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期刊名栏建设--以东胡、契丹游牧文化为视角，该文是关于研究相关论文范文与期刊和建设和研究方面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摘 要：任何名栏建设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都具有一定的战略性,一时的心血来潮不可能打造出品牌栏目.首先要进行预研,分析栏目建设可能遇到的阻力、困难,学术资源的可持续性,作者的来源、潜力；其次是规划,分长期、中期、短期规划,包括人力物力的投入、经费的来源与使用、栏目建设的阶段任务等；再次是作者队伍的构建,包括知名、一线骨干作者的聚拢,还有年轻的有潜力作者的引导与培养.最后是具体的栏目栏目建设,包括栏目策划、宣传、组稿,栏目结构设置,尽最大努力把最优秀的论文吸引到栏目中来,逐步培养栏目的名气,最终打造出学界认可的知名品牌."游牧文化研究"建设也要遵循这样的规律.
关键词：期刊；栏目；东胡；契丹
中图分类号：G23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12-05
一、游牧文化的特点
我们要打造“游牧文化研究”这个栏目品牌,就要准确把握游牧文化的核心要义,弄清它的来源、发展轨迹以及主要特征.
那么,何为游牧文化？所谓游牧文化就是生活在北半球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以从事游牧生产为主的氏族、部落、族群、民族创造的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其显著特征在于其游牧性——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此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法律（比如800年前的《成吉思汗法典》）等.
游牧并不是一种漫无边际、任意而为的地放牧,它是有着十分清晰的社会与自然边界的,这种边界是在社会规范、自然环境制约下而形成的.这种形式的放牧不仅体现了游牧族群在多变的生态条件下灵活的生产模式,也体现了他们自身的社会组织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保持秩序和整合的一种能力.
在我国古代,北方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是辽阔的草原,这里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生产生活的历史舞台.从夏商时始,这里先后居住有土方、鬼方、猃狁、山戎、北狄、东胡、林胡、楼烦、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创造着同属游牧文明体系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在北方干旱草原上,几千年来他们“逐水草而居”,早已适应了干旱区的环境.为了顺应脆弱的草原生态环境,逐渐形成保护植被和水源的习惯法或成文法,因而就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文化,这是一种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类文明类型.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历史上存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地带和游牧文化地带.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历史的重要线索.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各有其特点：游牧文化更崇拜、依赖大自然,主张与自然融为一体,以适应大自然.自然环境对畜牧业影响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水灾、旱灾、雪灾、风灾都会对牧业产生决定性影响,良好的自然与生态环境是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游牧业与自然环境存在固有的相适应的机制,游牧民族和自然自有其相适应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生活生产习惯以及相应的信仰和固有观念.农耕文化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存在了,这从出土的谷物化石可以得到佐证.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在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都很适合农耕的要求,因此,形成了地域广阔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以定居为主,其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主要是谷物.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因此,中原人又被称为“粒食之民”.游牧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它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细胞,以地域分聚落,以部落为单位,牲畜集体放牧,追逐水草而居.它分布广袤,覆盖长城以北、青海、新疆等地区.在生产方式上,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与部落相依托,共同维系部落的稳定.同时,根据水草盈仄、季节变化、风雪旱涝、部落变化等不断迁徙,小变小迁,大变大迁.狩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萌芽并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驯服猎物获得成功,狩猎文化出现分裂,一部分民族走向草原,逐水草而迁徙,由此产生了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文化.我国游牧文明大致经历：新石器时期的草原文明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介入中原,逐渐走向成熟；西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草原游牧文明高度发展期,东胡、匈奴、鲜卑等强大游牧民族兴起,并相继建立了政权；隋唐时期,柔然、突厥等民族的兴起,开始对中原乃至中亚、西亚产生重要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等的崛起,不但把游牧文化推向顶峰,还改变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版图；明清时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区域大致固定下来,在自身更加成熟的同时,开始与其他文明交汇.
二、中国标志性游牧文化
标志性游牧文化是指有代表性的能够呈现其主要特征的文化.这是“游牧文化研究”栏目重点内容,对这个学术资源的开发与研究程度关系到栏目的成色,影响着栏目的发展.赤峰地区拥有雄厚的游牧文化资源,从夏商时始,这里先后居住有土方、鬼方、猃狁、山戎、北狄、东胡、林胡、楼烦、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相继创造了同属游牧文明体系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本文主要关注东胡、契丹的游牧文化,金、蒙、元、女真及现代游牧文化将另行研究.
