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双重边缘化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追寻《所罗门之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读，该文是女性文化有关论文写作技巧范文跟《所罗门之歌》和后殖民和边缘化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杨君君,韩 浩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小说家,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而闻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分析小说《所罗门之歌》,探析了父权制和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女性的戕害以及遭受到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的边缘化状态,揭示了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回归,重新建构了文化身份,走上了探寻自己非殖民化的道路.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罗门之歌》；黑人女性；建构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67-03
托妮·莫里森是当今美国文坛享有盛誉的非裔美籍作家,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作家,她的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她能够以独特细腻的视角来探析黑人女性的精神世界.《所罗门之歌》出版后被评为1977年全美最佳小说,并获得了全国图书评论界奖.《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以男性为第一主人公加以描绘的作品,围绕青年男主人公奶娃南行寻根经历展开,小说以“黑人会飞”的黑人民间传说作为象征核心和故事主线,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色彩.塑造了以奶娃为代表的黑人男性主人公形象,讲述了他与父母间的冲突,与姐姐、哈格尔的冲突,及南行寻根中北方城市黑人与南方乡镇黑人的冲突等.“以奶娃诞生前一个黑人试图用绸翼飞行开始,到奶娃从‘所罗门跳台’的一个山头跳向另一个山头的飞行结束,中间穿插了许多同‘飞行’有关的人物和情节.派拉特姑妈的名字就有‘领航员’的谐音,她背负先父遗骸、身携‘导航’地图,表明她负有传授民族遗产与指引侄子‘飞行’这双重使命；她生下时没有留下与母体连接的脐带的肚脐——这承然是不可思议的,但却增加了她‘神授’的特征,暗示她是传播黑人文化的‘天使’.奶娃成功起飞之时,也就是她完成使命归‘天’之日.”在小说的结尾,奶娃了解到自己有飞翔能力,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归宿[1].奴隶制已成为过去,然而新一代年轻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影响下长大,身体和心灵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深受白人霸权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蚀,黑人传统文化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所罗门之歌》体现了莫里森坚守黑人传统文化,保持自我文化根源的决心.文章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支撑,来探寻饱受身体煎熬和心灵折磨的黑人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强调双重边缘化的黑人女性主体性的努力,从而完成黑人女性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重新找回主体性和话语权.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是后殖义和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直接对话的结果,后殖义和女性主义在当今文化研究中都属于反对文化霸权、维护弱势与边缘群体的少数话语,佛洛伊德的比喻‘黑暗的大陆’说明了在妇女与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和主宰的地位相比,他（她）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都被看作异己的‘他者’.”[2]这种天然的相似性使得女性主义与后殖义的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可以说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兴起就是两大运动的碰撞与融合形成的新的斗争空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黑人女性运动取得显著成果,出版汇编了几部黑人女性作品,这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作用,被称为是整个后殖民女性的首次发声.从20世纪80年代起,后殖民女性主义中有关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各种文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学术界,标志着黑人女权主义批评进入成熟区,核心代表人物有斯皮瓦克、胡克斯等.斯皮瓦克察觉到自己先天所具有的矛盾身份：生存在以男性为主导、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第三世界女性,她声称“随着全球后殖民时期的到来,摆脱了殖民统治地区的父权文化将卷土重来,世界各地的极端的民族孤立主义势力将重新抬头,性别问题会因此呈现出越来越内在化的趋势.”[3]因此她主张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进行协商对话,呈现文化多元化的交流与发展.
