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恩格斯晚年思想三题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俄国社会问题和1895年《导言》，本文是社会发展类毕业论文题目范文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导言》和恩格斯方面学术论文怎么写.
张光明,马嘉鸿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并非对“一元论”唯物史观的纠偏,而是对它在运用时的具体化.不宜将其理解为“经济因素首要论”.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恩格斯理应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另一倡导人,与马克思并无分歧.后来他的思想变化,是在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了的情况下所作的反应,证明的恰好是他和马克思在思想方法上的一致和贯通.1895年的《导言》并非放弃革命立场而转向改良主义,而是采取了“革命立场上的改良”策略.今天,不应从《导言》去理解历史,而应从历史去理解《导言》.
关键词：唯物史观；因素论；俄国社会发展；革命与改良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4-0026-10
收稿日期：2016-05-26
作者简介：张光明（1955-）,男,北京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嘉鸿（198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学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系科社与共运专业研究生.
本文要讨论的是恩格斯晚年思想中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已经被无数次地议论过,但在我们看来,其中还有不少模糊的或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的理解.因此,事情并未结束,进一步的讨论仍是必要的.
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上世纪80年代,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曾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和热烈谈论的一个热点,有关的论文数以百计.这次讨论对于纠正人们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常见的简单机械的弊病,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依照我们的看法,也有很大的缺陷：不少论者实际上走到了另一种偏向,把恩格斯的论述误解成了与唯物史观有本质区别的“因素论”,沿着这个方向,后来的众多论述也就把这种误解当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正确、全面和“成熟”的理解了.
恩格斯在他的这些书信中,承认他和马克思先前在阐述唯物史观的时候有不足之处,有时曾“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1]（P726）而因此就给人以“曲解和歪曲”的可能.基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提出了三个主要的议题.
第一,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指出“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P695-696）①
第二,大讲各种不同的意志及其“合力”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P697）
第三,要求注意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等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运动的“反作用”.例如,“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1]（P702）又如,“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P703-704）
恩格斯的这些书信有着大家都知道的背景.19世纪晚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如恩格斯所说,“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都进入社会党,“都在搞马克思主义”,他们大谈唯物史观,但他们所理解的这一理论,不过是认为应该把一切社会现象简单归之于经济而已,这种“搞”法只会把马克思主义弄得荒谬绝伦.恩格斯的书信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偏向而写的.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看待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这些主张？
人们往往以为,恩格斯在这里是立意要纠正他和马克思早先在历史观上的理论偏颇,由于这样的偏颇,唯物史观起初过分注重于“经济因素”却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只强调了“决定作用”却忽略了“反作用”.这一缺陷到了晚年恩格斯的手上才得以改正,从此唯物史观才变得完整全面了.
在我们看来,如果对恩格斯晚年论述作这样的理解,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被等同于一种“因素论”了.这种理论认为历史是在多种因素的彼此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相互作用已经提供了对历史的最后解释.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唯物史观与“因素论”的区别,似乎只在于“因素论”是对各种因素“同等看待”的,而唯物史观却认为“经济因素”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二者的区别只在于量的差别而不是质的区别,仅此而已.② 据说只有对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作这样的理解,才是懂得了这些书信的重大意义,也才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真谛,避免了机械的历史宿命论.
事情果真如此吗？我们以为,不是.不宜将恩格斯的这些论述理解为“经济因素首要论”.这些论述并非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纠偏,而是当着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实际研究时所提出的启发性意见；它们并非对原来的观点的改正,而是对唯物史观在运用时的具体化.
唯物史观是力求对人们的历史作出整体解释的一种理论,而人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分别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去考察.
唯物史观首先从纵的方面去考察历史的发展.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这个角度看,不论社会生活如何纷繁复杂,如何呈现为无穷无尽的“因素”的相加,但历史绝非这些因素的简单加和.人是历史的唯一“因素”,他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随着进步而越来越丰富、复杂和多样化.为了在它们的彼此缠绕着、交互作用着的相互关系中找出一条规律性的线索,唯物史观完全摆脱了“哪个因素更重要”的惯常思路,而径直从另一个方向入手——它把人的各种活动抽象为各个不同的层级.在所有活动中,最基础的一层必然是人们维持自己基本生存的活动,而因此,他们的劳动实践不能不是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其他一切活动不能不围绕着这个轴心而展开.人们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同时也就不能不适应性地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的要求相一致、至少不相违背的社会关系,而为此,又需要观念地创造出各种各样习俗的、道德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的、宗教的等等全部的“上层建筑”,来造就和维护这些关系.人们的劳动实践如同发动机,而一旦发动机运转起来之后,任何人就无法改变运动方向的必然趋势了.历史就这样在人们的能动活动与这些活动中不可违逆的内在必然性之间前行.这便是唯物史观要以生产力为基础,一级级地划分出从“基础”到“上层”的各个层级的原因.这样做,是依照这些活动对基本生存的关系而定,并不是要贬低和否定这些关系的作用和意义.如G. A. 柯亨所指出的,在强调生产力的首要性的同时,就已经包含了对其他活动的重要性的肯定.① 当把这些“基本原理”用于考察历史的纵向发展时,生产力排除了与其他“因素”共享历史发展最终决定权的可能.
