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纪实和虚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走向学术会综述，本文是有关中国文学论文例文与纪实与虚构和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文学有关论文如何写.
纪实与虚构是古老而永恒的文学话题.写作者的求真意愿,决定了文学难以脱开纪实的功能.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都道出了文学的写实性质.文学作为创作,在构思上无法离开想象,《文心雕龙》强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说明创作始于虚构.文学是人学,在文学中,人追逐自由,表白情志,憧憬理想.这些主观化的精神欲求,离弃虚构仅靠写实似乎难以实现.纪实与虚构正好是文学筋脉相连的两翼,二者缺一不可.近十来年,中国文学在时代新变的激发及自身演变逻辑的驱动下,产生了一股引人注目的纪实或非虚构写作潮流,从底层文学、打工文学、返乡文学的崛起中,可以看到新时代文学由写虚写意转向写实写真的渴求.如何认识、理解、阐释和评价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和写作趋势,对于理论批评界而言,就很有必要重新思考文学的纪实与虚构的问题.2018年4月28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实与虚构：新时代中国文学的走向”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评论》《中篇小说选刊》等报刊编辑部,以及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作协、西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广东金融学院、沈阳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天津社科院、福建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就纪实与虚构的理论问题、新时代文学非虚构写作潮流、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作家与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学术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对纪实与虚构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大多认为纪实与虚构很难截然分开,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彼此交叉与渗透的关系.虚中有实、实中藏虚,实与虚共生共存、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正是文学表述乃至一切语言表述的固有特性.认为纪实完全可信,能够完全锚定事实或真相,或者虚构可以驱逐真实、放纵想象,都是浅薄之论或欺人之谈.孟繁华认为纪实与虚构在本质上没有差异.纪实是虚构的一种方式.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绪论中说过,如果把《伊利亚特》当成历史来阅读时,里面充满了文学性,但如果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里面又充满了历史.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像《伊利亚特》的作者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说明,历史本身充满了虚构.历史就像一个口袋,历史学家把材料装在口袋里面,历史就站起来了.历史实质是个人的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表达.南帆认为,纪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很不稳定,二者往往可以互相覆盖.例如人们很难指认记忆是虚构还是纪实.一个人记错一件事,在客体层面也许是虚假的,但在主体层面却是真实的,因而所谓“真”就包含着真实与真诚两种含义.对于文学而言,如果揭示真相的重要性胜于一切,那么自有新闻以后,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如果说虚构是文学的特权,文学的虚构具有道德豁免权,为什么文学不可以无偿使用虚构.人们有权利要求文学的虚构必须生动而有吸引力,否则便会指责文学白白享受虚构的特权——这样的虚构不是物有所值.很多时候,纪实的效果仅仅来源于作者话语姿态的保证,是某种制造真实感的话语成规的产物,作者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套话语成规来说谎,所以纪实姿态不一定能达成真实.另一方面,谁都知道文学是在虚构,但虚构文学为何常常把事件写得毫无破绽,把表象营构得十分逼真.南帆认为,上述这些问题和现象值得认真思考.谢有顺侧重从想象策动、塑造与变革现实的角度来解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转化关系.他认同章学诚的看法,自战国以后,礼教、乐教的影响渐趋衰微,诗教的影响却绵延不绝.20世纪社会生活的变革,很多时候不是根据确定性的知识,而是起源于虚构和想象.虚构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联系.纪实与虚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虚构之作能够说服我们,是因为其中的细节描写都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细节的存放和累积,就无法使人相信虚构.