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康迪：一位杰出的大学领导者，本文是领导者毕业论文提纲范文跟康迪和领导者和大学领导者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今年是著名教育家、科学家康迪教授105周年诞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日前编辑出版了《康迪与西农》一书,全面真实地展现了康迪作为革命家、教育家的思想与精神风貌及其光辉一生,生动诠释了康迪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国情怀.
坚定的爱国者
康迪原名为金光祖,1935年从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1940年,在周恩来总理和吴玉章同志的精心安排下,他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了表达抗敌救亡的决心,他改名康迪（“ 抗敌”的谐音）.
大学毕业时,康迪到上海商品检验局（海关）植物病害检验组工作,担任实业部商品检验技术研究会委员.上岗之初,在一次检疫从美国进口的柑橘时,发现了传染性病害,康迪拒绝签字,禁止这批柑橘入关.进口商人给出了放行一船柑橘给他20根金条的诱惑,但他不为所动,彰显了他的爱国情怀.
1936年,康迪受聘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学课程讲师.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至1939年他随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在澄江清华大学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师从戴芳澜、俞大绂教授.
1940年,国家半壁山河沦陷,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康迪收到已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三妹金正的来信,内附由吴玉章签署的聘他为延安自然科学院教授的聘书.此时,在上海沦陷区的二姐也给康迪来信,劝他回上海结婚,留在上海工作或出国留学.
面对即将完成的学业、研究工作和即将取得的学位,到延安还是去上海,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康迪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选择到延安.正如其在自传中所回忆的：“我早就想去延安,但我的学习和研究还没有打好基础.然而,民族的苦难、国家生死存亡的现实,不允许我迟疑.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祖国和民族的生存付出了血的代价,要革命就必须依靠,必须走共产主义道路.”
讲政治的教育家
1949年,康迪作为军代表参加接管西北农学院工作.他对老教授非常重视,把他们看作学校宝贵的财富.在新的院务委员会组建中,虞宏正、李赋都等学术名家都被任命为院务委员,负责学校管理工作.
1957年,上级组织准备安排康迪当院长,他再三向组织建议,从西北农学院具体情况看,还是由原来的人士辛树帜继续担任院长为好.最终上级党组织接受了他的建议,并高度赞扬他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
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康迪发扬延安精神,努力传承中国在延安时期形成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和在实践中提出的一整套教育理念与方法,为西北农学院和陕西杨陵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2月,在西北农学院扩大校务会议上,康迪提出西北农学院今后的总任务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西北农业技术干部；并根据现有条件,分轻重缓急,解决西北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使西北农业的发展与提高有更远大的前途.
1951年,学校再次明确办学宗旨：“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学方法,依据西北地方的实际需要,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农业建设人才.” 此间,康迪将解放区的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又红又专等优良传统在西北农学院发扬光大,从教育思想、教育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管理、校内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
康迪十分重视学生思想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西北农学院新生入学,他为学生作入学教育报告,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热爱专业、努力学习,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合格农业科技人才.学生毕业,他主持毕业生典礼,或邀请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或请卓有成效的老校友回校,与毕业生见面并作大会报告,勉励学子服从国家需要,志在四方,为学校、为国家争光.
杰出的大学领导者
立德树人、创新学术是大学永恒的任务.康迪深谙大学管理之道,熟悉教育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就高瞻远瞩,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
一是坚持以教学为主,注重质量第一.康迪倡导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特别强调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搞科研的教师必须上教学一线.1950年到1953年,西农各专业普遍采用苏联教材,并请苏联专家讲课.康迪在教学工作方面总结了课堂讲授、实习实验、讲堂讨论、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及改试改查等十大教学环节,阐明了各个环节的任务、作用及相互关系,推动了教学改革,保证了人才培养质量.1955年,因在教改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学校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经验交流和成绩展览会,并受到领导同志的好评.
1962年,康迪主持制订了《西北农学院关于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规划》,将当时的18个专业调整为13个专业和一门专修课,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关系,贯彻了“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完善了学籍管理制度,保证了教师的业务活动和学生的自学时间,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他狠抓教材建设,采取“ 选用为主”“编、选、借”并举的方法,开设了162门课程的教材,除22门课程的教材质量不足或推迟出版外,学生人手一册.
结合学校实际,康迪提出实行教育、科研、生产三个任务结合,教师（科研人员）、学生、工人三种成员结合,学校、科研机关、生产单位三种单位结合的三方面“三个结合”的工作体制和方法；提出并坚持“培养人才,开展科研和参加社会生产”是学校三大职能.他重视学校图书馆、实验室和实习农场、工厂建设,通过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改革实践,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还促进了学校科研工作.西北农学院在小麦育种、莎能奶山羊纯种选育、昆虫学、水利工程学、古农学等学科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国内领先的成果.
二是坚持学习国际先进经验,提升办学水平.1956年,康迪提出创办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式的高水平农业大学的目标,既重视基础理论学科建设,又注重应用学科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西北农学院在各门学科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在植物生理生化、遗传育种、物理化学和胶体化学、土壤学等方面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在专业设置方面,康迪考虑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科交叉渗透以及专业配套的需要,设法保留了一些重要且国家建设急需的专业.到1960年,西北农学院在原有11个专业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生理生化、农业物理、农业电子技术等8个新专业,并使农学、植保、园艺、畜牧、兽医、农经等专业方面的师资、设备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加强农业科学的综合研究和协作攻关,充分发挥陕西武功地区农业科技力量优势,康迪积极倡议建立武功农业科研中心.他迎难而上,积极争取各方支持,1978年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该中心为陕西杨陵地区教学科研、生产部门的横向联系提供了新的平台和途径,为后来杨陵地区农科教事业的联合发展乃至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三是坚持依靠大师办学,延揽培养高级人才.为了找寻好教师,康迪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揽人才.他主持聘请了石声汉、孙华、王广森、贾文林、仇元、兰梦九、禹翰、朱天祐等一批高学位、高水平专家来校工作.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拟派出一批教师到苏联进修,很多高校迟迟派不出人,康迪则多方争取申请追加指标,一次就派出十几名教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学校事业的顶梁柱.对在校的中青年教师,按照规定的师资培养规划,他督促各方严格执行.
由于长期的忘我工作,康迪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80年下半年,他病重住进医院,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病危时,他留下遗嘱,把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月20日,康迪在西安病逝,他带着振兴西北农学院的未竟宏图,带着建设杨陵农业科学城的美好心愿,离开了他终生热爱并为之奉献终身的祖国农业教育、科研事业.康迪的一生,是献身革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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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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