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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类论文范例 跟双重基因的审美取向?纯文学写作背后的大众审美文化症候以冯唐《北京三部曲》为例相关论文怎么写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审美文化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26

双重基因的审美取向?纯文学写作背后的大众审美文化症候以冯唐《北京三部曲》为例,本文是审美文化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跟大众和纯文学和冯唐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众所周知,“70后”作家冯唐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物,作家只是他众多社会角色之一,其独具个人风格的写作更是让文学评论界很难明确的对其作出定位.然而这个文学界的编外人员正以一种强势的姿态逐渐赢得了主流精英文学平台的认可.如陈晓明所说:“现在,谈论冯唐已经变得如此紧迫,评论界如果再视而不见的话,那就要错过一场精彩的文学大戏.”陈晓明:《主持人语》,《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2辑.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论和主流文学界对他的肯定中看到他的文学底线以及他所标榜的“纯文学”的写作立场:“文学可以选择继续坚守,我不去迎合这群人,哪怕只有两三个读者.”新世纪以来的“纯文学”是与商业文学相对的、自律的、审美的文学.是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引发的读者精神异化的反驳.但矛盾的是,文学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会不由自主地遵守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因此,即使很多作家都在极力地维护着自己文学写作的精英化立场,但其作品也难免会在文学接受活动中无意识地流露出大众化的症候,形成一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最早始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与文艺复兴以来的狂欢祛魅运动中价值观的二元对立.但在今天这个充满“文学终结”危机的时代,这种二元对立似乎使互相冲突的双方形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默契.而冯唐的《北京三部曲》正是这样的精英意识与大众化所共同孕育的具有双重基因的混血儿.

一、纯文学写作立场的坚守

在冯唐的审美取向中,他始终认为优秀的文学应该保持与外界的疏离、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保持作品能够先感化自己再去感化读者,从而实现更加纯粹的写作.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在冯唐文学中痞子式、插科打诨的语言背后,看到他坚持纯文学写作的.

(一)精英身份与精英意识的反复确认

汪丁丁认为:“精英是外在的‘身份’,精英意识是内在的‘品质’.”而冯唐对“纯文学”写作立场的坚守正体现在他对自己外在精英身份和内在精英意识的反复确认.从代际划分上来看,冯唐隶属于“70后”作家.“70后”作家是一个群英荟萃的作家群体.他们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时代,中国已经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他们的大学时光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黄金时代.他们成长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时期,内心有着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波动以及对现实的冷静沉思,更有着作为“精英阶级”所自觉肩负的对这个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社会中的思想变化、时尚潮流以及历史发展的轨迹.而冯唐则正是这个具有鲜明“精英意识”群体中的一分子,作为中国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博士、美国艾默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麦肯锡公司咨询顾问、华润医疗集团首席执行官,冯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一个作家的文化程度、思想修养、生活阅历、审美教育直接决定了他的审美趣味和写作品格,内在的“精英品质”和外在的“精英身份”在冯唐身上形成了一种稳定和谐的关系,培养了他的精英心态.而他精英化的教育背景则成为了他文学创作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养分.因此在《北京三部曲》中,他所讲述的故事也是一个自传式的精英群体的故事,其中的人物无不成长为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无论是冯唐本人,还是他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主人公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都处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每一个人物的设定都是作者对自己精英身份的再次确认,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完成了对一个精英群体的建构.作者试图借助这些人物的一言一行传达出自己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在广泛的公共领域被感受到重要性时所具备的表达能力”.只有具有内在精英意识的人才能履行精英阶层的社会职能,正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使冯唐内心始终葆有肩负“为汉语做贡献”、坚守“纯文学”立场的使命感.因此他说:“我要做个小说家,我欠老天十个长篇小说,长生不老的长篇小说……我定了我要做的,我定了我要睡的,我就是一个中年人了,我就是国家的栋梁了.”冯唐:《北京,北京》,第1、1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冯唐参加《万物生长》在协和医院的交流会时表示:“这个青春片不只是泡妞打架、打架泡妞,虽然那会儿我们也做这些事,但是多数时间还是不做这个,还是很乖的认真念书,很老实的在研究学问.简单说,我们骨子里是有精英意识的,这种自视甚高是来自于比别人对现有知识更好地掌握,对现有技能更好地掌握.”由此可见,来自于冯唐骨子里的精英意识奠定了他“纯文学”写作的根基.

