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日关系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本文是农产品贸易类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跟农产品贸易和中日关系和两国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１ 引言中日两国在经贸上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超过日本,而日本在知识技术资源、国际资源等方面强于中国.尤其在农业领域,受自身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本的限制,日本近６０％的粮食消费都要依靠进口,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进口国.而中国幅员辽阔,作为与日本邻近的国家,中国农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竞争力较强.中日两国开展贸易合作后,日本一直稳居中国５大出口贸易伙伴国之列,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目的国.友好的政治关系是中日两国经贸协作良好发展的前提.国民之间相互信任、经济往来密切,政府之间更能采取有利于双边经济贸易的政策.从这一角度看,中日关系显然与两国贸易正向相关.但事实上,关于中日关系与贸易的研究却出现了分歧.大部分观点认为,中日关系升温会促进双边贸易,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不利于贸易(施永兵等,２００５;李文,２００６;卢秀茹,２０１２),也有学者认为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不协调发展趋势(冯绍奎,２００６; 马俊威,２００６; 高成瑨等,２０１２),甚至有学者对中日贸易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中日政治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对贸易造成影响的结论(Armstrong,２０１２).由于指标衡量和数据匮乏等问题,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仍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论述,缺少实证检验.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实证检验中日关系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使用了较长时间跨度的数据,样本期涵盖中日关系发展的两次低谷,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二是没有直接使用农产品出口额、进口额或贸易总量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使用中日农产品贸易所占比重来反映中日贸易在中国农产品贸易外部市场上的重要性.排除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对中日贸易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日贸易上升态势明显,似乎并未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例如,２００６年,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以及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中日关系达到冰点,但当年中日农产品贸易额仍然平稳上升,这也是很多人认为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状态的论据之一.而事实上,中日贸易格局已随中日关系悄然改变,日本市场出口额在中国对外市场总出口的比重下降了,可见贸易比重才能更准确衡量中日贸易关系变化.三是本文使用了中日政治关系指数、外交活动虚拟变量和中日旅游人数３个变量,从政治往来、外交活动和民间交流等不同角度,全面衡量中日关系.２ 文献回顾政治与贸易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关于政治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政治友好与否对贸易有影响也早已进行过很多实证研究.Pollins (１９８９)用１９５５—１９７８年的数据研究了国际冲突与合作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两国政治友好则贸易增加,政治冲突则贸易减少.Nitsch (２００５) 使用１９４８—２００３年的数据研究了正式访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之间的正式访问会显著促进产品出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会使双边出口提高８％~１０％.与友好的政治关系能促进国家间贸易发展的观点相对应的是,政治关系恶化会对贸易带来负面影响.Fuchsand Klann(２０１０)使用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１５９个贸易伙伴国出口到中国的数据研究得出,不良的双边局势会影响贸易发展.上述文献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双边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国内学者对政治与贸易的关系也早有关注.单文婷等(２００６)在研究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中,考虑了两国外交关系紧密度对双方贸易合作的影响,提出了外交关系好的国家,贸易合作也会进一步加强的假设.蒋业恒和李清如(２０１３)对１９５９—１９９９年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交关系良好对双边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杨青(２０１４)在证实外交关系对贸易促进作用的基础上发现,外交层级的上升会增大两国的进出口额,越高级别政府官员的出访越有利于促进双方开展经贸合作.在中国外交关系与贸易的研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为中国和日本.由于各种历史和政治因素,中日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关系对两国贸易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大小也备受关注.大多数观点认为,中日关系升温会促进双边贸易,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则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施永兵等,２００５;李文,２００６;卢秀茹,２０１２).实证结论与这一论点基本一致, 陈思翀和徐奇渊(２０１４)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的中日关系划分为３个阶段,发现在此期间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分别为较弱影响、无影响和显著的正向影响.也有学者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中日关系呈现出“政冷经热”的不协调发展趋势(冯绍奎,２００６;马俊威,２００６;高成瑨等,２０１２);而Armstrong(２０１２)基于１９８６—２００６ 年的数据发现,中日政治关系的紧张并没有对贸易造成影响.基于相关文献较为缺乏,尤其是实证检验的缺少,目前关于中日关系对两国贸易的影响如何,尚未得出统一结论.３ 实证模型及数据来源３１ 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为分析中日关系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进出口贸易方程:exportpkt ＝β０＋β１Relation＋βxXt＋εktimportpkt ＝β０＋β１Relation＋βxXt＋εkt这里,importpkt 和exportpkt 分别表示t 年中日海关HS２位码层面产品进出口额占该层面中国进出口产品总额的比重.