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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杂志类论文范文资料 与《书志学》杂志和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有关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杂志论文 发表时间: 2020-02-22

《书志学》杂志和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该文是关于杂志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书志学》和规矩和泽规矩有关论文范文数据库.

孙笛庐

摘 要 日本书志学会会刊《书志学》创刊于1933年,1985年停刊,横跨整个昭和时代,记录了日本的汉籍整理探索轨迹.《书志学》杂志的主编与供稿者为长泽规矩也,该杂志与长泽可谓互相影响、互相成就.通过勾勒该杂志的发展,既能深入了解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思想,亦能知晓昭和时期的学者对汉籍整理事业所做出的思考与努力.

关键词 书志学 长泽规矩也 日本汉籍 目录学

引用本文格式 孙笛庐.《书志学》杂志与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J]. 图书馆论坛,2016(5):141-封三.

*本文写作过程得到“中山大学博士生国外访学与国际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经费号:02300-52094201)

1 《书志学》杂志概况

《书志学》杂志为日本书志学会会刊,创刊于1933年1月,1942年因战争中断;1965年复刊,1985年停刊.该杂志绵延30载,共发行138期,所登载内容以汉籍、和本的整理研究为主,当时重要的中国学研究者都曾为该杂志供稿,如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仁井田陞、赵景深、傅芸子.日本书志学会成立于1931年,创立初衷是令收藏有古籍善本的图书馆能互相交流版本信息、共同探索古籍整理方法,学会成员包括安田善次郎、德富猪一郎等著名的善本收藏家以及各大公私藏书机构,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京都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中的古籍整理人员,主要活动包括影印出版善本古籍,定期举办古籍展观交流会及相关座谈研讨会.《书志学》杂志作为会刊,其创办宗旨是推动斯学发展、广书志学之智识,向普通学生与古籍整理人员传授相关经验与方法.

《书志学》杂志创刊于昭和初年,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对明治维新的盲目欧化加以反思,并关注自身所处的东方世界,一批有识之士提出要以儒教来弥补西学之弊,阐明东亚学术,发扬日本国粹.于是,以大学、京都大学两所学府为核心的中国学、东方学研究渐趋勃兴,而汉籍作为研究资料,其购藏与整理颇受重视.同时,随着图书馆等西方文物制度的引入,传统的汉籍整理方法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变,以适应现代图书馆制度;而图书馆的汉籍馆藏管理亦需思考东西方图书的差异,使其整理收藏符合善本古籍实际——书志学这一学科便是针对这两方面问题而产生的.正如和田万吉博士在《书志学》杂志创刊辞中所说的,“书志学是明治维新以后文物制度更始而诞生的新学科”,“其要旨便是正确记载书籍——虽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十分复杂,就单纯的书目著录而言,其规则与凡例的制定需适应图书馆的书籍操作流程”,“而书籍解题中所需要的版本鉴定等工作则若无丰富的书籍鉴识经验便无法胜任”[1].这也正是《书志学》杂志的价值所在,即向普通学生、普通古籍整理者传授古籍整理的经验与方法.

《书志学》的创办者、汉籍研究部分的主编长泽规矩也以其丰富的古籍鉴识经验而著称,一生投身于日本的汉籍整理事业,曾为各大公私图书馆所藏汉籍编纂目录,并为日本的汉籍目录著录制定规则、提供方法,战后更是加入文部省图书馆员养成所,致力于馆员的古籍整理培训工作.《书志学》杂志与长泽规矩也可谓互相影响、互相成就,该杂志可以说是长泽规矩也汉籍研究之路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通过勾勒《书志学》的发展历程,可更深一步了解长泽规矩也的汉籍研究,并体会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日本的书志学研究者在现代图书馆制度下,对古籍整理所做出的思考与努力.