所以,在对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予以确认的同时,只能把社会各个领域的一切活动看成是人这个唯一“因素”为了自己的生存目的,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展起来的多种形式,而不能看作是多种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神髓所在.普列汉诺夫对此有着远超常人的深刻认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阐述了这一观点.例如,他写道：“从因素说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律、经济等等——各自从它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而从现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看来,这件事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历史的‘因素’是一些纯粹抽象的东西,等到拨开了它们周围的云雾,事件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不同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乃是每个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2]（P294）又如：“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确不爱到处乱引经济因素.不但如此,就是问哪一个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在他们看来,这也是毫无根据的问题……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就曾经排斥了这一类问题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更为我们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所排除.”[2]（P262）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是综合的、总括的、“一元论”的,从而完全不同于那种把统一的生活分解开来,看作彼此无内在联系,而仅仅靠外在的相互作用才连接起来的孤立“因素”的老套路.如果我们把恩格斯的书信理解成主张“经济因素首要论”,请恕直言,那恐怕会在称赞晚年恩格斯的同时,不自觉地把恩格斯连同自己一道,重新由“一元论历史观”退回到“因素论”的基地上了.而一旦转到了这块土地上,就再也无法在对人们的历史发展总进程进行规律性的考察时,保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
然而,假设我们走出对历史进程的纵向考察,具体研究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时,情况又会怎样呢？
那时,我们就是在对历史作横向的考察.这种考察与对历史的纵向考察大为不同.在这里,人们实际上是从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从历史的某一横截面开始自己的具体研究的.这时,他们遇到并要处理的,不是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根本的、终极的原因,而是既定的、作为先前的事件进程中的一定结果的事实.在这样的视角下,由于社会分工的缘故,人这个唯一的“因素”在不同领域中的活动,是被分解为由完全不同的人群组成的、各个不同的、彼此独立的“因素”了,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在历史事件中的各自意义,因此也就成为研究者不能不分别加以考察并确定其意义和作用的对象.这时,人们使用的是把统一的社会活动分割开来看待的、孤立的方法,亦即《反杜林论》中所称的“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的方法.恩格斯认为,从这种方法中习惯成自然地形成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他仍然承认,这种方法本身在具体研究问题时是不可少的、有益的.他所反对的,是使这种方法的运用超出特定的界限,把它运用到更为广大的“总的联系”中,那时它将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3]（P359-360）
我们同意恩格斯的意见.如果把因素的、分解的观点拿去观察历史纵向发展的总过程,那是不恰当的；但是用于具体历史事件的研究,却是合理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不妨说,它作为“历史哲学”是不中用的,但作为“历史理论”是必要的.“历史一元论”和多元的、“因素”的观点,这两种视角各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如果把单个考察因素的经验分析方法,扩大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则必然导致因素论,以致不能综合地看到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动因,只会把历史重新搞成一笔理不出头绪的糊涂账.但当人们涉足具体的研究时,如果到处不问青红皂白只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就等于无意义的同义反复.
还不止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例如,当我们考察一场社会运动或一次历史事件时,不仅要严格地、实际地考察“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后者的“反作用”,而且还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得不把“非经济因素”看作是事件进程的决定性的力量.作为突出的例子之一,我们举出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它固然是在沙俄专制制度下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背景上发生的,但如果没有组织有力、策略有效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非经济因素”,则断然不会发生.
