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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文化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跟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符号逻辑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政治文化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07

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符号逻辑,该文是关于政治文化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跟符号和中国政治文化和符号逻辑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摘 要: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符号逻辑由理论逻辑、具象逻辑和指向逻辑构成.理论逻辑提供了符号意义的内在基础,“人体地位”是理论逻辑的内核与实质、原点与起点.具象逻辑塑造了全体人民在政治空间中的位置感、方向感和整体感,既关照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凝练和界定核心价值体系,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出具体性的逻辑线索.指向逻辑确立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新坐标,激发起了全体人民的使命感.它将“中国梦”的特有内涵吸纳进当代中国的日常话语体系中,通过政治文化的符号表达,完成从国家话语向政治文化话语的转化.三个要素内在统一,相互衔接,共同构筑起符号逻辑的具体内涵,同时也塑造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的话语意义.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逻辑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6-0057-07

  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双重的超越性.一方面,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主义国家观”.这种观念认为,国家通过官僚、暴力等工具,强制性地影响国家成员的行为,并将这种影响延伸到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之中.另一方面,超越西方世界宣扬的“现代性替换方案”.该方案认为,非西方世界的国家要进入现代化,必须获得“文化”“身份”和“认同”的普遍性内涵,方可挤入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体制中.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应在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内涵上,将现代国家置于普遍性的政治文化基础上,进而获得国家建设的内在意涵、合法认同和未来指引,并在自身的实践中创造出单一的和连续的政治文化符号.深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逻辑的理论基础、具体构成和指向意义,对推进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以及对政治文化的重新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的理论逻辑

  (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包含着价值取向和事实叙述的双重逻辑

  价值取向包括国家建设的终极理想、政治追求和未来指向,其凝聚起国家内部各构成要素和不同政治力量的整体运行,使之保持凝聚力和稳定性.事实叙事则涉及政治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为社会发展创造的具体成果.具体的政策产出和发展成果只有被社会成员不断地感知和体验,才能使之增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忠诚感.价值性资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但价值取向只有引领和塑造社会成员的道德追求和行为规范,才能发挥出导向作用.同样,事实性资源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特点,包括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的理解与表达,对群体行为的参与和支持,在争取自身利益过程中产生的谈判与抗争,以及不同群体应用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准则时所产生的冲突与斗争.只有利用一定的聚合媒介,将事实性资源上升为一定程度的共同认知,化解因争取各种具体利益时产生的冲突,才能确保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现代中国要维持和谐稳定、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价值性取向和事实性叙述应实现相互转换,并在相互转换的过程中创造出凝聚国家意志的符号.“没有一个国家在面对紧急形势和压力时能够维持稳定,除非社会成员中的利益群体是建立在团结、内在的忠诚和责任感基础上的.”[1](p.5)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承载着价值性资源和事实性资源两者相互转化的媒介.不过,政治文化要有效地承载起这一媒介,前提是必须被转化为单一的符号,能够被单一的逻辑所表达.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和演进,需要围绕着形成单一符号和建构单一逻辑两大主题展开,并在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格局中体现出自身的符号意义和根本价值.

  (二)政治文化表现为整体的单一性

  政治文化建立在社会成员共同追求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根基于个人与集体的共同实践和选择过程中,形塑于个人和集体的感知、记忆和判断中,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符号记忆,这种共同性,表现为整体的单一性.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习俗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整体的单一性.后者尊重不同民族、族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差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社会文化和习俗文化的生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文化提供了营养原料.因此,现代国家必须利用一系列的仪式将国家与公众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国家与公众“共振”的符号,并在不断共振的实践中凝练成单一符号的特质和品格.通过单一的符号,将社会成员黏合在一起,并超越个体或特定群体的价值,防止自身合法性危机对公众产生的背离感,最终获得对国家认同与忠诚的意义.现代国家在维系社会公正、提供关于生活意义与目标和理想的同时,也以消耗自身的价值资源为代价.国家为一切经济领域中产生的不公正承担着某种程度的道义责任.因此,国家必须运用政治、行政、法律等手段,调节和克服这种不公正,由此将经济领域的矛盾吸收到政治领域,将经济领域的矛盾转化为政治领域的冲突,从而导致国家价值性资源的不断流失和衰减.只有单一的政治文化符号,才能为克服国家价值性资源的流失和衰减提供保障,避免国家合法性危机对公众产生的背离感,凝聚全体成员对国家的认同、忠诚与责任.另外,现代国家也应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和宣示来巩固和拓展单一符号的形成和内涵.一方面,通过设立国家宣誓、纪念制度来巩固一个社会由文化形成的集体记忆,将集体记忆上升单一的政治文化符号.另一方面,通过宣示具体制度的价值属性和内在意涵,拓展单一符号的具体内容,使单一符号获得具体的内涵支撑.“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否则国家制度只能在外部存在着,而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2](p.331)

