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苏联时期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关系的分析，本文是现代化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关系和苏联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各个国家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通过革命还是改革,都在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努力.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不同,但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有其共同性,即要通过改革形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制度.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而言,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通过改革使制度转型集中解决以下6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政治化,成为法治国家；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市场化；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即要成为创新型经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转变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即实现人的现代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其制度与作为制度基础的价值观才具有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苏联；体制改革；国家现代化
各个国家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通过革命还是改革,都在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努力.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不同,但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有其共同性,即要通过改革形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制度.关于现代化的理解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现代化是指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另一种意见认为,现代化的涵义应广泛一些,不能只局限于由封建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过渡或转变,而涉及到各个领域.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谈到何谓现代化问题时指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新的、甚至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因素引入,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我们将一再论及那些通常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革因素,这些因素还经常被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本质特征甚或界定性因素.它们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向低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和技能的增生及专门化,官僚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无论与否）以及各级水平上的教育扩展.此处所列因素还能大大增加.”
关于苏联现代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研究,不能只是界定为从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变这个范围,而应从社会各个层面的各个变革因素去分析现代化问题.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通过改革使体制转型并日趋完善的过程.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一个国家没有现代化的体制也就难以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本文以苏联为例,主要从体制转型分析苏联时期现代化的问题,而体制涉及多领域,因此,我们在研究体制转型与苏联现代化的关系及进程时,着重研究政治与经济体制问题,剖析历次改革缘何没有使苏联成为现代化国家.这是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没有通过改革使制度转型集中解决以下6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1）政治化,成为法治国家；（2）经济运行机制必须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经济市场化；（3）转变落后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即要成为创新型经济；（4）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5）转变文化、观念与思想意识,即实现人的现代化；（6）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开放型国家,处理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体系,其制度与作为制度基础的价值观才具有国际影响力.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苏联70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体制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的相互关系.
一直是欧洲现代化后来者的俄国,其现代化是在长期存在的农奴制与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俄国现代化进程是十分艰难的,这个过程持续了两百多年,一直到当今的俄罗斯,仍处在持续之中.
在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俄国现代化与军事化及对外扩张紧密联系,总的来说俄国仍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制度.但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还是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的转变.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对革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改造俄国经济,如何通过转型实现现代化,必然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影响.
一、列宁对体制现代化的初步设想
十月革命后,列宁面临的乃是资本主义远远落后于欧洲一些国家的俄国,并且它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地主占有为基础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如何通过改革使国家体制实行转型,使国家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与曲折的摸索过程.
从政治体制讲,对于长期处于集权化政治体制下的俄国,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实行政治体制转型来推进政治现代化特别是实现政治体制,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提出了一些初步设想,比较明确与具体的看法反映在1917年4月写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和1917年8-9月写的《国家与革命》两篇重要著作中.列宁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未来的政治体制的基本设想：一是认为,工人阶级在革命后应立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不可能立即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就是说旧的国家机器可以一下子打碎,但要真正地从本质上去改造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二是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最重要的本质的政治统治形式是无产阶级,就是说,把无产阶级国家视为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三是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治唯一可行的形式；四是认为,应实行直接普选制；五是认为,有关国体问题不主张搞联邦制,应建立集中制的苏维埃共和国.
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强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会建立起高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并认为,广泛的制是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列宁认同马克思说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因此他认为,“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2］149,151,152列宁在这里强调的是：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管理机构,它应拥有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并且应直接对选民负责.如何使政治得以体现,改变资产阶级内容与形式相脱节,列宁主张实行巴黎公社首创的“立行合一”政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政体形式可以实现切实的,因为根据巴黎公社新确定的原则,“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不再是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3］55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立行合一”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普选主要是选举立法机关,但行政官员大多是任命的状况,也改变了议会议而不决的低效率,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即政府机关由压迫人民的机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从被政府压迫者变成国家的主人.由于“立行合一”是以行政官员普选为基础和前提的,选民可以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
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制度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体,无疑在制度建设方面是个重大进步.但在资产阶级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三权分立的政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在实现政治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强调与赞赏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体,推崇“立行合一”体制.至于这一体制的监督职能,是通过普选制的途径实现的,即如上面指出的,人民直接选举官员并随时可以撤换不称职的官员.这一有别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由于较充分体现了人权的原则,因此,颇受广大民众拥护.
