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述评，本文是关于中国政治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跟学术界和政治体系和述评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通常认为,从体系或系统（system）的角度来研究政治生活,这是二战后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idEaston）开创的一种研究套路[1（] P92-93）.由于政治体系分析有助于把握宏观政治生活和提升整体理解和解释的能力,所以就逐渐成为了今天政治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的状况,也是有很大帮助的.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上的地位更是迅速提升.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变化,特别需要一种整体的把握,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对此应该有所作为.从政治学的规定性来说,政治本来就是公共治理,政治体系本来就是公共治理体系.这就意味着,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就是在研究当代中国治理体系,这有助于我们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有鉴于此,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究竟是何状况,取得了什么成果,还存在什么问题,下一步需要做什么,考察这些问题颇有意义,但目前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梳理和总结,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空缺.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学界（主要是汉学界）较早就开始了对新中国政治状况的关注和研究,但并非从一开始就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研究,更不要说按照政治体系分析的路径来开展研究.根据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的了解,只是从1960 年代起,才开始出现第一批受过正规政治学专业训练的学者（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真正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当代中国政治研究[2]（P232）.但即便如此,从那时起,有关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研究也是不多的.比如白霖（LynnT · White）在总结2010 年前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状况时就注意到,一直以来,西方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在各个阶段上的突出问题,而不是要寻求普遍的政治规律,结果就导致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性研究很少,所产生的多是零散的专题性著作,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个别有关当代中国政治的概述性著作[3（] P30-31）.沈大伟（Did Shambaugh）等人认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中国研究能够代表这个领域的全球趋势,但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方面,最全面深入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还是在美国.相对而言,欧洲和日本的有关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4（] P1、P5-9）.据此,这里就着重考察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状况,兼及欧洲和日本的情况①.
（一）美国的研究状况
在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些先驱者和第一代学者是比较重视政治体系研究的（只是从第二始就转变了）,也作出了一些开创性的贡献,对后来的有关研究影响很大.当时这些学者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研究,缺乏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条件和机会,因而只能做比较宏观的研究,也可能和当时政治体系分析特别是比较政治研究兴起不久有一定的关系,再则,政治体系研究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基础环节.
邹谠先生被认为是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先驱者之一[4（] P175）.他认为政治体系包括政权组织、政治文化和国家—社会关系三大组成部分[5（] P206）.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尚不清楚,但已暗示着邹先生将从事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根据系统论,系统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6（] P51）,其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即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就是一个系统的结构,是系统整体性的根本来源和依据.由于不同的要素间关系将导致要素和系统整体的不同表现,因此相比于要素来说,结构更能决定一个系统的性质[7（] P289）.比如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这就是由结构决定的.如果按照系统论的这个原理来开展政治体系分析,那么按照邹先生所说的政治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一个政治体系的结构应当指的是政权组织、政治文化和国家—社会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机制）.但这似乎并不是邹先生的理解.邹先生专门提出一个术语“全能主义（totali）”用来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又区别了政治体制（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体系）与国家—社会关系,说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由此他提出了全能主义政治系统的概念[5（] P223-226）.如此说来,似乎邹先生认为国家—社会关系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结构,一个政治体系的性质和类别是由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的.他考察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时就认为,这个时代的中国政治体系发生了整体变化,从过去天高皇帝远的国家—社会关系,变成了党国（party-state,唯一存在的政党和国家完全融合的国家形态）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形式,党国对于社会具有极大的自主性（autonomy）[5]（P253）.显然这就是从国家—社会关系来考察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并且暗含着国家—社会关系就是政治体系的结构决定着政治体系的性质的意思.最后邹先生总结说,进入20 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体系首先是国家—社会关系发生了全面的变化,然后才是政权结构的整体、统治阶层的性质、社会基础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同时由于革命党人要进行全面革命和建设,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因此保留了传统的权威关系,这方面没有基本的改变,由此导致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远远超过权威关系的变化[5（] P255-256）.在这里,看起来邹先生关注了中国政治体系更多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仍然看不到他所说的政治文化这个组成部分在其中的存在,更看不到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结构）是什么,以及对于中国政治体系的塑造和变化来说起了什么作用.因此总的来说,邹先生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研究,特别是他最有名的全能主义分析范式,尽管不乏启发意义,但是他的这个研究套路还是存在比较大的缺陷,主要是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和结构缺乏更为严谨和全面的分析.
