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五四前后《东方杂志》对文化罗素的译介，本文是关于杂志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罗素和译介和《东方杂志》相关论文如何写.
摘 要：1920年罗素应邀访华,开始为期一年的讲学之旅.《东方杂志》借此大做文章,把一位西方哲学家演绎为探寻中国文化出路的扩音器.基于罗素文化志趣与《东方杂志》编者的巨大交集,“东方”文人群体一直关心的问题,如东西文化关系、中国国民性、“德、赛先生”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前途等,都交付罗素,并借罗素之口再次迂回表达.迎接罗素是一次寻找思想外援的自觉文化活动,也是一次中西文化对话的重要文化事件.《东方杂志》对罗素的译介,还是当时知识分子“无限制尽量输入”西学,并做“绝对的自由研究”文化试验的一部分,意义十分深远.
关键词：《东方杂志》；罗素；译介；中西文化；国民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方杂志》（1911—1932）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研究”（11XZW014）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8）05－00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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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2日罗素应邀来华,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讲学之旅.罗素尚未来华之前,各路报刊如《申报》《晨报》《新青年》《东方杂志》等,满篇皆是介绍罗素的文字.罗素身为数理哲学家,但他那抽象的哲学并没有引发中国听众的多大兴趣,倒是那些“社会改造”的话题引起了人们持久的热情.“研究哲学不是他的目的,他此来是为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他觉得这事不仅有趣味,而且非常重要,就是他将来要想对中国有所贡献,也就在这里”①.作为最先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之一,《东方杂志》自然冲在最前沿.杂志派人跟随罗素,全程聆听演讲,并从三个方面近距离对罗素进行了观察,一是“实用方面看出罗素”,二是“自由方面看出罗素”,三是“从调和方面看出罗素”.② 据云,实用方面主要是指他处处照顾实际,不尚空谈；自由方面主要是指他的自由主义立场；调和方面主要是“主张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调和精神的发现”③.当然,罗素涉及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三点,《东方杂志》要从罗素身上得到的东西也远远不止这些,其他如东西文化关系、社会改造的方法、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等,都是《东方杂志》要表达的东西.实际上,刊物是在借罗素之口,说出自己一直在说或一直想说的话.
一、从罗素视角再探中西文化关系
《东方杂志》对东方文化素怀较高期许,在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若干次讨论中,包括杜亚泉在内的编撰同仁不仅不认可有人对中国文化的指责,而且对注重“精神文明”的中国文化和专求“物质功利”的西方文化,下过一番“调和”的功夫.杜亚泉后,杂志的编辑方针和文化态度均有所调整,但在中国文化地位的认识上并没多少改观.因此借着罗素的来华,他们将这个已经讨论数次的问题再次拿上桌面.
罗素要算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西方哲学家了.他认为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埃及、巴比伦、波斯、罗马等古国文明都消失了,惟有中国文化“经过永久不绝的进化,至今还是生存着”,这个奇迹之所以出现,在他看来,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就是儒释道三教的独特作用.首先是儒家学说,“其生存之力既如此伟大,则其本道自有优美之点在,宜受吾人之崇仰,宜得吾人之注意”④.他认为儒家学说,既无空疏的神秘信仰,也无“无用”的高尚道德,它专擅“*之事”,“平近易行”,虽有“礼仪上琐屑之点”,但与其他宗教比较起来,具有代行宗教的独特社会功能.在他看来,中国人之所以具有“优美之态度与完善之礼俗”,实乃儒家“教训”之功.“西人以凶悍手段侮辱华人,而华人每受之泰然,不屑以暴报暴以自贬其身价,此西人所当引为深耻者也.欧人每视此为华人之弱点,不知此乃其力之所在,中国自来所持以战胜其战胜者,即此力也.”⑤罗素发掘的儒教管理社会的正面功用也是东方同人反复阐述的.其次是道家.罗素特别推崇老子的自然思想,认为其尊崇的“道”,具有特别的意趣,“彼以为各人,各动物,及各物之举止行为各有其自然之方法与状态,吾人自身既当循此而行,而又须鼓励他人亦循此而行也”.因此,他认为在一定意义上,道家哲学“意趣实远胜于孔子”⑥.他认为老庄所提倡的自然生活,虽然不尽切时,也有玄妙色彩,但是它塑造的自然、艺术、诙谐、克制、悠悠不迫的民族性格,却举世少有,“此二特色在中国一切文学与美术及现时智识阶级之谈吐中均有之：中国人在任何阶级,均好嘻笑,从不坐失其诙谐之机.于智识阶级中,其诙谐尤为敏雅,故欧洲人恒不之觉,此盖中国人所引为荣事者也.”⑦ 这些“民族性”在近代常被国人疵议,但在罗素眼里,它们恰恰是中国民族性的优点.罗素对道家哲学及华人“生活之美与尊严”的肯定,也是《东方杂志》一贯的态度.再次是佛教.罗素认为佛教输入中国不久,即“占得宗教上确定之位置”,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具神秘之教义及救世之道,并宣传一种未来之生活者也”⑧,中国人信奉佛教,并不排斥孔教,常常“一人可同时为佛教徒而亦为孔教徒”,二教并立的情形使中国人养成了纯粹入世与宗教观念的结合,因此对于社会是一种稳定剂,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效果则人民除内乱时期外,皆颇安乐,征服之民族许其自治,而异邦民族无须以其地广人众而恐怖也”⑨.不过,罗素也认识到,三教并存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进入现代以后孔教就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了.