此外,在一些重要的领域里,不但不可能找出经济的首要动因,而且简直看不到“经济因素”的存在.对此可以指出：第一,在那些远离经济利益的、纯粹思想的和学术的领域里,起支配作用的首先是思想自身演进的逻辑；第二,在历史转变为全球史的时代里,在一个国度里,思想的发展有时完全不可能归之于该国的经济的发展,这时起决定作用的是《宣言》中所说的“世界的文学”.前面部分引证过的恩格斯的那段话指明了这一点：“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1]（P704）我们还可以补充说,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的非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度中得到广泛传播并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也是如此.
但尽管如此,历史指明,这种思想理论与经济发展的“错位”现象,还是要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交往的全球性发展高度之上才会出现.而且,这种现象在自己的发展中,最终还是要在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下发生当初未曾预想到的重大变化,产生大出意料的结果.所以,从历史的整体性和长时段看,这里仍然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归根结底的”理论说服力.这就是我们认为,因素的观点与唯物史观一元论在观察历史时具有各自不同适用范围的一个例证.
至于著名的“合力论”和“力的平行四边形”,则不能如同一些论者所解释的那样,把它当作唯物史观所阐述的历史发展规律性.不,这里有的只是对历史现象复杂性的描述.恩格斯真正要说的是,从表层现象上看,历史表现为无数个意志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的合力构成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从中产生出超越个人意志的后果.历史研究务必重视这些冲突,不避繁难地细心研究它们,而不能不顾史实,只管贴唯物史观的标签.然而,又绝对不能满足于对这些冲突本身作简单的现象描述,把“合力”和“平行四边形”本身当成历史的最终动因,而是要从这些冲突及其“合力”的复杂关系中向下挖掘,发现背后的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这规律性不是别的,正是隐藏在深层的生产力的运动.
在我们看来,对于恩格斯这些书信中的论述,只有作如是观,才不至于让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产生混乱.如果从唯物史观创始人本欲使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更加丰富、更加具体的主张中,体会出与唯物史观恰好相反的“意义”,我们以为是十分不妥的.
二、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
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论述,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曾经是又一大热点问题,其热度长期延续,至今犹存.所谓马克思晚年发生“思想转变”,创立“东方社会理论”,甚至放弃唯物史观和重归人本主义,主张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说法,至今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说,更成为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习语.本文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意见,对此,本文作者之一也早已在若干论文以及专著中反复叙述过了,其中自然也涉及到对恩格斯的看法.① 现在,我们准备再次简略谈谈恩格斯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观点.
以下颇为流行的解释是本文反对的：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与马克思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或对立,而这反映的正是作为“人本主义者”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宿命论者”的恩格斯的根本理论差别.
我们之所以不同意这种解释,是因为它得不到文本史料的支持.史实向我们揭示的是：在马克思提出今人所称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时,恩格斯不但与马克思没有分歧,而且公开提出这一设想比马克思还早.事实上,恩格斯先在1875年发表的文章中初步提出了这一设想,马克思随后在1877年和1881年给俄国革命者的书信中予以详细的论证和发挥.② 具体情况有如下述.
1875年,恩格斯在与俄国民粹派密谋派主要代表人物特卡乔夫论战时,写下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即系列文章《流亡者文献》的第五篇）.其中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可以说是他和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首次公开表态.
恩格斯的看法可归结为二.第一,坚决驳斥民粹主义关于俄国正是因其落后而比西欧各工业化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的意见.恩格斯说,要实现“现代社会主义”的变革,“必要的先决条件”是：“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谁竟敢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3]（P272,273）俄国还远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它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只有专制主义制度和农村公社.这个农村公社被民粹派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捷径,其实它是落后的历史遗存,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公社彼此间完全隔绝,“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3]（P280）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的俄国农民,决不可能如民粹派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主义的选民”,而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向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又正在把俄国的村社“逐渐消灭掉”.总之,依照恩格斯的观点,落后的俄国根本没有比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地区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
第二,尽管如此,恩格斯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俄国也还是有可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3]（P282）这就是说,俄国所处的外部条件,意外地使它获得了某种有利的历史机会.如果在古老的农村公社还未被资本主义彻底摧毁之前西欧就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从而俄国能够通过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获取先进的物质与文化成果,这里的农村公社是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变成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便捷途径的.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之认可俄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完全是在西欧的先进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基础之上的“国际交往”视野中思考问题的,换句话说,是在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思考问题的；其次,这与马克思随后在同一问题上发表的见解是毫无矛盾的.熟悉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那里详细地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内部结构二重性以及它所处的外部世界历史环境,考察了它在俄国资本主义的挤压下岌岌可危的处境,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农村公社有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要挽救农村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马克思仅仅说了这些,也许还能够争辩说,他与恩格斯确乎有某些差别,然而,并不仅仅只有这些.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作出了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P251）有了这样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彼此分歧的说法,就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了.原来,恩格斯不但不与马克思相分歧,反倒应当与马克思共享“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发明权”.
