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邱华栋《贾奈达之城》中的英国人形象，本文是英国方面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和邱华栋和《贾奈达之城》和英国人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内容摘 要：《贾奈达之城》中塑造了两类的英国人形象：殖民分子以及女主人公戴安娜.他们都渴望在行走中体验生命的终极自由,体现了一种积极张扬生命意志的西方文化人格.注视者在塑造笔下的人物时,主要受到时间、自身经历与时代精神的影响.
关键词：邱华栋 《贾奈达之城》 他者形象
作为一个博览群书、阅历丰富、搜集信息能力极强,有着丰富经验的媒体人,邱华栋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地毯式”的轰炸迅速获得文坛瞩目,这无疑与他对市场与出版行业的敏锐体察有关.他早期创作的高产、高速度使得其作品有大量复制、摹写之嫌,对都市生活浮光掠影描写的背后是人物的脸谱化和艺术手法的生硬,其中流露出了一个外省青年进城后的“愤怒感和漂泊感”.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创作的成熟,他的创作题材主要集中在两方面①：一是关注当代题材,将取景器对向中产阶层,书写他们的日常哀乐和隐秘,以“社区人”系列小说为代表；二是开始回望历史,创作了“中国屏风”系列的历史小说,目前已出版的有《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长生》；该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作者选择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特殊节点,通过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来观望中国的过去,复活一个时代的历史氛围.
在《贾奈达之城》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英国人形象,其中以驻中国新疆的英国外交官夫人戴安娜为代表,作者描写了她由印度到中国,攀越中亚群峰时的所见所感,在不断行走的旅程中,她体验世界、认识自我,体现了一种积极张扬生命意志的典型的西方文化人格.通过分析他作品里的英国人形象及其所体现出的西方文化人格,以此来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对更进一步了解其作品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一
《贾奈达之城》中,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内战期间,地点为作者小时候生活过的故土新疆,此时俄国人和英国人正在争夺这片土地.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两类英国人形象：一类是以印度林务官、戴安娜父亲和驻新疆外交官艾瑞克为代表的殖民分子和者.他们是“英国伸出的海外殖民枝条上的一片忠实的叶子”②,捍卫和守护着英国在海外的利益,对白人以外的人种怀有偏见.
在印度的童年时期,当戴安娜对每天在河流边上焚烧尸体感到害怕时,父亲告诉她这些灵魂会再度转世,然而他们“永远不会变成白人”,“我们也永远不会变成他们”；在得知女儿具有某种超能力,能够和印度丛林里的各种昆虫对话、能够预测下雨时,戴安娜的父亲感到了某种恐慌和害怕,赶紧送女儿回英国接受传统的英式教育.这样一个长期驻扎在印度的林务官,自然对印度的文化和地理环境十分熟悉——这是一个到处都是圣人、神人和圣迹的地方,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想过要融入或者认同这种文化.在他心里,白种人和印度人有着天然的区别,白种人有着更为高贵的血统,他畏惧女儿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印度人.殖民过程中的搜刮掠夺,加上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隔膜,使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并没有改善印度凋敝落后的现状,多年以后,当戴安娜重返印度时,发现她出生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有宗教对立和种族仇杀,而原有的印度种族制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作者借戴安娜之口揭露了殖民统治的本质,表达了对欧洲文明的怀疑.
第二类以女主人公戴安娜为代表,她端庄美丽,热情大方,勇于尝试新事物,是英国驻印度政府派往新疆的的最后一位领事夫人.作者用欣赏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笔下的这位西方女性.戴安娜在潮湿晦暗的印度丛林里度过了童年,目睹了肮脏落后的印度：“城市乱糟糟的,像是一个大集市,大多人家没有好的住房,房子是泥土夯实的,有的就住在草棚子里,没有太多的柏油马路,只要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泞.”③她同情印度人的苦难生活,渴望英国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新疆喀什噶尔的生活,她迷恋上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并尝试融入这里的一切.她努力学习和了解新疆的历史,参加当地的歌舞聚会,并将电影带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中国的京剧使她感到新鲜,但她又厌恶其中的道德说教气息,舞花灯这种古老的东方民间艺术让她惊叹这个传奇国度的精美文化.另外,她也由衷地赞叹中国菜肴：“在我看来,中国菜肴的确非常好吃.这些神奇的中国人,他们甚至可以用任何东西来作烹饪原料,饭菜种类非常繁多,汤的种类更多,味道也很鲜美.”④她对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也充满了感情.