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罗素的观点简直就是东方同人观点的再版.罗素宣称,东西方文化是两种性质的文化,二者的“根本异点”在于“中国人之目的在享受,而吾西方人之目的在权力.吾西方人喜以己力服人,且喜以人力服自然.因其喜以己力服人也,于是建为强国；因其喜以己力服自然也,于是创为科学.中国人则赋性既逸且厚,既不宜以建立强国,亦不宜于创明科学.”⑩ 反观传统中国,他认为“罪孽观念”、“权力观念”、“实验方法”均没有生长土壤,只是进入近代以后,两种文化交流渐密,“科学与实业主义”才从欧洲输入{11}.这些都是《东方杂志》编辑一直传播的知识.
东方同人更为感兴趣的是罗素的东西文化互补论.罗素在《东方杂志》撰文指出,东西文化,互有短长,都需经过一番取长补短的功夫,“能采取吾人之长而亦保存其固有之长也”；而不是“采取吾人之劣点而又保守其自有之劣点”{12},这一认识几乎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共识.更让他们兴奋的是罗素的希望：互相吸收之后仍然保持自己的特色,而非将对方改造成另一个自己,“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以为要有一种新的质素,补足传统文化的生气,他们就想用了我们的文明去补足他.但是他们并不想建造和我们一个模样的文明”{13}.
罗素礼赞的中国文化包容性,也是中国人文主义者一直津津乐道的.他说,中国文化向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一直与外来文明保持着密切联系,过去接受佛教文化,现在又接纳西方科学文化.他相信,正如佛教并没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一样,科学也不会把中国人变成欧洲人.他还相信中国文化的这种特征,在面临欧洲文化的进攻之时,具有趋利避害的同化和净化功能,“西方文明的一切弊害——残忍,轻躁,压抑弱者,专图物质的那种偏见——他们明知是坏的,不愿意去仿效.至于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点呢——以科学为最——他们却又是很愿意采取的”{14}.罗素还告诫中国人,切不可丢掉自己的文化,而“去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罗素的这些论点和刊物一直强调的以我为主的“调和论”如出一辙.
二、借罗素之口解剖中国“国民性”
反思中国“国民性”,讨论“民气”衰弱之表现及其与国家强弱之关系,是《东方杂志》开办以来的一个基本主题.翻开杂志1至4卷,有关“民气”问题的社说、评论,遍布每卷每期,如第1卷第1期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第2卷第3期有《养民气论》,第2卷第5期有《论民气与国家之关系》,第2卷第8期有《论中国民气衰弱之由》,第3卷第4期有《论民气》,等等.在近代启蒙主义的时代氛围中,探讨“民气”衰弱之因,寻找增强之道,实际上也是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国者,人民之聚合体也.民强,斯国强；民弱,斯国弱.善觇其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民气之盛衰”{15}.可以说,国民改造作为一个“元问题”,或显或潜地贯穿了《东方杂志》的办刊始终.罗素谈论中国国民性,正好给了杂志一个机会,把这个陈年话题再炒一过.
需要说明一点,《东方杂志》之请若干“西哲”,是有一点微妙讲究的,即所请之人,要么对华友善,要么对华有益,要么对中土文化有同情之理解,杜威如此,泰戈尔如此,罗素也是如此.在西方文化名人中,罗素能抛开偏见与歧视,以“平等之态度待我”,且对中国文化抱有崇高的敬意,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不论赞美还是批评,都容易被普遍接受.
