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20要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月人权派挑战的回应，该文是马克思主义开题报告范文和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权和新月方面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史,可以说是不同时期、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对其他社会思潮挑战的历史.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例,如从问题视域来看,当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回应了新月人权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何种理论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品质等方面所掀起的间接或直接的挑战.这些回应,一定程度上既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阻滞力,也捍卫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乃至其实践的现实正当性.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新月人权派；挑战；回应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近现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论战研究”（gxyqZD2016407）；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建设项目（szzgjh2-6）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7）06－0100－０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如何不同时期、阶段其他社会思潮的挑战是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对以“新月人权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挑战进行了有力回应.
一、民众生存问题而非抽象的人权问题才是迫切需要根本解决的问题
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遭遇致使出现于这一时空情境下的各种社会思潮,都明显带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指向.因为现实问题,一方面关乎着这些社会思潮本身的理论建构和演绎程度；另一方面也决定着这些社会思潮的现实存在感和影响力.20世纪20—30年代的新月人权派的相关思想主张也不例外,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必须首先要回答和解决的.在1930年12月发表的《我们走哪条路》文中,胡适认为“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根本上抱着什么态度”决定着“我们走的方向”,同时它也从消极目标层面体现着“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① 在认识到“问题是什么”的重要性之后,新月人权派一些代表人物围绕“问题是什么”进行了揭示.虽然由于观察视域的不同而造成“问题是什么”这一具体答案五花八门,但新月人权派在此方面却获得了一个高度共识,即强调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人权问题、法治问题、政党问题.在《人权与约法》文中,胡适批判现行的中国政治存在着一个极其丑陋的现象——“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②.梁实秋指出,“中国现在令人不满的现状之一,便是人民没有思想自由”③.作为当时人权运动的主将——罗隆基,在经历被捕事件后更是认为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集中体现为只讲党治而不讲法治、只讲党权而不讲民权特别是人权.“今日的局面,一言蔽之：‘党权高于国,党员高于法’.”④ 如果说上述不同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问题的判断,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间接和根本性挑战；而新月人权派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认识即强调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众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则进行了直接攻击.如在《名教》文中,胡适讽刺革命者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就好似“墙上贴一张‘对我生财’或‘抬头见喜’”,两者并无多大区别,只是“心理上的过瘾”和让民众“无意义的盲从”⑤；在《我们走哪条路》文中,他直接批判人所揭示的中国问题“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⑥.
针对新月人权派在当时中国根本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及其所掀起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积极回应和反击.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密切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较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社会所要解决的根本政治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深受中外反动势力压迫剥削的民众的生存问题.1931年11月《布尔什维克》刊发了《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一文,在文中瞿秋白强调,现在中国的政治异乎寻常的黑暗,民众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一点儿“人权”也没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杀的“权利”,和饿死、冻死、淹死、烧死等的“自由”⑦.同样,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中,朱镜我对当时中国的客观情势亦进行了考察,指出其中的一个情势表现为“在全国的经济大破产的过程中,农民群众底极赤贫化,手工业底零落崩溃的状态”⑧.另一方面,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着重分析了新月人权派相关判断之所以脱离实际的原因,以及揭示了它所体现出来的阶级立场和实质危害性.如在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上,“某生者”在其撰写的《评胡适之的〈我们走哪条路〉》文中,认为胡适有关中国问题的判断只抓住了问题的次要方面而忽视了问题的主要方面,过于孤立的而非联系的去定位问题⑨.笔名为“依然”的作者则从人权自由的阶级性特征方面批判了新月人权派的错误所在,即指出他们过分注重所谓抽象、全面的人权自由,而忽视了人权自由在阶级社会中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具体的阶级色彩；假设当时中国政治问题是追求和争取人权自由问题,那么首先要维护和实现的也是劳苦大众的人权自由问题⑩.在阶级立场和新月派言论的危害性的揭示上,彭康在《新文化运动和人权运动》文中,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思想为指导,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之间的联系方面指出了新月人权派所强调的抽象的人权自由是不存在的,他们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判断更多地是由其所持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所决定的.“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他决不是孤立的东西,他是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又因经济的生产关系分成阶级的社会,所以人是属于社会,更具体地说,便是他属于那个阶级.这样,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抽象的人,因此,也就不知道有什么抽象的人权.”{11} 而瞿秋白在《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中,通过重点揭示新月人权派在中国问题判断上所持改良立场的危害性来批判其错误性乃至反动性,认为人权派的真面目是“反对,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12},因为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13}.