2 《书志学》杂志的发展阶段

2.1 前期(1-7卷)

《书志学》在前期,也就是从创刊到1936年的第7卷,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在多次的摸索与尝试下,杂志首先确定了以研究、启蒙、动态消息三大板块为主的总体格局,此外另设有“未刊文库藏书目录”等内容.其中,有关汉籍研究类的文章以版本学为主,包括冈井慎吾的《关于文选集注的零片》[2]、林秀一的《补订敦煌出土孝经注》[3]、长泽规矩也的《宋刊本广韵刻年的推定》[4]《孟子的古板本与古写本》[5]《越刊八行本注疏考》[6]《国学图书馆所藏现存丁志著录本》[7]、关靖的《金泽文库本文选集注第百十六卷的发见》[8].《书志学》发展前期正是“日本对新资料的探索与书志的研究十分兴盛”[9]63的昭和初年,正因如此,这时期的文章多为新见版本之考订.

除研究类文章外,《书志学》对启蒙类文章尤为关注.杂志在创刊两年后,为了进一步明确办刊宗旨,了解读者需求,曾广泛征集读者意见,并将其刊载于4卷2号内,其中比较富有代表性的意见有:金泽文库关氏①“由于是要普及书志学的一般智识,那可以让内容更有趣易学,让一般人也能接受”;大船团野弘之氏“本杂志购读者的目的是从中学习研究或事务的处理方法……”;驹込斋藤护一氏②“希望以后能多发表例如《现存明代小说书刊行者表》这类就算对支那小说少有研究者也能掌握的具有利用性的文章.”通过读者反馈,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古籍整理者对启蒙类、工具方法类文章的诉求,为满足这一需要,《书志学》刊登了大量相关文章,主要有四个类型:

(1)面向初学者的科普类文章.杂志在这段时间登载一系列的“史”,包括川濑一马的《日本古刻史讲话(一)、(二)、(三)》[10]、长泽规矩也的《支那书籍小史(一)、(二)、(三)》[11]《汉籍的亡佚与版本的变迁》[12]《关于唐本版式的变迁》[13].据1卷2号的《编辑后记》,这类涉及出版史的文章,专为初学者而登载,希冀可以帮助初学者了解书志学研究的基础.同时,针对部分初学者希望能对《论语》《文选》《孟子》等书籍的版本情况加以介绍的诉求,杂志亦登载了《论语解题略》[14]《孟子的古板本与古写本》[15]等梳理这类典籍版本系统与整理进展的启蒙类文章.

(2)发表古籍整理工具书类文章.杂志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的“表”,包括《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16]《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17]《日本孝经刊行表》[18]《现存明代小说书刊行者表初稿》[19]《明代戏曲书刊行者表初稿》[20]《明代戏曲书刊行者表补》[21]《宋至清藏书家表初稿》[22]《本邦藏书印表初稿》[23].表的形式直观,使用便捷,由学问精深的学者总结出古籍整理的关键,然后制成表格,大大方便了其他古籍整理者的工作.最典型的例证便是长泽规矩也的《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其制作因由即在于长泽注意到对刻工的调查是宋刊本鉴定的重要方法,因此收集整理日本各大公私文库如静嘉堂、宫内省图书寮、金泽文库、成篑堂、足利学校、帝国图书馆等所藏的130种宋刊本中的刻工名字,将其以姓名笔画为序排列.该表面世后,又因有读者反馈不知如何应用③,所以《书志学》又登载了长泽规矩也的《宋刊本广韵刻年的推定——宋刊本刻工名表应用之一例》[24]一文,以作示范.

(3)由研究专家根据其鉴识经验而整理出的古籍整理方法类文章.这类文章有《以帝讳缺笔为基础的宋刊本鉴定相关注意事项》[25《关于特殊图书馆的编目》[26]《宋板鉴定法》[27]等.《书志学》所刊载的这类古籍整理方法类文章,通过大量的实例向读者阐释古籍整理过程中会面对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4)设置“答问栏”,搭建读者与研究专家的沟通桥梁.《书志学》设有“问答栏”,以方便读者及时反映古籍整理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邀请专家对某些普遍性的读者疑问进行专题研究.比如,杂志5卷5号的《编辑后记》中提到:通过调查得知,部分读者对中国藏书家的名、字、别号、室名等的辨别感到困扰.为解决这一问题,主编长泽规矩也专门撰写《宋至清藏书家表初稿》,登载于5卷6号.随后,书志学会又组织会员对“藏书印”加以整理,其成果登载于6卷2号、11卷2号的“藏书印特辑”中,计有《本邦藏书印表初稿》《藏书印的话》《藏书印谱编刊的事情》等文,以帮助读者掌握通过藏书印判别藏书家的能力.