可能最早的、比较规范成型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要数汤森（James R · Townsend）和沃马克（Brantly Womack）著述的《中国政治》（1986 年第3 版）.汤森是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一代学者,该书前两版均由他一人著述,是阿尔蒙德（Gabriel A · Almond）和白鲁恂（LucianPye）主编的《比较政治学丛书》中的一部.因此之故,该书明确采取了阿尔蒙德等人制定的政治体系分析框架：体系、过程和政策.两位作者也明确表达了他们的目的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8]（序言P2）.根据汤森和沃马克的归纳,过去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学者,曾先后不恰当地、自以为是地把当代中国政治概括为具有共产主义国家特点的极权主义政治,具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体制,以及具有中国自我特色的主义模式.在他们看来,这些概括都是不正确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见,特别是没有考虑到变化的因素.由此他们分成三个时期来概括当代中国的政治模式：1949-1957 年的苏联模式,1958-1976 年的主义模式,1976 年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8（] P17-28）.尽管有这三个时期的区分,但总的来说,两位作者还是习惯于用“共产主义政治体制”来统称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他们注意到这个政治体系有过变化,但认为在1950 年代中期和1976 年以后还是比较稳定的,诸如等级制、集中制、权力和程序的模糊性这些组织原则就是这个政治体系的常量.然后他们分别从、国家机构（包括军队）和群众组织三个方面考察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和结构,指出通过在其它组织中积极活动的党员来行使领导职能,群众组织则动员一般民众来辅助和支持党和国家机构工作[8（] P81-99）.应当说两位作者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有着一定的观察和把握,并且也触及到了这个体系的结构和有关功能.但是,除了意识形态的偏见外,、国家机构和群众组织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通过什么机制相互作用和联系起来最终构成这个体系的,对此作者语焉不详,这是该项研究之不足.
在汤森之后,多年来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鲜有触及政治体系的题目,更多是沿袭从前的有关说法,这让欧迈格（Michel C · Oksenberg,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对研究者越来越缺乏全局观倍感失望[4（] P142）.沈大伟在反思美国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状况时也表示,尽管美国学界的研究课题和结果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一个学术繁荣的好征兆,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也出现了,虽然对细枝末节的了解越来越多,但学界对中国和中国政治却越来越难以形成明确的概括性认识[9].不过近年来这种状况似乎有所改观,李侃如著述的《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1995 和2004两版）就是一例.在该书中,李侃如也指出当代中国的政治体系曾经历过动荡变化,但是保持着对中国的控制这一点始终不变.他认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包括党、政府和军队三个机构系统,其中党和政府系统同级设置,但党总是对政府行使最高权力[10（] P172）.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他认为总的来说中国是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10（] P202）.最后,他通过所谓内部人的眼光,描述了党控制政府的种种手段和方式[10（] P239）.应当说李侃如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核心（党的领导）有着较为深刻的把握,但是他描绘的这幅图景,无论是体系的组成还是结构,都很凌乱.
可能美国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的最新成果,来自于威廉·约瑟夫（William A·Joseph,美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第三代学者）主编的《中国政治介绍》（2014 年版）.在该书中,他想当然地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称作“共产主义党国（communist party-state）”,认为其本质是威权政治体系[11（] P5）,是一种独特的政治体系类型,其特征有五：（1）制定决策,控制国家,国家执行决策；（2）坚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着政策制定和塑造着政治生活；（3）坚持“先锋队”的自我定位,有权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其它许多方面实施领导；（4）执政为民（人民是社会主义和的支持者）,而对与人民相对的敌人实行无产阶级；（5）特别关心对经济事务的领导.约瑟夫认为,由于共产主义党国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根本结构,所以必须放在这一框架中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11（] P13-14）.应当说约瑟夫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把握较为全面细致,不过他还是没有比较具体地指出这个体系的组成和结构,同样没有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同样在该书中,李成也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称作“共产主义党国”,也看到了党的主导权力地位,看到了国家作为党的决策执行者的角色地位,但是他没有把社会纳入这个体系中,没有看到社会的类似角色地位[11（] P192-194）.这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学者所谓“中立”研究的意识形态偏见.
