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张惠雯小说论，本文是有关小说论论文怎么写和张惠雯和小说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张惠雯是一个创作个性十分鲜明的“新移民”作家.作为一名“70后”作家,她的小说没有表现出特别明确的“身份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新移民文学”独特的精神气质.对永恒漂泊的深切体悟,对“家”的强烈渴望,依然是她执著表达的一个主题.与此同时,她又不断拓展叙事的领域,尽可能地挖掘叙事潜力.她关注现实的困顿,批判卑劣的人性,对底层生命的内心隐痛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又对“新移民”骚动不安的内心世界与无根的灵魂,进行了深度体察和精确书写.而在那颇具灵性的“寓言”化叙事中,她又发挥强劲的想象力,饶有意味地展现了人性的异化与现代人可能面临的存在困境.在不断开拓与突围的过程中,张惠雯始终对小说的叙事艺术保持着高度的探索热情,并折射出良好的叙事智性.
对于多数“新移民”作家来说,一开始总会经历他者文化的全面洗礼,承受差异文化的强力冲击,从而在生存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困境中,萌发出清醒的“身份意识”,并成为他们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作为一名“新移民”作家,张惠雯的作品并没有体现出“新移民文学”这种鲜明的“身份意识”.
可以看到,在她审视现实的那些小说,如《垂老别》《如火的八月》《生》《路》《怜悯》《我们埋葬了它》《绳子》等中,因为叙述的事件大多发生在中国大陆,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因为文化冲突所留下的“身份焦虑”.不错,这些小说也弥漫着困顿与焦虑,但却不是“身份的焦虑”,而是生存的焦虑,是困顿现实逼迫之下的悲叹与无奈.而《徭役场》《急速列车》《末日爱情》《岛上的苏珊娜》《空中图书馆》《山洞》等“寓言”性极强的小说,在展现人性的异化、对现代人可能面临的存在困境的象征性书写中,也同样没有表现出“身份”的困扰.具有相对明确的“身份”叙事特征的,应该是《母亲的花园》《场景》《岁暮》《醉意》等小说.从人物的设置上来看,这些小说的主角,大多数都是女性新移民：从小说叙事的重心来看,则主要是对人物内心情感的精确捕捉.也正是因为这样,小说的“身份”意识往往被存在的困境所淡化.
事实上,在新移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身份”意识确实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呆下来,活下去”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一些评论家认为,新移民的这种“身份”意识,第一要义是“法律意义的居民身份(i一dentity - residential status)”,只有解决了这一层面的问题,“才有资格或者闲暇来谈”“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身份(identity - cultural)”.①其实,“物理身份”与“文化身份”并不是分裂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想在移居的土地上“呆下来,活下去”,“新移民”就不得不正视文化上的差异,对已经成型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调整.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撕裂与灵魂蜕变所带来的痛苦也在所难免.
从这个方面来看,没有表现出明显“身份意识”的张惠雯的创作,与“正统”的“新移民文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是,如果我们用心体会,便会发现,她的小说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新移民文学”特征,即对“家”的热切渴望,对无根灵魂漂泊无依的深切关怀.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岛》《旅途》《华屋》这三篇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来进行阐释.《岛》可视为一个“童话”,但我更原意将它视为一则寓言,一个在外在的逼迫和诱惑之下,一步步丧失家园的寓言.小说中,男人和女人曾经生活在一个远离世俗、远离喧嚣的小岛,就像最初亚当和夏娃所在的“伊甸园”一样.但是,在与猜忌不断升腾的情况下,表面上宁静祥和的小岛,实则充满了动荡的危机.因此,当那艘巨型船出现在海面上时,沉重的压迫与巨大的诱惑同时来袭,使他们无力抗拒.其实,岛上男人和女人的遭遇,所受到的压迫和诱惑,也正是“新移民”存在状态的隐喻性写照.他们之所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压迫和诱惑双重影响下的选择.有意味的是,一旦他们离开了自己生存的家园,离开了家的温暖和庇护之后,面对未知的前方,又开始了回望.正如小说最后出现的一幕：“现在是她站在甲板上遥望远处的岛屿,她知道他们的岛早已看不见了……现在是她向着看不见的岛屿告别,驶向未知的远方.”②决绝地告别与恋恋不舍地频频回望,正是“新移民”的典型形象.