但要指出的是,在实施“立行合一”这一政体的过程中,由于以下原因使得“立行合一”逐渐失去最重要的两个基础——全民直接选举与直接监督：一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制国家,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70%-80%是文盲与半文盲.二是俄国是个幅员十分辽阔的国家,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分散在全国各地.在上述条件下实行全民直接选举会产生很多困难.三是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权又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与国内白卫军的叛乱.四是俄国的国情与法国有着很大的差别,这表现在工人阶级队伍的数量、觉悟水平与传统等方面.在上述情况下,行政官员通过普选来产生的原则未能实现,劳动群众的直接管理及监督与人民自治也就被党的管理与监督所取代.这些因素亦使得列宁认识到,苏维埃政权虽在法律层面上产生了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尚难以实现.对此,列宁指出：劳动者参与管理的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显然,这里指的这个“先进阶层”就是俄共（布）.随之而来的是,官员的任免制代替了选举制.据统计资料,仅在1920年4月到11月,委员会就任命了37547名干部,把他们安排在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岗位上.1922年又任命1万多名官员,其中一半是负责干部.之后,委派制不断发展,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干部制度.
从经济体制来讲,主要是为创建现代化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实施的革命性改造.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一历史时期,尽管时间不长,但由于是革命后的最初阶段,经济体制转型与沙皇俄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相较毕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通过改革和与此相适应的重大政策的实施来推进的.列宁执政时期的转型对经济体制现代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曲折与复杂的过程.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对俄国经济的革命改造纲领与政策,大体上是按照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中提出的主张进行的.革命胜利后,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政策.
一是实行土地改革,在通过和平法令之后,紧接着解决关系到千百万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二是银行国有化；三是实行工人监督与工业国有化；四是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即实行垄断；五是推行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与改造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六是建立具有集中统一领导职能的领导机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另外,列宁还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化计划的电气化计划.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头几个月,就指示要尽快制定为恢复经济、进行技术改造与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发展俄国经济的长期计划（10-15年）,即著名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列宁在谈到电气化计划的重要意义时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时间里,对经济采取了一系列十分急迫的革命改造政策,它涉及到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些革命性的、往往是强制性的经济改造政策,虽巩固了政权,也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这一革命改造政策,速度快,时间十分紧迫,工人监督实践过程又很短,难以培养出大批管理经济的干部,从而使经济管理难以跟上,加上资产阶级的反抗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在十月革命后到1918年夏实行的经济改造政策,并未起到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考虑到这一情况,列宁在1918年3月提出政策的调整问题.他在《苏维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不能以继续向资本进攻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规定当前的任务.”“为了今后进攻的胜利,目前应当‘暂停’进攻.”“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这一调整政策刚开始执行,苏维埃国家因外国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被迫停了下来,转入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对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苏维埃俄国来说,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非常短促的历史时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施的主要经济政策有：余粮收集制；普遍实行工业国有化；禁止自由贸易,货币流通范围大大缩小,经济关系实物化；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共产主义劳动义务制；实行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
应该说这一时期苏维埃政府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战争的环境,这是无疑义的.但是,如果仅仅归结为战争环境这个客观因素,那也是不全面的.应该看到主观因素即直接过渡思想所起的作用.笔者认为,军事共产主义的各种政策,如从思想理论根源来探索的话,它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即力图通过直接过渡的办法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1920年春季战争基本结束,和平形势已经到来时,苏维埃俄国所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解除或取消1918年夏以来推行的特殊政策,而是还在不断强化.还可从1920年4月3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说明这一点.该决议强调说：“我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进一步强化劳动义务制,强调“对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各地都应当比目前更加重视”；对工业继续加强垂直的集中领导,并制定社会主义集中制的各种形式；等等.［6］173-187又如在1920年9月7日还通过法令,决定进一步对小企业实行国有化.
军事共产主义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反映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列宁早在1906年就提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7］124这里可以看到,首先明确提出“计划经济”的是列宁.在1908年列宁就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8］111否定与消灭商品生产与货币的理论观点,这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国内战争结束时,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可以说已到崩溃的边缘.在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潜伏着的种种政治危机亦明显地暴露出来,政治形势已非常紧张.到1921年初,紊乱、复杂的形势已到了顶点.