  (三)单一符号的形成单一逻辑的表达提供了前提条件

  一般而言,单一逻辑只有通过理论逻辑才能被发现和挖掘出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在文明社会中维护主导阶级利益的产物,它的一切历史和活动构成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国家的政治系统承担着规划政治文化的任务,以规定国家是“什么人”的国家,“为什么人”服务,存在着“什么样”的目的和使命.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文化,有着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即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建设者,克服受资产阶级影响带到新社会的政治意识上的偏见、习惯和风气,帮助劳动群众战胜旧秩序,建设新秩序和新国家.简言之,其核心目标与使命是树立“新人”和建设“新国家”.中国现代国家赖以形成的根基在于“新人”,新人必须由政治文化塑造出来,并为“新人”成为“新国家”的根基提供内在认同的价值基础和道德实质,并重塑“新国家”自身历史和价值框架的连续性.在总体性、连续性的政治空间中,“新人”逐渐感受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将“新国家”的价值资源与自身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在特定政治观念指引下展开政治活动.这种单一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空间中,具体性地表现为“人体性地位”的原点价值,它构成了政治文化符号理论逻辑的内核与实质、原点与起点.人体性地位不仅在价值层面坚守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也在事实层面将维护、发展和共享人民的一切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作为核心内容.坚守人体性地位的原点价值,通过政治文化的媒介去界定人体地位的想象空间和叙事内容,形成当代中国集体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理论逻辑的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人体性所需要的政治审美和政治需求的内在基调和未来指向,并内在性地界定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质内涵.“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正因为贯穿一切社会领域和社会阶层,也在超越了传统的统治术的、政治哲学的高度,日益成为文化政治,即那种捍卫和发展市民阶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目的,为本阶级作价值上的辩护、从事意义和表象生产的有意识、有组织的象征行为.”[3](p.5)“人体性地位”政治逻辑的确立过程,必须借助政治文化的深刻塑造和历史地批判“人权论”的政治逻辑,才能保持应有的地位和内核.“人权论”从观念层面论证了人民作为抽象平等的地位.作为人造意义的国家,其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和同意,通过契约精神来保障国家的稳定运行,契约却以原子式的、个体的随意表达为基础,实质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一方面,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国家组织统治下的其他政治组织,它们都保持着极大的自主性.各种组织的扩张以推翻现有国家的道德秩序和确立本组织的道德秩序为目的.另一方面,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市场竞争为原则,导致垄断财富的少数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多数人的统治.“在概念上毫无区别的平等公民,但实际上由人们在市民社会中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差距不仅有天壤之别,而且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对实现政治权利所需要的各种实物性和非实物性条件的拥有.”[4]抽象意义上平等的“人民”沦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争夺经济资源和统治权的客体,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主体.“人体性地位”则体现为人民是国家革命、建设、改革和共享成果的主体,是一切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只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以宪法确立的权利保障体系为基础,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才能通过人民的自我管理和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来保障主体性地位的实现.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的具象逻辑

  政治文化作为价值资源与事实资源相互转化的媒介,同时也承担着塑造政治空间的角色.被政治文化重塑的政治空间是政治性和知识性的集合体.之所以是政治性的,因为它应围绕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来展开.之所以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括了种种精心设计的符号和象征.借助政治文化的塑造,全体人民是在总体层面而不是个体或群体层面上,理解自己在国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坚守何种价值体系来解释忠于国家的意义.当代中国建设的目的,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确保人民处于政治空间的中心地位和全体人民对政治空间的集体占有和分配,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属性.“如果没有一个中心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在空间中出现的和生产出的东西没有被集中,所有的客体与主体都没有进行任何现实的或可能的集中.”[5](p.17)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化的具象逻辑,是在政治文化根植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以及在界定和凝练核心价值体系的进程并将二者高度融合为一体的进程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塑造出全体人民在政治空间中的位置感、方向感和整体感.它既关照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界定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涵,最终在培育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过程中体现出具体的逻辑线索,而这一逻辑线索由三个维度构成.

