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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新解名篇两题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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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悲怆的命运之歌

——另读《岳阳楼记》

开笔全录千古绝唱《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待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笔者像一代代中学生一样,少年时就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倒背如流,这一方面是语文老师耳提面命的结果,一方面是自己从内心喜爱它.语文老师名叫梁向荣,脸儿长长的,瘦瘦的,黄黄的,目光锐利而明亮,印象至今难忘,他对《岳阳楼记》的讲解更是至今难忘.他说:第一段嘛,说明写记的起因,这很必要.自己的朋友名叫滕子京,贬官到岳阳,重修了岳阳楼,嘱咐自己为新落成的岳阳楼作记.有了这段简明扼要的开篇文字,接下来就可以自由挥洒了.第二段嘛,很聪明,一上来并不直接写岳阳楼如何如何,只用40几个字概写了岳阳楼的地势和气势:“巴陵胜状……气象万千”.为什么不详细写岳阳楼本身呢,因为“前人之述备矣”,以前写的人多了,重复没意思,超越又不易,最好就写“大观”.同学们记好了,这就叫人详我略,人略我详,与众不同,出奇制胜.第三段嘛,写览物而悲者.这天登上楼去,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冷风怒号,浊浪排空,看不见太阳,也看不见山的影子,商船不敢开行,只怕遭到毁坏,天将黄昏,能听到虎啸猿啼的声音.这种时候站在楼上,触景伤情,不免充满国忧与乡愁,觉得世途艰险令人畏惧,想到极处,好不悲观矣!接着第四段,马上是另一种情景与心情:但见春风丽日,蓝天碧波,沙鸥锦麟,岸芷汀兰,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时置身楼上,顿觉心旷神怡,荣辱得失全忘了,举杯畅饮,临风开怀,那是无比的欣喜和舒畅!同学们请注意,这一阴一晴,一悲一喜,两相对照,情景交融,可就引出了第五段,最为要紧,最有价值的一段.“嗟夫”,是个感叹词,强调下面的内容你得特别上心.予,我,范仲淹,曾经探求过古代圣贤的心思,他们可不会像上面两种人那样乍惊乍喜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轻易不会为外部环境的好坏所干扰,不会为自己心情的好坏所左右,在朝做官时,想着老百姓的利与害;身在草野民间时,则想着君王施行的是否是仁政.同学们可能也会问了,他们“进亦忧,退亦忧”,老这么忧愁,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们的回答肯定是这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我们先得为天下老百姓的福祉操心、担忧,什么时候他们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再分享他们的快乐.这样伟大、高尚的品德太让人感动了,所以再加个感叹词“噫”!最后,作者以设问句式取肯定意义:除却这样的“古仁人”,我还能再去追随谁呢?!

从听梁老师讲《岳阳楼记》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至今认定他讲得真好.唯有一点解读,我越来越难以认可了,梁老师说,这篇《岳阳楼记》,是范仲淹专门写给滕子京听的,先表表朋友的功劳,重点是最后,规劝老朋友好好学习前圣先贤.笔者后来走出校门,走进更大的文化圈子,才知道梁老师的“规劝”说,是一种很普遍的解读,而且与其相提并论的解读还有另外三种,即:“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用心学习对《岳阳楼记》的这四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体现读书人忧患意识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是全文的点题一笔,又是全文的灵魂和闪光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它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民本思想一直是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它与“平天下”的目标是一致的.老百姓是社会的最底层,又是社会的根基,只有“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使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孟老夫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民本思想的文学表达.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笔者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最真实的心态.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层面上的品格,而绝对不是它品格的全部.《岳阳楼记》深邃博大,别有洞天.笔者的感悟未必正确,但这种感悟有幸得益于屈原的《离骚》,以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歌德说:“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但他没有说,因为探不到底,谁也别去探测它.笔者试着从另一个方向去探测,以检验自己的感悟是否有道理.