这里没有直接使用进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是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整体贸易量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即使是在中日关系急剧恶化的２００６年,中日贸易额仍然增加,但通过中日农产品贸易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量的比重可以发现,２００６年中日贸易比重急剧下滑.可见中日关系对贸易是有影响的,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更多地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就是影响的一种体现.因此,仅从中日贸易总额变化判断中日贸易关系并不全面,贸易比重更能反映真实的贸易形势.Relation表示中日关系,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使用３个变量作为衡量中日关系的*变量,一是采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计算的中日双边政治关系指数.二是参考Nitsch (２００５)、蒋业恒和李清如(２０１３),用两个国家是否有外交活动往来的虚拟变量衡量两国关系.三是用中日双方旅游人数间接衡量两国关系紧密程度.不管是中日双边政治关系指数,还是两国外交活动虚拟变量,本质上均是根据中日双方政府间的合作与交流事件作为评判依据的政治性指标,而第三个变量则是笔者的一种尝试,试图抛开政府、国家利益层面的因素,以两国民间交流紧密程度衡量两国关系.从历史文化角度看,作为中国的近邻,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从经济角度看,日本与中国更是优势互补的利益结合体.因此,笔者认为衡量两国民间关系对于全面衡量中日关系十分必要.此外,研究表明,不仅双边关系影响贸易,贸易的开展也会影响两国关系(李滨,１９９７;蔡洁等,２０１１).因此,为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双边关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X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考虑到中日农产品贸易会受到两国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汇率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中国、日本人均GDP环比增速、汇率增速、中国２００１年加入WTO虚拟变量、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虚拟变量.εkt表示残差项.３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根据以上计量模型,本文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国与日本的农产品进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因本文样本覆盖范围较大,为避免不同版本HS编码对样本选择带来的误差,本文将不同版本统一转换成１９９２版编码.将编码前后统一后,从样本中选择HS２位码第０１~２４章作为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对象.① 详见网站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７５２２/indexhtml.
核心解释变量为中日关系.首先,关于中日双边政治关系指数,数据来自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编纂的“中外关系数据库”① .该指标以阎学通等学者的研究(２０１０)为理论基础,将双边外交事件区分为正面事件和负面事件,并根据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程度对事件加以评分,最后加权得到综合指数,从而将双边关系量化.其次,外交活动虚拟变量,主要根据当年中日两国是否有国家或政府首脑之前的正式访问、国事访问或工作访问判断,事件资料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进行统计.第三,中日双方旅游人数,日本来华旅游人数摘自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来自日本国家旅游局(JNTO)网站.由于数据限制,中日旅游人数仅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控制变量中,中日两国人均GDP和汇率均来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３３ 基本特征事实图１和图２分别为中日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和贸易比重变化趋势.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目的国,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量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２１世纪初期,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甚至达到了１８％;但是到了２０１４年,这一比重已下降为不足８％.而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则相对较少,仅占中国农产品进口的０８％左右.
图３为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日政治关系指数.与中日农产品贸易总额占比下降这一趋势大致相同的是,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日政治关系指数的变化也较为剧烈.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中日关系维持在良好状态;２１世纪初期中日政治关系指数开始下降,到２００６年达到第一次低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和期后,２０１０年中日关系开始出现转折;而到了２０１４年年底,两国关系又一度达到了紧张的态势.
从中日贸易份额占比以及中日政治关系指数的变化情况可以大致看出,两者变动趋势有较强的相关性.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年,中日政治关系虽然有些波动,但大致处于较为良好的阶段,此时中日贸易也处于升温阶段,不仅总量上看农产品贸易处于上升态势,而且中日贸易所占比重也在增加;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中日双边关系小幅波动但整体平稳,中日农产品贸易总量虽然稳步上升,但贸易份额开始波动;２００１年,日本掀起“中国威胁论”,并且对中国大葱、蘑菇、蔺草等农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从舆论和政策方面都开始抵制中国,中日关系开始降温,中日贸易比重也急剧下降;直至２００６年,由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以及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中日关系达到冰点,中日农产品贸易比重也达到历史低点;此后,中日两国领导人积极改善双边关系,中日政治关系指数明显上扬,贸易占比也止跌趋稳;紧接着,２０１０年的“撞船”事件,以及２０１２年的“钓鱼岛”事件,使得双方关系再次跌入谷底,双方农产品贸易份额也进一步下降.从以上一系列事件及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形势随着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两国关系良好时,中日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越大;而两国关系紧张时,中日贸易份额将随之收缩.当然,关于二者关系更准确的表述有赖进一步的统计检验.