十分明显,根本改变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已刻不容缓.列宁提出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最为重要的一项政策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1921年12月23日,列宁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指出：“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渐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
转向新经济政策是为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型.新经济政策一直推行到1929年.在苏联历史上,新经济政策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不长,从1921年算起到列宁逝世,总共才3年的时间,如果从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才全面形成算起,那么,时间更短,只有两年多一点.所以,这个时期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很不成熟和很不定型的.还应看到,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一方面在理论上是十分谨慎的；另一方面也是经常变化的.列宁在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强调说：“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2］460还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2］464到了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773苏联长期来,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往往把这一“改变”仅归结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际上,这一“改变”的内容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还反映在工作重心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与商品经济作出新的判断上,以及“国内和平”、大量裁军及财政改革等.在国外方面,包括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和与社会党人关于共同行动的谈判等.正如苏联学者指出的,“这种‘根本改变’,就其深刻的程度来说,也许只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能够与之加以比较”.［10］501-502再从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来讲,列宁在1922年3月联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到1922年底至1923年初,列宁改变了看法,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
这里顺便要指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逝世前,当时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与复杂的任务,采取什么方式与政策去解决问题,党内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不赞成列宁某些主张的人不少,有时争论非常激烈,但列宁对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坚决反对他的人,乃是允许充分发表意见,没有用反党等政治帽子压人,也没用镇压的办法,更没有采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去对待.另外,列宁对政策的修改,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的,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
到1929年,斯大林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作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12］1511929年斯大林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推行他自己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
二、斯大林体制模式阻碍国家迈向现代化
列宁逝世后由斯大林执政.在斯大林执政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确立的苏联发展道路,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后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虽然在各个时期曾进行过修修补补的改革,但都未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从政治体制来讲,最主要的、基本的特点是高度集权.权力一开始高度集中在党政治局少数人手里,但最后发展到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政治局、特别是斯大林的活动不受监督,监察委员会置于政治局之下；斯大林的专权行为（包括不断地进行大清洗、滥杀无辜）,都是在不受法律制约的无产阶级名义下进行的,广大人民失去了起码的法律地位与法律的保护.在斯大林决定一切的条件下,国家机关、政府的权力是十分有限的.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个摆设：任命制代替了选举制,选举完全成为形式.这些说明,斯大林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制,它不可能是的,与政治是背道而驰的.斯大林模式从经济体制来讲,其最大特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这一特点反映在苏联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应客观地分析和评价在上述斯大林体制模式下推行的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对苏联现代化的影响.
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被迫中断,共花了13年左右的时间.
斯大林工业化政策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
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如果主要以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视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那么,对革命胜利后不久的苏联来说,从落后的农业社会的俄国变成现代工业社会,无疑是实现工业现代化极其重要的一步.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工业实力大大提高；基本上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独立性大大增强；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工业的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加强；教育与科技有较大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随着对苏联模式与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学术界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持简单的完全肯定的观点已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绩也明确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苏联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斯大林作为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13］172,182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值得我们思考.
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结果使企业实际上成为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从1930年“一五”计划第三个年度计划开始,国民经济年度计划不再是一些控制数字,而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必须执行的国家计划,从而也就改变了计划的性质.斯大林在评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时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14］280在斯大林看来,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可见,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14］258
十分明显,如果从体制角度来分析,斯大林工业化运动所形成的体制绝不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体制.
如果说,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工业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
在斯大林普遍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的情况覆盖全国.1933年1月,联共（布）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一是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二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最后形成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
全盘农业集体化并没有促进农业现代化.这反映在它并没有促进农业发展,消极作用十分明显.以对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如以1928年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为1913年的65%.1933-1940年粮食年均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到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其产量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1/3.
十分明显,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发展农业的模式,不可能符合时展要求,不论从体制还是从农业经济发展本身来看,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农业.
到1940年,农业人口乃占全苏人口的67％,农业劳动力占全苏劳动力的54％,就是到了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西方国家的1/4.
另外,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是用强制乃至暴力手段进行的,因此导致大量人员为此付出生命.正如苏联学者卡尔平斯基指出的：“一个在历史记忆中渊源颇深且有特色的神话,是有关最初几个（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胜利的说法.不过这整整一套神话中胜利的代价却无人计算.‘抽取’农民的粮食用来进口设备,仅在乌克兰和伏尔加沿岸地区就夺走300万条生命；工厂的建设靠的是手工劳动和非人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是非人的,譬如,建设马格尼特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时,有6万左右人死于伤寒等疾病.这些事全都忘在脑后了,而斯大林式神话的编纂从来都是回避讣闻的.”［10］9131942年,丘吉尔在与斯大林交谈时问：在农业集体化期间是否死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表示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
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难以使体制迈向现代化
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他执政的11年（1953-1964）,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苏联要向前发展,要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使国家向现代化方向迈进必须走的重要的步骤,因此,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使人们认识到个人崇拜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产物；二是使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并非是唯一正确的模式,因此需要变革；三是促进思想解放,活跃理论研究,为推动改革创造条件,从而直接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行一系列改革,力图使苏联政治体制迈向现代化.主要措施有：消除政治恐怖,恢复与健全法制；实行干部制度改革,实行任期制与干部轮换制,打破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有利于培养新生力量,还有利于让具有现代化专业知识与文化水平高的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代会与全会；完善苏维埃制度与提高其作用；改组监督机构,强化党内监督；调整与精简政府机构；取消党政干部的一切特权.赫鲁晓夫执政后,决定取消委员、州委书记等高级干部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任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并撤销除最高机关外的其他机关的疗养院,撤销内部供应网点.在取消党政干部一些特权的同时,赫鲁晓夫还提倡党务公开,以利于政治发展,保障党内外人士权利的实现.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前期针对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极权体制,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的改革,也确实在推进政治体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方面有所进步,但在执政后期,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又出现明显的回归.