据说岳阳这个地方,古来许多贬官都来过,包括伟大的屈原老先生.《离骚》是否写于岳阳?笔者无知.但《离骚》三昧,于理解《岳阳楼记》大有启示.《离骚》凡二千四百七十七言,三百七十三句(笔者按:从洪氏说删去“曰黄昏以为期,恙中道而改路”二句),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为了振兴邦国,实行“美政”,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其君”,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怀“存君兴国”之志,却唤不醒昏庸的楚怀王,国势日削,危亡日迫,救国无门……这对“国士”屈原来说,能无怨乎?故发而为《离骚》,故有其代表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过,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来多誉为“励志”之属.这就未免简单肤浅了一点.笔者以为:《离骚》其实是一部很“内向”的杰作,不管它叙事多么宏大,比兴多么浪漫又神话,情感多么激越,语言多么华美惊人,但它主要不是为了“策励宣言”,而是一种灵魂自诉,一曲充满内心矛盾冲突的心灵咏叹调.在这里,进步的政治理想,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庄严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悲壮的献身精神,都化在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中:一心向往的“美政”你究竟在哪儿啊,我穷尽毕生之心力,为何还未能达到?我将再求索再求索再求索而不废其志,可我已然生命老去……这实际上是屈原的又一个《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设身处地想一想,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正是一种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这不是“国士”屈原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士君子的群体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格的灭亡.”这种宿命的悲剧,太容易让人耳边响起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了.

要说笔者欣赏音乐的习惯,大抵喜中不喜洋,还是相当民族的;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悲怆》是个例外,百听不厌,属于枕边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常被世人总称为柴氏“悲剧三部曲”.它们在揭示个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方面,以及揭示人的精神悲剧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哲学深度.但是,《第六交响曲》与它的姊妹篇相比,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没有外在的命运主题,没有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元素,而是完全建立在内心体验基础之上,来抒发感情并表达主题思想的.它虽为标题音乐,却几乎不具有叙述性或描绘性等特征,与被视为西方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滥觞的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相比较,既不具有明确的叙述性内容,而与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相比较,也不具有明显的描绘性特征,它更像一部非标题音乐.它与《离骚》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向”品格,所有的外在感受,都通过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刹那间闪亮却转瞬即逝,一切都变成受伤灵魂的倾诉与呼喊,以一种超越的深沉,对不可逆转的命运,送出一抹并不绝望的神奇微笑.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一种难得的悲怆之美,仿佛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穴前回顾一生,曾经的一切,都化作深沉的悲怆之美.柴可夫斯基本人这样说:“我肯定地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特别是‘最真诚的’一部.我从来没有像爱它那样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部交响曲里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俄国著名音乐评论家巴拉基也夫说得更到位:“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

假如能以《离骚》和《悲怆》的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那么,它真正的“眼”在哪儿呢?笔者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它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吗?这不是一种无解的宿命吗?对,这正是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个魔圈,也正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态.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这里就此再延续一点别的价值取向.笔者有个联想很皮相:你看那阴阳八卦图上的两条颠倒鱼儿,一个头儿朝着这边,一个头儿朝着那边,永远扭不到一顺儿去;但它们又都出不得一个圈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在那里面挤挨着,盘绕着,谁也离不开谁.这就好比中国的帝王文化和士君子文化,你朝这边拧,我朝那边拧,满拧.可你俩再满拧,都拧不出一个时空——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和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土神州,而且起根发苗都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谁也离不开谁地厮磨着,渗透着,改造着……搅成一团儿,搅成如今称作“国学”这么一个糊涂东西.你说这里头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帝王文化,哪些又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士君子文化?往往一时理不清,颇多公案、悬案、错案,至今聚讼纷纭,口水笔墨官司打不停.林鹏先生特别形象地说:中国历史“总是在无限被动中、无限的罪孽中挣扎着,喘息着,一溜歪斜地,连滚带爬地”前行着.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虽然同在一个历史平台,理论上讲是互相厮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但实际结果显示,帝王文化挟权借势,雄踞于庙堂之上,独霸着麦克风,操控着话语权,占尽便宜.而一早(笔者按:比如先秦时期)非常强势的士君子文化,却日渐被打压得够呛,一步步后撤,到宋朝这样一个“准先秦”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但在“帝王文化”面前还是败下阵来.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过林鹏先生,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作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范仲淹奋斗一生,怎么还难以企及?可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励志的成分不能说没有,可内里真没有一点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吗?没有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吗?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以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行笔于此,笔者忽发奇思,想引进两个人物说事儿.他俩都是古人,比范仲淹还年老得多,一个名叫陈胜,一个名叫安重荣.下面分别说.

陈胜,字涉,楚国阳城县(笔者按: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人.秦朝末年,他是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起在大泽乡(笔者按: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陈胜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估计不通儒脉,所以说出话来不会引经据典、中规中矩,但却石破天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出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原话是:“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英雄好汉不死便罢,要死便死得轰轰烈烈,天下闻名.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兄弟们,起来造反吧,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也能做王侯将相!对此,历来史家评为“正能量”:说是“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并“喊出了几千年来百姓心中的真实愿望,对人性的开放和对自由的追求,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肯定.”这“是中华民族那些民族脊梁的呐喊……千百年来那些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兴衰,都证明了这句话已然牢牢刻在中国人乃至于全球华人的骨子里.”

