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昆明天上永远的彩云──评余斌关于西南联大的两本书，该文是西南论文例文与西南联大和余斌和彩云方面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抗日战争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昆明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艳丽的奇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搭建茅屋上课,加上敌机不断轰炸袭扰,西南联大却在短短年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据一项统计资料,西南联大师生中的研究院院士（1948年评议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有172 人,其中联大学生90 人,联大教师82 人.2000 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9 位科学家中,有3 位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23位功臣中有8 位出自西南联大（其中6 位是联大学生）.以上统计还仅仅是就理工科而言,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以及创作家,出自西南联大或与其有关者更是为数甚多,其中若干位称得上是学术或文学“大师”的重量级人物.正如余斌先生所言：“一个学校在培养人才上有如此卓越的贡献,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奇迹.”所以余斌先生把西南联大赞誉为“昆明天上永远的云”──灿烂的、辉煌的、令人敬仰与怀念的五彩祥云.余斌二十多年来专门从事西南联大的相关研究,撰写了数量众多的一系列文史类随笔,结集为两部专著：《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初版）,《西南联大的背影》（三联书店2017 年7 月出版）.两本书都是以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年间的人和事为主,兼及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的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 云南大学……两书的内容互有侧重,也有所交叉,可以起到相互印证和补充的作用.
战时昆明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与全息图
西南联大地处昆明,作为昆明人的余斌写西南联大自然义不容辞,而且“天时地利人和”,写起来必定得心应手.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容易,由于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后来又不大注意遗址保存,随着城市改造扩建,西南联大遗迹尤其师生们散居各处的旧址大多不复存在,寻找起来困难重重,而余斌又是一位一丝不苟的严谨的学者,他写的文史随笔重证据,重实地调查,绝不虚构瞎编.这样他就选择了一条让自己费尽千辛万苦的路：眼到（尽量搜集和阅读大量有关史料,包括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腿到（四处奔波探寻各处旧址）、手到（访问知情人和联大名师后代并作详细记录）、心到（自始至终怀着对西南联大及前辈学人的敬仰之心）.真是：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踏破铁鞋无觅外,得来全靠笨工夫.
以上四句本是傅斯年1928 年在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演讲中的名言,胡适很欣赏傅斯年的这种治学精神,我把它借用来加在余斌先生身上觉得也正合适.他之所以这样做,这样写,是为了让作者和读者都有一种现场感,仿佛身临其境,自己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一员,西南联大虽早已不存却又在人们心中复活了.
当年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时,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常委会,实际主持具体工作的是梅贻琦.他们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教育家.云集于此的人文学科领域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就更多了,如刘文典、吴宓、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陈岱荪、王力、罗常培、李方桂、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钱钟书、冯至、卞之琳、陈梦家、钱端升、李长之、吕叔湘、吴文藻、费孝通、赵沨、查阜西,加上研究院的傅斯年、李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部分专家学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
这些文化名人的住地相当分散,而且居无定所,经常搬迁.昆明北郊的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都留下过其中一些人的足迹,但要寻找旧址却相当困难,余斌先生戏称之为“门外考古”.仅举二例：
节孝巷13 号是闻一多在昆明的旧居之一,余斌先生最早是在冯至写的《昆明往事》一文中获得线索的,其中有一句冯至说他刚到昆明时“住在节孝巷内怡园巷,巷口对面是闻一多、闻家驷的寓所.”节孝巷是有的,但余斌多次走访,又遍查相关地方志资料,都未见有怡园巷一说.后来摸进紧挨着红会医院的一所破旧小院,才从一位80 多岁的老太太嘴里得知这里就是怡园巷,早年只住了4 户人家,她家老门牌是怡园巷3 号.怡园巷现已名实双亡.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手不释卷的余斌先生又从《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得知：1940 年8 月闻一多从晋宁县回到昆明后,因一时找不到住处,便住在胞弟闻家驷的家里,“小东城脚下华山东路节孝巷13 号,是周钟岳公馆的偏院.”住节孝巷得到了印证,但周公馆的偏院又在哪里呢？余斌先生做学问是一根筋,不得出个究竟绝不罢休.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的《回忆》中,查到了当时任内政部长的周钟岳在昆明的公馆位于“西仓坡若园巷”,又根据《吴宓日记》得知“若园巷就在玉龙堆”.余斌于是就去西仓坡、玉龙堆寻找若园巷,“问谁谁摇头,地名改来改去,记忆也随之丧失,蒸发.”皇天不负苦心人,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他经非常熟悉昆明老街老巷的同窗学友魏君绍介,走访了周钟岳的二公子周锡楠老师,这才确认了在昆明“只有一处周钟岳公馆,在翠湖北路.节孝巷13 号与周家无关,那房子既非周公馆正院,偏院更无从谈起.”节孝巷13 号的房主是邹若衡,云南昭通人,担任过“云南王”龙云的侍卫长.魏君过去家住节孝巷11 号,其父魏述征从同济大学毕业后挂牌行医,当年与闻一多是邻居.几经周折闻一多的旧址才终于落到了实处,闻一多次子闻立雕2008年来昆明,曾由余斌陪同重访节孝巷旧居遗址.