二、中国问题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而非中外文明接触下固有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健康所致
近现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探讨不同时期和阶段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的同时都会涉及到“问题为什么会产生”的分析.不同于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具体实际,将问题产生的根源定位为中外反动势力特别是所谓“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新月人权派的自由主义却依然秉承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文化史观,将当时中国问题产生的主因更多地归咎于中国固有文明在中西文明接触后弊端或劣根性的凸显.这以王造时的相关思想言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要把握、分析当时中国的问题务必要以中西接触为出发点,以此为指导则会发现我们固有的文明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现代生活里面明显不如西方文明具有健康性,相应地社会的不幸也就难以避免.在《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社会原来如此——又名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两篇文中,他通过多方面的具体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固有文明的不健康性主要在于具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地方观念、利己观念、保守主义以及愚民的教育等,而没有国家意识、社会观念、进步思想.另外,就当时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新月人权派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直接攻击.在《我们走哪条路》的文中,胡适明确反对将当时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与中外反对势力的压迫剥削联系起来,并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之所以说“五大恶魔”或“五大仇敌”中不包括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不包括封建势力是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不包括帝国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14}.王造时尽管在《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没有否认西洋文明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但总体上仍将其视为一种次要的原因,强调主因还是在于中国固有文明的落后性.“退一步,再假定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能够互相颉顽,那么两者接触之下,彼此都有砌磋的地方,同时彼此都有不拔的基础.这方面的文明又何能根本推翻他方的文明？”{15}
就新月人权派在当时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所作的错误判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猛烈批判.如笔名为“依然”的作者在《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文中,对于胡适否认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中外反动势力压迫剥削这一事实,给予的评价是“胡适之是个不明大势的人”、以前是“昧于世界大势”而现在是“昧于本国情形”{16}.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文中,朱镜我认为胡适等人的相关思想实质上是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翻版”,缺乏革命性而只是“常识地罗列表面的现象”{17}.同样,为了使这些批判更加具有理性的说服力而非带有武断、偏激式的色彩,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破”“立”并举的策略.“破”,主要在于分析新月人权派相关判断的错误所在；“立”,重点在于具体论证中外反动势力实施压迫剥削的现实.前者方面,以彭康的贡献较为突出.他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一文中,首先对胡适等人立论的理论武器即资产阶级的文化史观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忽视了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乃至社会的阶级利益、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指出他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去证明国民党的反动却“忘记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更忘记了这几年来中国的政治斗争的转变促起了新文化运动的转变”{18}；强调“一个当国的政党的思想是有社会的根据和阶级的背景的”{19}.其次,从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来探讨当时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指出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亦跟着前行,此时与“五四”时的社会情状有较大不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已经指向了无产阶级的文化而非胡适等人所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不是胡适等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要接受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我们要接受现在震撼全世界的与一切资产阶级文明敌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20} 再次,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强调了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实现其统治的工具,指出胡适等人看到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缺乏人权自由的表相,而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其实质是由国民党及其政府所代表和维护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后者方面,以朱镜我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的文中,他密切结合国际国内的情势分析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实施侵略和压迫剥削民众的缘由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国际层面,他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再加上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致使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落后的国家之关系不但不能丝毫变更,而且必须积极的进攻,更残酷的施行剥削,更阴险的操纵落后民族的封建残余,以遂其压制并统治殖民地或落后国家之野心”{21}.国内层面,他强调由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背叛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勾结了封建残余,投降了帝国主义”,这也使得国内反动阶级的政权“对外当然不能获得民族地位、民族利益之改良,对内更不能使封建势力有那些让步,而对于工农以及劳苦群众生活有一些些的改良了”{22}.尽管上述论断受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但至少向民众旗帜鲜明以及较为科学地传递了中国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以及首要打倒的革命对象是谁等方面的信息.
