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宝莱坞电影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从电影《起跑线》谈开去，该文是电影方面有关论文如何写和关怀和宝莱坞电影和《起跑线》有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继2017 年印度影星阿米尔· 汗主演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创造了12.95 亿的超高票房后,越来越多的宝莱坞商业电影被引进中国市场,国内随之也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印度电影热”.这些宝莱坞影片凭借着迷人的异国风情、行云流水般的叙事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在中国获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有意思的是,包含最近引进中国的这几部电影在内,新世纪以来不少宝莱坞印地语电影均存在着一个共性,即通过现实主义的情节毫不避讳地展示印度自身的社会问题,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对其进行大胆剖析和深入思考,使电影在印度国内制造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度.2015年在中国上映的《 我的个神啊》以及近期的《 神秘巨星》《厕所英雄》等影片在内容和题材上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电影探讨的问题于国人之间竟也能够频频引发热议.其中,2018 年4 月初上映的《起跑线》（HindiMedium）就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典型的“话题电影”,影片围绕着一对中产阶级夫妇费尽心机让孩子进名校的情节,折射出印度社会丝毫不输给中国的“教育焦虑”,更通过择校及教育问题反映出印度社会的现状.
深度与广度：宝莱坞电影的社会意义
相较于阿米尔· 汗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对教育功利主义的批判和《地球上的星星》对“天性教育”的弘扬,《起跑线》没有探讨教育本身,而是将重点放在当前印度的教育市场和由教育问题引发的社会万象.影片最直接反映出的是印度社会教育资源不均的严峻现实.2009 年8 月26 日,印度国会颁布了《教育权法案》（Right To Education Act,简称RTE）,该法案规定政府或相关机构有责任向6 岁到14 岁儿童提供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义务教育（父母有能力支付私立学校费用的除外）,保障其受教育权以及其他在校相关权利.法案最有争议的点在于,第12 条第1 款规定,不接受政府补贴的私立学校也要为弱势群体,包括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在其他方面落后的群体,以及贫困家庭的儿童（指父母或监护人一方的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提供不少于25% 的入学名额,被强制承担免费义务教育的责任.正如批评者看到的,2010 年法案的实施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如贫困生在私立学校的入学概率很低,但退学率很高；私立学校因教学成本提高会加收额外费用；弄虚作假的情况愈发普遍等等.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公办学校的办学质量难以得到提升,教育歧视以及分化的现象也逐渐严重.
《起跑线》中教育乱象的展开便是基于这一法案的实施,部分还原了该法案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影响.影片中,私立小学的竞争异常激烈,主人公拉吉和米塔夫妇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名牌私立小学,不惜购买“学区房”,全方位咨询“升学顾问”,甚至模仿上流人士的生活做派,但他们的草根属性却直接导致孩子入学被拒.不得已的他们只得伪造文件冒充穷人,住进贫民社区,利用RTE 那25%的保留政策做最后一搏.讽刺的是,“ 假穷人”拉吉的女儿皮雅最终入选,但他们在贫民社区的邻居,“真穷人”希亚姆的儿子莫汉却没有享受到国家为他们制定和保留的权力.根据姓氏判断,最终的名单中不乏高种姓的学生,说明选拔并非基于公平原则.另一方面,不仅在学生家长中存在着以阶级为标准的歧视现象,学校之间,特别是公立学校因为与私立学校间天差地别的办学水平而受到大部分印度人的冷落.本是使底层群体受惠的政策,再次被富人钻了空子的同时,也导致教育资源的倾斜,穷人的受教育权更加不能保障,整个系统陷入了恶性循环.
《起跑线》不仅仅是一部有关教育的影片,透过教育表现印度社会的痼疾是编剧更深层的用意.除了通过拉吉一家在月光市场、富人区和贫民社区生活的对比表现印度社会的贫富差距外,阶级的固化也是影片所传达的显而易见的信息.影片中,阶级的分层和歧视是通过英语这个媒介表现的.无论是因不精通英语而受到嘲笑和冷落的主人公夫妇,还是底层不懂英语的希亚姆一家,他们都执著地相信,孩子只有接受英语教育,才能出人头地,跻身上层精英的行列.然而印地语,作为印度普及率最高的印度本土语言和用语,却在教育领域被边缘化.通过对教育问题的把脉,影片还将批判的力度上升至政府管理层面,以拉吉的故事主线揭露了印度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监管不严以及教育体制内的暗箱操作等社会黑暗面.
