转中国当下教育错位的现状.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教育理念确实在生态意义、审美维度、整体和谐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也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我们当前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可能问题.当然,其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教育理念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引领中恰当融入我们的思想之中,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借鉴,也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化的畅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教育、审美以及中国的教育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而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文化教育改革也是对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的.首先,中国很久以前就勇敢地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式的、机械的、僵化的教育体制,并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制定中开启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实践已证明,《纲要》中所提出的关于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体制机制调整、党和国家对教育的支持政策都是十分契合国情并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教育发展的.其中对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理念的践行便是有力证明.其次,“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提出也表明中国正向世界发出生态文明、审美提升与健康活力的积极信号,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有机而健康的.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我们认真遵循着健康优先、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公平公正的原则而确立了全民健康、共建共享的健康主题,并在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和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的过程中明确了有效推进“健康中国”稳步落实的具体方法,例如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全面提高身体素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影响健康环境问题的治理、发展健康新业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为了有效应对经济转型危机与“多重疾病负担”,为了合理解决国民素质较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难题,正从顶层设计中不断激发,并自上而下地转变思想文化理念,即我们要实施绿色发展和健康环境互动的战略,要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有机统一,要在动员全社会成员众志成城的投入过程中使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统一.最后,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所致力于的是“工匠精神”的塑造与培养,而并非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简单复制与盲目追随.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不一样的角度对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体制做出了批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习与借鉴,因为这种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兢兢业业的精神是没有社会性质、国界地域以及文化理念的区分的.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并不是简单地跟着资本主义的尾巴跑,步其后尘,不是寻求什么一蹴而就的改革与创新,而是真正要把那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专注坚持、专业敬业的精神融化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血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理念焕然一新.因而无论是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教育改革,还是正在积极推进的“健康中国2030”建设,抑或是对那种孜孜以求的“匠人精神”的打造,都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的.基于此,在以“中国匠人”的塑造为标志的新一轮文化传播与交流中,我们也是有理由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自信”的.
（四）
如果说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蓬勃兴起使得不可追问的“自在”上帝得到了有力祛魅,那么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度张扬便将有机发展的自然打入地牢,成为人类随意把玩的“囚徒”.加之资本主义将理性主义的大旗高高挂起,将人类理性的塑像摆上神坛,将极端“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奉为圭臬,所以它已经在一条人与自然二元割裂、人与人相互攻讦、人与社会孤立隔绝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于是我们看到了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人与人之间关系隔膜,社会的畸形扭曲.正是因为整个自然、社会都已被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蹂躏得体无完肤,有机马克思主义才指出了它在生态社会的维度上重塑人类发展与生命家园的新梦想——“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哲学,它还是对人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之间建立共同体的这样一种渴望的回应.当然,财富、权力和不公正等问题不会消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然而,人类和自然再次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想法不会是一个浪漫的梦想,这是源于我们人类本性的一个基本渴望.我们想要努力参与到充满活力的有机共同体中,这是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努力充实和丰富工作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出色,这是因为我们想通过我们所做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寻求创造性和富有艺术性的表现形式,因为期望看到一个比现在更美好的世界是我们的本性.”［1］250-251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追求生态社会所提出的关于共同体的设想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56以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4］305的借鉴与靠近,但其依然是在不同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着自己的理想进发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从生态社会的视角出发,以对“共同体”的构想开始着手它对人类生态文明家园的修葺与重建.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所构造的“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澄明与解读.针对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作为“独立于其他共性的客观的契约关系和法律关系”的“社会”（Gesellschaft）与作为“基于亲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有着共享文化和社会习俗的自然群体”的“共同体”［4］177（Gemeinschaft）区别开来,认为像现代城市、国家这样的社会无法成为一个共同体,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只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即“（1）它的成员能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2）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成员要负责；（3）这个责任包括要尊重成员多样化的个性”［4］178,这就是说,当人参与到社会的生成中时,社会也参与到人的生成之中,即人和社会能够成为具有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从而一个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也得以形成.