（二）欧洲的研究状况
在欧洲,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的很少见,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赛奇（Tony Saich,不过现已供职于哈佛大学）.在《中国的治理与政治》（2004 年版）一书中,他提到在改革开放时代,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有所变化,从过去的革命动员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权力已经有所削减,但是这种变化的程度是有限的,党依旧保持着威权统治,控制着国家和社会[12（] P112）.尽管言简意赅,但赛奇所勾画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似乎更为清晰.不过遗憾的是,赛奇没有具体考察这个体系的结构,这似乎也不是他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日本的研究状况
日本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似乎一直都比较重视政治体系的研究,曾提出了“党国体制”、“党和国家之间的合谋系统（党国合作）”等概念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具体而言,在党政关系方面,毛里和子在《当代中国政治》（1993 年）一书中,把党（）、国家和军队看成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主角,其中党控制着其余二者.在新版《当代中国政治》（2004 年）中则使用了“政府党体系”来指称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指出在党、国家和军队三位一体的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在国家和社会关系方面,园田茂人、凌田雅晴和天儿慧等学者注意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是共存关系,社会对国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二者没有直接冲突关系[4（] P166-170）.唐亮则始终带有偏见地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称作“领导体制”,指出这个体系的结构是党领导国家机构、军队和社会团体[13（] P12-28）.综合这些研究来看,似乎日本学者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并没有一致的观点,至于在结构方面,都能看到的核心角色和地位,但似乎也仅限于此.
二、国内的代表性研究
在国内,尽管当代中国政治几乎每天都在每个人的身边发生,但学者们对此的研究却远远晚于国外.当然这跟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国内政治学研究就难免受到国外政治学（特指西方政治学）的影响,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研究也不例外.
概括起来,国内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可以分成三种情况来考察.
（一）借鉴和运用源于西方的政治体系论来开展研究
在这方面,俞可平教授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1988 年）是一个较早的案例.该文明显借鉴和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模式的政治体系分析方法,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分成政治制度性结构、政治党团性结构和政治职能性结构三个部分,然后分别考察它们各自的功能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整体特征[14].不过在其十年后的一部著作里,俞教授似乎换了一种考察角度.他一开始就指出中国是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中国政治的实际权力核心是党而不是政府,因此他是从政党体制开始来考察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15（] P1）.
（二）借鉴运用政治体系论来开展研究,但侧重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过程①,其中也反映出了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把握状况
这方面有两个典型代表.朱光磊教授是从政治权力结构的维度来考察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指出在其中占据着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一个“6+1+ 2”体系,包括六大领导班子（党、中纪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军委、全国政协、从前的中顾委）、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两个司法机关（高法、高检）,形成了包括“党”、“政”、“军”、“法”四个方面的权力构架[16（] P31-33）.
胡伟教授注重把结构和过程结合起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在考察结构时,他不拘泥于宪法的规范性框架,而注重实际状况,得出当代中国是以党组织为中轴的党政军一体化的国家政权体系和政治体制[17（] P31）.在这种观察的基础上,胡教授具体考察了党的领导体制,认为主要包括组织性一元化领导体制和领导集体的一头多元制两个方面,前者指的是对一切国家机构（包括国家政权机构和军队）实行组织体系上的统一领导,后者则是领导者个人层面上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二者互为补充[17（] P37-44）.
（三）在借鉴运用各种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自主制定分析框架来考察当代中国政治体系
林尚立教授提出“政治形态”这个概念（他强调这个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但和政治体系的概念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的）,认为它包括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和政治意识四个要素,其中政治权力是中轴,是决定性因素[18（] P40-41）.然后他以此来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产生、结构、问题和未来发展.其中可能最逼近政治体系分析的部分,是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制度构架的分析,因为林教授强调政治权力是政治形态中最本质的东西,决定着政治形态的性质和结构,而制度构架就是基本的权力结构[18]（P166）.按照这种观点,林教授剖析了集中制和议行合一的组织原则以及党政军的关系.这其中对党政军关系的剖析最能说明他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结构的认识,因为他说在当代中国,党政军是三大权力主体,其相互关系对整个政治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他又特别强调党政关系,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最重要的、但又是最难解决的问题[18]（P189）.最后林教授总结说,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制度构架是在领导下形成和发展的,党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18（] P219-220）.杨光斌教授则指出在当代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体系）.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一个习惯性的说法,其实就是党的领导体制.这个体制包括多方面的权力组织,如党组织系统、国家组织系统、党与国家的关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19（] P23-24）.基于此,杨教授从党的领导体制出发来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揭示了一幅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图景：从前是党通过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归口管理制度、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和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来实现一元化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在企事业单位中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党的行为法治化、党与行政部门关系、干部制度等方面有所改革和变化,但权力的基本组织结构保持不变,特别是党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丝毫未变[19（] P24-41）.