如果说《岛》是走出家园的开始,那么,《旅途》则是肉体和灵魂孤苦无依、永生漂泊的象征了.当女孩怀着对爱情的信仰,对未来的憧憬,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来到波士顿和男友团聚时,男友却退缩了.这一刻,她的所有梦想,对未来家庭的想象,完全破灭了.其实,当她离开原来的家园,选择漂泊之后,那个曾经稳定、能给人带来安全的家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想要在漂泊的路上重建家园,安顿疲惫的心灵,毫无疑问是艰难的,甚至会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愿景.因此,不管是对爱情抱着纯洁的信仰,还是持游戏人生的姿态,结果都将陷人人生的困境之中.她和朋友南希不同的选择,相同的结果,就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小说中的南希看似比‘她’活得更为轻松和潇洒,但实质上,她们的生命际遇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并无本质性的不同.”③而那旅途上出现的荒凉、凄清的风景,正好与主人公此刻孤苦无依的内心相互交融在一起,变成了她们宿命般的生存景象.
在孤独中寻找慰藉,在荒凉中寻找温暖,经过苦苦追寻之后,通过一条残破的小径终于抵达了“家园”,遗憾的是,这样的“家园”也不稳固,时刻面临着分裂的危机.于是,我们看到,在《华屋》中,静姝、静怡姐妹两家,因为种种原因,决定联合买一栋大房子住在一起.房子买好了,而且还很漂亮、宽敞,两家人也拥有了一段温馨的家庭生活.但是,正如那些“不协调”的旧家具一样,这种生硬组合在一起的家庭,不可能是温暖的港湾.所以,当妹妹与姐夫发生暖昧难明的关系之后,他们又开始有意逃离家庭,这个所谓的“家”便分崩离析了.
从离开家园到寻找家园再到逃离家园,是这些小说主人公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最终只能任由那永世漂流的情感,在孤独、荒凉的道路上寻找一生,也孤独一生.张惠雯用最隐蔽的形式,书写了最典型的“新移民”的生命存在,是那么凄美,那么悲情.
张惠雯一方面表现出对“新移民”复杂内心世界与漂泊无依的灵魂的迷恋性书写,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同一个领域中精耕细作,而是不断地挑战自己的叙事潜能,寻求新的叙述方式.“我觉得小说的精神就是不断冒险、不断发现、不断超越.”①正是如此,在她的小说中,既有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也有对情感世界的深情抚摸：既在寓言化的叙事中探索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也在“怎么写”的领域里探索不同的叙事手法.但不管是何种叙事形态,她总是尽力避免落人创作的窠臼,并在不断的探索与发现中,给自己的小说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气质.
譬如那些直面现实的小说,她一方面以介人性的姿态,批判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在审视人性痼疾的同时,也给予了灵魂迷失的人们以深切的关怀与同情.在《垂老别》中,面对老无所依这样一个人间*被践踏的悲愤事件,作者的叙述却显得相当节制,她巧妙地将叙事的重心放在王老汉身上,通过他那善良而柔弱的内心,完成了对两个儿子卑劣人性的审判.《如火的八月》则通过“骗婚”的故事,直击底层人生的生命困境.但小说并没有聚焦于这一事件本身,而是通过灵魂的觉醒与人性的救赎,来表现社会的种种失范,以及底层生命的绝望与追寻.《生》同样通过灵魂的复苏过程,对社会的冷漠、医生的*道德进行了有效审视.《路》则从灵魂受难与救赎的角度,集中展示了信仰的力量.《怜悯》中通过一个犯人的死亡,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对人性与“正义”进行了尖锐的拷问.《我们埋葬了它》中,采用了儿童的叙事视角,通过展示孩子内心的战栗与恐惧,将成人世界的贪婪与罪恶,无情地呈现了出来.《良民周三》通过周三情感的变化,饶有意味地呈现出权力与人性的复杂纠葛.《河流》则通过祖孙四人的非正常死亡,将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付出的惨烈代价,给予了深切的反思.
表面上看,这些关注底层命运的小说,并没有多少新颖的地方,因为这本身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底层写作”,与最近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都对这一问题有着较为集中的书写.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上,张惠雯还是尽力突破既定的审美框架,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审美理念的叙事之路.可以看出,她对外在的冲突并不感兴趣,宏大而尖锐的社会现实,只不过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叙事场景,一旦找到了小说的切人口之后,她便迅速潜入人物的内心,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反复逡巡与盘旋,传达出生命的重负与人性的裂伤,最终完成了对社会与人性的双重质询.
在人们的情感世界逡巡,不断剥开生命的内核与困境,是张惠雯最喜欢的一种叙事方式.她那敏锐的感知,精细的洞察力,细腻而舒缓的笔调,非常有利于把握复杂而丰盈的内心世界.在将叙事的焦点下沉到内心情感的过程中,她不断走进生命中的“两难”处境,将人们内心的隐痛,无根灵魂的迷茫与焦虑,缓慢而又细腻地展现了出来.由是,一个小小的眼神,一次不期而遇的邂逅,一场晚宴,一次同学聚会,甚至是一个电话,一封书信,都成为她展示内心世界的窗口.
