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贵州畲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关系考，该文是关于贵州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畲族和贵州畲族和迁徙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王星虎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都匀558000）
摘 要：贵州畲族的前身“东家人”有着复杂的民族渊源,笔者从史料、民间家谱碑文、迁徙地域等进行重新爬梳,认为“东家”和“亻革家”同源,与苗族、仡佬族、仫佬族、布依族、瑶族、汉族等共同生活,有着交融互渗的文化关系,在长期的迁徙中穿棱于各民族间,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共同语言、民俗文化、心理素质和相互认同的深厚民族情感,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关键词：贵州畲族；迁徙；交融；认同
中图分类号：K8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1332(2016)01-0018 -05
长期以来,对贵州畲族前身“东家人”的研究,一因史料的不足,二是对史料缺乏瓯别,极少放在历史的辨证观中去思考,没有注意根本的文化要素和大民族融合中的复杂性.鉴于此,笔者试从史料、地方文献、民间家谱碑文、民间传说、地理区域等进行重新整理研究,为便于论述,仍用“东苗”、“东家”、“东家人”等表述（以下不再用引号）,以利从更大范畴中去把握文献,分析说明问题.
一、东家属九黎族群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豚水（即遁水即今之北盘江）,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其中“以竹为姓”是氏族共同的名称.《平越直隶州志》载：“废竹王城,在杨老驿东半里,古老相传为竹王所建”.杨老驿在今福泉市城东凤山镇,这里仍还居住着东家人,在他们的语言里,称呼“皇帝”为“王展”,就是“竹王”的意思.现在东家人习俗里,有很多与竹有关的习俗,尤其的福泉棉花土一带,还有许多关于竹王的传说.[1]5
早在黄帝时代,九黎族群在涿鹿之战后分散.至尧时,有《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欢兜进言共工,尧日不可而试之公师……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楚顷襄王（公元前298 - 263年）时,秦国攻打楚国,楚被迫向西扩张,派大将庄蹻率军西征,东家人参与西征,溯沅水而上,到达且兰地（治所在今福泉市羊佬竹王城村,一说安顺）,椓船于岸而步战,且兰战败,夜郎迎降.从东家人的史诗《开路经》发现,东家人有包恰耶恰开天地、厄炯姊妹治人烟的远古叙述,祭祖和丧葬的粑槽舞有稻作民族槃瓠崇拜和“扣槽而歌”的遗迹,这些文化特征充分说明东家人与苗、瑶、畲有同源关系,属九黎族群.
东家学者吴琪拉达、赵华甫在《走近阿孟东家人》中认为,迁到贵州的东家,族群首领竹王在与濮人的战争中建了九十九座城,苗分三城,汉分十九城,其余属彝兵管.据传东家人住东城,他称东家因而得名‘1] 15.
上述的“濮”,与“僚”是不同时期同一民族共同体的称谓,晋唐后只有“僚”的记载,“僚”是古代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战国以后分布于西南地区的濮人,最早居住在今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即古荆州地区.其地,商以前为三苗所居.濮的基本地区应在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受到楚国镇压的濮人则向其分布区的西南边迁徙移动,大量进入了今川、滇、黔.凌纯声在《东南亚古代文化研究发凡》中认为“后世之黎獠、洞獠、土獠、乞獠,皆百濮之青.”《华阳国志》、《后汉书》史书中,把夜郎竹王遗族称为“夷濮”、“夷僚”,从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史籍,多把“仡佬”记为“獠”.《水经注》亦载：“李势之时,獠自群柯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宋朝朱辅《溪蛮丛笑》记“五溪（今湘西）之蛮……今有五日猫、日猺、日獠、日（犵）（犵）、日（狍）（狫）.”由此可知,约在汉代,东家与倬家均属于夜郎族群,受苗及濮僚文化的影响.
夜郎灭后,夜郎主体民族仡佬族部分汉化,部分融入三苗族群,语音特点上接近苗语,但同源词接近壮侗语,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夜郎民族与苗族长达1000多年的交流历史造成的,这也是为何东家人既有苗族和仡佬族文化因子的原因.