罗素首先批评西方,近代以来与中国交往,往往怀有三大不良动机,“西人之往中国,动机有三：即战争,营利,及使华人信奉吾人之宗教是也”{16}；而白种人在与黄种人交往过程中,也夹带着种族偏见,即不承认东方文明的价值,“时常有几个白种人,挟着一种谬见,说中国不是文明的国家.这些人大概已忘了文明是什么东西了”{17}.这种批评一方面道出了某种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公正立场,在民族压迫深重的时代语境中,首先博得了中国人的好感.
通过比较,罗素确认,中国是伟大的民族,“拿优点和劣点互相对比,我想中国人总之不失为我所遇见过的民族当中一种最好的民族,而且我正打算对于侵害中国民族的各大国,提起严重的公诉呢”{18}；中国文化也有悠久的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有自己的地位,“我想从根本上看来,他们差不多以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民族,有世界最优的文化呢”{19}；中国人民也与西方人一样,是文明、善良的人类,“向中国人说话和向英国人一个样子,他们回答我呢,也和英国人回答一个粗具学识的中国人那样”{20}.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怀有如此同情与肯定的态度,就是提出一些善意批评,也能获得格外的尊重.
从比较的视点出发,罗素委婉批评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在他眼里,由于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华人普遍有一种“镇静安闲”和爱好和平的态度,这一点正是急功近利和推崇实力的西方人所不具备的,“中国人呢从最高的阶级到最低的阶级,都有一种镇静安闲的态度,这种态度便是受过欧洲教育的也还不至于消失罢”{21}.这在肯定中国人文明、谦逊的同时,当然也暗含了对过于文弱的国民性的批评.他还指出,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大度”和安贫乐道的气质,“以余观之,一平均之华人,即极贫困者,亦较一平均之英人为愉快,其所以如是者,因为其民族基础之人生观,较吾人所具者,为更近人道而更为开通也”{22}.罗素还提到了中国人在面临贫穷、疾病等问题时的一种自我嘲解的民族性,“贫穷也罢,疾病也罢,扰乱也罢,都可以置诸不问的.但是,为补偿这一种苦痛计,中国人却另具有享乐的本领；嬉笑,沉湎酒色,高谈玄哲,这都是中国人的享乐方法,而为西方工业国家所未有的.在我所熟悉的各种民族当中,中国人——无论那一阶级——可算是最善笑的民族了；他把什么事情都当作游戏,一场争吵往往只要一笑便没有事了”{23}.这种特点其实已近鲁迅所批判的“精神胜利法”,罗素在肯定中国人“最善笑”的自我安慰法的同时,也隐含地批评了中国民族的劣根性.
对于中国民族的“劣根性”,罗素也曾不客气地直接指出过,他说：“当我不久便要离去中国的时候,有一个优秀的中国著作家逼住我,要我说出中国人的几种最大的缺点.我很不情愿的说出了三种：就是贪婪,怯懦,和缺乏同情心.”{24} 在他看来,正是这三大问题,造成了中国人丧失勇气、缺乏廉耻的民族性格,造成社会的腐败堕落.他特别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贪婪,不仅毒化了社会空气,甚至腐蚀了民族的机体,“只有贪婪才是中国民族最大的缺点……除了极少的几个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人之外,大概都不免为了金钱去干败坏的勾当”{25}.
罗素对于中国民族性的这种批评,颇为《东方杂志》所看重,刊物不仅全文刊登相关文章,还在卷首社论中专门就此做出回应：
罗素是一个东方文化的宣传家,他回到欧
洲之后,到处替我们中国民族大捧特捧,但是
却也老实不客气的揭出这“文明古国”的三个
弱点,就是（一）贪婪,（二）怯懦,（三）缺
乏同情心.这种忠实的批评是很足以引起我们
的反省的.只是我们对于这种结论还未能满意.