另一方面,如果写作没有想象力,没有赋予细节以精神价值,就无法区分新闻和文学.这正如福斯特的观点：生活有两种形态,一是时间中的生活,二是被价值衡量过的生活——前者是故事,后者才是小说.余岱宗认为,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著述本身就是一种虚构行为.微观史学著作《蒙塔尤》中多有想象,却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史学名著.今天对纪实类型的探索还有不足,常以为纪实就是忠实地还原历史与现实,对纪实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缺乏深刻认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对任何成见,包括纪实手段打造的成见,都展开质疑.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构手法成功引入到纪实写作中.说到虚构,余岱宗认为,卡尔维诺的小说毫不掩饰虚构,但我们却愿意沉浸其中,这说明破坏逼真幻觉的元小说也可以带来阅读愉悦.事实上,文学并不害怕披露自身的虚构性,其繁复的加密与编码反而能引发专业读者解码的快感.对此,罗兰·巴特的《文之悦》有充分说明.影像时代的来临,文学对逼真性的呈现更显低能.文学的优势在于能够调用更具虚构性的手段,或者说能够最大化地激发虚构的潜在能量.文学经由叙述所盘活的丰富、广阔而深远的想象空间,文学语言能指链借助隐喻和转喻所催生的多重诗意效果,远非电子媒介所能企及.李伟长认为,虚构在拉丁语中的本意是赋形,即赋予某一事物于原形.但在一般情形下,人们往往只注意赋形的结果,而忘记原形本身.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在其著作《从肉身文学到肉身政治》中认为,社会政治制度也是观念赋形的产物,也是一种虚构形式.相对而言,虚构用在城市文学中更有用武之地,因为城市相对于乡村,是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空间.纪实不过是虚构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完成赋形本身.有时候细节的真实决定了虚构故事的合法性,例如在《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作者不忘合情合理地交代卖油郎十两银子的来源.因此,文学中的真实,不应该只是被呈现的真实,更应该是被探究考量过的真实.颜桂堤认为,应该深入到作者的无意识层面来看待纪实与虚构,去考察作家如何调动无意识能量对情感和感性做出分配.文学修辞中的极简主义和华丽繁复,或文学创作中的“加法”和“减法”原则,都可以从上述层面探究根源.金春平认为,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是一种互相渗透的关系.小说如果没有虚构,就不成其为小说.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数据统计,对真实的追求肯定要胜于纪实文学.虚构与纪实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虚构是作家跳出生活之后的一种俯视,文本中任何真实性的细节叙写其实都经过作家有意的过滤、组织、编排和体验,是某种价值的体现.还有论者就报告文学、散文和戏剧中的真实与虚构问题发表看法.江震龙认为,把报告文学视作纪实是一种误解,80年代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例如理由的报告文学作品有非常多虚构成分.吕若涵认为,散文肯定存在虚构,但是否真诚是散文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文章复古”作为80年代重要的散文写作现象,不是真的要返古,而是为了去除“十七年”散文写作中那种虚假性,例如孙犁和张中行的散文借用史传体来使散文写作回到真实.林婷认为,纪实与虚构的问题在小说、散文和戏剧领域中有很大差别.在戏剧中,如果把生活直接搬上舞台,就完全无“戏”可言,“真”与“假”的问题在戏剧中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戏剧没有任何过渡和依托,需要赤膊上阵.陈希我的小说《我爱我妈》《抓痒》很像戏剧,有戏剧精神.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文学纪实与虚构的双重属性既相互依存,也相互制约.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某种意义上,真实和虚构互为评价尺度,即以确认对方在场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衡量虚构是否离谱与无度,这个“谱”和“度”就是真实.虚构是否脱离常理,是否故弄玄虚,需要依照主客观真实来裁决.真实不至于枯燥无趣,脱离审美意味和思想价值,则有赖于虚构性精神想象空间的造就.所以,真实和虚构不只是一种写作手段,也是一种价值标准——它们既是理论概念,也是批评方法.文学性正是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相互制衡的张力中生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有顺发现当下小说在纪实和虚构两方面都存在不足.他认为,很多小说家在虚构中存在很多细节漏洞,缺乏实证精神.如果无法把生活写实,作者再伟大的精神追求也难免流于空洞,甚至瓦解.当下小说缺乏实证精神,间接导致了非虚构文学、纪实文学的崛起和历史文化随笔的畅销.这是阅读群体对虚构小说失望之后的代偿.当然,也不能由此认为虚构之于文学失去了意义.