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非人权宪政运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任何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理论,都不会仅仅局限性对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的分析,它必然还会论及到问题如何解决的层面.20世纪20—30年代的新月人权派也展开了对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思考与探讨.如以其与当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视域,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主要通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方面的挑战、批判,来衬托、印证他们所提倡的人权宪政运动这一社会改良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正当性.具体来看,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分析“演进”与“革命”的关系,从而鼓吹自觉的改革和反对盲动的所谓“革命”.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认为革命和演进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的,革命必须有历史演进的背景和基础；同时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进一种变化”,而“人功”既有和平的又有暴力的,一味的强调暴力的只会导致“革命”陷入到无限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也会使其“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23}.第二,通过揭示所谓“革命”的严重危害性,从而鼓动“改良”而反对“革命”.在这个方面尤以罗隆基为典型,他专门撰写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文中他从所谓“革命”未剿灭之前、“革命”一旦成功后以及“革命”所建立的政权等方面谈论了“革命”的恶劣影响.他强调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包括彻底消灭“革命”的问题,只有采取政制的改革,以“民治”代替“党治”,惟此才能达到平泄民怨、健康发展的目的.第三,通过考察“革命”的诱发因素,从而强调制止“革命”唯有“改良”.在《我们要公道》的文中,梁实秋认为社会所存在的病态的不公道是导致“革命”的重要因素,最明显的表现为“一件是政治上的不公道,一件是经济上的不公道”{24}.他指出面对这些不公道的现象,知识分子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超然的批评的主持公道的责任”{25}.不可否认,在观念层面的执着追求下新月人权派对改良方案也进行了细致的制度设计,如提出了“以保障人权为鹄的”、“以保障宪法为起点”、“以实行法治为手段”{26} 等构思.但最终这一“尽量把执政力量往宪政路上逼”的改良方案,因根本上脱离实际而导致了“在不能取悦执政力量的同时,也同样得罪了以执政为其务求的左翼”{27}.
针对新月人权派在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所构成的挑战,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明确回应.在回应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方法,从具体内容层面驳斥了新月人权派相关立论的荒谬性、从理论抽象的高度揭示了新月人权派改良方案的阶级实质,从现实关系维度阐释了只能采取“革命”而非“改良”原因所在.瞿秋白在《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文中,专门对罗隆基有关革命危险性的言论进行了批判.就罗隆基认为的即使革命成功也会导致所谓“洋人共管,流氓共产”的恶果,瞿秋白给予了反驳,指出革命实现了对中国几万万劳动民众的真正动员,再加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势力的团结统一,“洋人共管”只会成为吓人的“胡话”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强调革命通过消灭中国的封建残余、土地私有以及资本主义,建立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公有制,这就是反动势力害怕而劳苦大众喜欢的“流氓共产”.笔名为“依然”的作者,以自由和法权具有阶级性为依据,指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人权派那种哀求敌人的投机理论实质上“无裨于实际,只有帮助统治者缓和民众斗争的作用”{28}.彭康强调文化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上升为政治运动以及统治阶级不可能将属于自己的思想自由等人权让渡给被统治阶级；并以此为基础批判新月人权派的改良方案只是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自由的立场出发,以摇尾乞怜而非斗争的方式,去争取所谓个人而非人民大众的人权,本质上“和他们所称为反动的现统治阶级是一伙的”{29}.朱镜我在《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一文中,密切结合国际国内的现实论证了改良方案的非正当性,指出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国内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建立了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和民族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反动政权,相应地在这样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客观上完全没有实现改良主义之条件”{30}；而新月人权派改良方案的错误性在于“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31}.可见,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月人权派改良实践方案的回击,体现了两者的分歧“不仅仅是关于人权的界说、保障人权的途径或策略等问题,而是在整体上对国民党现存统治秩序合法性的认可与否的问题”{32}.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和品质
理论科学性的证明,或可以采取实践检验,或实现自身理论构建逻辑的严密自洽.除此之外,最速成的方法就是指责竞争对手的非科学性,当时新月人权派就最“熟谙其道”,运用起来也可谓“得心应手”.综合当时新月人权派人物的思想言论来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毫无新意、前后不一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人权“背道而驰”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在弊端多多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只能警示人们务必走改良之路的思想理论等方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展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挑战与攻击.在指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毫无新意、前后不一的思想理论方面,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判》文中,罗隆基列举柏拉图、卫克理夫等一系列人物,指出他们是马克思的前辈,以此证明“共产主义不是二十世纪的新思想,亦不是十九世纪马克斯的新发明”{33}.这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成果的集大成者.另外,他还强调共产主义理论在工业革命前后是本质不同的,工业革命之前是“着眼在改革政治,不在改造社会”,之后由马克思所提倡的共产主义更多的在于“经济的反响”以及社会的改造{34}.这也似乎向人们暗示马克思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变质的,新月人权派所宣传的思想才真正吻合了初始共产主义理论的精神.