《起跑线》不是个例,将批判矛头对准印度政府管理部门是新世纪以来很多宝莱坞电影中司空见惯的做法.2010 年由伊尔凡· 汗主演的电影《痛击》（Knockout）就痛斥了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以及向国外转移资产的罪行（注: 本文所用电影名均参照豆瓣电影的译名）,最终3200 亿不法巨款上交国家可谓大快人心；2016 年的《绑架背后》（Madaari）,伊尔凡· 汗塑造了一个因豆腐渣工程导致的桥梁事故而痛失爱子的单亲父亲,绝望的他绑架了内政部长的儿子,利用直播的形式让全国人民看清官僚系统的腐败.与此类似的电影还有很多,如2008年的《一个星期三的下午》（A Wednesday）以一个普通印度人设置炸弹一步步引导处死恐怖分子的故事,“羞辱”了部门的无能和拖延；2014 年的《鬼纳特归来》（Bhoothnath Returns）展现印度地方议会选举的乱象,从中可以看出主创人员对印度贫民深深的关注与同情.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往往透过表面直接洞悉印度政治和现行政策的问题所在,打击力度令人咋舌,批判深度更是直指人心,典型如普拉卡什· 恰（Prakash Jha）2011 年电影的《预留风波》（Aarakshan）,由于涉及为低种姓学生预留大学学位的敏感话题甚至被三个邦禁映.在注重深度的同时,此类影片更加注重反映社会问题的广度,其关注的视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仅以女性题材来说,宝莱坞电影对女性地位的展现就包括家暴（《神秘巨星》）、与性骚扰（《红粉惊魂》Pink、Bhoomi 等）、婚恋及嫁妆制度（《女王旅途》Queen、《伯德里纳特的新娘》Batrinath ki Dulhania）、婚后独立（《你的苏露》Tumhari Sulu）以及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等等（《摔跤吧！爸爸》《印式英语》English Vinglish）,表现范围十分广阔.最近的电影中影响最广泛的要数2018 年以关爱妇女健康为主题的《护垫侠》,上映后很多印度妇女以月事为耻的观念被极大改变,一些公司甚至承诺会制造便宜的卫生巾供其使用.一部电影以其反映的问题也可以推动社会变革,至此,宝莱坞电影毫无疑问地承担了一部分社会功能,最大程度上彰显了它的社会意义.
风格的雷同: 宝莱坞电影的“套路”
不可避免地,宝莱坞商业电影在表现社会问题时会给人雷同之感,这是由于这类电影基本采用了相同的创作“套路”.具体来说,以《起跑线》为例,影片虽然对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讽刺得很到位,但也止步于将问题呈现在观众面前,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鸡汤式”的,这种处理在很多类似电影中并不鲜见.拉吉一家住进贫民社区后,向希亚姆一家学到了穷人的“生存艺术”,真正体会到了“分享即关爱”这些理论地存在于上层社会中的做人准则.拉吉彻底被这位穷人朋友感化的时刻是,希亚姆为了帮拉吉一家筹钱,不惜自行冲到疾驰的汽车前“碰瓷”.然而莫汉没有如愿进入新德里语言文法学校,内疚的拉吉资助了莫汉所在的公立学校,谎言意外揭穿后,善良的希亚姆没有前去告发,但幡然醒悟的拉吉主动承认错误,当众揭发校长的恶行,并为女儿退学,守住了最后的良知.
影片结尾,拉吉没有改变上层阶级的立场,也没有扭转这种教育的现状,但他和妻子米塔实现了人性的升华,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中产的阶级定位.可以说,结尾的处理偏于理想化,这也确是宝莱坞商业电影一贯的特色.事实上,大团圆结局是印度自古以来的文学传统,由于浓厚的宗教文化的影响,印度古代的诗歌、戏剧缺乏古希腊式的悲剧.而千年之后,对于现代的电影工业而言,宝莱坞在继承了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更考虑到印度电影产业的发展和普通大众的观影需求,因此形成了集轻松、浪漫、喜剧等元素于一身的“玛萨拉”风格.电影是印度全民娱乐和休闲最主要的方式,很多所在地区没有电影院的印度人,也会乐此不疲地坐火车前往大城市的电影院观影.只需一张电影票,大众的观影和娱乐需要便得到极大的满足,这也形成了印度电影独特的艺术特色.