（一）东胡游牧文化
胡人的概念不属于绝对概念的范畴,而是属于相对概念,也就是说是相对于中原民族的概念而出现的,只有地域差别,不带感彩.《逸周书》记载,在今晋北、内蒙古地区存在楼烦之胡、林胡、北胡之胡等胡族[1],这就是“东胡”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将北方少数民族称为北狄,秦汉以后又称为“胡人”,但这个“胡”泛指匈奴、鲜卑、氐、羌、吐蕃、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部落,他们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广袤地域.贾谊在《过秦论》中有“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一句,此胡人指的是什么？对此,顾炎武指出：“胡在最初有三种意思：一是取象于牛胡；二是寿考之称；三与“何”字同义.”[2]胡指东胡,也就是生活在匈奴东边的胡人.东胡后来分裂为乌桓和鲜卑两部分.“东胡的活动范围大致限定在呼伦河、额尔古纳河以东,黑龙江上游以南,嫩江流域东西,老哈河流域南北这一区域.”[3]“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东胡活动地区的范围较广,大体上在今内蒙东南、辽河的西部,它包括西拉木伦河、黄金河、老哈河以及大小凌河流域一带,由西北而东南横跨内蒙古、辽宁两个省,南北数千里,这里山水及平原兼而有之.”[4]而其活动的中心就是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胡人发展的成熟时期,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
东胡族生活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学文化为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后期从渔猎文化发展成典型的游牧文化.东胡人在信仰上与其他游牧民族相似,崇拜天地、日月、鬼神和祖宗,并定时祭祀.“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5].每年正月,诸部首领集会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部众大会于龙城,祭祖先、天地和鬼神.“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服虔曰：‘蹛,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师古曰：“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计者,人畜之数”[6].“1958年在赤峰市宁城县南山根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最具特征的青铜短剑,双侧曲刃的特点虽仍然保存,但有的刃部已成直线型,而匈奴的剑,刃部一般都是直线型的,这说明东胡早期文化逐渐受到匈奴文化影响.从出土的动物骨骼有猪、狗、羊、马、鹿、兔等来看,说明当时东胡的畜牧业很发达,而且还兼操狩猎;从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石锄、石铲等来看,当时的农业也有所发展,但在社会经济中不会占有多大分量.从东胡活动地区出土的战国时代各国的货币来看,说明东胡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较多.东胡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后来大漠南北的很多民族都使用它,如蒙古族语言,它就源自东胡语言,所以有很多语言多起源于它.”东胡族生活核心地区——赤峰,这里气候上属于半干旱温带草原气候带,因而水草丰美,幅员辽阔,十分适合放牧,因此游牧业十分发达.东胡族在这里修养生息,逐水草而居,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对我国北方游牧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史料匮乏,目前关于东胡文化的研究还不广泛,这正为“游牧文化研究”栏目建设提供了学术拓展空间.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加,学术成果的丰富,这个学术板块必将成为“游牧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撑.
（二）契丹游牧文化
辽国是北方一个强大的政权,它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曾对发展我国北方经济、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至推动游牧文化的发展都提供过强大动力.契丹民族的发展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持续千年之久.
契丹出自鲜卑,与库莫奚、宇文两个部落一起游牧,后与鲜卑分离,号“契丹”,游牧于西拉木仑河与老哈河一带.《北史·室韦传》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北者号为失韦(室韦).”[8]据《辽史》所载,契丹语和蒙古语相差不大,清末沈曾植也说：“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而从活动地域看,鲜卑位于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而室韦的活动区域也是额尔古纳河流域,由此可以推断,鲜卑、契丹、室韦、蒙古都来源于东胡.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庙号辽太祖）并契丹余七部,建立契丹政权（1066年改国号大辽）[9],直到公元1125年大辽被金朝所灭,存续时间达218年.
如果对游牧文化加以细划,可以划分出制度文化、语言文字、宗教文化、生产文化（游牧、涉猎）、民俗等.契丹是游牧文化集大成者,游牧文化丰富而多样.本文将从制度、语言文字、宗教等方面对契丹文化进行探讨.
1.契丹的制度文化
契丹的制度文化最具典型的是“行朝”统治和“捺钵制度”,它们都带有明显的游牧特性,“捺钵制度”就是行政方式与游牧习俗相结合的产物.“捺钵”是契丹语﹐意为契丹皇帝的行营.是大辽皇帝在一年中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密切相关的营地迁徙及游牧、射猎等活动.《辽史·营卫志》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10]辽朝皇帝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每年都要率领众随驾出行,春季到有水的地方捉飞禽、捕鱼；夏季到凉爽的地方避暑、射猎,期间会召集臣僚议政；秋天要到山川草原进行大型的围猎活动；冬季选择温暖的地方召开臣僚会议、接待来使,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而“捺钵”期间进行的朝政,既是“行朝”.最初,“捺钵”地并不固定,比如太祖时期有“西楼”、“东楼”、“南楼”、“北楼”,楼就是捺钵；太宗时期夏到沿柳湖、凉陉,秋无考；冬为上京.到了景宗,春为潢水,夏为沿柳湖、燕子城,秋为庆州诸山、炭山,冬为上京、西京.圣宗时期,政权更加巩固,捺钵也基本固定下来：“春水”在沼儿河下游的月亮泡捕鹅、混同江钓鱼,或在今集宁东南黄旗海行猎；“清暑”在乌珠穆沁旗东境或沽源县黑龙山支脉避暑、张鹰；“秋山”在巴林左旗西北察哈木伦河源白塔子射鹿；“坐冬”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交汇处射虎.捺钵制度是与游牧文化相契合的,对维护大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说,契丹的“五京”建制就是捺钵制度的合理延续.这一制度还被金继承,对元、清也产生一定影响.
