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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整理：卜樂
所謂中產,最直觀的界定就是介於富人與窮人之間,比窮人富有,比富人貧窮.有關中產的界定,大部分都局限在經濟和物質指標,譬如,個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多少,有無住房等.而事實上,中產階級的標準應該根據不同經濟地域,不同階層進行一個區分,不可以一刀切.
標準之下,大圓與小圓
清華大學社科院院長李強教授在之前的研究中就發現,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中國人口是倒丁字型結構,到第六次普查時已經變成土字型結構,即過去佔據社會群體主要比例的工人、農民、農民工這些底層群體,出現了明顯的向上流動的趨勢,中間層的群體也有所擴大,中國的階層結構正在悄然改變.
而近年來得到熱議的就是“新中產階層”,關於新中產的定義亦或者界定的標準大概離不開這麼幾點：25-40 歲的人群；教育背景良好；多居於國內一、二線城市,年收入達到一個層級；追求有品質、有態度的生活.這樣的界定,實質上是把原有的中產階級的概念,更加具象化,可操作化,即,特定地域、特定年齡端,特定教育人群.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我們看到“中產階級”是一個大範疇概念,好比一個寬泛的大圓；而“新中產”則是具象化後的更加明確的小圓.
在過去,我們所有的中產定義,都只關注經濟、物質指標,忽略了思想和精神指標.中國的所謂中產,都是對權力、名聲、成就與物質等的需求高漲,用通俗的話說,還是一個“巨嬰國”.而實際生活中,中產階級的一個重要標準,應該是對社會公益的投入度,對社會公眾事物的參與度.在成熟的美國中產社會中,除了斯坦福社會學教授Doug McAdam 的著作提及的美國中產當下最大的特點：deeply divided 之外,另一重要特點就是對精神世界的追求,對公共事物的投入和參與.而這一點在中國仍舊比較薄弱,因此著名經濟學家科斯才說中國只有經濟市場,沒有思想市場.這也道出了崛起的中產在中國社會力度非常薄弱的尷尬出境.
中環之外,中產另一面
在大陸社會中產崛起的背景之外,兩岸四地中較為成熟的香港中產社會值得其他地區借鑒與反思,尤其是香港走過的這一條中產階級壯大與改變的歷程.
在我們的普遍印象中,似乎香港的中產精英們,永遠都是身著西裝背心、拎著公事包,緊皺眉頭,步伐匆匆地穿梭於中環一帶的高檔寫字樓間.他們所關心的,也僅僅只是股票樓市的走勢、獎金紅利的多寡、名牌店的時尚風向.過去幾年曾活躍於香港的龍應台,曾把這一批香港中產的價值觀總結為“中環價值”：即奉行經濟效益、追求社會指標、主導開發意識的香港現實.在“中環價值”的指引之下,單一的商業邏輯壟斷一切,而其他價值取向則相繼受到排斥.但事實上,如若我們可以再更深層次地深入到香港社會的細微處,便可以看到這一批香港中產在“經濟理性”之外其實有著積極介入社會事務的另一面.
譬如說,香港近年來有一個新興冒起的一個論政組織———“三十會”,便是這一社群的傑出代表.“三十會”,顧名思義,即是由一批適逢三十而立的各行各業專業人士所自發組成的民間組織.在2003 年香港經歷“沙士”及“七一”之後,三名三十歲出頭的香港人僅僅抱著積極參與、回饋社會的質樸念頭便成立了該組織,希望能夠借此彙聚一班青年專業人士,深入認識當前香港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到了今天,“三十會”已經發展壯大為擁有上千名參與者的社會網路,囊括了會計、建築、銀行、教育、娛樂、設計、財經、政府、醫療、工業、法律、行銷、傳媒、資訊、貿易、運輸等多個專業,整體上可謂是香港新一代中產階層的代表.
對待經濟發展,以“三十會”為代表的香港中生代中產並沒有自滿於香港既有的經濟優勢,而是在最近幾年香港經濟好轉、政府財政出現盈餘的大環境之下,居安思危,深入挖掘財政背後的結構性問題.目前,香港的人均公共開支（社會福利以及由政府津貼直接提供的服務,如教育、醫療、房屋等）在全世界發達地區中接近最低,他們因此提出,公共財政應該是“量出為入”,而不一定非得量入為出,政府首先應該討論社會得到的開支,再看財源何來.在決定社會開支水準時,政府應提高生產成本的有效性,對社會所提供的政策或者福利,必須“使”得其所,而非簡單地以金額多寡來作為衡量社會資源投入和分配的唯一指標.
對待社會民生,香港的年輕中產充分意識到香港老年人口增加、青壯年人士減少的人口老化現狀,指出如若香港的勞動人口比例如此持續下降,將不足以支撐政府公共開支,並且會影響到香港的對外競爭力.對此,一些人建設性地指出,最佳的解決途徑,一是提升教育素質、改革醫療制度和調校移民政策；二是正面地定位新移民兒童為香港未來棟樑、內地專才及有學歷人士為生力軍.同時,長遠而言,香港必須協助提升周邊地區的共同進步,只有泛珠三角地區蓬勃發展,香港才能維持自己的競爭力.