后殖民女性主义将性别与种族、阶级相关联,目标是解决一系列不平等的多重压迫——性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跨国资本主义压迫、种族压迫等.后殖民女性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对多重压迫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批判父权制以及西方对东方的知识文化霸权,揭示了父权制和帝国主义是相互勾结的.并宣称“殖义与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侵略是以男权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其加重了第三世界妇女受压迫的状况,父权制与殖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在反抗父权制的同时,必须反抗殖义及帝国主义；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无视其他种族妇女的存在,将种族、地域、阶级等因素排除在女性主义视域之外,不自觉地表现了男权传统的霸权主义后‘帝国主义女性主义’.”[4]既然压迫是各种形式的纠结,反抗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反抗,面对多重压迫就需要建立起更适合斗争的批判策略,也就是多重批判.“后殖民女性主义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对抗性,致力于揭示和反抗帝国与殖民以及男性霸权,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不再主张以一个中心代替另一个中心的简单粗暴的做法,而是发掘主流叙述中的霸权倾向,揭示其权力机制,形成一个更加多元和平等的话语空间.”[5]后殖民女性主义始终将反对性别压迫、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等视为她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了少数的利益而努力奋斗,更是为了实现民族和文化真正的平等和联合.
二、黑人女性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莫里森的作品致力于探索黑人历史和文化并反映黑人女性的精神世界.在父权制和白人主导的文化中,黑人女性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男主人公奶娃的母亲露丝常常以弱者的形象示人,“弱小”几乎成了露丝的代言人.露丝完全生活在一个父权制的家庭中,她的父亲福斯特是一位黑人社区家喻户晓的黑人医生,她幼年丧母,常年被父亲禁闭在与世隔绝的大房子中,完全丧失了行动权和话语权.16岁时,贪婪的麦肯为了名声和钱财娶了她,并多次在儿子面前提起她与父亲的事,以至于遭到儿子的鄙视和记恨,然而她在家中除了料理家务,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是一个失语的人,顺从地接受着屈辱的生活,默默地忍受来自家庭的暴力.作为一名社会个体,她没有任何的社会交往能力,经济上的依赖使她完全丧失了社会人的属性,彻底被边缘化了.
哈格尔是派拉特的孙女,曾是男主公奶娃的情人,但是奶娃从未真正地爱过她,只是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她深深地陷入了与奶娃的爱情中,认定奶娃是其一生的依赖.然而当他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后,奶娃对哈格尔产生了厌倦之情,便提出了分手.哈格尔认为奶娃不爱她是因为她“丑陋”,她的眼睛不是灰蓝色,她的头发不是丝一样的柔软,她的皮肤不是柠檬色等.当哈格尔察觉无法再获得销魂的爱时,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便试图通过杀害奶娃来引起关注,病态的行为和思想导致了她人生的悲剧.悲剧的产生来自于男权思想下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女性过分依赖于男性,没有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哈格尔的悲剧指明了黑人女性将支配性形象内化到自我认识中并成为自己的形象.小说中黑人女性的负面刻板形象映射了黑人女性已将帝国中心主义和父权中心主义的各种偏见内化到自己心中,并成为了认识自身的一种尺度,这些负面形象成了她们自我认知时的来源.“长期的霸权式控制,使得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了一种无可排除的自卑情结和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扭曲了黑人的心灵.”[6]这是边缘化的黑人女性普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三、南方寻根,探寻自己非殖民化道路
男主人公的姑妈派拉特的出生时没有脐带,像是神赐予的女儿,从神秘色彩上来讲,意味着大地和万物之母.她不识字的父亲在随便翻阅《圣经》时,“就挑了一组他看着挺有劲和挺神气的字母,觉得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7]派拉特与惟利是图、粗暴刻毒的哥哥大相径庭,她自信、善良、坚强、独立,秉承着父亲的精神,为了养家糊口,她学会了做威士忌,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谋得了经济独立,过着简朴自然的生活.她不屑父权制社会和所累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她勇敢打破束缚,逃脱父权制和社会黑暗势力的魔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不屈服于任何人和事.她用自己的勇气和爱庇护着自己的家人,当丽巴的男友向丽巴要钱并打伤她时,派拉特用水果刀浅浅地捅入那男人的胸口并警告他离远点,在男女地位尚不平等时,派拉特便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对付男人.当哈格尔遭到奶娃的抛弃,丧失对生活的信念时,派拉特用尽一切方式来唤起哈格尔对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同时,派拉特还是奶娃的庇护人,派拉特得知露丝的困境后,便帮助她怀孕,由于奶娃父母关系早已破裂,奶娃父亲便千方百计使露丝堕胎,最终在派拉特的帮助下,坚决抵制奶娃父亲的意愿,生下了奶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派拉特也是“给予”奶娃生命的人.她身上对黑人种族文化的记忆和坚定的文化身份意识使她散发出黑人女性独特的熠熠光辉.
