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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书馆学论文范文检索 和风标甲子年,悠悠思《什么》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60周年类论文范文资料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图书馆学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06

风标甲子年,悠悠思《什么》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60周年,该文是图书馆学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刘国钧和《什么是图书馆学》和风标相关论文范文资料.

摘 要 文章把对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研究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分析产生这一经典之作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认为这是图书馆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部开创之作、奠基之作和方法论之作.

关键词 什么是图书馆学 刘国钧 要素说 方法论 学术思想史 图书馆学史

引用本文格式 吴稌年,顾烨青. 风标甲子年,悠悠思《什么》——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60周年[J]. 图书馆论坛,2017(7):81-92.

A Cycle of Sixty Years,Long Thinking What is Library Science

——Commemorating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Issuing of What is Library Science by Mr LIU Guo-jun

WU Tu-nian,GU Ye-q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vides the research on What is Library Science into four different stages,and analyzes its social background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What is Library Science is considered the pioneering work,the foundation work and the methodological work for library scie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Keywords What is Library Science;LIU Guo-jun;element theory;methodology;academic intellectual history;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刘国钧先生自1919年发表首篇图书馆学理论文章《近代图书馆之性质》,至去世的60余年学术生涯中,以深厚的知识基础,缜密的哲学思辨能力,强烈的时代感和忧患意识,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时期,都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贡献,《什么是图书馆学》(以下简称《什么》)即是其重要的成果之一.王子舟教授在《图书馆学基础教程》教材中列有“阅读推荐目录”,认为:“如果当时让我仅举5篇论文的话,刘先生的大作也会昂立其中.而且我一直认为,一个没有读过刘先生此篇文章的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根本不能说是‘科班出身’.”[1]这篇可谓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领域的经典文献具有洞穿时空的魅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1 对《什么》研究的四个主要阶段

《什么》刊登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1期上,是一篇“供讨论用”的文章,主要是为解答“图书馆学是否一门科学这一问题”以及其研究对象和内容而作.是文发表后,立刻引起图书馆界的注意,并及时展开了讨论.

最早专门对该文进行学术讨论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该系在是年5月25日举行的1957年度科学讨论会上专门讨论了这篇论文.因为专题讨论的重要性,会前作了充分准备,如散发关懿娴、周文骏、张树华、何善祥等人的发言稿.参会人员除该系老师外,还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科学研究司、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领导和代表,以及当时苏联援华的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等.“座谈会由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王重民教授主持,会议共进行了7小时.会上自始至终洋溢着诚恳、热烈、自由争辩的气氛.”[2]会上主要讨论了三大问题:图书馆学的性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图书馆与目录学的关系.与会者一致肯定《什么》写得非常及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这次会议也成为学术界学术研究、讨论的典范,与会者畅所欲言,展开学术商榷;在每个问题的讨论中,都有作者和与会者的互动交流,充分地提出肯定意见和不同意见.这种相互尊重、深入交流、和而不同的百家争鸣式的学术会议成为当时图书馆界学术氛围的标志.

除了学术讨论会,学术期刊也发表了相关文章,如《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它有科学基础,也有科学内容》(崔慎之,《广东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3期)、《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周文骏,《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这是对《什么》进行讨论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主要有:(1)时间短,从5月开始,仅讨论了几个月;(2)参与讨论的人员不够广泛,也不多,主要是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讨论会为主,周文骏先生后来发表的文章即是讨论会上的发言.周文骏先生认为,《什么》中关于图书馆学的内容范围太庞杂,而且“要素的提法不尽妥当,它只能说明图书馆事业不能缺少什么,却不能说明图书馆事业是什么”[3],并认为要素的提法割裂了图书馆事业.

第二阶段是对《什么》的批判、否定阶段.反右运动开始后,随着“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开展,开始了主要针对以老专家、老学者为对象的思想批判.在图书馆界,以批判小组的集体批判为主,以个人撰文批判为辅.1958年《图书馆学通讯》第5期集中刊出了批判杜定友、皮高品、徐家麟、刘国钧等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其中即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6年级‘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小组”撰写的批判文章《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

这一学术批判大致延续至1961年.是年《图书馆》第1期刊载“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56年级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小组”撰写的《试评“中华图书馆协会”》.在这一批判过程中,由于脱离学术争鸣的方向,曲解作者的学术本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浓厚,对学术研究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伤害了大批老专家、老学者的学术研究积极性,造成了整体学术研究滞缓、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多的局面.