因此,对一个新的“共同体”的构造便是有机马克思主义重铸其生态文明社会的基础.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使市场中的个体发展为共同体中的人.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已经把市场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按照“经济人”的模型加以塑造与生产了.有机马克思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塑造的“经济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作为人应有的全面的规定性,即“经济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其他人那里发生了什么不会影响经济人,除非他或她通过赠送礼物导致了这种情况.甚至经济人与其他人的外在关系,比如在共同体中的相对地位,也没有影响.此外,只有那些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的稀缺商品才是有用的.自然的馈赠是不重要的,经济人所属的共同体士气也不重要”［4］90.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拒斥这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只重自身而忽视社会的单向度的经济人的.为此,它提出要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发展成为“共同体中的人”,因为“‘共同体中的人’的理解方式在实践意义上与个人主义的理解方式有着截然区别”［15］,并且“‘共同体中的人’的思维方式是考虑我们拥有共同的发展”［15］,是使人之作为人而真正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关系、有共同追求的发展.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应当使人类共同体发展为生态共同体.依据菲利普·克莱顿的观点,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与组成部分是在相互的渗透与融合中不断推动彼此向前发展的,不仅自然参与了人类的生成（从自然史到人类史）,而且人类也助推了自然的发展（从原初自然到人化自然）,所以人类总是与自然这个更大生态系统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因而将人类共同体发展为与自然的健康、福祉息息相通、命运与共的生态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态共同体意味着“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没有地球,我们无法生存”［1］149.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孤立的“经济人”发展为“共同体中的人”,又将“人类共同体”发展为“生态共同体”,这正是在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追求地球所有生命存在共同福祉的意义上重建生态社会,这对于生态文明家园的重建与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肯定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社会与共同体打造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共同体思想的不足之处.例如,从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思想论述出发,我们会发现当个体“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时,“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16］469-470,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看到共同体与个体之间潜在的异化甚至其他更复杂的关系的.再者,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以共同体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但共同体主义和桑德尔、麦金泰尔等人倡导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的边界在哪里,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组成部分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的区别是什么,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尚未作出清晰回答.
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积极提倡与践行的“共享发展”理念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参照与借鉴便是重要而可行的.“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中国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执政理念,不仅有其重要的理论基础,更有灵活的实际运用.曾谈到,“共享发展”理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历史观与正义观为其哲学基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共同富裕理论为其政治基础,这使得“共享发展”能够真真正正地推动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更为重要的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确立下了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7000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正积极推进与落实“扶贫工程”,在帮扶到户、精确落实的“精准扶贫”中使众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百姓切切实实地过上好日子；在“反馈式”的扶贫中及时关注并杜绝这些贫困县与贫困人口再次落入贫困的陷阱与“代际贫困”.“共享发展”的理念实实在在地使中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了共同富裕之路,在坚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同时实现了共同福祉.当然,“共享发展”理念为人民所带来的福祉远不止这些,正是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基础,向世界发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与进一步实现“一带一路”的宏伟构想,把“共享发展”的美好福祉带给全人类.我们正积极主动地使“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合作共赢中,为他们带来更多投资、出口与贸易机会；我们正满怀热情地欢迎东南亚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列车,让他们在科技、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所提升；我们也正本着合作互利方针在非洲大陆上建设更多铁路,让非洲人民在“坦赞铁路”的轨道上收获更多共享发展的成果.因而,中国的“共享发展”理念是实实在在的使世界人民而不仅仅是使中国人民享受发展成果的理念,是以整个星球的命运发展与共同发展为价值观导向.对此,我们可以坚定地说,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示自己时,我们是能够以“共享发展”的理念来充盈自身的“理论自信”的.
结语
概而言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与生态社会的视角为修补这个千疮百孔的星球、重建生态文明家园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与设想,虽然其相关理论主张仍有待于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但其站在人类共同福祉的角度为整个星球谋求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勇气与反思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示出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文化教育改革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共享发展的包容性是其应当认真参照与借鉴的.因此,无论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言,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实现对彼此的“更具穿透性、更具创造性以及更具自我立场的研究”［17］128,都是有利于增强其自身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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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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