赫鲁晓夫上台后在政治领域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与政革过程中,同时还着手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某些改革.赫鲁晓夫在经济方面的改革,除了对农业体制作了一些改革外,主要是推行以调整与地方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即1957年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大改组,主要解决工业管理中过分集中的弊端,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力和企业权利.
赫鲁晓夫执政后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并没有使苏联政治与经济体制迈进现代化的台阶,其根本原因有：
1．首先要看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不认识这一点,就难以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有深刻的理解.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16］139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
2．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在赫鲁晓夫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①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的局限,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所有制问题来说,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
赫鲁晓夫在执政后期,背离集体领导原则,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又不善于、不正确地运用这个权力.这样就造成以下的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个人的；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尽量摆脱苏共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他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迷信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没有促进体制现代化,也没有使经济沿着现代化道路发展.
四、勃列日涅夫体制倒退阻塞国家现代化进程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在这18年期间,从开始执政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调整赫鲁晓夫时期政策的同时,对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在经济领域,推行了从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与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为三项原则的新经济体制,这三项原则也是改革要达到的三个目标.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的头几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经济情况较好.也在这一时期,随着其领导地位日趋稳固,对改革的态度也就开始消极起来,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而改用“完善”一词,认为苏联对原有的体制不需要改革.俄罗斯学者说得好,说这一改变是苏联向“停滞”过渡的标志.改革停滞的突出表现在于传统的经济体制没有被触动.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一直迈不出大步.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突出表现在原来确定的改革三项目标未能实施.首先,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解决.其次,经济方法在领导经济中作用十分有限.最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一样很快就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仍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他在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是十分卖力的,一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竭力主张以行政方法为主.
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改革没有触动落后的、失去动力机制的传统经济体制,长期落后的、低效的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未转变,可以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经济改革的停滞,成了阻塞苏联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对经济体制还是作了一些局部性改革的话,那么对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触动,而且上台后很快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一些改革,随后政治体制出现了倒退,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回归.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倒退,最后导致苏联全面停滞与走近衰亡.如果从转型与国家现代化关系视角来考察,那么,不论从生产力还是从体制模式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都没有使苏联在迈向现代化方面取得进展,而且在某些领域出现与现代化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所要求的趋势的倒退现象.简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给后人留下的是落后的、失去动力的及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体制与低效的生产力.
五、戈尔巴乔夫改革试图顺应现代化但亡党亡国
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长期停滞与政治体制倒退,使苏联在迈向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人民期待摆脱困境,振兴苏联,向现代化迈进.这就需要通过改革使体制转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后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主要任务.
当时戈尔巴乔夫面临的抉择是：要么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使国家迈向现代化；要么像前几任领导那样对原有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继续维持现状,在走向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停滞不前.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先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随着对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方案的讨论,苏联终于在1990年结束了“市场经济”是个禁区的局面,而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明确提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有活力和效率的.向市场与社会主义选择并不矛盾.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的扩大.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其所作的报告中,确定了以全面充实人权为主要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始执政到1991年12月辞去总统,他一直在从事改革,但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成为加速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他力图通过改革推进苏联现代化的目的难以实现.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落后的、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总趋向的体制摸式上,本文开头提出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解决的6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都未取得进展,所以,这使苏联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六、结语
俄罗斯历史上多次搞了现代化的尝试,但都遭到失败,且付出极大的代价,根本原因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未能成功地实现体制转型即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现在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做这件事.2010年8月31日《中国改革》杂志采访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他谈到现代化问题时说：对当今的俄罗斯来说“现代化意味着一切”,“以现代化告别过去”.俄罗斯学者拉季科夫说：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期,俄罗斯的政治日程聚焦在建设新经济和俄罗斯现代化这两个重要问题上.无论从理论还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要想让俄罗斯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符合大国地位,现代化都是当今的客观要求,势在必行.俄罗斯要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都必须通过转型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俄国著名作家、宗教哲学家恰达耶夫在150年前就认为：“如果不进行果断的改革,俄罗斯的存在就不会有前途.”［17］1这也说明,对像俄罗斯、中国等国家进行现代化的研究,必须从改革、转型这个大视角来分析问题.在1979年强调,现代化是中国“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还指出,在国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8］208具体地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僵化的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化,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使国家朝着现代化迈进的必由之路.
我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有待进一步完善,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绝不能停顿,正如指出的：“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9］71
我们从苏联改革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中清楚地看到,没有现代化的制度与形成该制度的一系列体制,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因此,中国从改革或转型视角研究苏联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结论:此文为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关系和苏联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现代化本科毕业论文现代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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