许多作品看起来很写实但却只剩下写实,毫无想象力和纵深的想法,流于生活表象的记录,没有写出被价值衡量过的生活.中国文学需要精神和灵魂意义上的想象力.总之,极端的写实与虚构均不可取,作家应该诚恳、认真地对待真实和虚构才是正道.贺绍俊认为,写真实一直是当代文学抵制写作一体化、组织化的思想潮流.真实性时常被用来化解文学合目的性与自由性之间的冲突.在当下语境中,一方面写作主体的解放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文学体制化的要求也进一步加强.二者之间的张力趋于紧张.当前非虚构文学成为热门话题,是写真实思想传统的再写,也是文学冲破体制化内在诉求的反映.许多作家把“中国想象”中的“中国”一词当作宾格,这种做法值得商榷,这里的“中国”应该是主格,如此才能区别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真正确立中国自身的视点和立场.陈希我认为,纪实胜于虚构是虚构作家的耻辱.相对于纪实作家,虚构作家本应该做得更好.作家想象力的枯竭与其思维能力的贫乏有关.日本作家的思想不正确,但思维能力很好,写变态、错位的心理很出色.因为思维能力不足,很多作家只好臣服于现实,去搬运现实.从纪实角度而言,一个经验单一的作家似乎没有写作的理由,但是作家可以超脱经验去虚构,去写心灵真实.宋嵩注意到,当一个传记作者把传主的材料原原本本地摆在读者面前的时候,读者却有可能误解作者的本意.因此,他认为讨论纪实或虚构,不能只从作者的角度,还应该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历史小说肯定需要虚构,但读者偏爱从历史小说中求真,所以作者如何拿捏真实与虚构的度很困难.徐勇认为,当前现实主义写作对现实生活亦步亦趋,沉浸在表象摹写中无法自拔,缺乏深邃的历史意识,根源在于作家把日常生活视为目的而非方法.
与会学者从文学纪实与虚构的理论思考出发,进一步讨论了近年风靡的纪实文学和非虚构文学,特别是对返乡文学和打工文学展开了深入研讨.大多数学者都注意到非虚构文学呼应着时代社会的变革转型,折射出文学对狭隘的圈子化书写的厌倦,渴望介入现实和社会.陈汉萍认为,当下文学出现了病症,即普遍缺乏正面回应社会重大问题的能力,缺乏正面回答时代精神难题的能力,正是这种情形催生了非虚构写作潮流.作家是历史记录者的老调在今天必须重弹.文学的认识功能也有必要重新重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尽管不是最好的文学作品,但是很多人借助它去认识80年代,尤其是“80后”的青年读者.
如何评价现实主义文学、纪实或非虚构文学的价值,在与会学者中引发或贬或褒的争议.据孟繁华观察,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乡村文学中,可以总结出作家观照乡村的三种姿态,即乐观、悲观和静观.三种姿态各有其合理性,但都缺乏历史感,都停留在农耕文明的视野和思维框架中.中国乡村始终在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家用已然来把握未然,难免偏颇与武断.南帆发现当前的返乡书写存在种种不易觉察的问题.他认为,作者在返乡叙事中对农村的观察和思考尽管很真实,但却是在当下性的城乡对比的框架中展开,没有把它放在农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来进行,因而缺乏历史纵深感.作者对自我价值的反省,停留在孤立的经济回报层面,没有从更宽广的社会意义层面觉悟自身的专业知识价值.李丹意识到,返乡叙事呈现的不是一个城乡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与想象冲突的问题.返乡的焦虑,是人的流动与返乡的对立,而不是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小镇青年从稳定到流浪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焦虑是知识分子的焦虑,根源是启蒙的未完成.国外流亡诗人和学者虽不乏故土之恋,但也有“他乡是故乡”的情怀.返乡文学作者对自我价值的怀疑,对故乡的愧疚,彰显的是作者作为人的个体性和完整性的缺失.方岩认为,返乡文学多暗含着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即认为城市带着天然的原罪,乡土中国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过去我们惯于从乡土的视角来看待城市.进入新世纪以后整个城市化进程加快,原有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倒置.从梁鸿到黄灯的返乡文学,很难说是在谈论乡土,而是从城市的视野再次发现乡村.返乡问题在某种意义是城市病的外现.谈论返乡文学,不能盲目沿用过去城乡对立的思维模式,还须注意到全球化、同质化的思维已经深刻介入乡土精神世界——那种纯粹的乡土思维荡然无存.城乡差异可能并不携带道德和文化的含义,有时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再约减一下,可能只是知识汲取上的差别.知识差距如果消除,城乡沟壑就会填平.所以看待返乡文学,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预设许多观念性的理论前提.刘颋认为,当代文学始终无法直面或正视.是中性词,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在今天被庸俗化、狭隘化了.文学要遵循现实逻辑,但也要遵从文学逻辑.对于那些想要过上好日子、想变成城里人的,作家的批判立场是可疑的.如何让在作品中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值得当前作家认真思考.谢刚认为新世纪许多农民工叙事没有把握好主观性与客观性、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存在失真现象,笔下的农民工成为作家个人观念的传声筒.