与此类似,景跃进教授等学者在新近的研究中指出,在当代中国,是领导核心,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中轴,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钥匙,从而明确地把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称作“党政体制”,指出其基本特征是一元化领导,其方式包括作为权力轴心机制的党委（党组）领导、作为全面控制机制的归口管理、作为精英机制管理的党管干部、作为思想统一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沟通吸纳机制的政治协商、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统一战线、作为政治动员机制的群众路线,其结构主要是在党和国家政权机关、军队、党派、社会团体和群众、传媒等几方面的关系中形成和展开[20（] P3-6,P18-34）.
三、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下一步的着力点
综观国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都看到了在这个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应当说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也可以说是这项研究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除去上述的共同点,接下来就存在诸多分歧了,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结构）,学界还缺乏一致的看法,而且所做出的描述和解释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比如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大多采取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许多还增加了军队这个要素）,但几乎没有一个研究者注意到并去解释“政协”在这个体系中的存在,显然这是很不完整的,存在重大缺陷.实际上,源于西方世界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可能也不见得适合于用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比如托尼·赛奇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12]（P214）,也就是相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国家不大会受社会团体的意见和利益所左右,而是反过来控制社会.但其实在当代中国,在党（）的面前,国家或社会只是党的左右手,这跟西方世界的情况相去甚远,从而导致源于西方世界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失去了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客观性和公允性.至于国内学者,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按照自己制定的框架来进行分析,通常是以为核心和基点来开展研究,这当然是符合现实的,是非常合理的.但除之外,这个政治体系其它组成部分有哪些,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则说法甚多,但大多仅限于列举说明而缺乏逻辑和理论的解释论证,显得比较零碎,致使其描述和解释的力量都受到了限制.以上种种说明,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研究还有必要继续推进,特别是要深入探究这个体系的组成和结构,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要继续深入探究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组成和结构,恐怕还需要以反思检讨既有的政治体系研究框架模式为基础和前提.系统论的知识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性质是由其组成和结构决定的,但最关键的是结构,结构是系统整体性的根本来源和依据,因此系统分析的基础工作就是搞清楚系统的组成,但更重要的工作是结构分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一个系统,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去研究系统的功能、过程和变化了.而在这方面,过去的政治体系分析存在明显的瑕疵.政治体系论产生后的第一个模式,即伊斯顿的输入—输出模型,太过于关注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忽视了对政治体系自身组成和结构的考察,基本上把政治体系看成是一个黑箱的建构[21（] P33-37）.这种忽视了系统组成和结构的过程分析,特别容易导致空洞无意义的结论.后来阿尔蒙德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把政治角色看成是政治体系的基本组成,而用结构来指相互作用的政治角色的组合,这些相互作用的结构再进一步构成政治体系[22（] P14）.这就意味着结构—功能主义所说的结构并不具有宏观和整体的意义,与其说是政治体系的结构,倒不如说是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结构分析恐怕是不合格的.此外,结构—功能主义模式明显取材于西方的政治生活状况,形成的是一种以西方政治体系为模板的分析框架,在用于研究其它政治体系的组成和结构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说,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大部分现代政治系统都存在政党、利益集团、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官僚和法院这六类政治结构,但又认为这些结构在不同的政治系统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23（] P34）.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按照这样的政治体系组成模式去分析从英、美、法、德、日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到俄、中、墨、伊朗、巴西、埃及、印度、尼日利亚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①.这就导致在考察政治体系的组成时特别容易犯错误,政治体系分析的基础工作是不够严谨的.所有这些说明,虽然政治体系分析从产生到广泛运用时日已久,但其实现有的框架模式是有缺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政治体系的组成和结构缺乏正确的或足够的考察.因此,当我们再度深入探究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时候,简单地复制或者利用现有的一些政治体系分析框架模式,恐怕不合时宜,而更需要回归系统分析的原本意义去开展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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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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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孟捷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时,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发现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试图解决它们的时候,都是带着一个“眼镜”的,因为他们.
4、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男,山东安丘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 摘 要建构当代中国.
5、 差序格局的消解和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 （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要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 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
6、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视域分析 摘要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与政治认同相联结 意识形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明,为政治认同的生成提供稳定环境,为政治认同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近代主流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