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记载：“东晋时命谢氏世为群舸太守……至唐时,群舸又分裂,于是有东、西谢之称,其后遂以命其部族,日东苗、西苗.”由此可证,东苗是东晋谢氏统治下的少数民族群体中一支,说明“东苗”并不是单一支系,而是由若干支系群体组成的.
现大多数论述者认为东家即东苗,并引用《明史》等关于东苗的记载：天顺元年,镇守太监阮让言：“东苗为贵州诸苗之首,负固据险,僭号称王,逼胁他种,东苗平则诸苗服.”从地理考证,东苗的主体是现今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一带的苗族,与元代之前早就居住在黔南和黔东南一带的“东家”差别较大.
东家人自称“孟”,倬家称东家为“嘎孟夏”,（意为住在上方的“倬家”）,东家则称倬家为“嘎孟朵”（意为住在下方的“东家”）,从来视为同源同族.《贵州通志》载：“黔之苗蛮,为类不一.有日亻革、日佬、日僮、日僚……倬者其俗出入,以革为生,故日倬,又日獐.”,后世认为“獐兜”、“仡兜”二字是含有歧视和侮辱性的意味.关于革家人的族源,费孝通先生在“少数中的少数——《兄弟民族在贵州》之七”中是这样描述的：“另有一部分历史学家的看法：倬兜是僚族（旧书用犬旁）的后代,僚族是早年在西南的一个重要民族.”、“但是他们和仡佬即使是同出于僚族,现在语言已不相通,很多风俗习惯也联不上了.”
《开阳县志稿》记载有“仡兜”居住的“格都堡”（今修文县六屯乡古名,最早叫“疙蔸堡”,因有“疙蔸”人居住而得名）,汉语记为“塝上”.在倬家不同姓氏迁徙词中都出现的“麻哈”（今麻江县）境内也有“榜上”沿用至今.从倬家《迁徙词》最早可溯重庆、四川及黔北等地,近可详知经福泉、麻江、凯里、黄平等地.《平越州志·平越访册》云：“平越自清同治间地方收复后,向来所属诸苗较少,近则东南乡间有东苗、木佬、仡兜数种,多与汉人杂居.”民国时期,东家、倬家民间还过木佬年,说明他们在迁徙和生活中相互影响.
《贵州通志》云：“冬（原文有带歧视的”犭“旁）苗,麻哈有之”,“冬苗本名鸭崽苗”,“冬苗于夭家住,养鹅、杀寡等寨,善养鹅,以是为生……”,“冬苗……住养鹅、杀猫等寨,善养鹅,以是为生活,谓之鸭崽苗”《麻江县志》说：“夭家以正月初二为嫁娶期,东家以男二人提灯,女二人执伞……”[71180其地名与风俗与现在的东家相同.《麻江文史资料》（第一辑）之《麻哈世袭十司一堡民族族风情录》中把东家排在首位：“东家（民族待识）司设养鹅,王氏世袭,以养鹅得名.”‘81可能是东家在明清两代为当地土司,政治地位提高,后来迁居的民族以“东家”的东道主呼之,现在东家人仍称汉族人为“客家”.
二、东家聚居区——养鹅司
现在东家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州和黔东南州的都匀、福泉、凯里、麻江一带,与布依、苗、瑶、仫佬、汉等民族呈现大杂居态势,而在麻江隆昌、仙鹅、坝寨、偿班、六堡、茅坪、中山、营山、黄莺、瓮里新寨、炉山六个鸡、角冲、福泉凤山、都匀瓮桃等村寨则形成比较集中的聚居区.
《麻江县志》载：清代养鹅土司辖北1牌,北2牌共46寨.《麻江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概括为五寨、三庄、九眼塘.明清两代养鹅土司辖地,就是现在东家人的聚居区.其属地东到凯里干坝、六个鸡,西至麻江县城学庄,南抵龙山乡秧塘、大塘,北达碧波乡五寨磨耙塘,东西50里,南北20里,横亘麻江凯里二县市,纵跨碧波、杏山、龙山三乡镇.