2.2 中期(8-13卷)

1936年10月,一直为书志学会及《书志学》提供财政支持的安田财阀家主安田善次郎去世,杂志失去了固定的经费支撑,以致每期内容大幅减少.虽然借由《书志学》杂志一直以来的影响力,经费问题在同仁的帮助下最终得到解决[28],但规模已大不如前.与此同时,杂志的创办者与主编之一的川濑一马先生因投身新刊物《国文学研究》的创办而逐渐退出《书志学》的编辑工作,改由长泽在大学的学生久曾神昇承担,杂志也自第8卷起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版,主要有:

(1)关于书志学会内容的精简与压缩.在第一阶段,《书志学》作为书志学会刊物,曾以大量篇幅记录书志学会的相关活动,尤其是设有“日本书志学会座谈会速记录”这一栏目,刊载学会座谈会上会员的发言.但是,对各个会员的发言并未择要录之或形成综述,而是将会议的速记直接登载,这样便造成这部分内容凌杂累赘.虽然会员们的发言颇有可观之处,但长篇累牍之下往往使人难以捕捉发言者的真实意图与观点.杂志的编辑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最终删除这部分内容.同时杂志又简化了“日本书志学会记事”一栏的篇幅,更注重报道学界其他研究机构的动态消息.这也意味着,此时的《书志学》已跳出机关刊物的局限,不再是书志学会的会刊,而是一种独立的书志学研究刊物.

(2)“汇报”栏目篇幅增加.《书志学》在前期虽已确立了研究、启蒙、动态消息三大板块,但动态消息一栏所占比重一直较小.自8卷起,杂志大大扩充了动态消息的内容,几乎占全部内容的一半.动态消息包括“新刊绍介”“汇报”“杂报”三个栏目,其中“新刊绍介”是为新出版的书志学相关论著所撰写的书评;“汇报”一栏报道与书志学有关的活动,尤其注重对民国学术动态的报道;“杂报”又分为“人”“书”“杂志”三部分,“人”介绍书志学研究机构的人事情况,包括人员调任、毕业论文情况、科研项目主持并讣告发表、遗著整理等相关消息;“书”是对新出版书籍的简单介绍;“杂志”则摘录近期发表的书志学相关研究论文,并对其观点与内容进行评述.

对动态消息部分的篇幅加强,乃出于书志学研究之实际需要.书志学归根结底是文学、历史等研究的基础,例如,目录的著录是为研究者提供现有书籍的基本情况;校勘学则是要尽可能还原书籍作者的本义,为研究提供原善本,并揭示版本上的变化与其背后之意义.也正因如此,《书志学》对研究动态的汇报,使研究者能持一刊而知天下事,对新版本的发现、版本的校勘情况等能有所了解,以便交换新知、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

(3)编辑个人色彩淡化.《书志学》在创刊之初,经常被人批评为“二人杂志”,因其和该研究部分主要由川濑一马供稿,而汉籍研究部分则以长泽规矩也的文章为主.改版后的《书志学》力求淡化编辑的个人色彩[29],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仁井田陞、冈井慎吾、大冢伴鹿、丰田穰等知名学者纷纷发稿,其研究领域更扩展至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法制史等方面的书志学研究,反映了书志学作为学问研究的基础,在文学、史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情况.

自1937年的第8卷到1939年的第13卷,《书志学》所刊载的汉籍类文章以书目著录为主,包括神田喜一郎的《欧洲访书记》[30]、青木正儿的《<御文库目录>中的支那戏曲》[31]、橘井清五郎的《荣厚氏现存闵版》[32]、傅芸子的《观书记》[33-34]、冈井慎吾《 刘氏嘉业堂的书物 》[35]、长泽规矩也的《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36]《关西现存宋元本书目》[37]《松井氏藏书的整理》[38].正如《松井氏藏书的整理》一文所说,这类目录著录文章“一方面可以作为图书馆事务从事者的学习参考对象,一方面亦为相关学者提供了文献信息”.