有的学者充分肯定了返乡文学、打工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及*价值.王士强认为,打工诗歌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被遮蔽和忽略的角落.文学性不是衡量打工诗歌价值的首要因素.这些作品是血与泪的,不是爱与美的.对文学的真的追求大于对美的追求.文字上或许比较粗糙,不够优雅,甚至不够准确,但是值得提倡,它反映出诗歌对生活正面强攻的能力.认为打工诗歌消费苦难的说法反映了评论者傲慢的、蛮横、冷漠的精英主义立场.它所包含的真实也是美的一部分,它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可以对它的文学价值做出补偿.黄灯从一个返乡写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转型作用到我们身上,有很多裂变性的东西.有批评者认为返乡写作缺乏历史感,实际上,她所追求的返乡写作就是没有历史感的写作.写一个家庭,就把一个家庭的情形写好.任何一个个体和家庭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可以衔接起来,个人的微小叙事可以连接国家的宏大叙事.她就是要通过个人经验的书写与社会重大问题关联起来,至于会达成什么效果自身也难以把握.城市对农村还是有压迫的.写作的关键在于能否直面这个问题.林强认为,城市底层非虚构文学构成了对盛世景观的强大反讽和解构.其深深地植入到城市生产空间的细胞之中,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国社会仍然处在一个大工业生产时期,而不是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这种对压抑、专制和奴役化的生产空间和身体状况的揭示使其天然地带有某种正义感.
也有论者持相对客观的立场来看待非虚构写作,认为面对这一文学现象,重在观察和理解,不必匆忙进行价值判断.金春平认为,近年的非虚构文学是作家平面式匍匐式的观照现实的体现.这些作品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淘洗,是否会昙花一现,尚需观察.作家既有经验已经失效,新的经验尚未成形,无法把握现实的本质只好先记录下来.因此非虚构文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物.郭洪雷认为,面对返乡文学,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是谁在叙述,表达的是谁的感受.这些感受究竟是外来者带进去的,还是对象本身所具有的.徐阿兵认为,指责文学丧失向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能力,这背后反映出人们对旧有的宏大叙事的留恋.相信在我们持续的历史时间中,有一些东西可以建构起来,这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当我们谈论当代作家很难有效切入现实,我们的参照系就是宏大叙事.然而当下的时代可能正在走向小叙事.我们要找到新的批评话语方式才能有效阐释和评价热衷于小叙事的写作.王宁认为,对基层作家应该持宽容态度.在基层作家身上,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似乎没有体现时代之新.基层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学院派的理论理解有很大不同.组织基层作家深入生活对他们创作的帮助似乎很有限,因为作家诉诸笔端的只有经历过体验的才有效.黄育聪指出,在当前青年亚文化中呈现的真实多经由大数据所过滤,受众看似自由的选择变成了单向推送.因此青年亚文化中的文学其实是单一化的审美形式.
上文结束语:本文是一篇适合纪实与虚构和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文学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中国文学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国文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周儒欣：开启中国导航产业全球征战新时代 “‘北斗’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成果,是国之重器,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张靓丽的‘中国名片’,其过程丰富了航天精神,形成了‘北斗.
2、 从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理论创新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陈 勇（内江市委党校,四川 内江 641000）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立在一系列创新理论之上,包括新时代历史方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
3、 矢志不渝履行政治责任是新时代中国工会的鲜明特色 团结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是党赋予新时代中国工会的重大政治责任,也是中国工会在世界工会之林卓然独立、生机盎然的鲜明特色 一、自觉接受中国的领导,彰显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最鲜明的政治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
4、 主心骨同心圆向心力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 【摘要】坚持互联网思维,围绕主心骨、同心圆、向心力三个关键词,论述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会 主心骨是关键,同心圆是基础,向心力是条件 党的领导就是主心骨,在党的领导下形成中华民族大团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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