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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类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与中国互联网舆情热点和地方政府回应基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9-2019)的分析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中国互联网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01

中国互联网舆情热点和地方政府回应基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9-2019)的分析,该文是中国互联网类有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跟《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和政府和互联网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韩冬临 吴亚博

【摘 要】利用2010-2014年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所构建的数据库,对2009-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论与政府回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经过定量分析发现,舆论特征和政府特征两个维度的因素会影响政府回应的概率和效率.一方面,舆论的热度会引起政府回应,但对不同类型的舆论而言,政府的回应行为也不一样.另一方面,不同层级政府的回应具有不同特性,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回应民意的概率更高.政府对舆论进行回应的时间也会随舆论类型和热度的变化而存在不同.政府层级中,市级政府的回应时间最快,其次为县级政府.

【关键词】互联网舆情公共舆论政府回应 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2486 (2018) 02 -0137 -23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回应性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公共舆论能够识别社会热点、跟踪和发现社会问题、辨析社会发展一般趋势(朱丽峰,2013).根据对中国网民的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 51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庞大的网络人群意味着网民成为一个可辨识的社会群体.网络发展为人们提供多样化意见表达渠道,使得对公共舆论的分析更加复杂化了(王贵斌,2015).互联网参政议政的趋势,促使政府层面也越来越认识到网络民意的巨大力量,并尝试利用互联网与大众沟通.例如,2015年总书记利用微博与网民互动,各地的“省委书记网上拜年”“省长与网民直接会面”,都体现了政府与网民的互动,并且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

现实中,网络热点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且推动了政策的调整.例如,201 1年由邓飞等人发起的向贫困儿童提供“免费午餐”的计划,在经过几个月的网络发酵后,直接促使每年拨款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喻国明,2012).从网络的自身特点看,网络具有“自我赋权”的特点,所有人通过实时信息分享机制,能够实现快速传递与公共事件相关的信息,打破了政治精英对政治信息的知情权的垄断( Brooks,1987).从而快速形成对公共事务强有力的、来自民间的舆论压力,使政府对相应事物给予响应和处理.

本文将结合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视角,从舆论的特征和政府的特征两个视角进行分析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回应.之前的研究认为公共舆论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例如政府政策上,舆论的影响力最为突出.国外的研究表明公共舆论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存在关系.例如本杰明·佩奇( Benjamin I.Page)和罗伯特·夏皮罗( Robert Y.Shapiro)等的一系列研究中证明了美国公众态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影响( Page&Shapiro,1983;Brades&Oldendick.2012).乔尔·布鲁克斯( Joel E.Brooks)则是将舆论对政策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讨论延伸至法国和德国( Brooks,1987,1990).这些研究都发现公众的舆论对政府的政策具有显著的影响.

这样的背景下,必然就会带来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如何量化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回应互联网舆情的现状?互联网舆论所造成的舆情压力是否对地方政府的回应行为产生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民意时的行为有何特征?哪些因素影响了地方政府回应的效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政治的本质,从而为更好提供人民满意的政府服务提供参考和建议.

讨论互联网舆论与政府回应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对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确立政府的服务导向,能够给社会以稳定和有效的回应(卢坤建、苗月霞,201 1).调查实验的结果发现,中国的省市领导干部既接受来自正式机构的市民意见,也接受来自互联网的公民建议( Meng et al.,2014).一些基于案例的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存在对公众需求的回应行为,并且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例如毛寿龙与周晓丽( 2007)以牙防组事件为案例,分析了公众舆论对具体政策过程的影响.竺乾威( 2007)则利用怒江大坝建设的案例,具体分析了公众的参与和公众力量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理论层面上,早期政府回应性的研究认为政府回应性与选举制度紧密相连( Besley&Burgess,2001a,2001b).然而,也有研究认为非选举式的参与使公民能够清晰表达诉求,政府同样具有回应性( Cleary,2007).跨国的比较研究也发现选举制度并没有增强政府的回应性( Hobolt&Klemmensen,2008).因此,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回应性研究可以为比较政治中的政府回应性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证据.

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高度的回应性,并且随着舆情的热点回应的概率和速度都会提升.此外,对于不同类型的舆论而言,政府的回应行为也不一样,涉及地方政府政策、开支类的舆论较难引起回应,而涉及国企的舆论则容易得到回应.另一方面,不同层级政府的回应具有不同特性,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回应民意的概率更高.此外,政府的经济能力与回应关系不大,回应更加体现为是政治的决定.

本研究第二部分会首先提出分析网络舆论和政府回应的框架.然后在第三部分提出本研究的数据、测量方式,以及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则是回归分析的内容,分析不同的变量对政府回应的影响.第五部分采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讨论各个变量对政府回应时间的影响.最后部分是简单的总结和讨论.