此外,关于版本鉴定的内容也渐成规模.代表作有长泽规矩也之《关于宋刊本的缺笔——与仁井田博士商榷》[39]及仁井田陞的《宋会要与宋代的出版法——针对版本的避讳缺笔法》[40]二文,以及《中兴实录与中兴伟略》[41]《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42]《三言书名版本续考》[43]等文章.

这一阶段的启蒙类文章以《汉籍集部分类表》[44]《汉籍分类答问》[45]二文为代表,作者根据图书整理实践总结出汉籍的分类方法,是昭和时期的书志学者面对图书馆照搬西方藏书机制而忽略汉籍特性所做出的反思.他们认为东西方学科具有本质差异,汉籍分类应符合中国的学术传统,继承四部分类法.

2.3 杂志停刊与战后复刊

1942年1月,《书志学》18卷1号发行后,因时局关系停刊.其实在停刊的前两年,也就是1940年起,杂志的发文数量已大幅下降.战争年代容不下安静的书桌,对于脱离现实与政治的“老古董”而言更是如此.但在紧张的时局之下,《书志学》的研究仍然有所小成,包括发行了 “游仙窟专号”,并围绕着新出现的宋刊本《醉翁谈录》展开一系列书志学与小说史上的研究④,以及讨论以日光山慈眼堂所藏珍稀小说文献著录为代表的未刊文库藏书目录的编纂等⑤.

23年以后的1965年,随着战后书志学的复兴与发展,在春山霞仙的提议下,杂志复刊,仍旧由最初的主创者与编辑者长泽规矩也与川濑一马二人编辑.然而,濑、泽二人此时在研究领域上均有一定变化——川濑一马的研究方向由“以书志学为基础的国文学研究转变为日本文化史研究”[46],而长泽规矩也则将“书志学扩展至图书馆学”[47].因此,复刊后的《书志学》具有以下新的特点:

(1)将对汉籍的整理研究扩展至图书馆,主要从图书馆角度思考汉籍整理事宜.这一点在长泽规矩也的《书志学、图书学、图书馆学》[48]《古文献的搜集方法与操作方法》[49]等文中集中反映出来.其《古书目录的体裁》[50]一文,据该期《编辑后记》所言,也是出于图书馆编制目录的务实考虑,提供著录上的参考规则.除此以外,小林花子的《明治初期上野图书馆目录编纂史稿》[51-52]、福井保的《龙陀草的相关情况》[53]、长泽规矩也的《足利学校的修筑与图面》[54]《足利学校藏书的集散》[55-59]《支那图书馆的诞生》[60]也是关于图书馆史的研究论文.

(2)系统地对古籍整理的方法与规则加以总结.除上述针对图书馆事务的《古书目录的体裁》《古文献的搜集方法与操作方法》等文,《书志学》在复刊后还先后刊登了长泽规矩也的《古书刊印的先后》《初印本与后印本》[61-62]《刊本字样的类似与刊年的关系》[63]《国语辞书中的书志学用语批评》[64]及金子和正的《天理图书馆藏宋刊本刻工名表》[65]等.与战前的古籍整理工具类文章不同,复刊后的《书志学》对古籍整理方法的总结更加系统且注重实际操作,乃至趋向于标准的整理制定.以《古书目录的体裁》为例,该文非常详细地讲解了汉籍目录的著录体例,包括需详注的书名、别书名,以及版本情况、卷数、编著者名、校注者名、刊写、请求记号、旧藏者等信息,并且对每一项提出著录规范,比如,书名著录要以卷头所题为主,其他部分所题书名为别书名,需著录清楚“目首作……”“题签作……”等;而版本说明则需区分“稿本”“校正本”“巾箱本”“丛书本”“某某刊本”“其所藏本”“合刻本”等;该文还详解33种版本情况并以相应书籍为例,以便整理者对书籍版本做出正确判断.种种情况,不一一而论,由此可见复刊后的《书志学》对古籍整理规则的制定与标准化的关注.此外,杂志所发表的《国语辞书中的书志学用语批评》等文,罗列了12种词典中的书志学相关术语释义,一一对其加以比较,以规范书志学术语的使用.规范书志学术语,其意义在于能以约定俗成的简单用语来表示复杂的图书形态,避免因同一名词概念不同而造成混乱,方便古籍的整理与利用.