第三阶段是对《什么》进行学术研究,还其本来面目.改革开放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十分活跃,开始重新认识《什么》的历史意义.在这一阶段,对该文的认识主要是从研究图书馆学的对象去认识的,并将其作用概括为“要素说”,同时也肯定了该文一定的历史作用,1980年代初曾浚一、彭修义、张欣毅、刘迅、周文骏、张树华、邵魏、沈继武即持此论.1990年代初,何善祥在《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由刘国钧先生在《什么》中解决了.1994年,周文骏先生在《光辉的业绩 不朽的贡献——刘国钧教授与中国图书馆学》一文中认为,《什么》是以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初步成果.在世纪之交,“在五十大庆,世纪更替之际,提要钩玄,回顾历史,成为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4].在这一热点中,图书馆界人物研究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刘国钧先生的诞辰纪念活动.

为隆重纪念刘先生百年诞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甘肃省图书馆联合发起、共同举办了“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1998年8月发出征文通知,截止1999年9月15日,收到论文70余篇,以此编成《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见图3).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领域中,刘先生是一位里程碑式的学者[5],纪念刘先生,是为了更好地总结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以推动新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在《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中,邱五芳先生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重读〈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对《什么》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从《什么》开始受到曲解论述起,深入挖掘刘先生从《图书馆学要旨》到《什么》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与发展进程,进而挖掘《什么》的现实意义以及主要特点,最后得出结论:“回顾新中国图书馆学50年的历程,可以看到《什么》是奠基之作,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以后的方向.”[6]邱文奠定了对《什么》一文正确评价的基础,确定了《什么》具有1949年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奠基作品之地位及里程碑性质的特征.但是,从对《什么》一文的研究而言,深度不足.

第四阶段是深入研究阶段.2006年进入到对《什么》深入研究、反思和确定其历史地位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

其一,产生了反思和全面评价《什么》的文章.经典是需要反复阅读而能产生时读时新之感的作品,各人的经历不同,所获得的认识与体会也不尽相同.例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空环境下,曾对《什么》进行批判的参与者之一的陈源蒸先生表示:“重新学习《什么是图书馆学》,我是深怀愧疚之心的.”[7]这种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经典的重新学习,进一步地清楚了自己过去的一些认识是不够全面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进而鼓起了自我批评的勇气,开展学术的自我批判.这种在学术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获得了许多界内人士的赞赏.正是这种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使他在重新学习《什么》的过程中,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深处获得和《什么》的共鸣.陈源蒸先生在《关于“要素说”及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纪念刘国钧先生逝世25周年》中深入地阐述了对《什么》贴上“要素论”后产生的影响,更是明确了《什么》提出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的历史意义,以实际经历正本清源,深具说服力.

其二,对《什么》研究最具深度者则是为纪念《什么》发表50周年而形成的专题研究.2007年是《什么》发表50周年,以此为契机,王子舟教授策划、组织了“纪念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发表50周年”的专题研究,发表于《图书情报工作》2007年第3期.

该专题研究有声有色,颇具深度:(1)整理出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概论》一文,这篇与《什么》有着姊妹篇特征的文章为加深理解《什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而王子舟教授的《图书馆学概论》整理说明则成为指导阅读《图书馆学概论》的导 读.(2)专题座谈.参会人员以座谈形式交流了《什么》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以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认为《什么》是历史转折关口的指路牌,明确了1949年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方向.通过认真阅读、深刻领会,更加感到以往的批判、误读难掩其理性的光华,进而深入地交流了重读经典的感知.(3)组织了具有代表意义的专题文章,包括张树华的《从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五要素”谈起》,吴慰慈、蔡菁的《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理论领域中的深远影响》,曾浚一、金恩晖的《此情可待成追忆——记刘国钧教授指导我们写作图书馆学论文的岁月》.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解读了刘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专题栏目主持人具有引论性质的《学术创新必先从学术史研究入手》一文,为《什么》确立了应有的历史地位,指导着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经典之作.