然而,戴安娜身上最鲜明的特点,还体现在她对征服中亚群峰的渴望,对行走、漂泊的内在需要上.在这个过程中,她体验着生命的自由和,寻找着生命的意义.她在印度度过童年,5岁时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母亲重病后重返印度,因为欧洲战争的爆发,又回到英国做志愿者,后来追随丈夫艾瑞克沿着克什米尔通往新疆的古老通道,来到了新疆喀什噶尔,在这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在这个过程中,她的生存境况以“漂泊”为主,在与大山和自然的邂逅中感受生命的美好.然而这并不是受到某种胁迫的被迫行走,而是发自内心的主动选择,是她内心自觉的对规范和束缚的挑战.她崇拜女探险家,对艾瑞克的爱慕也建立在他是一位登山家的基础上,后来与麦赛台的爱恋除了源自前世的因缘际会外,同样也是她被赛麦台身上的高山游牧民族特有的英气逼人的强悍气质所吸引：“赛麦台不仅是一个英俊剽悍、健壮聪明的高山民族的男性象征,他也代表了我的中亚之梦.”⑤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包括夏尔巴人格雅勒根、柯尔克孜族人,医生台尔曼、长期驻守印度的戴安娜的家人,他们都无不处于游走状态.
二
“人格”即面具,一般认为,西方人格最深的根基是“真”,即求真,它是一个不断认识和追求的过程.西方人格是在不断的骚动,紧张的思索和外向的追寻中体现出来.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乃“诚”,即对本心的“诚实无欺”的追求,故有孟子所谓“诚者天之道也”,《中庸》里也有：“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然而这种对“诚”的追求似乎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伪善与欺诈.在哲学家们看来,“不诚”是由不良社会环境的造成的,是人迷了本性,故又有了儒家的返身而诚,道家的“能婴儿”（即回到婴儿时代的纯真状态）；总归来说,西方是一种动态的人格,中国人格更多地表现为静态.
《贾奈达之城》中,戴安娜体现了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人格,即在永无止境的旅途中体验自由和永恒,向往神圣和纯洁的“贾奈达之城”.她在“行走”中体验生命的自由与,感受大自然的神秘与美丽,从而超越时间、超越有限个体和世俗的.“行走”实际上就是生命本身,是不断反叛常规、探索未知的自由意志的象征.如小说中所言：“也许,人生的最绝佳和最美妙的时刻,都比不上跃上雪山顶峰那一刻的欢欣.其实,登山也是一个人人生历程的象征,你经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了山峰的顶端,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生命力的极限,你获得的,一定是个体生命中最令人满足的东西,也赢得了真正的尊重与赞扬,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要不懈地攀登山峰的峰顶.”⑥这是对个体生命意志的积极张扬.