因为他只断定了病症,却没有说出病源,这种
恶劣的民族性究竟是怎样养成的,这是一个很
值得研究的问题,而罗素却没有指示我们.{26}
值此外患日近、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与其他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东方杂志》同仁也从各个层面检讨民族积弱的原因,以探讨民族振兴之道,“中国民族在历史上也是有过光荣的历史”,但“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萎靡不振呢”？主要原因在于“民族太老了”,“一个民族,他的文化发展过了全盛之后,或者在久被压迫之后,便出现衰老的征象.贪财好货,卑怯懦弱,残忍而无同情心,这是衰老的民族所特有的性格”{27}.因此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去除这个衰老躯体上的三个病灶,才能让其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
三、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再次省思
不论改版前还是改版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一直存在一种对话关系,其所讨论的问题总是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回应《新青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而《新青年》所涉及的议题,多是近代中国最切近的问题.近代中国问题多多,“中国改造的方法”可说是其中的一个“元问题”,由此出发往往衍生诸多子题.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文化改造、教育改造,各种改造纷至沓来,各种方案不一而足,现代中国成了“改造”的试验场.“根本的问题还是思想改造.改造思想的方法,我以为也有三个：第一,就是学者著书立说,第二,是教育家热心讲授,第三,是新闻记者公平指导.……其次就是学校教育问题”{28}.《东方杂志》之接受罗素与传播罗素,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相信对方能为这种工程浩大的现代性转换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罗素先生以世界大哲学者来我中国.原欲以考察世界之眼光考察中国之社会状况.而后发为文章以贡献于吾人之前”{29}.《东方杂志》同仁仰慕罗素的世界眼光,赞佩其“切中时弊”为堪与孔子比肩的“时中之哲”,相信其“若能假以时日,必有宏言伟论饷我国民”,并希望“少数彻底之人”能充分消化罗素之智慧,“秉强固不拔之精神去改造政府”.{30}
为尽快实现“改造”,杂志传播方式也发生微妙变化.过去的文字,罗素和编者,两个主体的思想尽管多有重叠,但毕竟还是两个独立声道,但在1921年第18卷第13号上,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刊物发表一篇《罗素先生去华感言》,有趣的是,此文既非客观的“述”,亦非主观的“评”,而是罗素“感言”与记者的“议论”的合一.编者声音与罗素声音合二为一,共同省思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的境遇问题.
首先是对即“德先生”中国化问题的反思.考虑到中国深厚的服从传统和巨大的文化惯性,他们对于“德先生”在中国是否“水土不服”持犹豫态度,“西方的德谟克拉西非数年之中国所能企及”{31},因此对“德先生”在中国的前景是颇为忧虑的.在其逻辑里,“德先生”有一个生长的环境问题,离开了这个环境就会生变.他们批评当时的“浪漫青年”,动辄搬用“极端之西方的德谟克拉西”,是非常幼稚的,“遇有稍讲秩序及服从之事件,即群起攻之反对之,卒至作事不成,社会不见救时之良药,今之青年大抵误认为德谟克拉西为一种原因,实则不过一种结果耳”{32}.在他们看来,是不断发展的,也是随时变化的,因此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之间的内涵也有很大差异,将来运动走向何处还未可知,“德谟克拉西之范围随时代之变迁而有广狭,十九世纪以前之欧洲政治运动,注意在削除君主之权限,而以代议制度代之.在当时,德谟克拉西之目标在于不完全之选举制度,其后教育日益普及,智识日益发达,于是有普选之运动.工人妇女昔在摒弃之列者,渐次握得与政之权.然为时不久,此种平民的选举制度,在今日之欧美已有为人厌弃之机矣,实则国民教育发达至于今日之欧美,尤不能不归于有限制之德谟克拉西.以予观之,最近之将来,——否,最远之将来——社会活动之中心决不能不在乎少数之青年志士,所谓群众云者,皆追随此少数人之后者也”{33}.结合到当时中国情势,他们共同认为,国民教育不发达,土壤尚不丰厚,实现势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当务之急是对“追随少数人”之群众进行最基本的启蒙教育.