(3)将版本研究与出版史联系起来.比如,白石克的《覆宋版五部大乘经与宋板之关系》[66-67]《“普济寺版”五部大乘经出版事情的相关考察》[68]、长泽规矩也的《官版四库全书的异版兼及官板的书坊印刷》[69]、矢岛玄亮的《隋朝印刷说的再吟味》[70]、泷井孝三的《石印本的历史之一斑》[71]等.除此以外,市川安司之《朱晦庵的校书——<二程文集>中朱、张的问答》[72]、前野直彬之《唐诗选的底本》[73]、长泽规矩也的《要法寺版论语是整版还是乱版》[74]、尾崎康之《文馆词林卷四百五十五残简》[75]等版本校勘的研究论文,显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充分体现了日本战后书志学的复兴盛景.

另外,《书志学》杂志在复刊后仍旧保留了藏书目录的登载,例如长泽规矩也的《“天海藏”考》[76]《阳明文库贵重汉籍略解》[77]《阿波国文库烧亡贵重书目录》[78]《神宫文库藏书现状》[79]《大阪天满宫汉籍善本解题》[80]《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宋元版目录》[81]、冈田祐子《池田可轩的旧藏书》[82-84]等.二战后,日本的汉籍收藏格局有所改变.部分古籍毁于战火之中,如阿波国文库、安田文库;亦有大量私人收藏的汉籍在战时售予了图书馆,如日比谷图书馆的特别买上文库.《书志学》复刊后的目录著录就是将这些变化反馈给学界,尤其是那些从私藏转为公藏的文库,因利用上更为方便,需要让研究者及时知道其面貌.

《书志学》复刊后初为季刊,后改为年刊,到最后更是数年才出1期,尤其是在昭和四十九年,即1974年发行了第25号之后,时隔9年,第26号才得以发行.川濑一马在26号的《编辑后记》中说到,杂志一次次地推迟刊行,是因为主编长泽规矩也先生工作繁忙且重病缠身,由此可见长泽规矩也对该杂志的重要性.1981年,长泽规矩也去世,《书志学》在川濑一马的支撑下出版了包括由长泽规矩也生前编辑的28、29号、春山霞仙追悼专号及长泽规矩也追悼专号、33-34及35-36合并号共10期,最终在1985年宣告停刊.

3 《书志学》杂志与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

对读者而言,一本学术杂志可使其知晓学界研究热点,增长见识;而对杂志主编与主要供稿者而言,更多是在研究上的敦促作用.正如川濑一马所言,“《书志学》的创刊对我的研究与学习都是很大的促进”[85].作为主编之一的长泽规矩也先生虽未曾明言,但《书志学》对其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书志学》发行的1933-1942年间,长泽著述甚丰,每年发文达20篇之多,其中半数以上为《书志学》杂志供稿,尤着力于汉籍整理的经验与方法总结上.