以此种特色为依托,宝莱坞商业电影一贯擅长将表现的宏大主题细化到具体的单位来展现社会风貌,最普遍的手法就是借由印度家庭的核心,通过具象化的细节设计细致地铺排矛盾冲突,在此过程中逐渐将视野拓展至国家和社会层面,使观者形成强烈的代入感.《摔跤吧！爸爸》是以哈里亚那邦一个农村家庭为切入点,将表现的重点放在父亲与女儿之间微妙的情感变化,以此表现“印度梦”的主题；《神秘巨星》也是通过对一个普通的印度穆斯林中产家庭进行大篇幅的日常场景表现,描绘家暴这种社会现象和印度妇女实现自身价值的主题,这样的设置对于电影的情节发展和节奏把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到《起跑线》,则是通过拉吉一家从富到穷,再由穷到富的体验,呈现出印度教育的现状和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阶级固化等顽症,即便是中国观众观看起来都毫无文化隔阂感.但宝莱坞商业电影这种具体和生活化的处理往往是以牺牲影片的艺术性为代价的,影片整体流于平面化,塑造的人物也常常过于符号化,鲜有探讨深层人性的尝试.在《起跑线》中,影片让分化的上下两极分别代表着虚伪、势力、欺骗和人性的真、善、美,从某种程度上过于美化了后者,把穷人的生存方式描绘为美好的品质加以歌颂,也意味着将两个阶级明显地贴上了善和伪善两种泾渭分明的标签.而拉吉位于两级的中间,由于底层阶级的感化而拒绝了伪善,也即拒绝成为上层阶级的一份子,影片最终也将落脚点放于此,呈现的效果便是,前面细致铺排和交代的社会问题悄无声息地转化为了道德上的选择.
这种表意不明的安排也成为宝莱坞商业电影又一创作上的“套路”,它所展现的社会问题通常是高起低落,最终只是得到暂时性的控制,或仅限于个案的解决,给出的方案过于理想化,经不起推敲.这样的处理是由于宝莱坞电影绝大多数情况都采用了积极正面的基调,创作者通常会为其中表现的社会问题设置出一个“始作俑者”.在《起跑线》中,这些教育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位出身贫寒的女校长.在其他宝莱坞商业片中,也不乏这样的反派人物,常见的设置有、政府官员等,但最后他们的恶行一定会被揭露,受到正义力量的强大威慑.也就是说,在把社会问题进行道德“解决”的同时,电影也会找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结果常常会归结为一个恶人或恶势力,但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在善恶二元对立的基础上作出的道德评判和设置,极大地降低了影片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归根结底,这种雷同之感源自于宝莱坞电影充斥的乐观主义情绪.或许2012年的电影《 我的个神啊（》OMG:Oh My God ！）颇能说明个中奥妙.这部电影创造性地描绘了克利须那现代而炫酷的“下凡”,影片着力批判的是宗教的形式主义和僧侣阶层的弄虚作假,但影片对神灵的存在绝无质疑,相反,神无处不在的观点得到了强调,这正好与印度古代“梵”的概念相吻合.信神、敬神、爱神使得绝大多数印度人民乐观向上,这种思想和情绪自然反映到宝莱坞电影中,反过来类似风格的电影更易于被印度观众接受.以此为出发点,很多这类宝莱坞影片都设置了一个相当于神的最高存在,在其他非宗教类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中,神的角色可以是具体的主人公,也可以是抽象的祖国或印度人引以为傲的制度,贪污腐败的和政府官员就等同于弄虚作假的僧侣,铲除这些作恶的国家或宗教“*人”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当然,很多情况下,主创者意识到即便揭发或惩罚了恶人也于事无补,电影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主人公的举动唤醒了民众的意识和责任感,像《芭萨提的颜色》（RangDe Basani）中5 个刺杀国防部长的青年那样,用他们的死激起了民众改变的勇气；《起跑线》也是同一个“套路”,拉吉没能改变现实,但实现了自身的“净化”.这样的思路为影片提供了一个模板,而相信印度一定会变好的信念自然为影片预设了一个可以想见的结局,由此影片风格和处理手法的雷同乃至于解决方案的“鸡汤化”就不可避免了.