其次是对“赛先生”的双重作用进行了反思.关于“科学”,《东方杂志》一直在进行默默地建设,表现是刊物始终没有中断对各种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然对“科学主义”,其编撰同仁则有着和新文化运动者不同的理解.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具体展示了其科学观.在他们看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为物质主义的泛滥提供了技术支持,所以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成为了杂志一个时期重要的内容.当然,在批判“物质主义”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夹进一些自己的“私货”,即认为素重精神生活的东方文化,可以弥补这种“文化偏至”的不足.批判西方文化,连带地批判物质主义、科学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宣扬的思想主调之一.尽管杜氏在1919年黯然,但是这样一个传统并无多少改观.罗素的来华,为这种议论的再次抬头提供了一次契机.因此之故,罗素对科学的辩证认识就特别受东方同人的赏识.罗素认为,一方面科学在“知识之增进与国家之扩大”以及改善物质生活待遇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其负面作用非常明显,如使“战争更残酷”等等,因此科学是一个双刃剑,是“恶之源,也是善之本”,需要辩证地加以看待：“科学使战争更加残酷,大帝国亦使战争流布更广,然二者虽均能为害,实亦构成进步之必要条件.……工业主义及机械的发明,究为科学之产物,吾人之时代所以异于过去之时代者,实赖于科学之力.科学在其进步之过程中,虽亦尝为有害之动作,然导人类入于较过去更幸福之状态者,固科学也.”{34} 罗素的看法是一战前后《东方杂志》编者反复宣扬的观点.
在第17卷第22号中,杂志以卷首评论的规格,重点解读罗素的《科学与文化》,再次对罗素“科学精神”的提法表达了高度认同：“罗素以为科学之真价值,实在此而不在彼,故其教育之定义,为‘以教授之方法,为某种心习与某种人生观及世界观之构成.’科学教育之所以足重,即以其所构成之心习,与其所构成之人生观及世界观,与文学教育或古典教育不同也.然则,科学之真髓又何在乎？罗素答之曰,是在使吾人求知之,不受他种之干涉,是在将吾人歆懼之私、爱恶之情,与夫一切主观的感情生活尽力克制,而如物质之本来面目以观察物质.”
科学的真价值不仅表现在推动求知欲的养成,而且体现在帮助形成求知欲不受干涉的自由意志,并由此而形成“吾人对于世界之观念”.当然,解读者仍然不忘情于理性对感情、物欲等的“尽力克制”.罗素之理性节制情感的思想,与《东方杂志》宣扬的中庸调和论,又一次惺惺相惜,又一次一拍即合.
四、罗素的两种苏俄镜像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一战以后,罗素因为倡导和平、反对战争被英国政府罚款革职,又因为同情苏联、提倡“社会主义”而被禁止出境并系狱半年.虽被英国政府迫害,但其思想行为,成为“社会主义者”追随的对象,当然也成了中国“社会改造”论者的精神导师,“现在罗素已完全成了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论者、世界改造的指导者,同情于他的人已经遍处都有,罢工的工人也多找他去指教”{35}.《东方杂志》之请罗素,自有请来“方师”而为中国把脉之意.
在给中国社会改造开出药方之前,罗素对中国的病症有两个基本判断：
一是对经济基础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虽然贵族文化很是发达,但整个经济状况还非常幼稚,程度约略相当产业革命前的西方状况,因此中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中国没有“无产者”,只有类似沙俄的农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和阶级状况都与产业革命以前的状况相似,具体讲是跟法国大革命前差不多,因此中国革命也将和法国革命一样,“是有力的军国国家间的政权的争夺,是军国的革命.这个倾向,到现在仍是如此,能够引起真正的社会革命的经济事情,是还未成立”.他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改造”应该走法国道路而不是英国道路.
二是对中国思想现实的判断.通过对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专制的考察,他认为思想统制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体,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考虑到“两千年来的积弊”对思想的束缚,所以“我们现在惟一的方法,是从种种方面解除这种束缚,使我们得以尽量发挥自己的本能.因此,,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是我们最要紧的生活”.当然,他也认识到,由于传统惯性力量的巨大作用,“自由”在中国是不能即刻实现的,只能采取“俄国的方式”迂回实现,“谓西方的德谟克拉西非数年之中国所能企及,而主张以俄国式的方法对付现在之问题”.注意,罗素所谓“俄国式的方法”并非真正的俄国方法,而是他带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行会社会主义”方法.
罗素的“行会社会主义”与苏俄的“社会主义”无疑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苏俄的巨大热情,为了对“社会主义”实践有更为直观的体认,罗素决定亲自前往体验一番.在亲往苏俄考察之前,他对俄国社会主义曾有一个浪漫想象；然而考察结束后,却对苏维埃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评价.