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内在弊端多多的思想理论方面,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判》文中,罗隆基从历史哲学、经济理论、革命策略和理想社会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进行了“全方位”的质疑.在批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人权“背道而驰”的思想理论方面,罗隆基在《论人权》中认为马克思的国家学说过分把国家视为统治工具以及主张打破国家、毁灭威权,而忽视了判断国家优劣的重要标准在于是否承认人权.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判”》文中,他强调国民党的“”深受苏俄的影响,而苏俄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战争为政治哲学的；指出“”就是“起来打倒政治的新运动”{35},“民权与是不能同时并进的”{36}.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只能警示人们务必走改良之路的思想理论方面,在《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判》文中,罗隆基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评价是“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37}；在结束语中他引用了拉斯基的话,指出如果硬要肯定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或意义那就在于“是国家执政权者的一个警告,只有不断努力的改革是应付过激分子挑战的方法；普通人是得过且过不肯革命作动乱的”{38}.
对于新月人权派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挑战,尽管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如对手那样专门撰文进行反驳,但这不意味着没有回击.上述就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当时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等三个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出的较为理性的回答和判断,实质上就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性.因新月人权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涉及到了人权的概念和意义、人权与思想、人权与国家、人权与法律法治等问题,故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批判之时,也向民众阐释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人权观、法律观以及国家观等,以让民众在比较、鉴别中充分感受和体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阐释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文中,彭康认为文化具有客观、具体性而不是抽象、空洞的,它是“要有一定的物质的基础的,即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才能发生”{39}；文化的发展路径是“伴随着客观的社会状态之发展路径的”{40},新文化要代替旧文化最根本的条件在于必须彻底打破旧文化赖以生存的客观的基础；文化运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斗争,它必然会“发展为政治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41}.对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阐释,同样在《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文中,彭康强调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决定了在阶级社会里人权不具有抽象性而只带有浓厚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而不是什么所谓抽象名词的“人权”；要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唯有通过“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非企求统治阶级以颁布什么约法等改良举措来达到.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法治观的阐释,彭康明确法律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的所有关系,而非产生于人权；相应的,法律不是保障什么抽象的“人权”,而是“保障某支配阶级”即“维持它的所有关系和压迫被支配阶级”{42}.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彭康指出国家是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工具,同样在阶级社会里国家体现和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人权而非所谓抽象的“人权”.对于新月人权派批评马克思主义一提“国家”就首先讲资产阶级的国家,彭康回答那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里面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形态也格外齐整{43}.
综上所述,针对新月人权派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尽管存在着一些理论缺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4}{15}{23}{24}{25}{35}{36} 姜文、姜淑红编：《民国思想文丛——现论派、新月人权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238、342、316、234、263、260、355、262—263、350、351、295、296页.
⑦⑨⑩{12}{13}{16}{28}{33}{34}{37}{38} 邵建选编：《新月时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36、309—310、306、337、337、305、306、133、133、147、147页.
⑧{11}{17}{18}{19}{20}{21}{22}{29}{30}{31}{39}{40}{41}{42}{43} 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113、221、104、104、109、217、217、116、220、221、102—103、103、103、114、114页.
{26} 马建红：《“人权派”宪政思想探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27} 邵建：《1929—1931年人权论战的历史困局》,《学海》2006年第4期.
{32} 胡伟希等：《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作者简介：朱庆跃,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安徽淮北,235000；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 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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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宣教、大众教育和社会公益20世纪30年代作为社会特殊场所的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尤其是1 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 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武力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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