沈从文1946 年夏写的《怀昆明》一文中,说他和家人在抗战初期在北门街蔡锷的公馆住过一段时间,那是“老式的一楼一底,楼梯已霉烂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声……大大的砖拱曲尺形长廊,早已倾斜,房东刘先生便因陋就简,在拱廊下加上几个砖柱.院子是个小小土坪,点缀有三人方能合抱的大尤加利树两株.”余斌从沈文中得此信息,但三番五次考察均无收获,在北门街根本见不到蔡公馆大门的任何遗迹.后经滇军耆宿黄毓成哲嗣黄清先生指点,初步确定蔡公馆位于北门街与丁字坡的夹角内,现在已是一个大杂院.沈从文的小姨张充和有一篇回忆,提到她和姐夫一家住此时,“在我窗下有一条小路通山下,下边便是靛花巷,是研究院史语所所在地.”余斌循此提示,这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再次实地考察落实时,他设有和前几次那样从北门街那边的入口处进去,而是换了个方位,从丁字坡这边的入口处进去,一看“果然是个大院落,虽说颓败杂乱些,但基本格局呈现出来了.确有两棵尤加利树（即桉树）……尤让人兴奋的是小楼还在,更关键的是那标志性的长廊居然也还在！”余斌终于落实了沈从文的这一处旧居,自然喜不自胜,因为这等于在昆明抗战期间文化地图上又找到了一处文化名人的重要坐标.他在总结自己写作文史随笔的经验时说道：
“单靠史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实地考察,寻访相关的遗迹,尤其是相关的旧居、遗址之类的老房子,哪怕只是一个片瓦无存的位置也好.在我看来,史料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依靠史料,人不能悬浮于空中而是生活在地上的.住要有居所,行就会在地上留下实实在在的足迹.二十年来,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寻访抗战时期许多文化名人（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作家）在昆明留下的旧居和遗址,找到那些旧居和遗址,相关的‘记忆’才有依附体,写出来的文章才有可触摸的历史‘现场感’.”
这是余斌先生的经验之谈,也可以说是《西南联大──昆明天上永远的云》和《西南联大的背影》两本专著最大的特色,最耀眼的亮点.因此有评论说余斌为读者绘制了“战时昆明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与全息图”,丝毫也不过分.
与大师近距离全方位接触
由余斌先生手绘的昆明战时文化地图,那些学者、教授、作家理所当然成为了主角,前一本书分章（如“学人与学府”、“文人与文坛”）,后一本式分节（一人一节）,分别将他们作了介绍和评介.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将云集于此的所有文化名人逐一展示,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只简要谈几位作为阅读这两本书的“导引”.
《西南联大的背景》开首一篇是《抗战中的刘文典》.刘文典在1931 年曾因冒犯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而被多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余斌在书中进一步详细介绍了刘文典在“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战胜利写的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文章,如《日本并吞各国之推进机──黑龙会》、《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日寇最阴毒的地方》、《东乡和山本──从战史上推论太平洋战争的战局》《中国的精神文明》《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它》,说明他是一位卓越的抗日政论家,尤其在琉球战后归属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认为“台湾固然要收回,琉球是关系国防要害之地,无论如何,必然要收归自己的掌握”.刘文典在1944年中国远征军夺回松山、收复腾冲之后作诗一首《天兵西》,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颇像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雪山万尺点苍低,七萃军声散马蹄.