上述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特定的时间点加以研究,即以刘国钧先生的诞辰纪念、逝世纪念和《什么》发表周年纪念,而在其他场合或其他论文中缺少对《什么》的深入研究,这也说明对《什么》一文的研究还不够普及,缺乏常规性、持久性的研究,这与对刘国钧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的缺失密切相关,更是由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17年历史中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缺失的结果.由此说明图书馆学界必须加强对“17年”的深入研究,这是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中重要的一环,不可缺失.《什么》即是这一阶段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中重要的节点,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尽管目前对《什么》一文的研究已经历了4个阶段,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但仍然很不够.例如,对《什么》产生的社会背景研究基本是空白,对《什么》的核心成就与意义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值《什么》发表60周年的时间点,更有必要对其加深研究与阐述.

2 诞生《什么》的社会与学术背景

《什么》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中,图书馆界首部经典性的理论之作,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这一定位不仅是《什么》本身就具有的特征,亦是在历史的时间点上,即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之初所指,既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年这一时间段而言,更是针对1957年之初这一时间点而言.

2.1 1949年后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非从成立之始就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经历了新主义社会、从新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两个阶段后,才全面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有“临时宪法”之称的《共同纲领》第1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主义即人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8]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主义即人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之结果.这一阶段至1952年结束.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由新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这一阶段最基本的任务是解决“三大改造”问题.这一阶段大致在1956年9月基本结束.“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0]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变革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小私有制,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11]可见,大致在八大上确认了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什么》正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初而发表的一篇战略性、学术性之作,树立了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标杆,亦建立起了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平台,这一平台代表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水平.

2.2 国内外图书馆事业和理论研究背景

《什么》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对1930年代《图书馆学要旨》一书的深化与发展,如此,就必须对当时的图书馆学发展作一简述.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发展有一个“以日为师”到“以美为师”的发展过程,大致在1920年代初完成.就美国图书馆界而言,从1870年始,杜威的实用主义图书馆学统治了图书馆界.刘国钧先生在留美期间深切地感受到了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在美国图书馆学界的强大地位,但又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其中的不足.因为哲学上的理论和正确性都让位于实用主义,大量研究图书馆在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探究研究方法和科学方法,会越来越影响图书馆学研究的水平,并必然会影响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此时,巴特勒从图书馆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联系方面加以研究,并试图概括出图书馆学基本原理,进而构建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体系.由此,1933年巴特勒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被谢拉认为是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同一时期,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要旨》出版,黄宗忠先生认为,这一以要素说构建的完整的图书馆学体系在理论上超越了当时大多数西方图书馆学家,可与巴特勒的理论并列,从而形成当时具有较大先进性的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二战后,计算机的诞生,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产生,以及学科的分化和发展趋势加剧,形成了“情报爆炸”之势.图书馆界在大量引进新知识、新技术的过程中,亦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出现了新的飞跃,逐渐产生“知识基础论”“交流系统论”“社会认识论”,实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又一次飞跃.

在这一国际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大背景下,1937年至1940年代,由于战争因素,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良好势头被完全扼止.1949年后,图书馆服务思想开始进行彻底的变革.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为广大民众服务,尤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牢固确立.在服务实践中,通过诸如流动图书馆、各种各样便民的服务形式和内容,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宗旨得以贯彻,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根据1950年春国家文物局图书馆处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调查,全国当时有391所图书馆,其中国(区)立图书馆5所,省(市)图书馆37所,县(市)图书馆30所,私立图书馆44所,大学图书馆132所,机关图书馆99所,工厂工会图书馆44所(不包括中学图书馆、文化馆、农村图书馆)[12];而到1956年底,公共图书馆达375所,工会图书馆(室)17486所,农村图书室182960所,师范学校和中小学图书馆约1万所,高校图书馆225所,中科院系统图书馆67所[13].以上统计数据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写照.

为满足图书馆快速发展的需求,全方位地对图书馆专业人员开展培训也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欣欣向荣的写照.无论是公共图书馆系统、工会图书馆系统、农村图书馆系统,还是高校和科学院图书馆系统的人员培训,都进入快车道,一馆举行的、一地举行的、多地乃至全国性的培训班层出不穷;短期的、长期的培训,形式各异,宗旨只有一个:快速培养出符合管理新型图书馆事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式包括通过开展业务学习,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与政治素质;通过实习培训,利用大图书馆优势,手把手地快速培养大批新手;通过学历教育和函授教育,培养高级人才;通过业余进修学校,培养中高级专业人才.

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知识界短暂的“百家争鸣”时期,这一局面是在我国即将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完成从新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渡时期,即将进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形成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被视为一个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1956年1月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号召“向科学进军”,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5月,举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学术界兴起“百家争鸣”浪潮.