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仍长期坚持上述主张.在1885年4月23日给查苏利奇的通信中,他写道：“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1]（P670）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俄国革命是指民粹派的政治革命,这并不等于他赞同了此前特卡乔夫的理论主张,更不意味着他转变为一个民粹主义者,而是意味着,他仍寄希望于这场革命可以推翻沙皇,进而成为点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之火的信号.①
这种观点,恩格斯一直坚持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此后,他在思想上确实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放弃了对民粹派革命的希望,不再相信他们的行动能够推翻沙皇并唤起西欧革命,从而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而是确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俄国社会的前途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去决定.
恩格斯的这种思想变化,是由于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俄国资本主义愈益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民粹派从思想到行动都表明他们是无力推翻沙皇专制的,已不可能指望会有一场“及时的”革命来挽救农村公社.在这种条件下,“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失去时效了.80年代末之后,恩格斯的言论越来越转向对民粹派的批评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全力支持.1888年9月19日恩格斯在与《纽约》编辑部代表的谈话中已经提到,俄国近期不可能爆发革命了.① 在此后的大量书信和文章中,他与俄国民粹派的思想家们不断进行争论,对劳动解放社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给予鼓励和称赞；他反复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必须对民粹主义的旧日幻想进行斗争.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更是老话重提,回忆起马克思和他当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并对他现在已经转变了的看法作了如下的明确解释.
恩格斯指出,1877年马克思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对俄国革命寄予极大希望,是基于当时民粹派活动日益壮大、沙皇政府的垮台似乎指日可待的形势,而俄国的胜利又会给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1]（P447）但是,革命没有发生,沙皇也没有垮台,“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1]（P447-448）
这就是说,“跨越”的设想在当时是合理的,但到现在已经过时了.那么,目前的俄国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恩格斯写道：“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但是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1]（P450-451）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观点本来是一致的,都曾对民粹派企图利用农村公社搞直接过渡的设想表示过支持,但也都确信只有在西欧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下这一过渡才是可能的.恩格斯晚年确有变化,放弃了他和马克思早先的观点,但这是根据变化了的历史环境所作出的新的判断.如果说总归还是与马克思有不同,那么,这里证明的却恰好是二人在思想方法上的一致和贯通.难道有谁真的相信,如果马克思多活十几年,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粹派运动的无力,他仍然会胶柱鼓瑟、不顾一切地坚持此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吗？不,我们最好还是尊重史实和文献本身吧：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前认为俄国可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这一判断是有约束条件的,而恩格斯此后的变化则是意识到俄国发展的新情况不再满足这些条件的结果,二者没有孰是孰非之别,更没有根本对立之说.我们如果不对历史与文献作深入的研究,仅凭对文献的片段理解,不顾真实的历史,主题先行,热心于营造对立,恐非研究工作的正途.
三、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
恩格斯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历来引起争议,各式各样的解释颇多,近年来在国内学术圈内更大受关注.② 《导言》标志着晚年恩格斯转向改良主义并由此开创社会主义之说,在网络文章以及正式刊物中不胫而走,广为流行.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既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误解,也是对思想与实践关系的完全颠倒了的解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质上是主张革命的,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即根本的社会变革才能够实现生产关系的更替.但是,为了达到取得政权的目的,革命与改良二者应该采用哪一种,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本不对立.二者都是政治手段,至于采用哪种手段,依具体的条件和局势而定.这一基本态度,恩格斯早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已有清楚的表述：“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4]（P239）可见,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革命的主张者；但在具体策略层面上,他们绝不是像布朗基主义者一样,不顾条件地鼓吹少数人的暴力革命.对他们来说,社会革命不是少数革命家,而是无产阶级大众在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必然推动下采取的自觉行动,改良是只要有可能就不应放弃的策略手段,暴力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已无合法斗争手段可选择时的最后手段.但是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言论中,暴力革命始终占有首要的位置,特别在前期,更是如此.原因无他,只在于那是早期资本主义无节制的剥削与专横无忌的政治权力彼此勾结、互相支持的时代,在那样的条件下,除了革命之外,看不到其他自卫和实现自我解放的方式.因此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革命,在不怀偏见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是给予了理解的.①
但是,19世纪后半叶,随着争取的运动的迅速发展和议会制在西欧各国的逐渐普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多地重视合法斗争的手段了.1872年9月8日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的群众大会上就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5]（P179）这个主张后来又由恩格斯一再重申过（例如,在他为《资本论》1886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1891年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所作的评论中②）.
