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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年非常成功.然而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却迅速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
就是说,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官场就渐渐烂掉了,你给那些大员送上一万两白银,他们就如同收了一篮水果那样不当回事.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自爱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这些人在官场上被排挤被嘲笑,经常或者被逐出官场,或者同化于这种风气当中.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烂到了底的官僚体系.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首要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
早年的乾隆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生活起居,都如钟表般有规律.然而,中年之后,乾隆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从乾隆二十年,也就是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乾隆四十年,即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的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特别是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随着年龄的增长,乾隆的精力渐渐衰退.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年轻之时,如果军务紧急,他从早上五点中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从不疲倦.而晚年,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醒,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生命就已经进入半睡半醒状态,不论怎么以意志去强催强唤,他都调动不起精神.
因此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乾隆中前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在壮岁之时,往往心雄万夫,通常以主动进取之态面对世界.进入老年之后,力不从心之感日甚一日,遂常以防御心态应对外物,求稳怕乱,易变得被动、随和.
早年峻烈无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攻,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
老年乾隆处理政务力图简洁,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他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乾隆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
在中国,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董仲舒说过,天下之治乱,唯系于皇帝之一心：“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反过来说,皇帝心不正,则天下必然大乱.也就是说,在中国式专制政治中,朝政的清明与昏怠,官僚机器的振作与衰败,完全视皇帝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强弱而定.
这一点,西方人也深有体会.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不止是人亡政息,同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也可以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山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
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二十三次,其中十三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十一次,迟延占四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九次中,迟延占五次.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
如果说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官场贪腐之风也迅速蔓延.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著有《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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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郭京毅的贪腐同盟 文图丁一鹤（北京西城）2010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黄光裕案作出终审判决 与此同时,向黄光裕伸出贪婪之手的商务部原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此前后,一批随同郭京毅倒下的贪.
2、 无支付对预防贪腐的新机遇 摘要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无支付方式大力推动了我国“无社会”的进程,也使得困扰中国政治多年的贪腐顽疾有了解决的新机遇 从如何推进无支付出发,提出利用无支付预防贪腐的具体措施,并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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