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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96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论坛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于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件事,是值得讨论的.
是不是有这个现象？
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到底重要不重要,值不值得去研究？
这被称为“杨振宁三问”,如同“钱学森之问”一样,正是中国科研体制无可回避的问题.
“钱学森之问”2.0
2005年,缠绵病榻的钱学森对领导同志恳切直言,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将影响中国长远发展.这份担忧被归纳成振聋发聩的一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好像是把人们憋了很久的问题问了出来,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不小的震荡.一时间,大学管理者、学者、学生,乃至普通公众,纷纷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行政化严重、大规模扩招、应试教育压抑学生创造力、泾渭分明的文理分科等等,一场大讨论给出了诸多答案.中国高等教育的成果是显著的,否则不可能支撑起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但大学内外的人们,同时被一个疑问触动,也证明问题的存在和改革的必要.
13年之后,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科班20年学堂班10年庆典活动暨拔尖人才培养论坛”上,96岁的杨振宁在对基科班、学堂班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兴”之后,话锋一转：为何培养一流科学家不太成功？这可谓是“钱学森之问”2.0版本.
为回应“钱学森之问”,2009年国家推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 (简称“拔尖计划”),而清华大学“学堂物理班”就是“拔尖计划”的一部分.显然,在杨振宁看来,这个“拔尖计划”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无论是“钱学森之问”,还是“杨振宁之问”,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一流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与危机感”都溢于言表.据了解,“拔尖计划”旨在培养中国的学术大师.与之相配套,清华大学同年开始实施“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方式相当于加强版的“自主招生”——看重学生在重点学科竞赛中的成绩,同时由清华出题测试,比如计算机班是“奥赛+校内二次测试”.
高材生进校后,由清华大学配备一流师资“开小灶”,毕业后推向国外名校继续读硕、读博,学成归来后再为国效力.
从培养形式上看,前期与奥数培训差不多,只不过换成了官办体制.后期又与公派出国留学类似,走国家培养的路线.
据了解,杨振宁曾参与基础科学班、学堂物理班工作,2004年秋季学期,杨振宁为物理系大一新生授课,每周4学时,并安排亲自答疑时间,自己出考卷、巡考.
据清华大学数理大类首席教授、清华学堂物理班首席教授朱邦芬介绍,基科班早期培养的毕业生已有不少脱颖而出.从2009年9月学堂物理班开办至今,已毕业7届154位同学,全部在国内外一流大学深造,其中在国际顶尖大学的占比很大.
就在“杨振宁三问”提出后不久,2018年8月1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简称“珠峰计划”）,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在高等学校建成一批引领世界学术发展的创新高地,在一批重要领域形成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培养出一批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提供强大支撑.
现在看来,“拔尖计划”是“珠峰计划”的一个试点版本,针对一流人才培养还将会有“大动作”.
如何培养一流科学家？
钱老此前曾感叹,我们国家“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有评论者认为,杨振宁“三问”背后体现国内“U形管”教育模式.如今的中国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桎梏.大量机械重复的作业和练习,大量枯燥无味靠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一成不变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这不仅忽视了每个学生自身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还忽视了每门课程自身的特点.在这种教育体制的不断熏陶和教化下,被教育者会将规则视为一种惯性思维,会将不断重复的劳动当成一种乐趣,在应试教育者的眼里,学生仅仅是知识的储存器,是会考试的机器.
杨振宁曾提到过传统中国教育不注重动手能力的培育.关于这一点,教员出身的企业家马云先生也提到过.马云认为,教育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一个是“育”.中国的“教”是不差的,否则中国前三十年不能够有如此的发展；但是中国的“育”差了一点.“育”是文明,是体育,是想象力.体育、音乐、美术这些看起来似乎不重要,但是对人的性情和想象力的塑造是很重要的.
在科研领域,“把科学家逼成会计”的“报销难”、“青椒”难获项目资助的困境、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等令科研人员挠头的“糟心事”还时有发生.多年来,循着钱老的思考,我国在涵养人才成长环境和科研领域突出问题方面均有所行动,从顶层设计绘制科技体制改革蓝图,将实际红利放到科研人员手心里,科研生态日益向好.
有研究者认为,从更深层次审视,一流科学家往往成长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这些领域的人才储备是否厚实,直接决定着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纵观历史,许多世界级大师,都在基础学科方面有着深厚功力；而许多颠覆性的技术创新,都来源于基础学科的重大突破.但事实上,这片至关重要的领域,也是最难攻克的领域.
投身于此,不仅意味着旷日持久的艰苦付出,更意味着难以短时取得成果的现实考验.有学者观察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基础科学研究鲜有喝彩和掌声,科技人员的关注点多在基于以往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技术应用和开发.
因而,该学者建议,当此之时,更需要大力投入基础科学,去关心那些“坐冷板凳”的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支持他们“十年磨剑”.
“大师”培养需“慢慢来”
或许有人会问,今天的中国,缺少科学家吗？答案也许是不.
这十余年间,中国科技领域成就卓著：“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北斗组网、超算“发威”……不久前发布的“ 2018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中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保持快速上升势头.经过数十年穷追猛赶,部分科研领域实现从“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角色转变.
知名媒体人胡宇齐认为,科技创新盛果期的到来,不可能离开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不可能离开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投入.单以累累硕果来看,中国恐怕并不缺少包括科学家在内的顶尖人才.然而,从另一个观察视角来看,中国如今的科技成就与人才储备,较之往昔确实发生天翻地覆之变,但相较于世界一流的创新强国,我们还有不少短板.特别是在核心技术攻坚上,受制于人的状况大量存在.
“近期备受关注的‘中芯’之困充分说明,卡脖子的危险尚未离我们远去,与弯道超车的紧迫任务相比,与重回世界舞台的大国地位相比,与走向民族复兴的百年宏愿相比,我们还需要更多一流科学家夯实创新型国家的底座.”在这个意义上,两位大师穿越时空、前后相续的发问值得深思.
在如何培养一流人才方面,杨振宁曾在不同场合不只一次发表过他的看法：“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也提到中国教育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比较急功近利的问题,“更一般地说是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对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害的.”
业内人士评论,中国的大学只走过短短一百多年的时光,还没有孕育出足以令国人骄傲、世界瞩目的高等教育；但中国的大学扎根在千年文明和十数亿国民的土壤上,又实在应当诞生出最一流的高等教育.
那么,真如“珠峰计划”所描绘的那样,2050年前后,新一代的钱学森、杨振宁真会出现吗？静待时间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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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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