二、网络舆论与政府回应:分析的框架

政府回应指政策何种程度上与公众偏好一致( Roberts&Kim,2011),即公众对政策偏好的表达会迫使政府回应,甚至引起政策的调整,然而现有对政府回应的分析并没有统一的框架.为了分析影响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回应的因素,我们将各种因素分为舆论的因素和政府的因素.舆论的因素可以区分为舆论的议题压力和议题属性.参考戴维·伊斯顿( Did Easton)的政治系统理论,网络舆论可以认为是政治系统的“输入”,而政府的回应是政治系统的“输出”.舆论的因素中,舆论的议题压力体现了“输入”的力度有多大,而舆论的议题属性则反映了是何种类型的“输入”.政府因素中,政府的各种属性则显示了整个政治系统的特点.因此,接下来的部分采用网络舆论与政府两部分讨论地方政府的回应.

(一)网络舆论与回应

首先,网络的舆论压力直接影响了政府回应.从回应型政府的角度看,政府管理服务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政府与民意之间的充分互动(塞尔兹尼克,2004),其最根本的内核就是对民意进行充分的吸纳.因此,政府必须回应舆论的热点问题,并且越是热点的问题越需要回应.对中国现实的政治生活而言,中国政治发展中“民本”的思想,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都需要政府进行回应.而网络具有传播速度快、舆论热点迅速升温的特点,因此政府需要更快的进行回应.例如,定性的研究发现,在一项公共事件爆发时,舆论在舆情的聚集地会迅速进行集结和扩散.包括事件关联方的政府政务微博、当事人或“爆料者”微博以及相关领域的名人微博将会形成舆论风暴的中心,这些微博提供了一种接近新闻现场的场景感以及接近事实的真实感,使网络民意和网民的情感在这周围迅速凝结,伴随着公众的情感的共鸣和信息的聚合,三者合力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不得不进行回应(钟伟军,2013).因此,本文假设网络舆论的热度越高,政府进行回应的概率越高.

此外,从政府自身形象建设及维护的角度出发,涉及政府的负面舆论比正面舆论给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一方面,公众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公共利益充足的保障,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也有更高的期待,他们期望政府决策更加透明,其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高,政府的各种信息也更加公开(王颖、韦焕进,2013).这种对政府能力的期待同样对政府的形象建设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对于危及自身形象的公共舆论,政府只有给予令公众满意的回应,才能够与政府形象的宣传工作形成良好的呼应;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与公众及时地进行互动和交流,广言纳谏,对于扰乱社会秩序的各类谣言给予充分的澄清和宣传,才能够更好地树立起自己亲民、爱民良好形象,更好地实现取信于民的目标.因此,本文假设负面舆论更能够引起政府的回应.

当然,互联网的舆论与线下的舆论又有所不同.网络公共舆论是一种非正式渠道的舆论形式.根据针对网络公共舆论形成机理进行梳理的研究显示,网络公共舆论因其开放性、主体性、互动性、匿名性等特点,成为自发、自由发表言论、表达意见的新型公共空间.总体而言,网络媒体等公共领域仍属于非正式的意见系统.而非正式的意见系统对政府施加影响,必须进入正式的权力系统,获得权力机构的响应,影响到政策议程或转变为正式议题(郑萍、薛冰,2009).但同时,这种非正式意见系统的放大效应,又使得公众的意见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承担着政府与社会公众沟通桥梁的作用,使其在监督公共管理、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的环节,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赵巍、申亚波,2015).

其次,舆论的议题也可能影响政府回应.之前跨国的研究已经发现美国公众在社会福利、国际关系、公民权利和文化价值四个政策领域中,不同议题对公共政策具有不同影响(克拉格特、谢弗,2015).中国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情况,即政府对不同的舆论议题在回应行为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政府对城市建设、医疗卫生、贪污腐败和农业农村等议题的回应性普遍较高.然而对环境保护、就业和拆迁征地的议题回应概率明显降低(孟天广、李锋,2015).延续这一研究思路,本文假设不同的议题对政府回应的存在差异.

(二)地方政府与回应

政府本身的属性也可能导致其回应行为的差异.首先,不同的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能力.国家能力理论认为,统辖社会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所形成的综合优势与国家转化资源的现实力量正向相关(黄清吉,2007),因此,不同的政府能力,其回应表现也存在差异.之前研究发现,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媒介公关水平.以广东省为例,广东是最早开展网络问政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地区.一方面,由于广东省在经济贸易的规模、人均收入、以及经济开放和社会开放程度上,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其大众媒介发展程度也较高.另一方面,地域范围内经济增长迅速促进了利益群体多元分化,民众也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具有较高的公民意识,并且倾向采用大众媒介表达利益诉求.这样的格局促成对民意的处理和回应成为政府日常的工作之一(钟伟军,2013).以此类推,可以认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地方政府能更好地借助大众媒介了解社会真实民意,并给予及时回应,以满足民众的诉求.此外,一份针对收入水平与政府治理能力的跨国研究中,也证明了治理能力与经济水平的相关性(张弘、王有强,2013).因此,本文假设政府能力与政府回应存在正相关.

