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图书馆的精英化和大众化与其他，本文是关于图书馆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大众化和图书馆和精英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数字媒体汹汹而来,传统阅读面临挑战,图书馆的文化职能、空间利用、服务模式因应而变已成潮流,在此潮流之中,呈现出一种娱乐化的趋向：从强调图书馆迎合娱乐性需求,到建设娱乐型资源,开展娱乐性活动,采用娱乐化手段,不一而足.《论图书馆娱乐化趋向——应重倡理性与思考》以梳理潮流而抵抗潮流的姿态,向图书馆界发出“警世危言”.该文既触动思想,又思想偏激,既倡言理想与思考,又短于理性的分析,此类文章最易引发争鸣.笔者更愿意从积极的方面写下被触动的思想,但思之想之,争议之处终难免之.
1 重倡“理性与思考”的精英化图书馆内涵
《论图书馆娱乐化趋向——应重倡理性与思考》将“理性与思考”和“娱乐化”构成一个互相排斥的二元对立模式,其思想来自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的《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该著出版于1985年,自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译本以来,迄今已有5种汉译本,在媒介传播领域和文艺界引起了一场对媒体娱乐化和文化娱乐化的批判.
《论图书馆娱乐化趋向——应重倡理性与思考》着眼的是电视媒介的文化影响.与传统印刷文化的文字媒介长于抽象化因而也是精英化的理性与思考相比,电视媒介的声像优势是感性的,大众娱乐的.而波兹曼的文化立场是钟情古典的,精英化的,所以他痛批电视文化的感性与娱乐.他对这两种媒介文化进行了这样的区分描述：印刷文字表意深刻,内容严谨,逻辑性强,所以印刷文化的核心特征是推崇理性、鼓励严肃、讲究秩序[1].而电视的图像诉诸的是感情而不是理智,是感觉而不是思考；电视图像的具体性不利于观点表述与概念出场,缺乏句法结构和逻辑秩序,没法进入深入的思考.因此,电视文化常常是语无伦次的、无聊琐碎的,是反思想的、反理性的,是感官至上的,它作为信息是与意义无关的,其功能就是商业化的娱乐.所以,由电视媒介主导的当代文化把一切变成娱乐的表现形式,把娱乐变成一切的表现形式[2].在波兹曼看来,电视媒介时代取代印刷文字媒介时代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他预言：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条丧失理性与思考的“娱乐至死”的不归路.
但波兹曼的预言就现实的发展来看,遇到了问题.因为在电视媒介尚未取代印刷文字媒介之际,又杀出了互联网及其终端电脑、智能手机等,这些比电视更大行其道的电子媒介并不是单向度地拓展电视文化的特质,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把文字媒介也空前地包容进来了.如果说文字媒介长于理性与思考,互联网及其电脑、智能手机作为现代使用最广泛的电子媒介,相比于电视媒介,是否可以达到一种理性思考与感性娱乐的再平衡？波兹曼不这样看,因为他从媒介变迁与信息增长角度的考察结论是：电子媒介的产生导致人类进入了信息过剩和被信息垃圾日渐团团包围的岁月,电视作为电子文化的“元媒介”[3],只是极大地加剧了这一信息过剩和被信息垃圾包围的状况.跟着这个趋势走,互联网及其电脑、智能手机的出现,只能使这种信息过剩和信息垃圾化的状况变本加厉.在波兹曼看来,这种状况更是导致信息无意义化、娱乐化和理性与思考丧失的致命因素.
从《娱乐至死》的这个思想逻辑看,图书馆的娱乐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那么,提出“图书馆应重倡理性与思考”[4]究竟是要将图书馆引向何方？显然不能说反一反娱乐化,“理性与思考”就算是回归了.在这个问题上,《论图书馆娱乐化趋向——应重倡理性与思考》的思维显得简单化.它认为“摒弃图书馆娱乐化观念”就能“使得图书馆重归理性与思考”[5],这显然是片面的.西方中世纪千年在人类历史上将娱乐化反得最为彻底,却没有到来一个理性与思考的时代,而是一个蒙昧时代；文艺复兴的理性与思考却与娱乐的解放相携而来.因此,反娱乐化的同时,必须厘清图书馆“理性与思考”的内涵而倡之.《论图书馆娱乐化趋向——应重倡理性与思考》对自己所倡理性与思考的图书馆应该有何等具体内涵,思考不足.笔者从中能够找到的具体内涵表述仅仅是“营造一种阅读与思考的环境”[6],这个环境的要求就是“安静”.但“安静”也只能表明消失了娱乐化的表面喧嚣,却不能据此说这个图书馆已经归于理性与思考了.