陈胜故事与这句名言,世人知之并欣赏者甚众.而安重荣其人其豪语,就少有人知了.还是先把他的豪言壮语亮出来.他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尔!”这话见于《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安重荣也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安重荣,小字铁胡,山西朔州人.家里穷得与陈胜差不多,所以也是一个没上过学,没有文化的人,对儒家经典一窍不通.可他生得力大无比,擅长骑马射箭,最后做到五代晋振武巡边指挥使.就这么个一介武夫安重荣,狮吼一声天地惊:天子难道有种吗?谁的兵强马又壮,谁就来当皇上!有陈胜在先,安重荣这话不算“第一声春雷”,可他这是当量大得多的炸雷,王侯将相已然不在话下,直接要当天子皇帝爷,而且啥也不指望,就靠兵强马壮.敢情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原创呀.

如上所说,陈胜和安重荣这两个人,都是不读圣贤书的人,都不是士君子,都不会从小就像范仲淹那样求神问卜:我能成为良相吗?我能施展平生所学辅君安民平天下吗?或者像大多数志于禄者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吗?陈、安们的思路根本就不受儒家传统的束缚与限制,他们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念不起书咱就当文盲,活不下去了咱就造反,吃饱喝足了咱就想办法掌点权,兵强马壮了咱就打倒皇帝坐皇帝……反正从来没想过要当良相或者良医什么的.自然,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进退失据”的苦恼与宿命.于是笔者假设:如果陈胜、安重荣这种“局外人”,去掉一切现有的劣根性,用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当然,其中一定保有儒家价值观中那些先进成分)武装起来,那不就有了一种中国新人类了吗?也许只有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具有独立社会人格的“朋党”,才是改造中国的希望?

双解《爱莲说》

丁酉新春,许宏泉君忽有丹青巨制横空出世,为丈二匹十二条屏泼墨荷塘,雄展约三百平尺.其时,他新迁于京郊怀柔新居“留云草堂”,观其形胜,笔者有拙联“能怀柔方见真胸襟,可留云即藏大春秋”赞之,不料真风水宝地也.

且说大璧初成,留白壮阔,不思自题,意求他山珠玉并辉.遂于新正二十五日,携友人蒋智程君冒雪出京,艰难驱车九个多小时,摸黑达于山右古城太原,既为二天参与庆贺草书大家林鹏先生九秩华诞,也为敬请林老先生挥笔遣兴,题敦颐濂溪公《爱莲说》于新作之上.其心不也拳拳乎?其情不也烈烈哉!

新正二十七日晚间八时许,九秩老翁林鹏先生有如神助,连绵大草,一气呵成《爱莲说》,风韵流贯,龙姿凤章,与许君画作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实乃应运天成.至此,周公文,许君画,林老书,亦题名《爱莲说》的巨无霸画作巍巍乎出世也哉!作为见证人之一,笔者胸中块垒滚转,跃跃然作新“三绝”赞,或谓之曰不揣冒昧也.

何言新“三绝”?莫非还有老“三绝”吗?当然有,譬如宋 “三绝”.大宋皇祐三年(1051),63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打开《韩昌黎文集》,有“颂”仅三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比较起来,《伯夷颂》篇幅最大,题材一流,见识卓异,内涵丰硕,最能见出作者心胸.

遂有元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老“三绝”者,此之谓也.

中国古代士君子的人格美,是由二元文化要素所构建而成:“入世”与“出世”.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谓“入世”,亦即“入仕”,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安邦治国;所谓“出世”,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居以求其志”. 《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伯夷颂》中的伯夷,正是一位极有代表性的“出世”隐者,而《伯夷颂》则高度诠释并赞颂了“出世”文人的价值观和人格美.那么,“入世”者的价值观和人格美又该如何展现、如何评说呢?这就得好好品读《爱莲说》.

依笔者之浅见,“入世”要比“出世”难,难得多!意欲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隐者可以舍去家国,一走了之,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修身养性,著书立说,开馆讲学,可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之“贤哉回也”,可做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可做“山中宰相”陶弘景,可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总之,除了要做“宁愿饿死也不食周粟”的伯夷有点难之外,少有性命之忧,颇可建树清名.相比之下,“入世”者可就没这么潇洒了.