(二)中的人性书写

冯唐《北京三部曲》中另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元素就是运用大量的笔墨对性欲的描写.自基督教的重灵轻肉至19世纪浪漫派文艺的恋爱至上观,有关性欲的活动一直是被视为“的、可耻的、尘俗的”.但事实上,“人类活动——无论是个体的或社会的,几乎没有一件不可以在有形或无形之中与*发生心理上的关联.”朱光潜:《谈*问题》,《与美对话》,第181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性是人类最根本的之一,是人性最直接的体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对人性的探索永远都是精英文学的终极目的.如冯唐所说:“写性即是写人性”.书写人性,是冯唐文学写作的根本.正是这种书写人性的精英意识使他的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不能被大众文化所吞噬的特质,即以一个医者的身份对人性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挖掘.《北京三部曲》是一群青葱少年走过懵懂青春的集体成长史,书中写满了求学路上,成长的心路历程和自身的不断蜕变,人对选择的迷茫、对情感的困惑、对肉体的好奇.他以自己独有的、不可复制的黑色幽默书写了这些精英人群的身体和精神世界是如何生长的.人在青春期成长过程中一件正常且必要的事情就是性意识的觉醒,而性意识的觉醒才能真正完善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性这一话题有大量的禁忌,男女之间表达爱情和亲密往往不具有公开性,甚至是被压抑的.女性的性欲更是不被承认的,女人常常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玩物.然而,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宇宙物质的组成,男人与女人的精神世界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北京三部曲》中冯唐也毫不避讳地书写了女性对爱与性的渴望.故事中精英女性对性的诉求使她们呈现出了更真实的自我.这些冯唐笔下的女性人物,在名校背景或精英外衣的包裹下,同样有着人性中最原始的,同样有着青春的大胆妄为和为爱痴狂.她们心中逃开意识形态、社会禁忌和理性思维所表现出来的性本能与自由态度使这些女性人物变得更加鲜活、真实、生动.作为医学博士的冯唐已经见过了太多人的生与死这样的终极问题,他对人性有着超乎他人深刻的理解.于是,他以直男的视角表达了对女性性欲的承认.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机械化的人工智能时代,他正尝试着用人性与兽性去表达一种文学回归于人本身的状态.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三)诗意叙事风格的追求

朱光潜曾这样说过:“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性质.一部好小说或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支撑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第35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曾有评论者这样认为冯唐的小说“分析不出如何精巧的结构,连情节都可称散漫随意”.刘月悦:《痞气和狂欢里穿着金线——论冯唐的“万物生长三部曲”》,《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2辑.“冯唐的小说无故事,冯唐的小说甚至无人物.”李敬泽:《冯唐文集·序》,第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但事实上,如他自己所言:“为了文字的责任和自己的快感,在故事情节与还原状态之间,我再一次选择了后者.”冯唐:《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第23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也许相较于故事情节的冲突性,“诗意”才是冯唐文学创作上真正的追求.关于诗意,他不止一次提到:“看到美的地方,甚至想哭,看到心动的地方,心里会一绞.我想诗歌一直是我认为这个世上跟盐、跟味精比,是一种稀少但是值得分外珍惜和重视的东西.”而“诗意”也是冯唐在《北京三部曲》中青春叙事外衣下隐藏的精神内核.小说中关于青春的叙述并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充满诗意的状态和一段充满诗意的生活.真实的日常生活创造了诗意,冯唐凭借他对生活的体验方式、艺术修养和价值取向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转化为诗意的叙述.这种诗意源自于他对青春的想象,冯唐曾说:“青春是很有诗意的,你忽然意识到什么东西宝贵,然后在瞬间又失去了.”在回忆青春的过程中,与琐碎的故事和情节相比,他着墨更多的地方在于故事骨架背后诗性的体验和情绪,并依托日常生活,以近似意识流的叙述传达出小说的文艺气质.一方面,《北京三部曲》里经常会出现人物内心的独白、自由联想、意识的迁移:“我闭上眼,柳青的意象清晰而生动.她化成青瓷的样子,说话时的平静亲切,举手投足间的安然大器.”⑥冯唐:《万物生长》,第59、1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或者是通过直觉赋予一些物象以特定的情感意义:“我想,这时候,如果我伸出食指去接触她的指尖,就会看见闪电;如果吐一口唾沫,地上就会长出七色花;如果横刀立马,就地野合,她就会怀上孔子.” ⑥诗意把世间万物都变得如此美好,把微不足道的事件变得充满人情和理趣.“我的心,月明星稀,水波不兴.我们拥抱着,时间像果冻一样在我们周围凝固,黏稠、透明而富有弹性,我们是如此遥远,彼此抱着的仿佛是一个幻象.”冯唐:《万物生长》,第2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他又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在意境上借助诗歌的情趣融入叙事,在不同于真实生活的虚幻的意境下却又能营造出虚实统一的情感交融.这一系列飘扬的思绪使主人公超越时空的界限,在梦幻的意境中发生剧烈的心灵撞击.另一方面,诗意与人的心灵解剖是密不可分的.《北京三部曲》中另一种诗意的表现形式是利用情绪的高低起伏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使作者的情感在小说的青春诉说中得到了一种诗性的膨胀.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情绪变化,从而呈现出了故事情节的转变,作者通过想象和心灵的关照实现了诗意叙述的追求.