19世纪晚期的德国仍是二元君主制帝国,但在政治化的大趋势下,在运动的长期努力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通过合法斗争获取发展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终结后,1890年德国社会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拥有35个议员和150万选民.恩格斯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的变化下,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推动下,而在晚年大讲合法斗争的好处的.其实在《导言》之前,在恩格斯的大量文章和书信中已经有过很多这方面的论述了.仅举一例：恩格斯写于1891年的论文《德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其中预言：“一个拥有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不仅如此,德国社会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选民的人数,“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6]（P291-292） 据此,恩格斯提出：“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来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然而另一方面,恩格斯又提醒人们不要放松警惕：“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6]（P292）既聪明地充分利用合法性,又不相信政府在最后关头会屈从于已经有害于它的合法性,因此仍然要为革命做好准备,这就是恩格斯的基本思路.
1895年的《导言》不过是恩格斯对此前看法的更加全面的阐述而已.这篇文章表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框架内,对合法斗争-改良策略作出了最高程度的接纳和肯定.恩格斯认为,在现时代,1848年时期的旧式巷战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的提高已经过时,而合法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显示出巨大作用.基于这样的新情况,社会党应该不管政府如何挑衅,尽力避免过早的决战,把精力集中到运用合法手段这个任务上来,以此扩大自己的影响,使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增强社会主义者的队伍和力量,与敌人一步步地夺取阵地.“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1]（P523）这是一种“缓进”的策略,它用“后发制人”的办法,为自己逐步争得未来战役中的优势.用恩格斯的话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1]（P524）一旦统治者自己起来破坏合法性,那时社会党不仅拥有了强大的实力,而且在法理上也获得了革命的权利,因为德意志帝国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1]（P525）到那个时候,放手决战的时机就到来了.在《新时代》发表此文时出于政治考虑而删去的文字中,恩格斯把话说得更加明白：“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1]（P521）
以上的叙述已经清楚地证明,恩格斯晚年并没有像时下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放弃了先前的革命立场和开辟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毋宁说,晚年的恩格斯,采取的是一种可称之为“革命立场上的改良”的策略.改良这个词,在过去很长时期内被混同于改良主义,成为人们忌讳的贬义词了.实际上,二者含义大为不同.改良一词是中性的,它表示的是在既有的社会秩序下实现局部的改革,革命家大可以在策略的层面上把它作为手段接受并实施之；而改良主义则是一种情绪和思想,它确信仅凭改良就可以达到根除社会弊病的效果,从而完全拒斥革命.恩格斯从来没有让这种情绪支配自己的头脑,相反,他所要求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是一边大力通过合法斗争促进改良,一边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改良主义者.明乎此,便不难理解,在恩格斯的大量晚期著作中,为什么既大讲改良,又不断提醒革命.论者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一旦读到这些著作,便难免陷入困惑,完全无法读懂恩格斯.
然而在本文看来,包括《导言》在内的晚年恩格斯著作中所阐述的这一策略,也有其局限.恩格斯之所以确信革命与改良二者是统一的,是因为坚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必然处于越来越尖锐化的过程中,这决定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思想上的革命化是不可抗拒的.然而,再睿智的思想家也难免时代所加于他的视野上的限制.今天我们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具有远为雄厚的生命力,这使得它并未如当时的革命家们所预期的那样摇摇欲坠,濒临死亡.相反,它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的增强,实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断的适应性的改变,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度过一次次危机,生存至今.这一客观事实造就了它对欧美工人阶级的、如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文化领导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恩格斯所赞许过的、由19世纪后期社会党大力推进的“革命立场上的改良”活动,便意外而又合乎规律地成为改良主义大面积滋生的基础.恩格斯之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由实践中的改良而逐渐走向思想上的改良主义,正是应该从历史的这种发展中得到解释.深入地研究这一发展演变时,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为人们提供了有力的观察和分析武器,它引导我们在认识历史时,应该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示的那样,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而是到经济中去寻找终极原因.①因此本文认为,把《导言》这样的策略性文献当作考察实际历史演变的起点,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研究问题,那么,不是要从《导言》去理解历史,而是要从历史去理解《导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责任编辑 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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