2.语言文字
契丹的文字有大字与小字之分,大字现存有《辽太祖墓碑（残碑）》、《萧孝忠墓志》,但对小字至今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辽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就是契丹小字,持这种观点的有刘凤翥[11]、冯永谦等知名学者.契丹大字见诸于史料的仅有元代陶宗仪《史书会要》记载的“朕”、“敕”、“走”、“马”、“急”5字.“文化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12].语言文字具有文化属性,它是一种工具,与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相依存,是该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民族凝聚作用.同时,语言文字又具有社会性,其发展与民族兴衰密切相关.史书上通常把契丹语为“北语”、“胡语”,这源自于契丹语乃东胡语分支之故.契丹语的系属根据专家的考证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蒙古语及满洲通古斯语是近亲.
（1）语音.能够提供研究契丹语语音的史料非常少,目前只有《辽史·国语解》.研究《辽史·国语解》可以看出：第一,无送气音；第二,无舌面音；第三,无卷舌音；第四,存在[n]、[l]不分的情况；第五,聂鸿音在《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和─in》中根据《辽史》总结契丹的语音有─n和─in两个名词附加成分.─n粘附在aeio这些元音之后,─in粘附元音u或者辅音之后,语音形式与蒙古语的属格词尾十分相似,这与契丹游牧文化是一脉相承的.（2）词汇.在基本词汇方面,由于契丹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潢水与土河一带,游牧生活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使他们的语言自然带有这方面的特点,比如“契丹”就有“刀剑”、“中大”、“寒冷”等意思；有表示实义的词汇,还有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汇,如：“‘匣列’辽言复来也.”[13]（3）姓氏.除了耶律和萧两个姓氏（来自部落和所居横帐名称）,一般部族没有姓氏,都以来源地相称.（4）语法.契丹语是一种有词形变化的以多音节为主的语言,比如“ ”（天）读作“腾格里”,“ ”（马）读作“母林”.读音随着语法地位而变化,时、数、格的变化要用粘附的词尾表示语法关系.（5）使用形态.除了日常使用的语言、文书、牌符、印信等外,契丹语的艺术形态也很丰富,比如散文、诗歌、歌曲等.《契丹国志》曾提到“番歌”,《辽史·乐志》：“旧史称圣宗、兴宗咸同音律,声气、歌辞、舞节……教坊不可得.”[14]铙歌就是集乐曲、舞蹈、演唱于一体的歌唱形式.（6）诗歌.契丹人好诗,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他们曾自行翻译过苏轼文集《大苏集》.辽圣祖在翻译白居易诗后感言：“乐天诗集是吾师！”契丹人不仅翻译诗,自己也作诗,《醉义歌》为寺公和尚所作,号称契丹诗歌史上最长的诗.契丹诗坛的诗大致有三类：译作,比如《讽谏集》；模仿汉作,比如《题李俨黄菊赋》,但这类作品多得汉作之形而未得其神；辽人也依据自己的文化创作诗歌,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遗存下来的作品,想来那应该是歌颂山川草原的豪迈之作.
3.宗教
辽人最早信奉的是萨满教,这是一种由萨满扮演主要角色的宗教形态.在宗教仪式中,萨满承担着巫师、司祭等职能,并以与超自然沟通的能力引得受众的顶礼膜拜.萨满教是契丹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源于契丹氏族部落时期,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在契丹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天神和地衹是契丹地位最高的两位神,具《辽史》记载,天神是骑白马的男子（白马神）.述律皇后不拜母亲、姑姑,但一定要拜天神,可见天神地位之崇高.地衹是骑青牛的妇人（青牛神）.辽人祭祀必用青牛白马,神来自上天,敬天神就要选择天色,即黑白二色（白为昼、黑为夜）.祭祀要用白马、白羊、白雁之血祭黑山.这种宗教明显带有游牧文化的特点.辽人崇拜太阳与月亮,尤其对太阳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辽史·礼志》：“祭山仪”其实就是一种摩尼教宗教仪式,仪式始终贯穿着敬日崇东的强烈意识,这与摩尼教灵魂最终经由日宫回归光明天国教义有关.仪式中要“偶植二树,以为神门”[15].二树即为光明活树与黑暗死树,作为亡人灵魂升天的“神物”.随着大辽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多,中原儒、佛、道三教在大辽广泛流传.耶律阿宝机引进了回鹘佛教—摩尼教,并将儒、释、道与其揉和,改造成新的有别于汉地佛教的契丹式的佛教.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渐渐舍弃萨满,儒、佛、道成为主流,这是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
以上内容是“游牧文化研究”主要内容之一.把握整体,条分缕析地对其展开研究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栏目建设的成败.