在这一形势下,图书馆界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逐渐掀起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1956年7月召开了全国公共图书馆会议,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开始了从战略层面发挥图书馆整体作用的历史阶段.12月举行了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草案)》等文件,规定了图书馆的宗旨、任务、组织结构、人员等,其中第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14],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即将进入规范化建设阶段.

在图书馆学研究方面,1956年6月公布的《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规划了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15门学科的发展,确定了图书馆学五大研究重点: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理论研究;研究中国图书史、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史和目录学史;研究与总结1949年以来图书馆工作经验;研究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图书、图书馆及目录的历史和现状.该规划草案还规定了将要出版的七大类主要著作的时限,从战略层面规划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与进度,可谓是这一历史时期图书馆理论研究的“根本大法”.

为了促进学术研究深入开展,许多图书馆成立学习小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等进入学术研究期,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成立学生科学研究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学生科学座谈会,举行了科学讨论会;为加大培养专业人才力度,开始招收函授生.就全国而言,在南京图书馆召开了具有全国意义的图书馆界科学研讨会.为满足快速发展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态势,1957年《图书馆工作》双月刊改为月刊,创刊《图书馆学通讯》和出版《图书馆学译丛》[15].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我国图书馆的性质、作用,以及图书馆工作的开展和工作方法的改进而展开.尤其是农村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发展快速,基层图书馆工作的总结、研究成为当时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理论研究处于恢复时期,并未达到1930年代的水平,大量新图书馆馆员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时代迫切要求解决大量图书馆的实际问题,《什么》即在这一背景下诞生.

3 对《什么》的评介

3.1 开一代风气之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体和政体的彻底变革,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与新时代同步.什么是图书馆学?实际上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图书馆学”的问题就摆在了面前.从理论上对其加以探讨,可说自1950年就已开始.1949年后对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开始于对分类法理论的研究,阶级性、政治性、科学性、实用性方针成为研究新型图书分类法的指针.这一时期对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与思考大致始于1951年.是年金天游先生在再版的《图书馆基本工作简本》一书中增加了“前言”部分,其中对图书馆的定义是:“图书馆,乃是搜罗一切或一些人类文化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各方面所创造出来的精华之记载,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整理他们,保存他们,以便利广大群众使用,并进而主动地帮助他们接受为完成新社会建设事业所必需之知识的文化中心.”[16]这一定义从便利民众利用图书出发,揭示了新时期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途径、方法,明确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由于此时的工作重点与核心问题是指导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因此,理论研究缺乏迫切的需求,也就不可能深入研讨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

对图书馆学理论持续不断地加以研究的是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其开设的图书馆学导论课程即是一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课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舒翼翚编写的《图书馆学引论讲稿(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用)》[17]力图用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苏联图书馆学为范本,提出并回答:“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是研究有关图书馆工作组织、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知识部门.”[18]认为图书馆学的内容是图书事业史、图书馆建设原理、读书指导和图书宣传、藏书的补充和组织、藏书的编目和分类、图书馆房屋的建筑和设备等.全书缺乏科学的体系性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没有提出解决问题之策.

《什么》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专论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局面:(1)开创了一代研究风气,从理论层面最先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图书馆学的研究体系,创立了一种研究范式,构筑出了经典的地位;(2)开创了新时期的理论研究平台,及时地构筑了一个水平较高、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平台,从而可以排除大量不必要的争论和低水平的、重复的研究,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形成了具有较高水平的局面;(3)开创了新时期的理论研究.这一研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最先展开讨论,尽管后来在全国讨论时该文被作为批判对象,但无论是学术争鸣还是脱离学术争鸣轨道的“学术批判”,都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

3.2 奠基之作

开创主要是能开一代新风而创立、开拓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奠基则主要是指学术研究内容之基础的构建.《什么》以学术研究内容的丰富、扎实、严谨、深透而奠定了我国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这一基础完全能够承载我国图书馆学体系研究大厦,因此刘国钧先生亦成为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什么》针对当时界内外对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怀疑,用科学的态度无可争辩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什么》又是一块闪耀着时代光芒的指路牌,人们通过它而明确了通往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康庄大道,且明确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体系构建.