聚焦现实、对动荡不安的内心情感的精确书写,展示出了张惠雯独特的眼光与审美追求.而那组寓言性极强的小说,则是张惠雯对现代人可能面临的生命困境的深切思考,也是她小说创作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这些耐人寻味的小说,飞扬着强劲的想象力,伴随着晶莹剔透的叙事,展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现代寓言.
譬如在《徭役场》中,当那个来路不明的男孩以不容质疑的命令语气,将“我”强行带走的一幕,便是现代人在强大外在力量的推动与控制下,不断丧失自我,又无处逃遁的生命困境的隐喻.小说中的“徭役场”,是一个被现代高科技武装出来的无懈可击的劳动场所,这里不需要鲜活的“个人”,而是要合格的“产品”.因此,任何不同与差异,都将受到严厉的“规训与惩罚”.而最让人震撼的是,当“我”再也发不出与众人不同的声音之后,竟然“欣喜若狂”、“激动万分”.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对现代启蒙理性的巨大讽刺,也是现代人生存的绝望处境.《急速列车》同样是现代人命运失控的隐喻.“急速列车”就是高速向前发展的现代社会的象征.在“列车”上,疯狂的科学家在狂热的“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不断将列车提速,并且将列车上的各种程序,设计得天衣无缝.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列车”将驶向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它何时能停下.另外,在“列车”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系列冰冷的数字,而那些属于人类特有的温暖情感、记忆与爱恨却变得毫无意义,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情怀,也被彻底放逐.于是,小说的世界展现出无比疯狂的一幕：康德疯了,普鲁斯特再也不能触及逝去的时光,画家也失去了作画的能力.而那些在列车上出生的小孩,也都无一例外地丧失了感受与爱的能力,变成了一群失去“温度”的、异化了的“现代人”.而其他的小说,如《末日爱情》《岛上的苏珊娜》《空中图书馆》《山洞》等,同样用寓言、象征的方式,展现了现代人面临的可怕生存境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冰冷、灵肉分离、亵渎知识的可怕而残酷世界.
在这些小说中,张惠雯不断拓展叙事领域,努力寻求新的发现,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创作的潜能.这些小说虽然形态各异,但内在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即对丰富人性的深情抚摸,对生命困境的深度探查,对人的可能性存在状态的勘探与忧虑.
三
正如德国俗谚所言：“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①当远行的“新移民”作家将陌生的事件、陌生的景观编织成精彩的故事时,曾瞬间引爆了“好奇的”读者的阅读热情.时至今日,虽然“经验贬值了”,但是,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依然是一些“新移民作家”的写作追求.然而,在张惠雯的创作中,我们看不到那种试图通过异域的新奇生活来赚取眼球的企图,更不会虚构传奇性很强的通俗故事,来赢得读者的喝彩.就在一些新移民作家念念不忘“要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进行一种无难度的惯性写作时,她却转身而去,沉浸在小说的艺术世界里,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小说创作潜能,精心营构小说的结构,打磨灵性化的语言,追求具有丰富审美意蕴的灵性叙事.
也正是如此,她的小说,没有太多跌宕起伏的情节冲突,故事性并不强.当然,这也正是她明确追求的叙事目标.“借由这种精彩情节缺席的小说,我希望把我的读者从某种阅读习惯中拉出来,回到我所认为小说更为本质的东西上：人物、语言、叙述方式、内心世界.”①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它需要创作主体发挥更大的艺术智性,突破惯性的创作思维和叙述形式.
这种追求,为张惠雯的创作赢得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当她那篇具有独特气质的小说《水晶孩童》初一发表,便得到了批评家洪治纲先生的高度认可：“《水晶孩童》可以说是一篇晶莹剔透的优秀短篇.它那奇特的想象,明净的叙事,诗性的话语,将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故事叙述得既轻盈丰实,又具有坚实的逻辑支撑力.”②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张惠雯那种可贵的艺术心智：强劲的想象力、诗意而明净的语言,以轻击重的叙事技巧.
事实上,张惠雯确实对“轻与重”这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推崇“轻”的叙事方式,并希望在这种“轻逸”叙事所带来的诗性效果中,达到“以轻击重”的目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轻’化重”.“而要分清的是,化为轻并没有淡化那个‘重’,只是经由轻去理解重.而且重与轻的相对性所产生的效果也许更强烈,也就是说,读者可能更深地体会到重的本质,却不会直接被‘重’所伤.”③实际上,这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人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④直面生命的困境和惨烈的现实,但不去正面强攻,而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待.这样,既能给读者带来审美的愉悦,同时也达到了写“重”的目的,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这是张惠雯高度认可的一种创作理念,也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了熟练的运用.