二、“纯文学”背后的大众化症候

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的商业运行机制下运作的商业性文化.马尔库赛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中同样把商业性视为现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文学生产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以及一种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因此,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都无法摆脱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冯唐的作品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市场经济大潮作用下,大众审美文化的一分子,接受了文化的商品化法则的洗礼,从而成为拥有“纯文学”与大众文化双重基因的混血儿,流露出契合大众需求和消费心理的大众化症候.

(一)利用网络媒介构建畅销“人设”

在作家身份以外,冯唐的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即商人.这让他能够清楚地明白商品市场运作的法则、文学受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如何在商品经济时代迅速地把自己的文学作品营销出去.因此他也就能够更好地以大众的口味对文学作品进行包装和宣传,在保持纯文学的艺术性的同时,又能够取悦读者.如冯唐所说:“卖得好的不一定是好作家,但好作家一定卖得好.”

一方面,相比于其他作家,冯唐的个人履历似乎更加博人眼球.这些个人履历都成为了附加在冯唐身上的标签,构建了作家多元的“人设”.所谓的“人设”也就是一个公众人物为自己创立的个人品牌.有人说:“21世纪的工作生存法则就是建立个人品牌.”当“人设”能够用金钱去量化的时候也就驱动了个人价值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人们通过不断经营和完善“人设”以保持自身的价值.在今天这个信息严重超载的时代,“人设”成为了人与人沟通过程中所获取的最直接、最简单的符号.作家能够以最为迅速的方式将其文学作品和“人设”打包兜售给读者,这是新媒体时代所独有的营销法则.精英化的教育背景使冯唐自带了一份“高智商商场精英”的人设,而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似乎又为他平添了一份“自恋”的人设.“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165页,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精英”和“自恋”共同构成了冯唐其人具有消费性的人设.而另一方面,冯唐消费性人设的塑造是通过网络媒介完成的.早期介入网络文学杂志牛刀小试,尔后迅速在网络媒体占领高地.利用网络对标签化人设进行经营和管理给作家带来的是数以万计的粉丝,对作家类似偶像式的崇拜以及粉丝经济带来了巨大红利.同时,网络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资源共享空间,人人都能够成为大众文化的参与者.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在这样一个公共的平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享用网络上的共享资源.网络的受众虽然愈发大众化,但信息的供应端却愈发个人化.虽然有论者认为:“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者的亮相是一种假面狂欢,媒体的揠苗助长迫使他们沦为一种依附物,文学的独立空间在这种步步为营的蚕食中崩解.”黄发有:《激素催生的写作——“七十年代人”小说批判》,《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诚然媒体和出版商对冯唐多重“人设”的大力关注和宣传,也许或多或少消解了读者对作品本身文学意义的关注,但这却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环,任何文学生产都不可能摆脱现代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而独立存在.冯唐借助着网络媒介迅速使他的文学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受众,从而推动其作品带来的商业效应,达到了名利双收的效果,而这也正是文学的大众化和商业化给文学本身所带来的附加收益.

