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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这个词是简·拉姆维斯特在谈到瑞典全国交通改革时说得最多的词语,那一次的改革令瑞典全国驾驶者和骑自行车的人改变了一生的习惯,从靠左行驶改成靠右行驶.
“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但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成功推行.”简·拉姆维斯特如今已经77岁,当年26岁的他还只是马尔默市一名刚拿到资格证的交通工程师,他参与了1967年9月3日瑞典全国规划上的巨大转变.这一天被正式称为“Hogertrafikomlaggningen”（右行交通）或简称为“H日”,目的是要令瑞典与其他欧洲邻国一样汽车靠右行驶.
除了希望提高国际声誉外,瑞典政府也越来越关注本国的交通安全——当时瑞典的人口约为780万,而根据瑞典统计局中登记的车辆数量,瑞典车辆从10年前的86万辆,急升到“H日”的198万辆.
虽然瑞典全国奉行靠左行驶,但其实当时很多瑞典人的汽车方向盘都在左边.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很多瑞典人会从国外买车,而国外的车都是适用于靠右行驶（方向盘位于左边）;另一个原因是像Volvo这样的瑞典大品牌国产车为了顺应国际市场需求,也选择生产方向盘在左边的车子.而当时有人担心,右驾车辆在左驾道路行驶往往容易造成视野盲点,这是造成瑞典致命车祸事故增加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有数据显示,瑞典车祸事故从1950年的595宗上升到1966年的1313宗.
“简直忙翻了”
在“H日”开始实施之前,每个地方市政当局都必须修改道路标记,重新安置公共汽车站和交通灯以及重新设计十字路口、单车道等等.包括斯德哥尔摩,马尔默和赫尔辛堡在内的多个城市更是借此机会整顿公共交通,例如关闭电车线以腾出道路空间加开公车路线.全国各地市购买了数百辆新公车,并翻新了8000辆旧公车,为其装上双门,总计公共交通改善工程成本为3亿多瑞典克朗（约2.2亿元人民币）.
全国约36万个路牌需要在一夜之间完成转换或移动,时间紧迫,连军队也加入工作直至深夜,确保“H日”当天一切都能正式投入服务.同时,除了必须的交通工具,其他车辆都禁止上路.
“我那天晚上简直忙翻了,”拉姆维斯特回忆道,当时他负责确保马尔摩市3000个路标都转移到正确位置.“我的老板很自豪,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致电到斯德哥尔摩、通知委员会负责人我们已完成任务的城市.”拉姆维斯特记得当晚办公室工作热情高涨,“我们半夜都在吃蛋糕和喝咖啡.”当然,除了成功的喜悦,对于有些人来说,“H日”也给他们带来了庞大压力.现为赫尔辛堡市交通顾问、已82岁的亚瑟·奥林回忆道：“最大的挑战是时间不够用,完全没有假期,几个月来每天工时都极长,我差点要自杀了.”亚瑟花了一整年部署物流规划,一年后,因为压力过大他简直想“一头撞在墙上”.“我的医生下达了指令,让我到非洲度假两周,完全切断工作上的所有联系.”
一个新的时代
随着“H日”的到来,艰苦的工作终于有了回报.1967年9月3日凌晨5点,在电台广播倒数后,瑞典人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全国各地的道路上靠右行驶.时任瑞典交通部长奥洛夫·帕尔梅（后来成为了瑞典首相）在广播中宣布,“道路靠右行驶代表了瑞典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巨大转变.”
“我敢说,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瑞典这样,投入如此巨大的资金和人力来实现与国际交通规则的统一.”奥洛夫·帕尔梅说道.
实际上,整项计划花了政府6.28亿瑞典克朗（约4.65亿元人民币）,仅超政府当初预算的5%,换算下来相当于现在的26亿瑞典克朗（约19.3亿元人民币）.不过历史经济学家拉史·曼格尼松认为,考量到这项计划堪称瑞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计划,这样的花费相对来说并不算太惊人.
作为比较,拉史·曼格尼松还提到了2017年瑞典交通部在道路和铁路方面的总预算大约是250亿瑞典克朗（约185亿元人民币）.“某种意义上来说,‘H日真是一笔便宜的账目,即使在当时这笔钱也不算大.”曼格尼松说道,“当时的道路系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所以基础设施的成本并不是很高,同时那个时候瑞典人的车基本都是左边驾驶汽车.”
当然,这样重大的政策能被顺利推行,也要归功于瑞典政府的高效率和缜密计划,以及那个时代后勤工作的完善.
交通伤亡减少
从安全角度而言,这项计划几乎可以立即宣告成功.瑞典人在H日（恰巧是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就开始工作,该天全国各地有157宗轻微交通事故,比平常周一的平均数字还要少一点,而且没有人员死亡.
瑞典交通顾问、着有关于“H日”书籍《靠右走》的彼特·克恩伯格当时才10岁,他回想起自己当天兴奋地骑着单车靠右骑行的情景,还有很多外国媒体都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对“H日”进行报道.
“这是1967年瑞典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彼特·克恩伯格说道,“外国记者,尤其是英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他们都在等待（瑞典改右行后）出现大批交通事故,所以对于这个结果略感失望.”
从数字上来说,相较于1965年,瑞典发生的车祸事故总共造成1313人死亡,2.3万人受伤,在执行“H日”的1967年,车祸事故总共造成1077人死亡、2.1万人受伤,这一年的交通事故死伤数目确实有明显下降.外界相信,这主要是因为瑞典人因切换行车方向,反而额外小心驾驶.一直到3年后,车祸导致的伤亡率才回到先前水平,但别忘了,在此期间,瑞典全国汽车数一个直在持续快速增长.
曾经有八成民众反对
虽然“H日”最后成功推行,但其实一开始民众不太接受突然“转右”——1955年政府曾举行过公投,询问民众意见,当时有83%的人反对把靠左行驶改成靠右行驶.为了教育瑞典公众,令他们更易接受右驾,政府从6亿瑞典克朗的“H日”总预算中拨出4300万克朗用作宣传,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广告以及学校讲座.“H日”还有自己的标志,印在广告牌、公交车和牛奶盒上,当时甚至还有“H日”的主题曲创作比赛.
“政客们意识到只有单项宣传计划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盘的宣传活动.”彼特·克恩伯格笑道,“目标不只是让99%的人知道,而是要让100%的瑞典人都知道瑞典即将改变道路通行方向.”
与此同时,曼格尼松补充道,当时在瑞典市民之间盛行的“顺应文化”,以及他们对政府的信任,都有助于推动公众舆论接受右驾.“当时的媒体批判性没那么强,专家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会照直报道.如果专家说这样不会太花钱,并且每个人都会受益,那么媒体就会接受这一点,我想公众也会接受.”
曼格尼松认为,“H日”的推行不仅提高了瑞典的全球声誉,作为北欧国家的重要参与者,还可能为瑞典带来了其他长期成本效益——比如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运输额都增加了.然而,这种经济影响“难以评估”,“瑞典的GDP每年都在快速增长,所以很难区分出‘H日对贸易运输带来的潜在利益.”曼格尼松说道.■
（陆达荐自《看世界》）
责编：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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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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