在那些直面现实疼痛和惨烈生存境遇的小说中,张惠雯机智地绕开了对“重”的直接书写,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示生存之痛、人性之殇.如《我们埋葬了它》中,就通过孩子的眼光与感受,完成了对成人世界的审视.孩子的眼光越是单纯,内心越是恐惧,就越能衬托出成人世界的贪婪、残忍与丑陋.
那些带着浓厚寓言性质的小说,则更能体现这种“以轻击重”的叙事品质.《水晶孩童》是最典型的一篇.其他的如《末日爱情》《空中图书馆》《急速列车》《徭役场》等,也具有类似的审美效果.这些小说,在强劲想象力的支撑下,通过寓言、象征等方式,有力地探索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沉重性与荒诞性.强大的科技力量,美轮美奂的人工制品,在速度与的疯狂推动下,社会在全速前进,产品和工作方式日益完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高科技的世界里,人类的生与死、哀与愁、爱与恨、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消失了,时间的绵延也被截断了,几千年来人类永生的梦想得到了实现.按照常理,这该是人类的辉煌时刻,是人类智慧与伟大的终极体现.但张惠雯的小说,却表现出与之截然相反的一幕：这一“辉煌的时刻”,非但没有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而是带来了堕落、纵欲与真正的死亡,这是精神的死亡,比肉身的死亡更可怕.这些小说,在精致而轻盈的审美形式掩盖下的,是一副沉重与狰狞的面孔.
除了对“轻逸”这一叙事方式和叙事价值的推崇之外,张惠雯也对其他的叙事形式保持着高度的探索热情.在《五月十九日葡萄藤酒馆杀人事件》这篇具有独特气质的小说中,叙述者通过不确定的叙述,成功地打破了小说世界中虚与实、昼与夜、梦幻与清醒、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使这里的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一切“真相”与“事实”在不可企及的境遇得摇摇欲坠.最终,一切都迷失在叙述的“迷宫”里,无处逃遁.小说以“我”与作家的对话开始,而就在当天晚上,作家被杀.于是,围绕着侦破案件的过程,搭建起了小说的整体框架.从整体上看,小说的构架是明晰的,而一旦回到叙事的内部,却变得迷离起来.一方面,“我”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因为从离开作家到被询问的这段时间里,“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根本无法为办案提供有用的线索.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却在留下来的白纸上写下了作家死亡的完整过程.根据写下来的内容,作家的死亡就与“我”有莫大的关系.但“我”又清楚地知道,那些所谓的“写得清清楚楚”的文字,只不过是“我”临时虚构出来的一个故事,是对作家死亡的一种想象性叙述.至于作家的真正死因,却因为“没有想到”而留下了巨大空白.到此,所有的指向瞬间失去了目标,陷入了某种虚空之中.另一方面,面对的审问,葡萄藤酒馆的侍者承认了杀害作家的“事实”.但是,他在讲述作案动机的过程中,所谓的“事实”开始摇摇欲坠.等到他独自一人在“灰色小房间”里进行独白之后,他此前的供述,再一次被彻底否定.最后,也无法判断作家究竟因何而死,死于谁之手.于是,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叙述中,作者巧妙地建立起了一个“博尔赫斯式的迷宫结构,或者说是中国式的套盒”.①而小说视角的不停变化,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与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的巧妙运用,也推动了“迷宫”或“套盒”的形成.
《出口》的故事也比较简单,但叙事的方式,却比较繁复.小说同样设置了一个故事套故事的结构,但故事的完整性,却在叙事视角不断变化、甚至叙事人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被打碎了.最终,诗人柏子与杀手小魏的死之谜团,随着这种支离破碎的叙述,慢慢地解开了.在《迷途》中,通过“我”、“他”、“你”这三种视角的交叉运用,将现在、过去、未来呈现在一个共时性的平面上,将现代人的迷茫与无法控制的命运很好地展示了出来.
这种在写作中放弃对精彩故事情节的营构,推崇“轻逸”叙事的价值,高度重视“怎么写”的形式意义,与张惠雯的“使小说回到更为本质的东西上”的叙事理念高度吻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小说获得了丰富的审美特征和阐释价值.
不断地变换叙事的方式,突破既有的创作格局,激发创作的潜能与灵感,是张惠雯惯有的写作姿态：她不愿意在熟悉、安全的领域里进行“自动化”的写作,而是去陌生的领域中探求,寻找新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并在创作过程中,洞悉各种存在之谜,这无疑是对小说艺术性的庄严承诺.这样的写作值得我们期待.
f本文系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新移民文学中的历史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FJ2015 C06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欧阳光明,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宁）
该文结论：上述文章是关于对写作张惠雯和小说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小说论本科毕业论文小说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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