如果从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思想角度看,回归于理性与思考的图书馆,大约有三个基本点：(1)这图书馆以提供文字文献服务为业；(2)这图书馆在文献管理上能指引读者过滤过剩信息,清除垃圾信息的重重包围而直达适合的目标文献；(3)这图书馆聚集或培养了一批不因娱乐而阅读,不因热点而追捧,有理性定力、能思考、善阅读的用户.如果说第一点只需要坚守(现代图书馆原本是机械印刷文化的产物),第二点却是核心业务能力,第三点属于效果范畴,但也是其可持续性的条件.
这里阐释第二点.中国古代文献管理的校雠、版本、目录之学都是针对信息内容的真伪优劣对错及其来龙去脉的梳理而实施的文献管理,目录学之“目”是对信息的分类,“录”则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机械活字印刷技术、激光照排技术带来印本文献激增之时,文献管理却从信息内容的甄别著录撤退到对表皮信息的管理了.这并非校雠、版本、目录之学在现代文献管理上没有用场.比如,《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奠基的经典,自1921 年上海泰东书局首印后,郭沫若在其1928 年版、1944 年版、1947 年版、1951 年版、1953 年版、1957 年版中反复修改,其中的代表性诗章,也就是被各种选本、教材选入的诗章,都是采用后来修改,甚至部分重写、增写的版本,其结果是：不仅一般读者,甚至专家学者基本上将这种后来反复修改完善的诗章视为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初创期取得的“杰出”艺术成就,这种不辨源流而时间错乱的信息致使其阅读印象和学术评价丧失了必要的历史理性[7].再如,几年前笔者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约重译美国作家房龙的《宽容》,初稿译出后,找《宽容》的其他汉译本来勘比校对,结果找到23个汉译本,题名也有异样的.最早的译本出版于1936年,题名《人类解放史话》(宋桂煌译),居然译得十分简洁准确,却埋没久矣！后来的译本,或文采沛然却有所漏译,或理解深入而短于文笔,或忠实原文到食洋不化,或随意归化至删节改写,有的本子不仅文句欠通、佶屈聱牙,其错译误译之处随处可见.这都需要文献管理工作者能根据读者的阅读目的而给予适当的版本甄别与指引,但如今的图书馆员已不再提供这样的文献甄别与指引服务了,实际上也没有这个服务能力了.这还是谈的印本文献,对更具爆炸性增长的网上信息的管理就更无能为力了.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叫“悲剧”[8].图书管理员其实就是这样的悲剧角色.当悲剧角色不认命,知不可为而为,会有一种崇高的审美感；当悲剧角色认命,就是一种悲哀感了.
作者从波兹曼的思想出发界定的这样一种回归理性与思考的图书馆,在社会整体趋向娱乐化的时代,在信息极度过剩、垃圾来去匆匆的时代,愿担当起责任,提供有文化厚度、有知识纯度、有灵魂深度、有思想力度的文献给心仪的读者,能守得住寂寞,能抵得住诱惑,能下足功夫发扬中国古代文献管理的光辉,这的确有一种崇高的美感.但在这个文化多元化且大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它也只是精英化的图书馆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方向.
2 图书馆走向大众娱乐不是罪
图书馆娱乐化是一种趋向,但图书馆反娱乐化却有其传统.中国古代的图书馆虽然在文献管理上辉煌于世界,但中国现代图书馆观念源自西方,西方标准不承认中国古代的图书馆是“图书馆”,所以这里谈中国图书馆的反娱乐化传统,从现代说起.