三、“游牧文化研究”建设之策
“游牧文化研究”栏目是赤峰学院学报着力打造的品牌栏目,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拥有雄厚的学术资源、充裕的经费,是否拥有精干的编辑队伍,是否拥有梯次合理的有很大影响的作者队伍,是否有相关专业为依托,这几方面缺一不可.当然,科学的定位,缜密的策划也是极为重要的.学报要以区域游牧文化资源为依托,着力打造期刊的局部优势及特色.
（一）在定位科学、准确的基础上,搞好栏目策划
1.明确范围
游牧文化在时间跨度上,最早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是从狩猎文化演化而来的.期间经历过红山文化、北荻文化、东胡文化、契丹辽文化、金文化、蒙元文化等,直至今天.游牧文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其丰富独具特色的内涵,都处在不断发展演进过程中.因此“游牧文化研究”要着眼于整个赤峰地区的游牧文化,把它看成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整体,从较大的格局来把握.
2.不断优化栏目结构
任何事物都有其结构,栏目也不例外.好的栏目结构对其成长至关重要.“游牧文化研究”应该划分出这样几个板块：（1）最新考古发现；（2）总论、综述；（3）综合研究；（4）比较研究；（5）不同民族游牧文化研究；（6）宗教、哲学研究；（7）政治、军事文化研究；（8）制度文化研究；（9）生产方式研究；（10）语言、文字、文学、思想研究；（11）经济形态研究；（12）民俗研究（居住、服饰、饮食、节日、墓葬）；（13）重要人物、事件、文献研究；（14）历史地位研究；（15）法律文化研究；（16）社会关系研究；（17）气候、地理、重大灾害研究；（18）科学技术、重大工程及生产工具改进研究；（19）当代游牧文化研究；（20）游牧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研究.这20个板块有主有次,“最新考古发现”虽然最为重要,但考古发现并不是时时都会出现的,不宜作为常设板块,但作为期刊编辑,应紧密关注考古新进展,及时把考古新成果吸引到栏目中来.其他板块有些由于处于边缘地位,也不宜设为常设板块；有些由于作者地位、论文质量的不同,也要加以权衡.因此,编辑在组稿过程中要注重对各板块的优化组合,力争1+1＞2的效应,力避只注重局部,不顾整体的做法,因为这会降低栏目的学术成色,影响栏目的发展.栏目结构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必须持之以恒,因为栏目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呵护.
3.建立栏目主持人制度
栏目主持人制度有利于编辑准确把握当前的学术动态,更有利于掌握重大课题的进展,从而获得更有利的学术地位；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栏目的发展方向,使栏目按着预定的轨道前进；有利于处理好一般栏目与品牌栏目的关系,为栏目成长排除干扰因素；有利于避免栏目内容的不精、不专,大幅度提高栏目质量.
（二）强化作者队伍建设
任何栏目都离不开作者,作者是栏目建设生力军,是打造名栏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作者队伍建设就成为名栏建设的重中之重.
1.打造梯次合理的作者队伍
作者的年龄结构、学术层次都关系到论文质量,自然也会影响栏目质量.因此在作者队伍建设中,既要注重有知名的专家、学者,也要注重有发展潜力的年轻才俊,形成结构合理的老、中、轻相结合的作者队伍.
2.建立专门的作者管理机构
专栏作者队伍也是很庞大的,且性格各异,如何与他们沟通、合作,耗时、耗力不算,还要讲究艺术,设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管理十分必要.沟通顺畅合作才能密切,才能把优质论文吸收到栏目中来.
3.积极开展学术活动
定期参加或召开专题学术会议,在交流栏目建设经验的同时,发现并培养有潜力的作者,为栏目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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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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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元）脱脱.辽史（卷74）[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31.
〔12〕(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880.
〔13〕《辽史》卷49《礼志》一,834页,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amous Journal Colum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nghu and Khitan Nomadic Culture
Wang Wenjiang GebobalaJi
(Press Agency,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02400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famous columns is the strategic project of journals. Timeliness, fo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support of people are all essentials for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uild up brand columns. Timeliness refers to occupy the academic vantage point with the help of research platform. Fo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means the regional superiority. And support of people means the author and the editor make concerted effort to present high-quality articles in columns. All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 necessary factors to make the journal stand out among all other good journals.
Keywords： Construction of Famous Columns； Hongshan Culture； Qidan Culture； Nomad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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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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