海战方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
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生平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辇.
第二篇《西南联大时期的叶公超》.叶公超曾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和法国巴黎研究院,是“新月派”诗人之一,来滇之前担任北大教授兼外文系主任.西南联大期间叶公超开的课程是文学批评,18 世纪英国文学,19 世纪英国文学、英国散文及作文,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偶尔也写点文章,如《白话散文》、《文艺与经验》,前一篇用比较的方法批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后一篇秉承“新月派”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主张“文艺无须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叶公超还将卞之琳反映山西八路军游击队引导农民抗击日寇的小说《红裤子》译成英文,在英国杂志上发表.叶公超还有两件事不能不提：一是肩负北大使命去北平劝说周作人来滇未果；一是受叔父叶恭绰委托到上海转移叶家*的国宝毛公鼎,以免被日伪窃夺,结果被日本人投入监狱.经其兄花大价钱保释出狱后回到重庆,转而从事外交工作,从此在政界沉浮.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各有所专,各有所长,讲课是他们的主业,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在课堂上讲课的方式也算一种“风格”的话.陈寅恪总“是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不时发出笑声.”即使讲严肃的课题也会来上几句幽默之语,如“研究隋唐史要注意杨贵妃问题,因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钱钟书先生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叶公超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以上这些细节,当然不会是余斌亲眼所见,但他阅读广泛因而掌握了大量史料,从他人的叙述中精挑细选,使得他这两本书中的文化人个个饱满鲜活.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通过“大人物,小细节”,余斌确实让读者能够“与大师近距离全方位接触”.这无疑是两本书第二个成功之点.
西南联大在文学里的多元呈现
西南联大因抗战而建,也因抗战而兴.
那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十分高涨的,本着“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精神,西南联大学生和其他内地学生,先后有几次参军热潮.一次是1941年为适应美国飞虎队来华参战的需要,征调大学生充任翻译官,其中西南联大的学生有400 多人,约占被征调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另一次是1944 年抗战末期,有200 多位联大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其中有余斌的岳父李国智.西南联大两次参军都是以外文系的学生为主,有7 人为国捐躯.
余斌先生本是文艺评论家,所以他对由三位西南联大学生写的以联大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特别予以关注并作点评.一位是宗璞（联大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当时在联大附中读书）,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的《东藏记》中,描摹了教授们的情感、操守、艰苦以及人情世态,运动作为背景也间接写了一点.余斌的评价是：“文字相当地雅驯,简洁,小说的品味没说的.但读后会感到不满足,主要是觉得生活面的书写欠饱满,现场感有些弱,无论大环境的呈现还是生活小环境的细节,都让人觉得笔墨过于省俭.”
另一部是董易的《流星群》,专门描写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活动.余斌先生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最大的特点与长处是以反思精神写过去那一段青春岁月,对革命理想主义被庸俗化为教条主义,以及“人性”被异化都有深度的反思.他说：“我们今天要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思想来源和不同的思想表现,我想应该不限于研究教授们（这无疑是主要的）,而且要研究那些又有理想又会思想的学生们,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和思想的‘流星’.”余斌在肯定《流星群》的同时也指出：“作品特在思想,胜在思想,却也存在此前同类作品常见的‘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这个意见是中肯的,《流星群》因为可读性较差,所以2006 年出版后反响不大.