在历史转折关头,在学术研究上,通常会遇到“照着讲”“接着讲”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所谓“照着讲”,即沿袭以前的路径、思想、理论和方法,基本不动地在各个历史时期继续研究下去.所谓“接着讲”,即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原有理论、思想、方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形成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历史发展不断证明,如果在时生重大变革之时仍然“照着讲”,则此路不通.195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图书馆学概论”一课,聘请刚从美国回国的孙云畴先生讲授,他深感美国图书馆事业发达,“在讲授‘图书馆学概论’时,由于他对美国图书馆事业颇有赞美之词,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19].杜定友先生于1951年出版了《新图书馆手册》,由于当时图书馆纷纷成立,人们迫切需要管理图书馆的知识,“蒙各方不恥下问的,日有数起.坊间关于图书馆的书籍,类多陈旧,且大部分已经绝版,访购为难”[20],杜先生于是赶编此手册,对推进当时小型图书馆的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主要是“照着讲”,第1条的表述就是:“图书馆为人民服务,对于读者,不分阶级,一视同仁.”[21]在图书馆业务中亦是如此.针对当时目录不够完善,不能满足读者查检图书需求这一问题,杜定友先生认为:“一九三六年,作者发表《明见式目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的.但是没有好好地实验和推广,这个方法始终停留在书本上.现在再次提出,当是时候了.”[22]这一“照着讲”的方法显然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另一种是“接着讲”.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接着讲”的典范.“接着讲”需要大智慧,要求讲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术视野宽阔,能够将学术成果融会贯通,并置入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精华,需要对学术大势的把控.与此同时,需要讲者具有胆识,这一胆识完全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功底之上的,决非是为了应对时势而不顾实事求是之原则而任由个人思维大开学术“无轨电车”;这一胆识又要建立在超越学术基础之上,具有敏锐的政治性,要能够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融入国家的方针大略之中,从中去确立、研究学术框架与内容.另外,需要讲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创新精神,突破学术框架,结合时代精神,构架、创新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术体系.

《什么》的突破口即是让人们了解图书馆学研究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研究它们的问题.要研究这些内容,首先要认识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23]短短25字凝聚了刘国钧先生近40年的学术功底.他突破了经验时代图书馆学理论的桎梏,通过图书、读者等构成了一个与社会、文化、历史紧密相联的机构,亦构成了图书馆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性的学术和服务机构的理论基础.

刘国钧先生在金陵大学上学时,因勤工俭学而直接参与了图书馆管理工作.自直接参与图书馆管理工作起,他就开始思考“什么是图书馆学”的问题,他以哲学、教育学等学科为基础,开始了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的第一篇有关图书馆学的学术论文《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发表在1919年9月29日上海《时报》副刊《教育周刊》(第32号)的“世界教育新思潮”栏目中,初步认识到“图书馆是公开的”这一根本特征,并且是免费供读者阅览的,图书馆*的图书是为读者使用的,图书馆亦是一个保存文化的机构.在此基础上,刘国均先生1922年发表了《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成为我国最早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对图书馆性质的深入理解对刘先生以后构建图书馆学体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即是以对图书馆的要素进行分析而构筑的.

刘国均先生并非是最早用要素分析来构建图书馆内容、体系者.民国初年就有报人论述图书馆的组成要素问题,但以图书馆职业人士而言,刘国钧先生是论述图书馆要素的第一人,1922年他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一文中首先提出儿童图书馆的3种组成要素.刘国钧先生从新文化运动中的“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教育”及至“儿童图书馆的建设”,形成了领先于当时图书馆建设的思想的逻辑发展过程,这是刘国钧早期学术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一翼.他认为完善的儿童图书馆是国民教育不可缺少的利器,“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要有三种要素: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和正当的书籍.三样之中,尤以书籍最为重要”[24],这可以视为我国图书馆界职业人员对图书馆组成要素论述之源头.必须指出的是,刘先生从来没有以“个体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在这篇文章中,他是以“儿童图书馆”这一集群为研究对象,在集群中归纳出儿童图书馆必须具有的3个要素.

1934年,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提出图书馆组成的四要素,开始回答“什么是图书馆学”的问题,认为“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25].由此,全面深入研究图书馆的问题,因为要明确图书馆学的性质,就必须先要知道什么是图书馆.通过对现代图书馆特征、功用的研究,给出了“什么是图书馆”的答案.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图书馆学的分科问题,图书馆学即是研究图书馆如何实现现代的特征与功用的问题,从而推出图书馆的组成四要素,并在每个要素下进一步细分,最后形成4个要素为结构的图书馆学研究体系.在这里,刘先生更是在实际的实体图书馆集群中,归纳、抽象出“图书馆”这一概念,图书馆学体系的构成即是在这一图书馆概念之上的,更进一步看清了这一要素不是针对个体图书馆的,而是针对“图书馆”这一集群概念的.