养鹅土司治所在今麻江县杏山镇仙鹅村,《黔南职方纪略》（道光）载：“养鹅土千总王氏,管养鹅诸寨,其先有王璐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明洪武初授平浪长官.”319《麻江县志》载：“（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春,养鹅十三寨苗乱,调水西石柱军平之.”“正月,先攻下养鹅、谷厦、瓮榜朗、计秧、老虎诸寨,乃振师四指.三月,干河、茅坪、瓮河、偿班、养古、六堡、瓮惹、马蹄、牛皮、摆沙、琅琊、高寨悉平.”[91这十三寨,至今还是东家人聚居,又到明万历“七年,者亚阿斗反诛,乃罢乐平吏目,增设麻哈州州判一员,令居乐平司,以养鹅、者亚、羊场、落邦诸苗属之.”由此可推测,养鹅东家人至少元代之前就定居于麻江养鹅等处,形成比较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才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反复与官府抗衡.养鹅王氏土司于洪武十三年,授以土千总,要么是元政府以东家土著任命的旧土司附归明庭,要么是明洪武的官兵授职管理地方.
从《养鹅土司顶辈宗图》、遗册、民间调查,养鹅土司祖源的江西籍难以查证,其先祖因从军立功,于洪武年初任平浪长官司六年,后转任平定司副长官,乐平司与平定司本以木佬族居多,布依、仡佬、西苗、汉次之,独有乐平司和平定司交界聚居东家,族众强悍,叛乱无常,而明清政府对少数民族没有分清种别,随意唤名,文献多记为东苗、冬苗、鸭崽苗,乐平司宋仁德本为木佬后裔（宋氏古为晋代僚人木佬后裔,元代乐平司尚有木佬寨）,其卒后,后嗣难以管理,故于洪武十三年增设养鹅司.有《黔南职方纪略》记载为证：平定河在州之东,乐平溪在州之西,地难蕞两弹丸,苗种甚多,多客民之错处其间,亦复不少此通志所以云达荆楚之轨轮,号苗蛮之窟穴也.原辖平定乐平长官司二员,后增设养鹅土千总一员,宣威落户麻哈旧司土舍四员七司共管汉苗二百一十寨有奇.[3]78此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初年,“初平定养鹅二司相争激变历八年,至是前诏单骑诣狼坝抚定之乃获安.”历代土司间争斗不息,清庭震怒,养鹅土司于“康熙五十年降为外委土千总.”
根据土司官员的选定,其辖地土酋大多为本民族中较有威望的土著首领,否则民众叛乱难以收拾,这是宋元以来设土司的原则.据1982年麻江县民族调查队《东家历史调查资料》记载：这一带地方,吴、王姓为同宗,据传,吴佳邦（吴保国,青山高寨柏果树坡上有墓碑）乃养鹅土司王璐之父,先居平伐.王璐,又名承元,均为汉名,其东语名为“熊里”或“包效”,其弟显,又名承杰,也为汉名,其东语名为“熊吧”或“相哇”.东家叫王璐是“王阿路”,“阿”为少数民族乳名前的呢称.养鹅民间也流传,土司原先对汉话不熟,政务管理交际难以与外境交往,而三房祖先相对谙悉汉话,又颇具才干,便让三子继任土职.土司内部争袭频繁,明末清初,养鹅土司王国相被同姓王寸波力谋杀夺印,后经州府平息方定.
