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制度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再造，本文是关于社会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苏维埃制度和再造和中国乡村社会方面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1928年至1 930年,苏维埃区域和政权由点及面,遍布大半个中国,众多地方人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纷纷“扯起红旗建立苏维埃”①,直至1931年中国成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这是一个与旧体制完全不同的新型政权,以至于“社会旧制,亦被废除殆尽”②,整个社会反响强烈.当苏维埃革命的触角伸人广袤的中国乡村之时,失序的乡村社会考验着苏维埃政权的乡村治理能力,而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将苏维埃制度有效“植入”农村并对乡村社会秩序进行再造的现实问题.
一、失序的乡村：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变化
20世纪初,中国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出现了救亡图存的紧迫感,清廷主推的新政带来的结果不是清王朝的中兴,而是大一统的王权被推翻.清廷势衰力竭的序幕由此拉开,地方开始控制武装力量,且与政府日行愈远,鲜明地反映了权力的衰落,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王权的衰落与地方主义的兴起
清朝“皇帝是一位享有绝对权力并不受法律限制的君主,在各种皇亲国戚的簇拥下实施统治”①,为应对防卫现代化失败而导致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的局面,王权开始分化,大一统的国家学说被宪政取代,地方主义找到合法性依据,地方政府开始膨胀并明目张胆地与政权对抗,在应对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即为一典型事例,并立即得到了十三个省的响应,地方政府越过政权与各国签订了“两不相扰”的互不侵犯条约②,这种在国防军事行动上抗拒指令,在外交主权上擅自做主的非分之举,导致“这些省份俨然已非清帝国辖下省份,而是各自独立的列邦”③.张骞认为“保国必先保东南,即保家乡”①的思想观念十分普遍,欧榘甲在《新广东》中有言：“爱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可如何也”⑤,杨守仁在《新湖南》中发表了更激烈的言辞,响应《新广东》之说,大力鼓吹反清独立,认为“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⑥地方主义逐渐兴起,并成为清末之普遍潮流,“‘省,已成为牢不可破之地域意识”⑦,此种地方意识为后来在各省交界的夹缝中生存并“植入”新型的苏维埃制度提供了可能的空间.
（二）城市兴起与乡绅的出走
地方主义的兴起对大一统的王权形成了挑战,也为地方利益的组织化和扩大化提供了可能.洋务运动之后,对外贸易增加,通商口岸不断扩张,直接导致了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和资本开始自发地向城市流动.乡绅出走与城市兴起相伴相生,“绅士城市化不仅是精英阶层由农村、小县城流向省城和通商口岸,它还是一个绅士拥有的资金向城里聚集、转化为工业商业投资的过程,这无疑造就了城市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力.”⑧随着乡绅在农村拥有的资本深入城市,大城市得以迅速扩张,“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最初几年,是中国主要城市迅速发展成长的时期,城市人口（特别是在主要通商口岸）以3.5%～9. 8%的年增长率增长,它大大超过0.4%～0.5%的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率”⑨,新兴的大城市因为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广为吸纳新知识分子、实业家及现代学生,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无产阶级工人,新兴大城市进而演变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多元的地区,这也为合理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首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依据,“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地成为颠覆政府的基地”⑩.城市生活以及随乡绅出走的资本快速地诱发了乡村精英人力资本的逃离,直接导致乡村生活的衰落,同时也造成了“乡村里大户的支配权在上层消失了,而广大农民在村庄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⑥
（三）军绅合流与农村遭破坏
191 3年起,军队扩充,政党分裂,所有人都无法将新的军事权力与一种新的政治组织相结合,中国被许多相互对抗的军阀或地方军事首领分而治之.军阀统治下,政府腐败,人民遭受苦难,中国社会经过一个世纪的衰退之后陷入了最混乱的状态,军阀和地方豪强相互勾结,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最主要因素,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结构被称为“军绅政权”①.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给广袤的农村带来太多的动荡,但军绅政权下军阀混战的破坏对象则主要是农村社会.直皖战争、粤桂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奉浙战争,每年平均差不多有八个省遭受战火洗劫②,四川省境内的地方性军阀大战小仗则超过400起③,农民的生活处在毁灭性的边缘.作为无休止地榨取战争费用的一种手段,军阀竞相将名目繁多的“预征税”强加给各自辖区的农民,除每年已定税额外,还提前征收一年或几年后的税额.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年征十几年的税,诸如四川等一些地区的农民已被迫交21世纪的税了①.当时报载“小康自给人家,逐渐变成赤贫；衣食不能自给,流而为匪的良民,以极大的速度增加”⑤,鲜明地指出了农民深受军阀之苦的现状.