在《什么》中,刘国钧先生并未“照着讲”,而是结合时展、学术进步而“接着讲”,其核心问题即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26]从“儿童图书馆”到“图书馆”,又到“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充分表明了在3个不同研究阶段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这一发展过程完全是在对以往研究总结的基础上而不断深入地发展着的,解答了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它将人们的思路从图书馆对图书的借借还还等琐碎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通过对人们认可的科学及其研究对象的对比,说明图书馆学同样有研究对象、研究体系,这一研究体系即是由图书馆的5个要素组成,揭示了图书馆学是一门包括许多科目的科学,包括对整个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如图书馆史、图书馆建设原理、各类型图书馆的专门研究等,以及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等5个要素的研究.随后,他在1957年为北京图书馆干部业务学习训练班的“图书馆学概论”课程中,进一步阐明“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社会科学所特有的性质,图书馆学是有阶级性的”[27].在这篇讲稿中,阐明了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这些概括出来的图书馆学全要素的内容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在较深的理论层面上为1949年后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方法论之作

从哲学层面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28].方法论指的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因此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方法论则主要是解决“怎样做”的问题.

刘国钧先生早期的学术思想演进以“教育救国”思想为基础,自从事图书馆事业始,“我不满意于军阀的统治,但又害怕革命,于是就随着当时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主张,企图以教育的力量来实现国内的改革”[29].从1919年起,刘先生就有较多的论文发表,是年即发表6篇,其中关于图书馆学的1篇、实业的1篇、教育的4篇,他很快就将图书馆纳入教育事业中去考察、研究,认为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中的主要机构,是“教育救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进化论影响,他在这一时期大致形成“进化论”世界观,从世界各种物质进化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去观察、研究问题,体现这一世界观的标志性成果即《中国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思想基础是二十世纪初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流行的以孔德、斯宾塞尔为代表的庸俗进化论.”[30]刘先生在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时刻就认为:“近世科学之大有助历史者,尤莫过于进化之观念.”[31]他以《学术团体与文化进化》为题,用进化的观点阐明文化进化中的“社会和心理学说”的合理性,认为“拿人类全体文化底进化作目的底国际文化运动,实是我们所必取的手段”[32].在进化论世界观指导下,他开始了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如其所述,通过进化论的指导,破除了我国图书馆分类法仿杜的桎梏,确立了我国近代图书分类的新体系,从而使《中国图书分类法》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史上最具标志时代意义的分类法.1949年后,刘先生不断学习,思想观念不断有新变化.1952年开始,他逐步深刻地理解了“图书馆应该有自己原理、原则,应该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图书馆的看法有所改变”[33],由此而产生《什么》.这一成果标志着刘先生的世界观改造又前进了一大步,具有了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世界上一切现象都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事物普遍联系的最本质形式和运动发展的最深刻原因是矛盾着的对立统一问题,矛盾分析法则成为最重要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刘先生充分认识到图书馆的主要矛盾在于图书的流通和保管:“一方面要保管,一方面要流通,这中间存在着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是现代图书馆学的任务之一.”[34]这些思想成为产生“矛盾说”的起始.

刘国钧先生的世界观催生了他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视方法论.方法论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哲学博士,他知道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刘先生十分关注哲学流派的发展,如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先后发表了《实验主义与德谟克拉西》《美国实验主义的发展》等文章,用实验方法研究科学是当时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同时,他十分关注杜威、罗素等哲学大家的学术情况,翻译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发表了《罗素之当初和现在》《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杜威论哲学改造》《罗素最近之哲学思想》《杜威的教育学说》等文章,以及罗素《中国问题》的书评等.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刘国钧先生本人和我国学术界的影响都很大.

由于方法论的重要性,刘先生1929年发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专著者,在近代图书馆学界仅刘先生一人.他研究了统计法、事件法、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现实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等方法,认为“现在社会科学家所认为最重要的却有两种:一是统计法,一是事件法”[35],并论述了这些研究方法所应具备的要素.为了更好地对社会科学进行研究,他于1931年发表《社会科学的几条基本假定》,将研究方法又向理论方面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社会科学以人类间交感的活动,作研究的对象”“社会科学的目的,不是发见什么因果律,而是发见人类相互动作间的关系”“人类是生物,所以人类的活动不能没有生物和物质的基础”等6条假设,推进了学界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代表作《图书馆学要旨》.