  (一)宣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6](p.313)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但它既然是社会主义,必然具有特定的本质属性和实质内涵.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政治空间的集体占有和分配是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具体表征为尊重全体人民占据构成性中心的权利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拒绝人民占据政治空间中心的权利,比如决策中心、财富中心、权利中心、信息中心、知识中心,不仅在价值意义上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且在事实层面付出的代价要比尊重中心权利所付出的代价高得多.全体人民不断地进入和占据政治空间中心的过程,就是在价值层面不断理解社会主义“为了谁?依靠谁?为了谁的利益?”的本质性规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应反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心—边缘”的具象逻辑.在“中心—边缘”的逻辑中,中心被掌握财富的少数阶级和群体所占据,他们独占中心资源,对政治空间的分配占有天然的优势地位.作为最大多数的人民处在边缘地带,本质上是拒绝人民进入中心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解决的是“为什么人、由谁享有”的根本问题,彰显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把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表达意愿、拥有主体性地位的权利,做到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凝练和界定核心价值体系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根本、不可或缺且能集中反映该社会根本价值取向的信念体系,成为保障一个国家政权安全、支撑政治系统正常运转、维持公共秩序的重要符号和象征,是一个国家的“兴国之魂”.凝练和界定核心价值体系,着力点是在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塑造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是全体人民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象化.“三个倡导”在政治空间中提出针对全体人民新的政治义务.全体人民对新政治义务的履行,与新时期对国家的认同、对社会建设的期待和每个个体的行为准则联系在一起.不过,新政治义务的履行只有内化为全体人民的义务感,才能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作用.一方面人民义务感的激发来自主体性的自我体验和祈使.处于主体性地位的人民,意味着国家尊重其应有的政治权利,并赋予自主性和创造性.国家尊重政治权利和包容自主性的过程激发了公民内心的义务感.另一方面

  人民义务感的激发

  来源于核心价值观念的涵养.政治权利占据主导的观念,导致在尊重权利和履行义务对比中,出现了对比失衡的现象.人体地位和自主性要求国家对权利保障的优先性,在个体层面,义务履行却产生滞后的可能性.利用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在更深的层次上促进个体将履行新的政治义务化为内在于心的行动.“一旦公民义务感形成并发挥作用,便可形成强劲的内在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能够有效地促使公民自觉担当起对国家和政治共同体的责任,形成政治认同.”[7]

  (三)高度整合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映射和具体化的表征.它在整体性层面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构成:道路是引领国家建设和实现人体性地位的必由之路;理论体系扎根于中国现实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成果,为新时期国家的新实践和新发展提供行动指南;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国家建设和人体性地位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8](p.2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体地位的人民所展现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整体信念,是全体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信念体系的总概括.每个个体都在政治生活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个别经验和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应该超出个体化和经验化的价值观念,因为核心价值观包含的并非个别人的偏爱或趋向,而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高度整合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其具象逻辑的内在要求.政治文化政治性与文化性辩证统一的逻辑,为高度整合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内在条件,成为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要素.政治文化的政治性表明,基于当代中国政制安排形成的“特定的倾向性模式”,将从整体上确保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而政制安排恰恰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构成的,在国家系统中处于中枢地位,并被全体人民认可和接受,与政治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政治文化的文化性表明,由各种文化符号表达出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影响和塑造着人民有关生活的期待目标以及对政治生活的整体态度,这些文化要素为现代中国提供了认同基因和凝聚力量.“对于社会中的个人,政治文化为有效的政治行为方式提供了控制性的指导原则;对于社会整体,它所提供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价值结构,并合理考虑如何保证政治机构和组织在运行过程中连贯一致.”[9](p.7)

  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的指向逻辑

  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符号象征,对国家建设和发展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涵养作用,但符号象征应根植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中,形成二者相互彰显的内生性关系.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符号的指向逻辑是将“中国梦”吸收进日常话语体系中,通过政治文化的符号表达,完成从国家话语向政治文化话语的转化.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起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新坐标,并激发全体人民的使命感.这一过程是由“中国梦”的内在特质和价值属性决定的.一方面,“中国梦”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来阐释,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联系起来,把“宏达叙事”和“具体而微”结合起来[10](pp.155156).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p.8)另一方面,中国梦又是体现人民性、表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凝聚中国力量、激发人民使命感这三个维度构成的文化符号.中国梦的指向性与政治文化的指向性高度融合的过程,反映出了政治文化符号的指向逻辑.

  (一)体现“人体论”和“人民中心论”的人民性文化符号

  前者强调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明确界定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性地位.后者强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国家的政策要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发展成果要由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二者在本质上构成人民性的完整内涵.首先,中国梦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的价值主体具有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全体人民是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国梦的创造者、享有者和实现者.在创造、享有和实现中国梦的历程中,个体的“小我之梦”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之梦”联系在一起.在整体之梦的引导下,个体参与国家建设,共享发展成果,获得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从而深刻认识到“小我之梦”的实现必须寄托于国家和民族“整体之梦”的实现过程中.“中国梦道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道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渴望,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最具广泛性和包容性,是最大公约数,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旗帜.”[11]其次,中国梦作为一种未来指向,它的发展方向体现为人民性.中国梦将追求人民幸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个明确的使命,在全体人民中创造出带有共同理想的文化符号,在总体上引领国家和社会一切工作的方向,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国家和社会的活动应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服从人民的需要,以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的满足作为实现中国梦的评判原则和标准.同时,中国梦的发展方向又符合每个人的发展方向.实现中国梦,就是让每个人梦想成真,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最后,中国梦的实现方式具有人民性.中国梦的实现要依靠全体人民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行业中,凝心聚力,戮力前行,才能同心共筑中国梦.中国梦的人民性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人民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政治文化的指向逻辑提供了内在起点.