（四）乡村失序与传统乡绅政治的失败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农村再次出现了历史上王朝末期那种农民陷于赤贫境地的局面.洪宪帝制失败后,政府衰落,战争频繁,军阀大量扩军,横征暴敛,物价、田租、银价大幅度上升,农村社会迅速解体⑥.到1 927年,无地农民达55%,加上占地极少不足以维生的贫农,共有75%的农民处于贫困死亡线上⑦.农业生产急速萎缩,据统计,全国小麦产量1 918年为43140余万石,到1923年降到27360万石⑧.到20年代中期,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主要的粮食进口国,被某些外国人称为“饥饿之邦”了⑨.天津《大公报》指出,农村生产荒废,秩序荡然,内战永无休歇,政治终年混沌,掌兵者黩武自雄,执政者苛敛是务,商业日渐衰微,农村几乎全部破产,人民已无治生之地,政府则洗髓敲骨,方未有已⑩.农业经济的破败,导致了农村人才与财富加速流向城市,不少乡绅进入城市,融人商业体系,必然导致绅权在农村基层的空虚.随着乡村地主和传统绅士迁居城市,他们在劳苦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以及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无疑受到损害⑥.空虚失序的破败乡村,证明了传统乡绅政治的失败,也为领导下的乡村苏维埃运动提供了进入的可能.
一、制度的植入：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延伸
自甲午战争之后,乡村中贫农越来越多,宗法组织也日趋解体,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中宗法家族已不能担当基层组织之功能.而要承担起深入农村基层的使命,顺利在农村中立足并取得发展,必须有效控制逐渐失序的乡村,同时推动苏维埃制度及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延伸.人在乡村中依靠他们与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吸引人的农业纲领、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久便在广袤的乡村中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阶级斗争：乡村权力再造的重要切入点
苏维埃革命前,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政治觉悟甚低,对此梁漱溟曾这样描述：“中国农民散漫非常,只有个人,不成阶级.将如何期望他们革命？将如何依以为基础呢？在革命家想象他是‘绝对革命’,其实他是与革命无缘的！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①因此,对而言,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鼓动农民积极参与苏维埃革命,成为再造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切人点.清末民初以来,长期的贫困化和政治恶化直接造成了乡村的贫富对立,士绅在地方性社区中拥有压倒性的地位,贫穷和比较贫穷的农民成为农村社会中的大多数,构成了乡村权力体系中的“金字塔结构”③.整个乡村社会中阶级斗争的条件正在孕育,经过红色革命的*作用,农村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乡村中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出现了颠倒,昔日农村中最穷最没有地位的农民处在苏维埃权力架构的最上层,众多的贫雇农在政治上完全翻了身,“是农村权力的主干”③,中农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升,“中农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中农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40%”①,而原来占据压倒性地位的乡村地主阶级则被苏维埃政权“施行严厉的制裁和镇压”⑤,整个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结构”⑥,通过阶级斗争成功地实现了再造乡村权力秩序的目标,为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苏维埃制度的出现都是中国乡村政权的一个崭新的形式,虽然中国农民始终难以搞清苏维埃名目的真实含义,但并不妨碍他们从苏维埃制度中获取实在的利益,“农民在苏维埃政权下毕竟得到了清末民初以来难以祈望的好处,不仅可以靠田里的收获活命,而且还可能有所剩余”⑦,这与苏维埃制度出现之前的乡村贫苦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眼前的真实利益自然会驱使农民真心地拥护他们一时难以理解的苏维埃制度.苏区革俞之后,权力体系再造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新型苏维埃制度在乡村中的确立并保障农民得到更多的利益.深究其缘由,我们自然可以发现在其中所起的显著性领导作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传统“中国农村缺乏一种内聚力,这有助于能够不断地把农民吸引到控制的地区.这也使打碎并改造旧的农村制度的过程变得比较容易.”⑧对此,亨廷顿也曾指出,“一个彻底的革命还包括第二阶段：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成功的革命往往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在一起.”①所以,在以阶级利益为主导的革命动员成功之后,迅速地推行苏维埃制度,并将乡村权力从地主士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成功地将乡村政权的基础由地主士绅变为农民群众.伴随这一制度的推行和确立,必然将乡村中原本分散、孤立的个人有效地纳入到苏维埃政权体系之中,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组织化程度,而且悄然改变了民众在政治权力上的弱势地位,势必造成工农群众在权利方面需求的不断高涨.