在杂志发展的前期,长泽规矩也曾于1927-1932年7赴中国访书,精于古籍版本鉴定.在中国时,他曾根据版心下方所刻的“胡宁”“四明胡宁刊”等刻工姓名、翰林院的朱方印、刊刻字体为欧阳体以及卷末跋文等,鉴定被书坊伪称为元刊的《春秋诸国统记》为明刊本;又曾根据手中的文澜阁本《嘉禾百咏》探究出文澜阁本所具有的版本特点,并凭借这一成果从不识货的书商处以极低价购入同是文澜阁本的《竹屿山房杂部》《墨客挥犀》二书;其后,他将实践经验组成文字,分别写成基于刻工、藏书印、版本特点(如行款、缺笔)等的古籍鉴定方法类文章,以飨学界.在杂志发展的后期,长泽则以整理日本汉籍、为其编纂目录以使珍籍不致蒙尘为己任,先后为伊达家观澜阁、东北大学狩野文库、内阁文库、成篑堂文库、日比谷图书馆战时买上文库等公私藏书机构编纂书目,对汉籍目录的著录很有心得.他在《书志学》杂志中大量刊载自己所编纂的汉籍目录,以供学人了解日本现存汉籍之状况,亦撰写有关目录编纂方法与规则的文章,传授其令人一览而知版本全貌的汉籍目录著录体例.针对版本复杂的汉籍,长泽以大量实例,探讨应如何著录书名、作者、刊行者、版本特点、卷数与藏书源流等重要款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实际上,长泽规矩也撰写这类古籍整理方法文章主要是为满足《书志学》读者的需求,但恰恰也是这类文章成就了其在学界的声誉.比如,其《宋刊本刻工名表》开刻工研究之先声,由邓衍林翻译成中文[86]后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又陆续发表了有关于刻工研究的作品.正如《校雠广义·版本篇》中所言:“最早注意研究刻工的是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他于一九三四年发表了《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为鉴定版本提供了方便.”[87]

长泽关于目录著录方法与规则的文章拥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即“以研究者为中心”.这一思想贯穿了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工作与汉籍整理规则的制定,在《书志学》中亦有所体现.在发表于1934年的《关于特殊图书馆的编目》一文中,长泽就强调汉籍编目的原则应该是让研究者能够通过目录而知道版本的面貌,以有利于汉籍的利用.而1969年的《古书目录的体裁》一文更是规范了版本著录体式,要求应详细著录版本情况,以便于研究者从目录中得到所需的信息.

“从研究者出发”的思想背景是,当时日本图书馆界出现了《日本目录规则》《日本十进分类法》等目录著录与图书分类规则,这类习自西方的书籍整理方法对图书馆而言,虽然在操作上更加便捷,但却给研究者的使用带来了麻烦.长泽规矩也认为古籍的主要利用者是研究者,所以图书馆应当更多考虑研究者的使用需求.对古籍目录著录而言,如果图书馆工作人员缺少相关背景知识,那么其整理将会违背汉籍和本的特性,从而给利用带来麻烦.鉴于此,长泽规矩也在《书志学》停刊以后,花费大量精力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汉籍整理与目录著录上,之后又受聘于文部省图书馆职员养成所,担任讲师,主要负责馆员的古籍整理培训.通过与相关图书馆员的接触以及对图书馆古籍整理事务的深入了解,长泽开始制定一个有别于西洋图书的和汉古籍整理规则,即“以研究者为中心”来制定关于汉籍整理与目录著录的规则以供图书馆参考,包括《和汉古书目录记述法附鉴别法》《和汉古书的分类》《图解古书目录法》《古文献的集收与保管》《汉籍整理法》等专著.

现在的日本公私藏书机构多采用长泽规矩也的规则著录汉籍,如保存有江户时期文献的红叶山文库、昌平坂学问所、江户医学馆及毛利高标献书,而以收藏大量汉籍著称的内阁文库,其《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的编纂便得到长泽规矩也的指导.该目录将其藏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每部书按书名、别书名、卷数、编著者、校注者、版本信息、旧藏等依次著录,被日本图书馆界称为“日本汉籍目录编纂之样本”[88].