奶娃跟随着父亲走进了北方工业城市,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精神的侵蚀,只注重物质享受,穿着所谓现代的西装革履,以步代车,胡作非为,无所事事,一副灵魂空虚的混沌状态,陷入了充满铜臭味的环境中.当奶娃在姑妈派拉特的引导下南下寻根时,遇到了保姆瑟丝,小说颠覆了谦卑温顺的保姆形象,重塑了瑟丝这位独立、具有反抗精神并且深爱黑人同胞的黑人女性形象.当年老麦肯·戴德被抢夺他土地的白人打死,老瑟丝不顾生命危险把奶娃的父亲和姑妈藏匿在白人家庭储藏室中,悉心照料他们.当老瑟丝见到戴德的后人奶娃时,心情非常激动,并且无私地告诉奶娃关于故乡、祖父母的故事,鼓励奶娃寻根.在派拉特的精神导航下,奶娃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新的发现,改掉了不良习惯,真正地用心去跟大自然交流,从大自然中汲取了神奇的力量,并从神奇的力量中获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奶娃一步步地摆脱了世俗物质的束缚,经历着古代文明的洗礼,找寻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意识到民族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逐渐“去殖民化”,摒弃了在白人社会中接受的文化价值体系,获得了精神意义上的成长.奶娃重新审视了自己,对世间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意识到自己男权主义思想及曾经对母亲和姐姐们的冷漠和无情,感受到姑妈派拉特的关爱和哈格尔的情爱,对自己曾经的荒唐作为汗颜,从此便开始了对女性的尊重和关爱.通过南方寻根,揭示了黑人女性探寻自己非殖民化道路的坚定决心.
四、结语
托尼·莫里森通过《所罗门之歌》这部作品向读者揭示黑人女性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帝国霸权主义和父权制的社会里,黑人女性受到了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的压制和迫害,完全处于“他者”的状态,“他者”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8]小说中的主人公看似是男性,事实上边缘群体的黑人女性才是真正的主人公,塑造的派拉特和瑟丝的形象颠覆了在主流社会中建构的黑人女性刻板形象.本文结合女性主义和后殖义的共同点,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解读《所罗门之歌》,同时探讨了白人文化霸权和父权制对黑人女性的毒害和精神压迫,使黑人女性处于双重边缘的失语状态.莫里森通过作品中对奶娃文化身份寻根的描述,说明了黑人只有不忘民族文化根本才能获得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重拾黑人民族文化自信,进而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和主体性.莫里森以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暗示了黑人女性的出路——为挣脱性别主义和的双重压迫,黑人女性需要坚强乐观,创造独立的自我,摆脱社会传统思想对黑人女性的桎梏.只有黑人女性自我认知得到觉醒,意识到黑人的民族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性,黑人女性的文化身份才能重新得到建构,走上非殖民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托尼·莫瑞森.所罗门之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2)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0.
(3)曹莉.史碧瓦克[M].台北：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121.
(4)林树明.性别意识与群族政治的复杂纠葛：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2（3）：14-21.
(5)肖丽华.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14.
(6)王岳川.后殖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6.
(7)托尼·莫瑞森.所罗门之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4.
(8)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4.
（责任编辑 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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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托尼奠里森对黑人文化身份的重构 内容摘要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首次提出“双重意识”这一概念,并用其来解释黑人经验,其形象的呈现出非裔美国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下的两种异质文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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