４ 估计结果及分析表１使用跨度为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估计得出的基本回归结果.表１前两列中,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方程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中日关系友好指数与农产品出口额显著正相关,中日双边政治关系指数每上升１０个百分点,中日贸易份额将增加００８个百分点;添加控制变量与否对这一系数的影响不大.在表１后两列是针对中国农产品进口方程的估计.中日关系友好指数对进口贸易额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说明中日关系友好指数每上升１０个百分点,中日贸易份额将增加００４个百分点.以上结论与陈思翀和徐奇渊(２０１４)的部分实证分析结果一致,有助于回答学术界关于中日政治经济关系是“政冷经热”还是“政冷经冷”的争论.从进口方程和出口方程的回归中可以看出,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中日两国贸易额变动趋势与政治关系变化基本一致.两国关系友好,则中日贸易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比重更大;两国关系紧张时,不仅日本会减少从中国的进口,试图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主动寻求开拓新的市场,避免经济上过度依赖日本,因此中日贸易份额必然下降.可见,贸易形势本质上来看是追随政治形势变动而变化的.所谓“政冷经热”实际上只是贸易总额的一种表象,某种程度而言甚至是对经济形势的误解.
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下:①汇率变动对两国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本文对汇率的衡量是以１元人民币可以兑换多少日元,因此汇率值的上升即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回归结果中,该汇率的系数为正,说明人民币升值会促进出口,该结论与现有结论一致(肖爱华,２０１２).②人均国民收入会显著影响贸易.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提高时,中国对其出口会增加;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提高时,从日本进口也会增加.③WTO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出口方程中,中国加入WTO 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可见加入WTO有利于中国开拓国外市场,使得贸易成本降低,更多的产品有了出口机会(施炳展,２０１３);进口方程中,该变量估计系数为负,说明加入WTO之后,中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比重下降了,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接触了更大的国外市场,消费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进口来源开始分散.④金融危机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出口方程中,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危机期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显著减少了,这也证实了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冲击,金融危机下,中日贸易额受挫明显(苏国辉等,２０１０);而进口方程中这一系数不显著,可见金融危机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影响较小.表２给出了扩展分析的结果.表２第(１) (２)两列使用的是衡量中日关系的第二个变量,外交活动虚拟变量,分别对进出口方程进行回归分析.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外交活动虚拟变量对两国进出口贸易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两国外交关系越活跃,双边贸易份额越大,印证了友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促进双边贸易这一结论.表２第(３) (４)列使用的是中日旅游人数作为描述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的*变量,对进出口方程进行的回归分析.其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再次证实,两国关系越友好,则两国农产品贸易的联系也越紧密.这一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基本结论也基本一致,可见本文结论对不同回归方法以及不同样本具有稳健性.
５ 结论本文利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重新检验了中日关系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通过基本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中日农产品贸易额虽然逐年上升,但是贸易份额占比却下降明显,这与两国关系逐渐紧张有关.进一步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日关系对两国农产品贸易确实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上.中日关系紧张虽没有直接导致中日农产品贸易额的下降,但是日本市场的出口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下降了.中日关系越友好,两国贸易份额越大;而双方关系紧张时,贸易份额则显著下降.不论是用中日关系友好指数和双方外交活动虚拟变量来直接衡量两国关系,还是使用两国旅游互访人数来间接衡量两国关系,均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结论.
中日关系对两国贸易的显著影响表明,中日关系得不到改善,将对中日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有损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日经济互补性强,相互依赖.中日开展贸易是双方比较竞争优势作用的结果,能够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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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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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吉林省农产品贸易情况调研报告 为助力吉林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着眼促进农业产业结构性调整,坚持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服务乡村振兴这一方向,结合我省农业外经工作实际,现就延边州珲春市农产品贸易调研情.
6、 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流动特征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2006—2016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数据,测算并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中的虚拟水流动及其特征 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总体表现出虚拟水净进口状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