4 《书志学》杂志的史料价值

《书志学》杂志除了对了解长泽规矩也的汉籍整理思想有所帮助外,其史料价值亦值得关注.《书志学》创刊30载,几乎贯穿整个昭和时代,记录着中日古籍的种种动态消息,这些消息无疑是日本中国学研究史的重要史料,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线索.同时,《书志学》所记录的书籍版本信息、藏书流传情况及学人传记等也可填补研究之空白.试举一二例:

村口书店曾藏有四种珍稀的中国小说,分别是《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对于其旧藏《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鼎锲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购入,经历战乱的颠沛流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但是,对于村口书店所藏的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的下落,学界却不甚明了.例如,1982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修订版著录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仍藏于村口书店;谭正璧、谭寻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则称《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原书本为村口书店所有,现已不知归于何处.”[89]216而萧相恺在《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一书中则指出,孙楷第《日本所见小说书目》一书中将《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著录为村口书店所藏,又在修订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为北京图书馆所藏,前后表述不一致,认为是其著录有误,并强调未见北京图书馆藏本[90]551.

实际上,根据《书志学》的相关记录,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当年与两种西游记一起卖给了北平图书馆[91]102.笔者通过这一线索考察得知,二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就是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周曰校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就是原村口书店的藏书.

再如,近代藏书家陶湘以收藏雕印精美的闵本著称,其藏书散出后,一部分售予当时的伪满银行总裁荣厚,现有的研究皆称售予荣厚的书籍数量为70余种,且推断“陶湘先生在售出闵版书时,独留下了词曲类(传奇)的一部分,另外处理了”[92]41.然而,根据《书志学》9卷2号的橘井清五郎《荣厚氏现存闵版》一文所附书目,荣厚氏当时所藏闵本的数量实为96种,且有《西厢记北曲》《西厢记南曲》《董西厢记》《红拂记》等词曲类书籍共9种.文中有对荣厚的采访,且书目著录又是作者橘井清五郎亲眼所见,较之前研究更为准确⑥[93],因此对荣厚氏藏书之聚散考具有重要价值.

5 结论

《书志学》绵延30载,内容以启蒙、研究、动态消息为主,兼及日本各大文库之藏书目录连载,记录了日本昭和时代汉籍整理的探索轨迹.为了合理保存与整理汉籍,提高汉籍利用率,《书志学》注重古籍整理启蒙类文章的登载;其后更加强了对研究动态信息的报道,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史提供丰富的资料.《书志学》汉籍部分的主要供稿者为日本书志学泰斗长泽规矩也先生,通过勾勒该杂志的发展,可了解长泽规矩也先生汉籍研究注重工具性、方法性的原因,而长泽规矩也与该杂志互相影响,相互成就.

注释

①金泽文库关氏,即关靖博士,著有《金泽文库的研究》(:讲谈社,1951)等.

②斋藤护一氏,为帝国大学支那哲文研究室的文学助手,有论文《诗经六义与朱子解释法》(《汉学杂志》1935年3卷1号)、《<百回水浒传>考》(《汉学会杂志》1938年6卷1号)等.

③在《书志学》1934年2卷3号的“编辑后记”中,长泽规矩也提到“前号的拙稿《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大部分读者对这篇长达25页又无趣的文章感到迷惑,而本号的这篇小文便是如何应用此表来鉴定宋本供读者参考.”

④该书为薄井恭一氏在观澜阁藏书中的发现,与适园藏书本颇有不同,长泽在15卷2号的《编辑后记》里欣喜地写到:“因为神田喜一郎的上京、薄井恭一氏发见宋刊本《醉翁谈录》,刺激了我的书志学研究,使热度复兴.”随后,《书志学》便刊载了长泽规矩也、博井恭一的《关于<新编醉翁谈录>》《观澜阁汉籍善本书目》等文,而书志学会也将该书影印出版.

⑤包括丰田穰的《某山法库观书录》以及长泽规矩也所编纂的《观澜阁汉籍善本目录》《宫城县图书馆汉籍善本书目》《观秋田县立图书馆》《东北帝大附属图书馆汉籍贵重书目录》等藏书目录.

⑥关于荣厚藏有闵本73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图书馆从国民政府处接收的数量而得出的.日本投降以后,荣厚氏藏书被国民政府在东北的最高统治者熊式辉劫收,沈阳文化教育界得知此事后将这批书籍全部接收,共4木箱,73种.详细情况见周之风所撰《沈阳博·图两馆接收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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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笛庐,女,中山大学古代文学专业2012级博士生.

收稿日期 201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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