對待政制改革,一些香港中產主張,現時香港的普選只是工程的一部分,發展首先要考慮的是整個制度多方面的運作和配合.這其中,首要的就是發展政黨政治,培訓政治人才,惟有如此,香港的政治發展才能有所精進.現時的香港,體制外沒有足夠具備政治觸覺和公共行政的人才、政黨不成熟,政治人才缺乏,香港人又普遍厭倦政客為了爭取的空口說白話和死纏爛打,或者是重複又重複的官樣文章,希望看到一些辦事有力、說話有理、讓人感到專業的政治人物.針對這樣的現狀,“三十會”便提出香港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經驗,一方面在體制外吸納培訓新人,另一方面讓有能力的政務官在三、四十歲躋身中層時選擇政治任命.
對待文化保育,這一代的香港中產正是香港本土文化發酵並壯大的積極參與者和見證者.然而遺憾的是,香港政府的保育政策,出發點依舊是至上的經濟效益,即便是所謂的發展文化旅遊,發展和旅遊是重心,文化只是點綴.但事實上,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文藝創作,才是公民社會和文化公民權的重要基礎.由此,一批有志拓展香港本土文化精神的中產們開始提倡香港的“文藝復興”,給香港僵硬的經濟思維注入文化靈魂.譬如2012 年成立的文藝復興基金會（RenaissanceFoundation）,舉辦一系列的活動,例如獨立藝術節、青年夏令營等,以期挖據民間的文藝力量,孕育本土文化場.
這幾年,這些有專業背景、有理想、有熱忱的香港年輕中產,每天工作十幾小時,仍然願意去嘗試構建香港人自己的故事.他們走出辦公室,透過自己的文字和行動,為糾纏在政客與官僚中的香港,出謀獻策.而在香港,這卻是一件很需要勇氣和承擔的事情.在事事匆忙,金錢效益至上的物質主義社會中,大部分人都把精力花費在如何賺錢買樓買車之上,偶有閒暇也僅僅是考慮去哪里度假放鬆,又會有多少人可以抽出時間,去主動認識、瞭解、思考我們居於其間的這個社會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提出有根據的意見,並付諸行動呢？
對於這一批香港中產們的努力和承擔,香港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曾經這麼評價過,“（他們）代表的是新一代重新定義香港價值,重新勾劃中產與專業形象的企圖,因為我們都在參與一場重新描述香港的運動.”在這一批香港中產精英的身上,讓我們看到了中產在崛起之後,他們是如何在傳統的經濟訴求之外積極介入社會議題,迸發出重新創造香港的能量和能力.而這,正是香港最為寶貴的一筆財富,這,何嘗不也是內地的中產們應該學習的地方嗎？因為香港的光譜,需要更多社會的中間階層參與其中,而時代的發展,已經在不經意間將香港的未來,交到了他們這一代手中.
貧富差距下,“窮”亦不遙遠
在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中,中產階級除了一批人的覺醒,更有大部分人在經濟至上引領下的深深不安之感.自1997 香港回歸之後,香港宏觀經濟的整體增長十分顯著,但在社會發展層面,全港呈現出人口年齡老化、男女比例失衡、貧富懸殊擴大這三大結構性變化,而這其中,又以貧富懸殊擴大尤為嚴重.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一份報告（《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佈》）顯示,自回歸以來,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戶數目雙雙增加,中等收入住戶比例卻逐年萎縮,家庭收入差距顯著走向兩極化.雖然由於香港的人口調查缺乏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方面的數據,並不可得出貧者愈貧的結論,但香港的貧者愈多,卻是事實.從基尼系數（按原本住戶每月收入（original monthly householdincome） 計算） 來看,香港已經由1981 年的0.451 增加至2011 年的0.537.另一方面,香港低收入人士的狀況難望改善.樓價租金高居不下,特首梁振英所承諾的提升土地供應、集中建公屋等措施,也需要3-5年的市場消化才能見成效.與此同時,香港市民在住屋開支上的負擔愈來愈重,公屋輪候人數不斷增加,而全港領取政府綜援人數,现时也大約占到香港總人口的5.5%.
在一些學者的分析中,香港已經明顯出現“M 型社會貧富懸殊”和“中產向”的社會轉型特徵.“M型社會”語出日本經濟戰略專家大前研一,是近年來描述貧富懸殊這一社會現象的新名詞,在其著作《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中有詳細描述.M 的左邊是指低下層收入人士,右邊是指高收入人士,兩者人數會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產人士則減少,大多數更流入中低階層.而“社會”則來自日本社會觀察家三浦的著作《社會》一書.所謂“”,是指社會中的中產階層因對現有經濟生活狀況的滿足而喪失往上流動,即“上流”的進取心,從而在不自覺中往下分化,形成社會中佔據多數的“階層”.當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階層出現“上流”與“”的兩極化現象,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穩定.