邓晓芒指出,自由是不可定义的,但人能够体验自由⑦.自由首先是意志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受到各种束缚和限制,但他们却有在意念中自由选择的权力.戴安娜对中亚文明、对慕士塔格峰的追求和向往,可以说是她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并在行动中不断赋予它全新的意义.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自由本身也体现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人失去了以前他曾享受的那种安全,失去了那种无可非议的所属感,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深感孤独和忧虑；另一方面,他可以自由行动,独立地思考,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必听命于人.”在小说里,戴安娜一方面对旅途所见所闻充满新奇,体验到全新的人生境界,但这建立在对苦难和爱情的承担上.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滥觞,受地理环境限制,爱琴海区域主要以海上贸易来获取财富,这促进了当地手工业、航海业的高度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形成了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商业社会那种海上之历险与奇遇,金银珠宝的寻求,战争与掠夺等色彩斑斓的生活,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大量的题材.“行走”与“漂泊”也因而成了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无论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中的奥德修斯、俄狄浦斯,还是后来的流浪汉小说,以及《浮士德》、《复活》等作品,“漂泊”是主人公的一种生存境况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西方人的意识里,“行走”或“漂泊”或“流亡”都是一种自由的生命体验,是对一切束缚和成规的反叛,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这个世界,热爱人类的生活,在自我放逐中体验孤独的生存本质.因此,在加缪那里,尽管上帝被放逐后,人类的终极处境变成了一种荒诞和绝望,希绪弗斯依然要在周而复始的徒劳中把石头推上山顶,这是一种把“活着”本身看得比“活着的意义”更重要的精神⑧.而中国的文化却是一种静止的文化,虽也不乏“行者”,但都是为了“回家”——回到生命和历史的原点,无终点的“漂泊”始终是一种无根的生存悲剧.家庭人伦本位的传统,安土重迁的意识使得中国人将“漂泊”视为生命的逆境,无论是孔子还是屈原,他们的流浪都是被迫驱逐,是在政治理想幻灭后的无奈选择,他们在潜意识里时渴望回归的,回到君主的怀抱,也即国家的怀抱中来.
三
形象学理论认为,注视者在塑造他者形象时,受到先见、身份、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注视者作为自然生命是无法否认时间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者形象的历史感是更深层地浸润在时间中的东西,注视者对他者注视、观看得愈久,他者形象表层的东西就会日益剥蚀,而注视者体现在历史文化中的个体反思精神就会愈为强劲,他者更为整体化、多维化的东西就会在这种反思中日益凸显.
在《贾奈达之城》中,邱华栋为何会塑造出这样的英国人形象？笔者认为,注视者对他者的审视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时间.在小说后记中,邱华栋提到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家中悬挂的屏风,“凝视着上面雕刻的那些已经穿越了历史云雾的很多人物画像,感到了一些神秘和沧桑”.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在1947年左右,写作时间却是在新世纪以后,这种回望历史时远距离的凝眸,让注视者可以更加理性地对待笔下的人物；
（二）注视者自身的生命历程、成长经历.邱华栋出生于新疆,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十分熟悉,这里铭刻了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后来因创作少年成名,得以保送到武汉大学学习,最后又辗转到北京,成了一位报人.让人惊奇的是,在他早期的创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故土新疆的书写,相反,他写作的资源主要是城市和城市中的人.2007年,邱华栋在自己的“历史系列”小说中,开始回望新疆.如果说新疆是注视者生命的启程和出发点,那么当他回望这片土地时,其感情必定是复杂的,由于时间的沉淀和空间的遥隔,故土的风俗和文化会烙下更神秘的印记,这是对“根”的追寻.因此,无论是笔下的戴安娜,还是新疆的生活习俗,因为融入了注视者自身的童年记忆,都蒙上了一层怀念的薄纱,变得神秘且令人向往.
（三）与戴安娜精神的相通.戴安娜在行走中体验生命的方式,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时代精神.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90年代来北京奋斗、生活的外省青年,邱华栋“漂泊”的人生经历和戴安娜不谋而合,其中隐含的向上拼搏的精神、对自由生命的体验也正是注视者所追求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他者形象身上投射了注视者自身的生命体验.
“中国屏风”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都曾被卷入了中国宏大的历史漩涡——《贾奈达之城》中的戴安娜见证了印度独立、苏俄对峙、国共内战时的边疆动乱,《单筒望远镜》中的阿尔苏遭受了义和团正面攻击和围困,《骑飞鱼的人》中英国海军林德利则加入了太平军,亲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但由于西方人的特殊身份,他们能够免于被历史和文化所绑架,从而冷静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某个侧面.但由于邱华栋的叙事大于他对思想观念的艺术化处理,对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挖掘缺乏更高的历史哲学视野的关照,导致其人物塑造走向了单一化、脸谱化,其创作还需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寻求新的突破.
注 释
①张梦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写作——邱华栋创作论》,《南方文坛》,2015年第6期.
②③④⑤⑥邱华栋：《贾奈达之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⑧李海音：《论邱华栋的历史小说》,《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
（作者介绍：程盼,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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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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