对刘国钧先生而言,“长久以来我是把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的”[36].对图书馆学用方法论来看待,具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其一,是在哲学层面上的方法论问题;其二,是在图书馆工作、技术上的方法论问题.从哲学角度分析,他要对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图书馆”进行研究,这种具有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即是研究图书馆学理论的方法,“这样我就找到了图书馆事业及其组成要素作为一切图书馆学的共同内容”[37].要素的方法成为刘国钧先生研究图书馆学的始终不弃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他用进化论作指导.从进化论角度而言,是先有图书馆,后有图书馆学,要对图书馆学加以研究,必然先要研究图书馆,这是刘国钧先生理论研究中始终坚持的.由于“图书馆”是一个复杂体,因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可从图书馆所具有的要素入手,将其归纳成多个要素,进而分别从各个要素入手,分别加以研究,由总到分,再由分到总,各个要素的研究综合起来,则形成了完整的图书馆学体系.

用要素的方法去研究世界的本原,从古至今,在哲学上都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首先提出世界本原这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开创了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先河,其代表人物将水、空气、火等作为要素而对世界进行研究,以后又有火、土、水、气,干、湿、冷、热,风、火、土、水等要素的提出.我国的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说等同样如此.近代杜威来华讲演,形成为要素方法的.在此语境中,图书馆界形成了一个用要素的方法研究图书馆的群体,如戴志骞、梁启超、杜定友、李小缘、陶述先、俞爽迷、徐家麟,可以说图书馆学要素说的研究方法是一个群体性的成果,它从20世纪10年代末分别由多人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经过10余年的探索,到1930年展成为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其代表人物刘国钧先生则成为这一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他用这一研究方法,通过近40年的研究,从以儿童图书馆为对象,到以图书馆为对象,再到以图书馆事业和各要素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的深度不断跃升,最终在《什么》中作出高度的归纳,形成了最具深度的经典之一.刘国钧先生将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在要素研究方法中包括着大量其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在哲学层面上构建了图书馆学的方法论研究特征.

在工作层面上,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图书馆进行研究.图书馆的工作方法十分繁杂,可说是一个系统.在1930年代,刘国钧先生认为“图书馆学便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学科”[38],这种研究的途径与目的即是要努力实现刘先生理想中的图书馆.要素说即是将这3种方法融合在一起后,抽象出图书馆共性的研究群.对于图书馆众多的实际方法,“将来想另编一部图书馆方法论来讨论它”[39],可见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实际中的方法论的重视.在现代图书馆理念中,在刘先生提出要素体系的《图书馆学要旨》一书中,他从图书是为用的原理出发,打破了往常进化论编排的模式,进而突出“运用”的重要性,“所以从参考和阅览说起,这是在编制上和坊间现行的图书馆学书不同的一点”[40],从中可以看出刘先生对使用法的重视不同一般,展现了他的方法论的思想基础和与时代的适应性,甚至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随后,分别简述了图书的分类、编目、登录、建筑与设备、图书馆行政及卡片格式等问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图书馆工作方法体系.

进入1950年代,这种方法论更加成熟完善,他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归纳出了一套方法:“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观察、分析、假设和检验.无论什么科学所用的方法都可以分为这四个方面,这主要是逻辑上所说的归纳方法.”[41]可见,此时刘先生已用科学的方法论来统一其理论研究,力图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纳入世界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统一加以考察,更是构筑了一个同科学方法论同步发展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平台,科学地解释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同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共同性,统一了图书馆界理论中的研究方法和实际工作中的研究方法.对于图书、读者、干部、房屋设备和工作方法5个要素,联合起来才能组成图书馆,分别对5个要素进行研究,同样要用观察、分析、假设和检验的步骤,对于诸如分类编目、读者工作、图书及设备等的研究同样如此.

“图书馆学是一种方法论”的思想,必将在历史长河中越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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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稌年,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顾烨青,江南大学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7-02-21

(责任编辑:刘洪)

此文汇总,该文是一篇关于刘国钧和《什么是图书馆学》和风标方面的图书馆学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图书馆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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