（三）权力主体的意识觉醒
苏维埃政权成功实现了对民众的赋权,虽然这种权力本就归属于人民,须知“全体人民乃是政权的最高根源”④..由于各级苏维埃政府都采取了集体化管理的形式,所以较之革命前,这种政权体制自然要得多.“特别是在基层村镇中,农民选举自己的苏维埃领导人,因此享有参与管理的大量机会”③,正因为农民获取了选举权,所以苏维埃区域内民众的政治觉悟有了极大的提升,“一苏大会后两次选举中,第二次比第一次参加选举的人数更见增长.”①因此,从理论上讲,“苏维埃或称工农兵代表会议,是一种彻底的制度,它能使全体劳动人民充分地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决策”⑤,故在1 933年的第二次选举时,“吸收了最广大的选民,根据几个统计,先进的如：兴国全县、上杭才溪区、瑞金武阳区,平均到会的选民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如西江县、洛口县,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六十二以上,中等区如瑞金的小肖区到会选民平均在百分之七十一以上,拿这些数字来推算,到会的选民当在百分之八十以上.”⑥造成的大规模选民的参与构成了乡苏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⑦制度体系,标志着权力主体的意识觉醒业已开始.正因为民众“有了权,成为政府的主宰”⑧,势必打破传统乡村中少数人或个别阶层对权力的垄断,可以有效地阻止权力的异化趋势,也为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提供了有效的政治保障.
（四）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政权中的嵌入
人在成功实现乡村割据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⑨可见,小块红色区域的乡村政权力量对于全国政权的取得至关重要.苏维埃政权正是在一小块又一小块红色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尽管乡村基层政权处于国家政权体制的末端,但它是连接临时政府和乡村民众的桥梁,既是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延伸,也是进行乡村治理的有效基石.在构建苏维埃政权组织架构体系时,明确提出：“乡苏维埃政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的基层组织”,“乡一切事务由乡苏维埃负责”⑩,由此乡村政权必然成为中国和苏维埃政权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其稳定与否,关乎整个国家政权的兴衰.曾形象地比喻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塔脚,这就是城乡苏维埃了.”“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①在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数年时间里,苏维埃的乡村基层政权,就像一张周密的大网,将苏区各级政府与广大民众密切联系在一起,既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巩固了国家政权,也为国家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秩序的再造：乡村治理结构的国家重构
对而言,建设苏维埃政权以获取国家权力是一回事,保持和运用国家权力则是另一回事.为了更好地运用权力,一直致力于通过苏维埃制度建设来重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并且把党员的忠诚、人民的支持以及社会组织的力量整合到一个能够控制并且保卫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全能型政权的政府,以实现对乡村治理结构的国家重构.
（一）苏维埃政权对乡村中民众的赋权
苏维埃革命前,广昌“一切县政,多有操在县绅之手”②,其余地区也不例外,“至各乡区,悉无行政组织,乡村一切政权悉操之于乡绅之手”③,普通民众根本毫无“染指”乡村权力之可能,就连蒋经国都认为乡村社会悉被土豪劣绅等“坏人掌握”①,以至于民国的“任何政府行政部门都无法绕过绅权把乡长、保长、甲长和族长纳入自己的管理体制中.”⑤绅权过于强大,致使农民权力长期缺失,经过的革命宣传和动员,20世纪以后工农阶级力量得以迅速崛起,他们在的领导下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为后来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苏维埃政权能够在乡村中建立的内生性因素.当然,“如果农民没有承受贫困和剥削,中国将不会有任何革命”⑥,但相比于生活中的困苦,农民权力的被剥夺才是他们身上所承受的最大之贫困和剥削.对此,在成功创建红色割据政权后,广泛建立了从到地方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同时明确“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的”⑦,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对乡村中民众赋权的宗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文规定：“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大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⑧法律保护民众获取正当权力,是苏维埃制度对乡村社会秩序再造的一个最重要基础.