为何贵州各地土司都说自己来自江西？元代设土官原则为：“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者”,[10]意为只要土著首领归附,便据其实力和地盘委任.后明英宗正统年间规定土官承袭必呈报牒文的制度,要求须有顶辈宗图,于是成了土官修家谱之滥觞,随后汉官汉民入迁杂处,土官土民被视为落后野蛮之流,产生了民族自卑感,于是请汉族文人引经据典,仿江浙一带汉官家谱,攀大族改姓名,又历明清几百年,代代相传,后代自然产生认同感.但目前这只是民间传说和土司制度的推断,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养鹅土司就是东家人土酋,《养鹅土司顶辈宗图》及其子孙认为他们的确为江西吉安泰和县人.都匀平浪长官司王应铭的子孙近年就在江西找到江西家谱,旧谱上标明王应铭在贵州任长官司.但这些考证至少说明,东家在元代前已居住在这个区域,其民族历遭明清政府镇压.如乾隆《贵州通志·师旅考》、《麻江县志》卷十四均记载.“（明神宗）三十四年（1606年）,巡抚郭子章奏讨东西二路苗平之.”民国《贵州通志》“（清顺治元年）（即1644年）夏四月,东苗贼兰二反,陷、黄平、围平越、胡明总兵张才击走之,旋就擒,戳于市.”‘11142“……夭应禄于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承袭,仍管理都匀一带地方,当因东苗肆横,奉调随师征剿,被围不屈死……”‘11162“咸丰八年（1858年）春正月廿四日,麻哈州陷,贼悉锐窜,郡境东苗蓝老二复导陈大六、柳天成引众十万,晦日陷西门入.”可见这个民族民众之强大,战斗力之顽强.也正因为历次起义失败,东家人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受到严令禁止,呈现“熟苗”、汉化的趋势.
三、东家民间谱牒碑文及传说
根据《贵州民族识别资料》的《贵定调查》和《隆昌调查》考证,麻江隆昌地区,谷硐谷枧大冲地区、坝芒水头地区、贵定昌明力山地区等东家王姓,和贵定平伐地区的海白巴苗,龙里木马屯、黄平重安江的王姓,在历史上有宗族渊源关系.
调查资料说,养鹅、瓮榜朗周围村寨王姓（除仰古和马坡新寨外）都是一个宗族,有家谱记载和口述是从江西来的东家人,于明洪武年初来到平伐,由平伐到谷枧大冲,由大冲迁到青山高碑,由高碑迁到养鹅、瓮榜朗等地,后来又有一支分居坝芒水头边.‘12124贵定云务（现平伐云雾镇）区区长王树华等同志（海白巴苗）说：“祖籍来于四川成都朱家巷、始祖公座落在平伐.由平伐分到龙里木马屯一支,分到麻江一支,分到昌明区的岩下一支,一支留在平伐嘎子屯.除分平伐、木马屯的汉称为海白巴苗而外,分到其它地方的都汉称为‘东家”’.
麻江县龙山瓮里新寨《罗氏族谱》罗应隆（60多岁）、罗应喜（70多岁）等老人说,“明朝初年,调北征南．听说老祖从江西珠市巷来,……落贵定平伐羊场一带,但平伐羊场一带原有土著东家.就跟土著东家妇女结婚,生儿育女,以后子孙跟随母亲言语,就成了东家.”“在解放前,黄平重安江下方有个罗元章来到我们新寨挂公德去,准备设立祠堂.听说重安江下方有千多户人家.”“他们重安江是第四房人”.（《瓮里调查》）
以上调查,均发现麻江东家王姓、吴姓、罗姓、赵姓、杨姓、潘姓、兰姓等都认为他们是从江西迁来,最早到贵州的记忆是贵定平伐羊场、嘎子屯、龙里木马屯一带.民间民族记忆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明廷军队来镇压此地苗民起义,失败奔逃的东家说是江西迁来汉民,以免被屠.麻山高寨、隆昌和养鹅一带,至今在民间还流传吴王二姓不开亲,部分支族不吃狗肉的传说.而远在福泉的吴姓也流传二姓不开亲、不吃狗肉的故事,与麻江一带叙述的起因都与战争奔逃有关.1982年国家民族调查队调查时,当地族人经历斗争,说自己不是少数民族,不搞牛鬼蛇神,再次强调自己的江西血统.