作为一个有抱负与理想的古代士子,既入俗世,就得面对严酷现实;既然入仕,就得接受庙堂“体检”.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这里说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两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春秋儒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总之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就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仁人志士;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总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着、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林鹏先生说得好:“尊商韩,崇秦政,暴力至上,专制至尊,此乃帝王思想之灵魂,中国历史之主干.”面对如此对立的道、治之争,何去何从?冷酷的选择,每个“入世”士子谁也躲不掉哇!

活在千年之前的周敦颐先生,明显是个“入世”派,几十年的宦海经历,证明他是一个“志于道”的庙堂君子儒.而他的代表作《爱莲说》,正是借“说”这一文体,托物言志,明则表白自己爱莲的一种生活情趣,暗则昭示厉行士君子之道的政治情怀.其文短小精干,清雅脱俗,近似白话,易读易解,意境深远,故流布时空或将胜于《伯夷颂》.林氏狂草或多有不识,何妨在此公示全文,以飨现代读者.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累代以降,解读《爱莲说》者伙矣!虽也点中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这一中心题意,却失之轻简,未抵深刻.“淤泥” 者何?“出”又何以能“出”?尤其要紧一句“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肺腑之音、天地之叹呢?于此读而不懂,别提读过《爱莲说》.而有了上述“志道”与“志禄”的铺垫,就很容易理解《爱莲说》之微言大义了.

周敦颐老先生完全是借“爱莲”一说,发布自己身为耿耿士君子的政治宣言和处世之道:你们这些志于禄者充斥庙堂,就是一池“淤泥”啊!别看我也“入世”为官,身在“淤泥”中,可别指望与你们是一伙的.我正直做人,清白为官,只为实现一生抱负.所以,我既不想退隐以求洁身自好,如爱菊的陶前辈;也不贪图现世的高官显爵、富贵荣华,像国花牡丹那样让世人羡慕;更不会去牵扯攀附,与你们结党营私,你们也休想拉拢、腐蚀、亵渎我.我就是一支“出淤泥而不染的”傲世莲花!唉!陶前辈之后,他那样的高蹈者还有吗?更别说像我这种活法,又有谁能与我同行呢?世风日下、世路艰难啊!或许,这才是濂溪公的心志独白、士君子诉求,才是《爱莲说》的潜台词和大意蕴,才是《爱莲说》千古流传的价值凭借.它与《伯夷颂》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才是中国士君子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最完整、最完美的文学表达.

2013年11月24日,在北京共识堂,周志兴先生、李文子女士主持召开了“林鹏思想研讨会”.其间,得以聆听到许宏泉君的高论.林老与笔者,遂与许君结缘,几年来过从益密,亦成心灵相契之忘年交.即如对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的研判认知,均臻于共识,入深多多,于解读《爱莲说》之属,自皆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故而可知,今日新“三绝”之《爱莲说》脱颖而出,盖来历有自耳.

再说老“三绝”.当年范公书就黄素小楷《伯夷颂》,赠于好友苏舜元之后,苏舜元即刻掂出了分量,将之一一敬奉在晏殊、文彦博、杜衍、富弼、欧阳修、蔡襄等名家面前,以求共赏.众名家皆有题跋.从北宋至清末近800年间,共有百余人近百篇题跋问世.公元2006年10月28日,苏州范仲淹纪念馆新馆开馆,《高义园世宝》影印本《伯夷颂》首次公开展示,老“三绝”再次惊世,成为一件世所罕见的书法精品,相信必将与伯夷、韩愈、范仲淹三位中国文化巨人一起永垂不朽!

那么,新“三绝”的人文价值走向呢?周氏《爱莲说》的分量已如上述,四九含金量无疑.许氏画艺水平和林氏书艺水平如何?笔者作为门外汉,恕不敢置喙.但是,笔者绝然敢说的是:中国当今画坛之上,许宏泉先生是读书最多、写书最多、最有思想的画家之一;中国当今书坛之上,林鹏老则是读书最多、写书最多、最有思想的书法家之一.由这样的周、许、林三位一体,超越时空,因缘际会,共同打造出的新“三绝”,铁定不会是混世匠作,必将因其构思锐猛、气势恢宏、底蕴深厚而灿烂于当世,可与老“三绝”双璧映照,辉耀千秋!

周宗奇,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山西文学》原主编,专业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风尘烈女》,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清代文字狱纪实》,长篇纪实小说《三个红色殉道者》,传记《忧乐天下——范仲淹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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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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