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最早创立流通图书馆的是浙江上虞人陈独醒,他1925年创办的浙江流通图书馆是一个以普通市民为读者对象的图书馆,因而是不能一味走精英化路线的,但他立场鲜明地反娱乐化.陈独醒题为《流通图书馆的读者所应有的道德》的文章可谓他高高举起的流通图书馆反娱乐化的旗子.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现代中国不仅有公益图书馆,为了读者借书的方便,还办起了“流通图书馆”,每年要花费千百万的钱；面对国家社会这样忍痛牺牲金钱,作为读者,实在不能不应有读书的道德.读书道德的第一条是要“读正书”,第二条是要“真读书”.所谓读正书,是要专注学识含金量高的严肃读物,直到“获得了相当的成就,绝不轻易地读别的书,更不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无谓的小说上”；而所谓真读书,则是“作有系统的研究”性阅读,“不以难而畏缩,不以繁而疏解”“旦旦而习,久而不怠”,切不可“跑到图书馆借阅一本《时代画报》《摩登周报》,或是一本《平阳传》”[9-10].
陈独醒对图书馆读者的这种阅读理性要求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可笑——如果读者在图书馆阅读休闲娱乐读物是不道德的,图书馆为什么要提供这类读物引诱读者不道德？而当时的浙江流通图书馆的确是提供这类休闲娱乐读物的.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包含了陈独醒这样一种理念：一方面他认为以国家社会资金筹办的公益性图书馆应该反对娱乐化；另一方面他又并不反对娱乐休闲文化的存在合理性,他甚至还偶尔发表小说.于是,在他主办的浙江流通图书馆里,十分注重严肃读物的阅读推广,并实行免费借阅,而娱乐休闲读物则一不推广,二要收费,所收费用以严格的监督机制保证全部用于添置新书[11].
中国图书馆后来的发展将陈独醒的这种做法分化为图书馆与租书摊铺两个系统,正经严肃的归图书馆,休闲娱乐的归租书摊.1955年国务院批准执行《管理书刊租赁业暂行办法》,1960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租书铺摊改造的意见》,最终消灭了租书摊的休闲娱乐文化,社会也日益走向了的反理性与非思考.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娱乐休闲阅读再起,租书摊铺随处可见,在大学生宿舍边,甚至在图书馆旁,租书摊铺生意兴隆,其主打的是言情武侠小说.但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发生了后现代转向.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文化特征是“去分化”,于是精英化/大众化、严肃性/娱乐化的分界线变得不确定起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从租书摊铺走进北大教授的专题研究课,图书馆的严肃和正经变得没有明确的边境线可以防守.“去分化”的观念实际上支持的是大众消费文化从边缘向中心的跃进,其在更大的背景上意味着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如今中国已经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被边缘化的大众的娱乐消费文化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的篇章.中国图书馆在此历史背景下,堂而皇之地“收编”了租书摊铺的文化内容,租书摊铺再次被消灭,但不是在剿灭娱乐休闲文化的方向上,而是在发展的方向上.2013年《光明日报》发表的《图书馆,请择善而藏》一文对图书馆“收编”租书摊铺读物(诸如《厚黑学》之类)表达异议,但遭到以程焕文领头的一批图书馆专家学者的话语“围殴”[12-19].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对租书摊铺文化归入图书馆给予了一种“专业主义”的“权利正义”.
当然,图书馆近十年上演的娱乐化故事,诚如波兹曼《娱乐至死》的理论所昭示,也的确是电子媒介技术发展的文化后果,有必要对其展开理性的审视与思考；但也应该看到,波兹曼锐利的批判锋芒来自于“片面的深刻”的理路.比如,电视的大众感性娱乐不仅在文化普及上功不可没,而且在夺走理性阅读的同时也并非没有发掘和带来理性阅读,也就是说,这里并非只是一条“娱乐至死”的单行道.比如,正是电视剧《围城》的热播带动钱钟书的同名小说热销,才使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第一次走向大众阅读的视野,以致这种互动日后被敏锐的出版商发掘,形成一个纸媒与影视良性互动的模式,并创造了一个图书分类名词,叫“影视同期书”,它成为畅销书的一种类型,以专柜的形式出现在书店显眼的位置.图书馆的娱乐化,应该说,就其主流而言,也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良性互动、拉动阅读、促进阅读与思考循环的理性设计之上的.也就是说,娱乐化之于图书馆,有着眼于“抛砖引玉”的一面.当然,“抛砖”引来的不一定都是“玉”,即使止于“抛砖”引“砖”,也不应该视为恶,大众娱乐文化原本无罪.