對社會轉型討論之熱,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 年.美國康奈爾大學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與杜克大學菲力普·庫克（Phillip Cook）兩位教授針對美國上流社會少數菁英寡占社會資源的現狀,撰寫出了位列《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排行榜第一的名著：《贏家通吃的社會》（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該著作有效地結合經濟學的分析與社會學的觀察,以“馬太效應”為核心概念,預言社會資源集中於少數金字塔菁英的貧富差距現象,不僅不會因為化的發展而趨緩,反而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而加劇.
香港回歸十多年下來,過去由快速經濟增長推動社會流動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歷史.隨著新的宏觀經濟環境的出現,香港經濟增長的步伐日趨緩慢,舊的社會發展形態在全球化競爭與區域化競爭的雙重壓力之下,開始不可避免地出現裂縫.伴隨而來的,就是香港貧窮人口不斷擴大,中產階級逐漸消失,社會階層開始出現“上流”與“”的兩極化現象,而年輕世代（30-35 歲）則源源不斷地選擇加入“”中的社會.
西方經濟學中有“滴流經濟”（Trickle-down Economics）一說,經常被歐美等國提倡整體經濟增長的政客採用,所說的就正是“香港好,香港人的生活必定得到改善”的道理,認為只要整體經濟發展良好,經濟資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一樣,自自然然會流入所有支流,使經濟的成長,惠及社會每一階層和每一個人.然而事實上,“滴流經濟”只是個一廂情願的假設.在香港和不少歐美國家,整體經濟增長帶來的並非是整體生活質素的改善,而只是令一小撮人變得更加富有,更多超級富豪湧現,而絕大部分人卻由於分配的不均勻,生活素質並未得以改善,甚至有愈發惡劣的趨勢.
由此,當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感覺他們未必可以留在原有中產階層之時,社會怨氣漸漸積累,只會滋生更多的排斥和社會矛盾,危及香港社會的長遠發展.如何保障香港窮人的切身利益？如何扭轉香港中產階層向動的趨勢？又如何令香港人對前景多點信心和期盼？這些,都將考驗著新一任特首與政府的智慧.
內地中產,身份的界定
同樣,香港焦慮的同時,我們看到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崛起發展的同時,湧現出一批“新中產”,他們是鬥志昂揚的新一代中國中產,還是同樣處在焦慮之中,成為了觀察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崛起的中國,我們無法一刀切的認為“新中產”只聚集在北上廣深這樣的超一線城市,在大連、青島、武漢、長沙等二線城市,同樣湧現出一批生活品質高,收入水平高的都市“新中產”,某種意義上北上廣深中大量的白領、銀行、國企、事業單位、自創者為主的新中產的幸福指數不一定能超過普通二線或者近似二線城市中產的指數,因為表面光鮮之下的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等帶來的巨大壓力時刻在困擾著他們.
當然對於中產職業界別的認定也不能輕易地進行體制內、體制外的二元劃分.在中國近幾年的社會發展中湧現出一批“網紅”,他們的收入遠遠超過一線城市的白領,但他們不一定生活在大城市,很多居於鄉村,也不一定集中在經濟發達前幾位的省份地區,通過數據顯示發現在我國的東北地區網紅的誕生以及直播平臺的使用量名列前茅,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湧現出這樣一批具有經濟實力的網絡紅人,他們是否能夠被定義為“新中產”,不僅是學界更是中國社會值得思考的一個議題.
回歸到新中產在物質之外,對於精神層面的需求也是這個新階層的特色,他們對於社會的法治、善治有著強烈的需求,在人大雷洋案以後,以人大校友、北大清華校友、律師階層為代表的的新中產勇於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傳達法治的聲音,而這種追求社會進步的行動正是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之一.當然隨著中國中產的崛起,其中的私營企業家逐漸可能變成紅色資本家,中產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會成為國家的盟友,這對於公民社會的發展存在著延緩和加速的雙重作用,至於如何推動中國社會進步,還要看未來中產階級如何發展.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寫道：“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拼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拼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的享受和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佈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切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因此可以看出革命的階級是中產階級,是孕育公民社會的主要力量.
只不過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者新中產擁有者強烈的“消費前衛,政治後衛”的特性,回避政治討論,對參與政府事務和參與政治也不熱心.同時,中國新中產階層參與社會公益、慈善、志願付出活動還是相對較少,精神層面較為空虛,以及伴隨著戶籍制度的限制帶來的購房、教育、醫療等的限制,中產階級如何壯大成形仍舊需要面對很多關卡.但崛起中的中國仍舊充滿著向上提升的希望,在開眼看世界的這個過程中,伴隨著文明的衝擊,我們應該可以找出一條適合中國中產的良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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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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