先看访问之前对苏俄社会图景的想象.在他眼里,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苏俄已经真正实现,因为这个社会铲除了导致一切不公的经济基础,“社会上的事,如政治、美术……无一不是受经济底支配的.如经济制度有了改变,世上的事就都有了变动”{36}.他称赞俄国消除了剥削阶级,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现在俄国布党中,只有一个阶级的,并没有什么不平等的和不一样的地方”……因此,他在各种场合极尽对苏俄辩护之能事.一般人所最反对布党的地方,乃是对私有财产的剥夺,而在他看来,这正是其最高尚最好的所在,“现在我们可以说布尔塞维克之所以为人所恨招人反对者,并不是因为布尔塞维克底罪恶和不好的地方,却正是为布尔塞维克底功德及好的地方”{37}.他还说,人们之所以“疾视他们”,就是因为对布党思想不了解的缘故.在他看来,人间一切“不公道”的根源就在于那种不平等制度,而要消除这种制度只能像俄国一样采取“革命”的行动.“如果要真正实在地来讲公道,就是一种革命的观念,就是要来革命.从社会上历史底沿革看起来,社会间的制度,都是很不讲公道的,不平等的地方很多,若真是要求讲公理,就不得不把旧社会中遗传下来的不平等制度,完全破坏、完全打消”{38}.
再看罗素亲历苏俄之后的观感.1920年5月,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赴俄考察,历时一月,6月回国后不久就来中国访问.罗素将访俄见闻形诸文字,发表于英国及美国的Nation周刊,《东方杂志》旋即将其编译成汉文发表于第17卷第19号（1920年9月）.胡愈之在这篇译文的“译者附识”里,敏锐地捕捉到了罗素思想的一些细微变化：“（这篇游记和之前的观点）有几处是相同的,有几处却已变换了意见了.罗素是彻底的和平论者,他以为用武力得来的自由,不免有许多的恶果,他在俄国所见情形已把这一层证明了.社会主义能够代替资本主义谋生产效率的增加,这一层也证明了.但在一方面有许多事情他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很有点怀疑了,譬如苏维埃制度算是新俄国的一种特点,但照罗素的眼光看来,却不是名实相同的.”{39} 关于前后变化的内容,《罗素的新俄观》也有详细罗列.
为什么访俄前后罗素思想会发生如此反转？中国解读者从各个侧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罗素的“社会主义”并非苏俄的“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的分析师通过罗素近期的态度变化认识到,罗素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终极的理想的……一种‘行会社会主义’”{40}.这种“主义”的发生,究其实质并不是社会改造的方案,而是一种哲学家的玄想.罗素心目中的“社会改造”,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内部冲动”,而不是外部的强制行为.罗素的这种“社会主义”,就好像“创造的艺术、爱、思想这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上必不可缺的便是自由”,所以最后只能通向无政府主义,“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之根本便是他常说的冲动之转变.他说人的行为多是发于冲动,冲动分为两类,一是创造的,一是占据的,学术等都起于创造冲动……罗素这种主张便也是关系他的注重思想、学术、个人自由、爱情、善意的,以至他对于教育、人间关系（如男女关系）的主张都是如此”{41}.显然,罗素的社会改造方案,也只是在个人思想内部进行的“冲动之转变”,它与通过激烈的暴力行动达到社会改造目的的苏俄革命,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其次,罗素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与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存在着根本不同.罗素讲教育、谈哲学、传布社会原理,“无处不以启发人类的自由思想为职务”.英式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底色,成了其臧否各种社会改造学说的立论根基.对此,《东方杂志》的记者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他论到各国的社会改造,都不甚满意.这
并不是他只喜欢英国的办法,实在是他酷爱自
由,所以对于拘束自由的手段,总是不赞成的.
譬如讲到劳动阶级的运动,在德国有国家社会
主义,在法国有工团（散地卡）主义,在俄国
有无治（安那其）主义,现在又有变相的国家
社会主义,那就是鲍尔希维主义.他对这几种
主义的根本目的都不加毁坏,但是对于他们那
几种手段都有贬词,这就是因为他们所用的手
段都与人类思想自由有不少的妨碍……他情愿
赞成无治主义,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情愿赞
成工团主义,不赞成鲍尔希维主义.{42}
罗素的社会理想,是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根本诉求的,骨子里透露的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他之赞成社会管理,是因为社会管理可以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有效手段,所以他对布尔什维克深怀恐惧是在情理之中的.
再次,罗素的本意只是试图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做一些调和而已,本质上只是一个社会或个人的改良主义者,不能算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新青年》看得更为透彻,“一方面不赞成国家社会主义派的主张,一方面又不满意无治主义派的主张；一方面承认国家社会主义非常有害,一方面又承认国家暂时为不可缺的机关”{43}.他反对国家,因为国家是“势力”的代表,“对内侵犯个人的自由,对外侵犯别国的自由”{44}.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个体自由,就需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进行某种调节,罗素的政治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寻找个人自由和社会管理之间最佳平衡点的政治“乌托邦”.