相比于前两部,鹿桥的《未央歌》写得最早,1945 年就完成了,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西南联大校园生活的原生态.小说长达55 万字,主要写西南联大校园,也写昆明风情,余斌认为两者“写得都好,写得饱满.”作者鹿桥本名吴讷孙,祖籍福州,生于北京,长于天津,当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1942 年毕业.后留学美国耶鲁大学专攻美术史.鹿桥说他在西南联大过的是“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为了“挽住这行将退尽的梦潮”,26 岁的他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未央歌》写完之后未能及时出版,直到1959 年才由作者在香港自费出版,随即在台湾、香港引起轰动,司马长风将它和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沈从文的《长河》、无名氏的《无名书》并列为抗战时期长篇小说的“四大巨峰”.这然评价不免存在过誉之嫌,我觉得还是余斌先生在《西南联大在文学里的多元呈现》一文里的两段话,说得较为中肯,比较符合作者创作初衷和作品的实际：
“鹿桥刚离开联大就动笔写,那是一种难抑的青春书写,才过去没几年的校园生活,还来不及定型为‘记忆’就被他鲜活水灵地写出来了,从而定格为真正的记忆.”
“概而言之,作者正在形成中的记忆尚未经过意识形态的过滤,这使他的作品更多地具有校园生活的原生态面貌.所以在《未央歌》里,我们看到的是西南联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学习、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以及昆明的山光水色和乡土风情.”
文学评论家评论文学作品确实很到位.
应该强调指出的－点是,余斌并非在为西南联大写校史,而是在写文史类随笔,通过人物群像的浮雕式展示让西南联大及其精神风貌复活,让读者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看到西南联大的背影.这样书写既是两本书的又一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所谓“文史类随笔”也者,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内容是“史”,形式为“文”,具体一点说历史是它的骨架,文学是附在骨架上的外衣.前者要求坚实厚重挺拔,后者要求华美生动感人,两者均不可偏废,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附质也”和“质待文也”.“文”强则“质”胜,“文”弱则“质”衰,“质”不行“文”再好也无济于事,甚至有害.而“随笔”实际上是散文的变种,应当与散文同类.这种写法虽说比较自由,但“文”既与“史”挂钩,就不可信马由缰,必须要于史有据,也就是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驰骋.
文史类随笔由于既可增长历史知识又能得到文学享受,所以近些年来大行其道,颇受读者欢迎.余斌先生关于西南联大的这两本书由约120 篇随笔结集而成,“质胜”是不待说的,前面已经提到他在掌握大量史料基础上又进行了实地调查而且所得甚丰；“文盛”也是不待说的,余斌科班出身,擅长文学评论,又是著述丰富的大学教授,学识深厚,文笔老到,他在两本书中写文化名人及昆明风物,娓娓道来,文情并茂,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无论寻到遗址时的兴奋与欣喜,还是旧址已荡然无存的无奈与惋惜,一波三折,夹叙夹议,有的篇章或段落简直像小说一般引人入胜,让读者随作者之喜而喜,随作者之忧而忧.无论大事件还是小细节,说史有根据,笔下有文采,两者相得益彰,这样的文史随笔焉有不受读者欢迎之理？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 林
总而言之：本文是一篇关于西南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西南联大和余斌和彩云相关西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德国的阿多诺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评赵勇《法兰克福学派内外》 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肃、庄重的词,批判的知识分子则使人更直接地与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在一起,以此指称阿多诺,当为恰切,尽管他总是不合时宜地令人联想到诸如“知道分子”之类的当代范畴,.
2、 追随着太阳生长评刷刷的《向日葵中队》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悉心打造的儿童文学的新品力作——— 向日葵中队是一部儿童成长小说 打开封面,迎面而来的是一句耐人寻味的题记——&mdash.
3、 中国古代动物大观园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 在接触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之前,对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动物, 我们首先会想到诗经中“关关”叫的雎鸠和“食我黍”的硕鼠.
4、 论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的融合兼评逯宏《中国五帝时代》 摘要中华早期文明之火仿佛是满天星斗,遍布全国各地 而据古史传说来看,上古文化重心明显偏北 逯宏的中国五帝时代突破学科藩篱,将中国北方地区的古史传说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凌家滩文化.
5、 后殖民理论和华语语系文学评吴娱玉《西方理论中的中国》 “西方理论”,从广义上而言,指的是近４０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从狭义上来说,则指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出现的文艺理论 虽然进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
6、 重述满天星斗式的中国古神话评严优《诸神纪》 口谢开来诸神纪,严优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学生来说,有两本经典文献很难绕开,一本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教材民俗学概论,另一本是德国学者艾伯华撰写,由北京大学王燕生、周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