从众多民间记录分析,东家部族沿平伐——新添——平越——麻哈——清平——黄平等路线迁徙,所迁的地方,原为木佬开僻之地（东家《开路经》也说木佬是老大,土著）,再往东部．是东部苗族的“生苗”聚居区,从此也再没有扩展,如今福泉哲港、麻山和养鹅、凯里麻塘、炉山谷冲、黄平重安江一带都是“嘎孟夏”（“倬家”）和“嘎孟朵”（“东家”）的聚居区,很少杂居外族.麻江上东家和黄平下东家失败逃到宽阔地带,后因势力很大,朝廷派兵征剿,留在隆昌、偿班一带的称为上东家,部分继续东迁成为倬家,隆昌地区东家至今还有《二房祖鼓传送到重安江》的民间古老传说.黄平倬家《迁徙词》迁徙路线为：重庆——平伐——新添——麻哈——黄平,至少在元代前,他们已居住在此地,《明史》载：“九年,黄平蛮僚都麻堰乱,宣抚司捕之,不克,千户所以兵讨之,亦败.乃命重庆诸卫合击,大破之,平其地.”
由此可推测,东家和倬家迁到这片土地,应是宋元或更早,而不是明初,也不是江西“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而来,这么宠大的民族,征南和填南都难形成如此广阔和集中的分布,保存如此完好的少数民族文化.有人认为,征南与填南汉人与当地土著东家倬家通婚,习东语倬语,过当地习俗,渐融合为一个复杂的族群.但当时这部分人是携家带口,并耻于与夷族通婚,保证汉人血统,就算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也不会在明清之后还保留东家人的信仰习俗,如此,东家倬家普遍地区的“江西”说便值得怀疑.
汉变夷,汉变夷,其过程相当复杂,明代许多史料记载许多征南和填南的军民,因明廷的自耕自生的政策,来到荒山野岭中,有被遗弃感,加上卫所官兵的盘剥,许多屯兵逃离官府控制,流落民间躲藏,有的携家带口,也渐沦为租廉身份,加上屡次苗反,这些有心安居乐业者,一方面遭到苗民的仇杀,一方面成为政府利用的汉奸和“熟苗”,所以他们战乱时遭罪,平息后也不得安宁,他们凝聚力不强,也难以形成民族情感的共同体,加上明至清的改朝换代,明代的官兵到清代已失去他的权威,有的在屯堡自保,有的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在卫所附近、驿道干线上或平坝富硕之地,大多是后迁汉民或未被镇压的少数“熟苗”,他们常年生活,相互影响.历代统治者开辟贵州,都是因占田地山林,掠夺资源,编氓纳重税而引发少数民族起义,而官书上都以冠冕堂皇的国家天下正义污蔑他们为叛民,反叛失败的除了被杀之外,逃往森山老林偏僻之处,他们在遭受编氓之时,也只得说自己是江西迁来,以保种衍.而真正江西来的汉民与少数民族,在贵州各境内都形成共识,无论你走到那里,处处都有江西来的家谱传说.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东家人的渊源、迁徙和分布情况大致如下：上古时代属九黎部落,夏商后属三苗族群共居于洞庭湖、“五溪”一带,战国时属楚国部族,并因战争,渐向黔中郡西南迁,并为夜郎族群,到晋代时已散布今川、滇、黔地域,与苗族、仡佬族共同生活,受三苗及濮僚文化的影响.唐宋为播州、水东等羁縻州领地民族,属“五溪蛮”族群,并与仫佬族、绕家（今瑶族）及南上的仲家（今布依族）交往,宋元时期,因八番顺元路（今贵阳一带）治下的程番（今惠水）、新添（今贵定）等处战事频发,不断东迁,至都云（今都匀）、麻峡（今麻江）、平月（今福泉）、黄平、凯黎（今凯里）等处,穿棱于木佬、仡佬、布依、苗等民族聚居地,共同生活,逐渐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但明清以后,东家和倬家,往东移动最远只达施秉、镇远、凯里等地,此后再也无法与由湘西溯沅水往西迁的苗族,由南往西北迁的侗族抗衡,东家聚居的西部、南部为布依族、仫佬族,东部为苗族、侗族,而平坝地带、驿道主干区,又不断迁入南京、江西、湖广一带的汉族,所以东家和倬家只能维持于这个大体的居住区域,并趋于稳定下来.
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畲族和贵州畲族和迁徙方面的贵州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贵州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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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范式和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视阈下的若干 何关银（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工商学院,重庆 合川 401524 ）摘要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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