《东方杂志》之报道罗素、跟踪罗素,一方面将当时世界上一种社会主义提倡者的思想及其变化过程,完整、详细地呈现给了世人,让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潮有了一个切实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运动可能遇到的问题,将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负面因素如实地告诉读者,对中国渴望走苏俄道路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警戒.客观地讲,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介绍社会主义思潮方面,不论时间、数量,还是深度、广度,还没见过哪个社会团体或刊物杂志能够超过《东方杂志》的.但随着译介的深入,东方同仁越来越意识到“过激主义”的巨大威胁.罗素“事件”之后的相当一个阶段,《东方杂志》对于苏俄的报道或言论,明显抱有警惕或排斥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罗素的苏俄著述,刺破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梦想,打消了他们对于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憧憬,因此,这次“事件”,不仅成为《东方杂志》对“社会主义”态度转变的关键,也成为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苏俄态度转变的关键.
《东方杂志》借助罗素这个由头重新剖析国民性,检讨东西方文化关系,反思科学、在中国的生长土壤,探讨改造中国的出路,可谓一石数鸟、弹无虚发.实际上这些问题是《东方杂志》也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因此,此次迎接罗素是一次寻找思想外援的自觉文化活动,也是一次中西文化对话的重要文化事件.
1920年代,刚刚步入“”轨道的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成堆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各派知识分子自觉的努力方向.在他们心中,传统似乎无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智力支持,他们不得不将探寻的目光转向西方,于是西方的各种“主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加选择的“拿来”对象.梁启超在欢迎罗素的演说中明确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世界各种思想“无限制尽量输入”,并做“绝对的自由研究”,然后使中国成为各种学说的“试验场”.罗素之来,正是这种文化试验的一部分.“无论何种学说,只要是有价值的,我们都要把他输入,令各方面的人,对于哪一种有兴味,就向哪一种尽量研究.……我又想现在世界学者所研究种种理想的制度,在欧洲办不到的,或者在我们中国倒是最好的一个试验场.……我们中国因为近来社会进步比较的慢,欧洲先进国走错的路,都看得出来了,他治病的药方渐渐有了具体的成案了.我们像一块未有染过颜色的白纸,要他往好路走,比较的还不甚难.就这一点看来,我们的文化运动不光是对于本国自己的责任,实在是对于全人类的一种责任.至于哪一种方案是最好的呢？总要经过自由研究,种种试验之后,才可以决定”.{45} 正是基于这种“实验主义”立场,《东方杂志》才开设舆论平台,引进各种学说,给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注入新的活力.他们将引进思想比作开杂货铺,希望顾客各据所需,自由选择,因而提倡“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的罗素,自然成为讲学社选择外哲的第一人选了.
注释：
①②③{42}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
④⑩ 罗素：《罗素东西幸福观念论》,《东方杂志》第26卷第15号,1929年8月10日.
⑤⑥⑦⑧⑨{11}{12}{16}{22} 罗素：《中西文化之比较》,《东方杂志》第21卷第4号,1924年2月25日.
{13}{14}{17}{18}{19}{20}{21}{23}{24}{25} 罗素：《中国国民性的几个特点》,《东方杂志》第19卷第1号,1922年1月10日.
{15} 崇有：《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年3月11日.
{26}{27} 化鲁：《民族已老了吗》,《东方杂志》第19卷第23号,1922年2月10日.
{28} 杨端六：《中国改造的方法》,《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号,1921年7月25日.
{29}{30}{31}{32}{33} 杨端六：《罗素先生去华感言》,《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921年7月10日.
{34} 罗素：《现今混乱状态之原因》,《东方杂志》第18卷第7号,1921年4月10日.
{35}{40}{41} 张崧年：《志罗素》,《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1920年9月25日.
{36}{37}{38} 罗素：《布尔塞维克底思想》,《东方杂志》第17卷第24号,1920年12月25日.
{39} 胡愈之：《〈罗素的新俄观〉·译者附识》,《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
{43}{44} 高一涵：《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45} 梁启超：《讲学社欢迎罗素之演词》,《教育公报》1920年第12期.
作者简介：赵黎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特聘教授,广东佛山,528000；暨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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