关于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不能回避一句西方谚语：“对一个拿着锤子的人来说,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这是笔者读《论图书馆娱乐化趋向——应重倡理性与思考》蓦然想起的谚语.比如,该文第一部分“图书馆娱乐化趋向的表征”所列举的四个“事件”,原本有多种可解读空间,但在作者眼中一律属于“娱乐化”的劣迹,甚至将青年男女约会图书馆也作这样的解读.其实,青年男女约会图书馆,即使在该文列举的三部青春电影《致青春》《同桌的你》《匆匆那年》中也都是青春与学习的美好意象.而且要溯其渊源的话,中国新时期第一篇描写青春爱情的小说,也是新时期第一部描写到图书馆的小说,是刘心武发表于1978年的《爱情的位置》.小说里的那一对青年各有一份平凡的工作,他们可用于约会的闲暇时间就是每周的星期天,在这一天他们相约在北京图书馆学习.“约会在图书馆”在这里象征着一个尊崇知识理性的春天的到来！如果这样的意象,无须分析地就成为图书馆娱乐化的劣迹,重倡“理性与思考”的理性与思考就成了一个问号.
3 余论：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
重倡“理性与思考”的理性与思考之所以会成为问号,还与本文第一部分一开始说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关,这就是将“娱乐化”与“理性与思考”对立起来,构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娱乐化”之“娱乐”被定义为其“本质就是把人的意识游戏化,它寻求的是一种短暂的、肤浅的对快乐的体验,摒弃与信念以及一切与思维、生命等存在意识相关的核心价值”,因此“娱乐化”必然“遮蔽了对严肃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得整个社会在认知和审美上趋于浅薄与平庸”[20].这就在其二元对立模式中,强化了一种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判断与抉择的思维.这种思维容易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将多种可能性必然化(唯一化),从而制造出思维陷阱.如果人们的思维都被引入这个陷阱,认知就会僵化,世界也就会因此而刻板化.
法国年鉴学派有一个观点：要想把现在的问题分析清楚,有必要从长时段的历史来审视.所以,这里笔者将话扯得稍远一点.从历史语义的视角看,“娱乐”的对立项是“辛劳”.从人类学著作对原始部落生存方式的描述可知,“辛劳”与“娱乐”构成原始部落必要的生活节律,此二元对立项相互依存,并非一种势不两立的排斥模式.但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赫拉克勒斯在十字路口”的故事,已经将“娱乐”与“辛劳”通过一种势不两立的二元对立模式,片面本质化为恶德与美德的符号了.
故事是这样的：一天,赫拉克勒斯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思量他该如何选择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两个女子朝赫拉克勒斯走来,一个名叫卡姬娅,一个名叫阿蕾特,前者丰盈性感,后者仪态端庄.性感女郎卡姬娅快步上前,伸出玉臂搂着赫拉克勒斯的肩说：要是你跟我好呢,我将带你走在最欢娱快乐的人生路上,让你尝遍各式各样欢乐的滋味,一辈子活得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快快乐乐.然后她描绘了一幅幅放纵淫乐的情景.仪态端庄的阿蕾特眼含忧伤的期待,对赫拉克勒斯说：神明赐人美好的事物,无不需要付出辛劳.然后她描绘了她将如何引导赫拉克勒斯通过自律的理性,经过种种的辛劳,走向人生的美好.在这个故事中,正是其相互排斥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娱乐”本质化为恶德卡姬娅,将“辛劳”本质化为美德阿蕾特,并迫使赫拉克勒斯进行选择.
最后赫拉克勒斯究竟作了怎样的选择呢？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卷二第一章没有给出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故事是苏格拉底转述的,它实际上构成苏格拉底向对话者阿里斯提普斯抛出的在价值坐标中看似是非观念确然的二元对立选项之后的又一个二元对立选项,但在他们的对话中,阿里斯提普斯不落入这种二元对立的局,他的选择是这对立项之外的新的可能性,这就迫使苏格拉底进入更具体的分析[21].笔者从中体会到,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普斯的这样一种对话,作为哲人的思想运动形式,可谓“理性与思考”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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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珊,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6-10-08
（责任编辑：刘洪）
上文总结，此文为适合大众化和图书馆和精英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图书馆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图书馆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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