（二）新的委员代表制度：乡村社会动员能力的重建
苏维埃政府不仅从宪法和其他法律上对苏区群众赋予更多的权能,而且还从政治制度与程序运行上进行了有利于工农群众享有的设计,借此来建设一个有利于乡村社会动员能力重建的政治新秩序.新加坡首任总理曾反复强调：“要维持一个高水平和不断向上向善发展的社会,也是需要一定的纪律、社会秩序,否则便没有前途.”①同样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要重建其乡村社会动员能力,也需要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保障,否则一样没有前途.为此,设计了全新的委员代表制度,委员会负责承担苏维埃政府的具体行政事务,而代表制度则能将地方上那些积极的、有能力的群众融人到政权体系中来,这样就能“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②.谢觉哉后来总结委员会制度的作用时形象地指出：“委员会多,参加人就多,尤有活动能力的男女都在做工作,像千百条血管连结在群众里面.”③而代表制度则保障了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基本路径,同时保证了工农群众能选出自己所信任并能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去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且在代表的组织与带动下,能够“使每个群众都了解苏维埃一切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鼓动群众热烈的自愿的来执行一切工作”④.新的委员会制度和代表制度．意在重建与强化苏维埃的乡村社会动员能力,提升其工作效率.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不仅能迅速接收群众的意见,实际解决群众的一切困难,而且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完成苏维埃的各种任务⑨.一旦苏维埃政权的乡村社会动员能力得以重建,那么领导下的全能型政权建设势必能够得以顺利推进.
（三）超越传统：领导下的全能型政权构建
领导的乡村苏维埃运动在经过了严酷的阶级斗争与制度建设之后,催生了一个更为庞大、更加强有力的新型政权.负责行政管理的政府与负责决策、协调以及监督的政党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区别但密不可分的组织层次体系.这一体系以党的组织机构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中心,中间经过省、市、县、乡、区苏维埃等诸多层次,将政权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工厂、学校和居民区,形成了一个全覆盖的政权网络.政权把政府的权限及影响拓展到史无前例的范围,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中,至少在国家存在强大统一政权的时期,的权力经过完善的官僚机构,可以有效地传递到县一级.但是在县级以下的‘非政府层面’上,传统的精英集团如‘士绅’以及各种非的机构团体把持着整个局面.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情形,他们基本上摧毁了旧的精英集团和绝大部分传统的社会团体,代之以新的精英和新型的建立、控制的群众组织,把党和政府的正式的官僚机构的影响扩展到乡村一级.”@同时,新型的苏维埃政权还把自身的活动延伸到社会中的其他功能领域,如推动妇女解放、指导经济生产、提供社会服务和受教育机会等方面,这在以前并不是国家的管辖范围.这种全能型政权使得人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积极地发动农民并获得农民的广泛支持,从而在农村确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四）社会组织的重构：再造乡村社会秩序的国家意志
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下出现的,“在国共你死我活的冲突对立中,苏维埃政权不啻成了捆在上的权力机构”①.正是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而组织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的管理职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辅助职能,即便是辅助职能,它也是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行使的”④.,因此在严酷战争考验的环境中对乡村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并再造乡村社会秩序并非易事.对乡村进行治理的尝试,与其革命利益密切相关.虽然有效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为克服困难也采取了多种方法,最终选择了在乡村治理结构方面进行国家制度的重构.
为此,首先在乡村中大力推行苏维埃法律体系,倡导民众认同国家法律权威,因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法的联合体,而且“国家是人民的事业.可是所谓人民,不是指任何个人在任何情况下的结合,而是指一个人群因服从共同的正义的法律和享受共同的利益造成的整体联合.”③只要民众选择服从苏维埃的国家法律,那么在乡村中的治理尝试就具备了法理上的合理性.同时,还着手在乡村中普遍建立各种不以血缘关系为依据,而以社会地位为中心的群众组织,以便广泛地取代传统乡村中家族、宗族所肩负的各种社会职能,“宗族原有的互助救济功能为苏维埃政权和生产合作社、拥军优属委员会、互济会等组织取代；宗族原有的社会管理与治安等功能,则被苏维埃政权和儿童团、少先队、赤卫队、贫农团等组织所取代；宗族原有的族塾乡学之教化功能为新式小学所取代.”①总之,通过法律意识和法律权威的确立,伴之新式群众组织功能的发挥,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国家重构之目的.同时也造成了影响力直接渗透到苏区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为再造乡村社会的秩序提供了条件与保证.
总之,中国领导广大民众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选择苏维埃制度,对于早期国家层面上的乡村社会秩序再造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须知“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⑤正是在直面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努力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并逐渐渗透到农村基层及其中的每一个人,从而实现植入苏维埃制度与有效的乡村整合之目的,为国家再造乡村社会的秩序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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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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