(二)文学与影视形成双向互动

冯唐文学的另一个大众化特征体现为对影视的利用.影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和文学一样,有着再现生活和表现内在情感的功能,使观众在消费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情感的共鸣和审美的愉悦.影视从发生之初即与对商业利润的攫取密切相关.随着商业话语在文学生产领域的迅速膨胀,纯文学的逐渐边缘化引发了文学界的重重焦虑,文学出版开始逐渐借助电视、网络媒体等大众传媒向大众文化工业体系迈进.文学的影视化改编是新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是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的再度通俗化和商品化.影视能够通过高度的视觉冲击和情绪张力完善故事的讲述,给受众以在文字中难以获得的视觉快感.冯唐的写作也踏上了这条文学的商业化之路.2015年《万物生长》被导演李玉改编为同名电影,2017年《北京,北京》和《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也都相继改编为电视剧.事实上,文学和影视艺术形式的不同决定了文学是否适合改编为影视剧并不代表其艺术价值的高低.鲁迅先生曾极力反对将《阿Q正传》改编为影视剧,海明威认为他的《老人与海》《乞力马扎罗的雪》在改编为影视剧后也都削弱了其原有的艺术内涵.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时代,很多作家都在主动向影视靠拢,这种尝试促进了文学创作与影视改编双向互动的文化工业体系中文学与影视的互相完善,刺激出创作者更大的灵感,使文学作品呈现出更加完整的审美表达.影片的结尾,秋水的初恋女友小满的死和柳青无情的消失一直让秋水久久不能释怀,这两个情节都是原著中没有的.在电影中增加这样的表达,无疑为影片设置了层层悬念,使其更加引人入胜.在解剖实验室,秋水告诉了柳青“死亡的趣味”;在一望无垠的沙漠,柳青让秋水明白了“生”的意义.相较于文字,影视能够将文学中表达的内容更加具象化,给受众以更为直观的感受.而利用张一山、周冬雨、范冰冰、韩庚这样兼具流量和演技于一身的明星所自带的粉丝效应和优酷这样的高点击量的网络平台,增强了文学消费品的娱乐性,再一次引爆了读者对冯唐文学的关注度,掀起了读者对文学原著的阅读狂潮,实现了其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三)青春主题唤醒记忆共同体

近几年青春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具有高额市场占有率的畅销商品,这些感怀青春的作品共性在于都勾起了读者内心深处关于青春的记忆以及生命体验的认同感.《北京三部曲》的热销同样暗合了这一逻辑,青春主题成为其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消费性元素.从《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到《万物生长》再到《北京,北京》讲述了一个名叫秋水的少年,从中学时代跨越到大学时代的青春成长故事.那些青春叙事中爆棚的荷尔蒙、成长的刺激、身体上发生的改变、心理上留下的遗憾以及成长过程中的趣事,都再一次唤醒了读者内心对青春的迷恋.展现了所有的“70后”、“80后”共同的回忆.冯唐说,“我的书不是很好读,也没有特别的故事,有时候有一点干干的黑幽默.之所以能成为畅销书,大概是很多我的读者,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也经历过.他们没法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那正好有个小说家,在小说里也是这么想的.“70后”、“80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体制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耳濡目染了新个人主义和新物质主义的形成.生活在今天这个信息高速传递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个人的存在感往往被淹没在无数碎片化的信息之中.冯唐在小说里反复提到“大奔屁股”和“处长”这两个意象,是因为他所迷恋的两个女人,初恋和柳青都与这样的人物纠缠不清.这种来自成人世界的撞击在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冯唐以一种充满黑色幽默的语言,展示了青春个体与价值观的冲突,在以一种“毛茸茸”的成长状态对这种冲突展开尽情嘲讽之余,又增强了文字中的娱乐性.这一系列关于青春的个人化生活经验的叙述更容易贴近读者的现实生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群的消费心理,从而使读者在缅怀逝去时光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想象.冯唐以青春为消费符号,给读者一种能够实现自我满足的代入感.也许故事中的情节或者场景未必是人人经历的,但是这种对青春神秘感的向往却引发了记忆共同体的集体共鸣.因此这样的文学主题在今天这个时代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了拥有最广大受众群体的消费品.

结语

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纯文学地位的边缘化并不代表纯文学写作失去了生命力.反而,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合谋能够形成作者和读者之间双向的刺激.约翰·费斯克认为文化在被消费的同时,也在接受消费者的利用和改造,从而成为大众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任何文学作品只有进入了公共领域,完成了“作者——读者——消费”这样一个过程,才是真正完成了文学生产的过程.通过“冯唐现象”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未来的走向:大众文学与纯文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纯文学”背后的大众化特征并不是对“文学金线”的消解,而是丰富了文学的评价标准.今天,市场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并不代表文学就等同于市场.虽然文化的工业化使大量的文学作品犹如流水线上的商品被不断地被复制.但是精英化的思维方式和魔术师般的语言却是难以复制的.“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文学审美自然也依从人类的文化意识.”大众文化的繁兴带来的是文学审美品格的大众化,但只有具有思想性的文学作品才能够像冯唐自己所期待的一样,“用文字打败时间.”无论是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都应该向读者传达一种正确的价值观、精神美、语言形式的美、观念的美,只有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理解文学作品中所传达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作者与读者心理和精神上的真正交流.冯唐以精英化的写作方式吸引了大众的读者,这种“精英姿态”的写作中所包含的大众化症候形成了他文学写作上的具有双重基因的审美取向.这也许正是文学在发展到现代社会,所应当遵循的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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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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