  (二)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上的文化符号

  “文化的符号学方法的全部要旨,在于帮助我们接近我们的对象生活在其中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与它们在某种扩展意义上展开交谈.”[12](p.32)当代中国,全体人民生活的世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成的世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的世界.中国梦的提出和表达,关键在于为全体人民的集体实践找到了一个前行的总体方向和履行使命的历史基点,有了这个方向和基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有了意义解释和意义生产的参照谱系,而不会以别人的历史、别人的价值和别人的道路作为行动方向的参照.这个总体方向,就是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它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梦实现的必然性.道路决定命运,把握了中国道路的总体方向,中国梦也就成了指引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追求福祉的方向.这个历史基点,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体性地位的根本保障和实现途径,为人体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在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相互促进中,道路与梦想深度融合在一起.实现中国梦,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道路,体现出道路的优越性,增强了道路自信,提高了对道路的科学认识,充分发挥出中国梦作为文化符号的指向价值.道路优越性和自信的释放,又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内在保障,有利于国家从社会中吸取必要的资源,动员人民参与和支持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保证了中国梦的政治属性和内在本质.简言之,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国梦,获得了一种普遍和真实意义,形成一种价值和文化愿景、一种国家想象和话语表达.中国梦的根植土壤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生长土壤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政治文化的指向逻辑提供了真实意义.

  (三)凝聚中国力量,激发人民使命感的文化符号

  中国梦作为一个符号,凝聚中国力量是其承载的重要功能.但中国力量不是外在于全体中国人的抽象力量或超脱个体的超凡力量,而是由个体所汇聚成的根本合力.首先,中国力量的原动力来自全体人体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全体人民自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自觉意识到主体地位的维护、保障和实现需要个人从自身做起、立职、爱岗敬业,在具体的工作中释放出最大的使命感,从而使具体而微的力量汇聚成强大的中国力量.“个人不是中国力量之外的被动客体,更不是中国力量的旁观者和看客,每个人都应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把个人力量与中国力量内在统一起来.”[13]其次,中国力量的原动力来自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和改革成果的强烈意愿.强烈的意愿产生强烈的动机,这种强烈的动机促使全体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勠力同心、不懈追求和接力奋斗,聚沙成塔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家力量,推动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提升.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14](p.74).最后,中国力量的原动力来自国家、社会与个人履行使命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国家为满足个体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必然要提供更加安全的外部保障和内部的和谐稳定,不断提升国家能力,而国家不断履行自身的使命,则必然凝聚起强大的政治力量.社会为了满足个体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更好的公共服务,推进社会领域治理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力量.个体对国家和社会履行使命的不断感知,催生出个体之间的聚合力量.国家力量、社会力量与人民力量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出中国力量的强大符号.中国梦的功能作用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功能作用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政治文化的指向逻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力量源泉.

  政治文化是政治性与文化性的有机统一体.政治性的功能在于为当代中国发展界定实质内涵,拓展现代中国的想象空间和叙事内容,借以规定国家的政治属性和“为什么人服务”的时代逻辑.文化性的功能在于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新人”为着眼点.通过文化的塑造,“新人”养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文化自觉,在政治空间中,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将个人的自我理解与对国家的认同、忠诚联系在一起,将“小我之梦”和“大我之梦”融合在一起,汇聚起国家建设的时代力量.政治文化的整体功能在于构筑国家发展和演进的连续性进程,增强国家发展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时,将作为当代中国精神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全过程,引领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时代传播,培养人们共同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政治文化符号的理论逻辑应系统地阐释“人体性地位”的理论内涵和实质内容,以此为起点,在价值取向和事实叙事两个维度建构起新时代的内容.在界定和凝练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塑造出全体人民在政治空间中的位置感和整体感,确立起符号的具象逻辑.将“中国梦”吸收进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中,通过政治文化的符号表达,完成从国家话语向政治文化话语的转化,实现其指向逻辑.

本文评论,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符号和中国政治文化和符号逻辑方面的政治文化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政治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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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男,山东安丘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青年长江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哲学 摘 要建构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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