印度的“政治正确”：宝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
虽然《起跑线》中择校等情节和拉吉夫妇为孩子不顾一切的劲头引起了中国家长“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共鸣,但影片主要探讨的还是语言教育的问题.在印度,英语的受欢迎度绝不亚于中国,这在街头随处可见的英语培训广告便可窥知一二.1950 年印度宪法将以天城体字母书写的印地语作为联邦语言,同时规定,在宪法生效起的十五年内,英语将继续用作联邦的用语.虽然制宪会议有意规避了“国语”的提法,但实际上是赋予了印地语“准国语”的地位,希望至1965 年,印地语可以取代英语成为印度唯一的语言.然而,随着国家对印地语的逐步推广,一些非印地语地区,特别是南部各地区出现了强烈的反对之声.针对这些地区的,1963 年,议会通过《语言法》,规定英语仍和印地语一起,作为国家的语言使用.直到今天,印度依然延续着印地语与英语两种语言并行的状态.就《 起跑线》而言,影片戏剧性地展现了印地语与英语之间的角力,很明显,使用人口占优势的印地语与作为“精英语言”的英语在初等教育领域已分伯仲,英语成为教育的趋势,印地语作为印度使用人口最多的母语,却在逐渐被边缘化.
2014 年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莫迪政府大力宣传印地语,在国内和外事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印地语推广项目.印度复杂多样的语言结构是地区差异的缩影,莫迪政府对印地语的推广只是凝聚国家民族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归根结底是要建立起印度的国家认同.宝莱坞作为表现印度意识形态重要的窗口,自然承担起了培养国家、民族自豪感,弘扬印度民族文化的重任.国人比较熟知的例子便是《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中满满的励志和浓浓的父女情深深感染了中国观众,不过电影的主旋律仍是通过摔跤运动与夺冠的过程激起印度人的爱国精神和国家认同感.电影在印度上映期间,女主角吉塔登上领奖台印度国歌响起的时刻,影院全场的印度人纷纷起立,对国旗行注目礼,场面十分令人动容.这份爱国情感也延伸至印度本土之外,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20 世纪90 年始,很多宝莱坞影片通过展现海外旁遮普、古吉拉特社群等印度裔及印度侨民的生活,着力刻画他们与本土印度割舍不断的联系,强化了海内外印度人的印度文化身份认同.
如果说20 世纪90 年代宝莱坞印地语流行电影以宣扬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展现印度的文化自信,传承印度民族文化传统为使命,那么21 世纪以来,宝莱坞电影则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发展了新形态的政治语言,那就是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事实上,不只是宝莱坞印地语电影,泰米尔、泰卢固等各个印度语种的电影中都不乏现实主义题材的身影,印度电影人对这类题材的展现和处理在20 世纪中叶的作品中已臻成熟,最为中国观众熟悉的大概就是《流浪者》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 年辛格政府执政后,宝莱坞电影最明显的变化是,这类反映社会主义题材的电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展现社会问题,大胆批判政府机关,电影中甚至常常表现大规模游行或以媒体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等场景.典型如《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宣扬印巴之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友爱；《浴火》（Satyagraha）更是以现代的故事还原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场面,这些电影通过社会问题的呈现,一步步地为观者营造一种进入政治领域、与国家进行对话的参与感,以此加强印度人的公民意识.
莫迪执政以来,宝莱坞电影延续了此种表现方式,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又进行了悄然的调整.很多电影尽管通过展现社会问题对政府的工作进行反思,但创作者的真正意图是通过电影传达的信息,倡导一个高效运转、高凝聚力、高信誉度的政府,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和对国家更强烈的认同感.由此近三四年来,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将触角伸得更远,更愿意涉及多面的社会题材,以电影启发民智,改变顽固保守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厕所英雄》《护垫侠》等电影引领了宝莱坞新的“政治正确”,即对政府虽有批判,但更多的是信任,类似的电影如《律政新手2》（JollyLLB2）、《空中撤离》（Airlift）、《生命速递》（Traffic）等无不为这份信任增添注脚.这样,2014 年以来这些新的“主旋律”电影从政府基础建设,包括桥梁、道路、卫生等设施的完备,到国家司法公正、行政体系和国家安全的保障；从妇女地位的全方面提升,到国家形象、民族品牌的全新塑造,其“政治正确”的底色正是印度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和实现“大国梦”的勃勃雄心.
最后回到《起跑线》这部电影,影片突出反映了创作者对印地语地位下降的担忧,或者说影片是对教育领域过度重视英语的一种反思和纠偏,暗含着恢复印地语应有地位的希望和尝试.更为重要的是,结尾拉吉夫妇让女儿到公立学校就读的决定表明,影片对印度教育平衡发展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其潜在意图在于重建民众对公立学校的信心,进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由此观之,《起跑线》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宝莱坞电影的意识形态在教育领域的呈现,是这些新“主旋律”电影中的一员,它与热映的《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等影片一样,虽然在中国观众中引发共鸣,但确是地地道道的“宝莱坞制造”“和“印度出品”.
本文总结:上述文章是关于关怀和宝莱坞电影和《起跑线》方面的电影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电影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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