其次,玫府的级别也会影响回应.从理论上来看,不同级别的政府所应对的具体事务不同,其难度也决定了政府给予回应和采取行动的表现.例如一级的政府会对与各省之间,就民生、文体等各领域上的职能进行具体的划分,而地方政府管辖的是属于自己行政区域内相应的一切事务,但涉及到全国或者跨省的事务则权限归于政府(任进,2012).具体来说,就是地方政府分管各项具体的事务,而政府级别越低则其处理的事务就越具体.从职能的属性来看,省级政府及以下所应对的是各种具体的事务处理,所以其对应的舆论诉求也更加具体,以此推断,这一级别的公共舆论理论上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响应.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设置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对于公共舆论的诉求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集权式的政治模式意味着大规模的件可能会给地方官员的政绩表现带来负面的影响,妨碍他们进一步的晋升,因此,低层级的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动机去阻止民众的集体行动或者行为,将民众的集体行动的规模限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Chen et al.,2016; King et al.,2012;Lorentzen,2013).实验研究发现,垂直管理的体制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使得县级政府更积极回应集体行动和向上级反映的威胁的议题,并且给予公开的回应( Chen et al.,2016).

另外一个回应的逻辑是地方政府的回应往往依赖于上级政府的干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回应的原因并不直接取决于舆论自身,而是上级的政治压力,或者是上级政府的干预,使得公民的舆论压力产生“实质性的执行力”(赵高辉,2012).因此,越是低一级的政府,上级政府的层级越多,越容易向下产生不同的压力.例如,县级政府上面有地市级政府、省级政府和政府,这些政府都可以对县级政府的回应产生政治压力,从而推动县级政府进行回应.最后,不同层级的政府,回应的渠道也不一样.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覆盖所有的政府层级,在省、地市级别,政府新闻发言人在2008年以后基本得到了覆盖,但是县级,特别是乡镇一级的政府,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政府政务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没有建立公众号等网络回应的渠道,其回应的渠道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假设地方政府的层级与政府回应之间存在关系.

三、数据与模型

本研究的样本为2010-2014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所列举的各项舆论热点.自201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推出《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分析社会舆情.其中的舆论热点问题根据以下四个维度进行抽取:衡量某一议题在不同时间点上信息文本的总数变化的时间维度;衡量议题文本量的数量维度;反映某一议题在论坛总信息文本中比例的显著维度;反映议题在不同网友之间分布状况的集中维度;和反映某议题信息文本各种不同意见分布情况的意见维度(喻国明,2014).

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截止于2013年基于互联网发展和政府回应两方面考虑.在互联网发展的层面,从2013年开始,中国公共舆论场中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微博用户规模和使用都大幅下降.而其中最显著的冲击因素之一就是中国网民对微信的使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根据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中国的微信用户超过4亿户(,2014).这些证据都显示,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微信逐渐在中国的舆论场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因为微信平台自身的技术特点,《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难以对此进行监测.与此同时,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网络管理部门开始严厉打击网络谣言,因此导致整个互联网的舆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府回应层面,2013年10月国务院专门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国办发[2013]100号),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舆论热点问题的回应,因此,2014年以后政府的回应性与之前也存在差别.基于上述两点考虑,本文的数据分析截止于2013年底.

但是即使是《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的舆论热点,例如娱乐圈的新闻和各种国际热点新闻,并不涉及地方政府的回应.因此,本文将舆论的种类限定于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的热点问题,并且排除了那些还未形成舆论就需要政府处理的突发事件,最终经过筛选的样本的总数为474件.当然,这样的数据在收集中可能存在一定缺陷,由于网络管理中将一些敏感议题的言论删除,特别现在网络中关于社会运动的一些激进的言论进行管理(King et al.,2012),这样的管理机制会导致本文所选取的网络舆论热点本身就是经过筛选的结果,因此具有选择性.但是即使这样,该样本仍然完全覆盖了2009-2013年的中国互联网舆情的热点问题,成为本研究的基础.

(一)测量

政府对网络的热点问题存在多种回应的方式.本文根据各级地方政府的回应方式,将其分为政府回复和政策调整两个层次.其中,政府的回复指政府在其职能的范围内对于来自大众的诉求、对大众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解答,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也要求政府对于不能解决的事项也给予相应的答复(李伟权,2005).政策调整指政府在政策层面是否采取了实际行动,例如更改政策、颁布新的政策、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或明确指出将由某一或某些部门完成事件的调查处理工作等行为.政府回应存在程度的差异.政策调整高于政府回复,并且在实践中,回应中的政策调整同时存在简单的政策回复.为了分析这两种不同的回应,本研究的测量采取政府是否在新闻报道或者政府对外公布的信息中对相关的网络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如有,则编码为1,而没有回应的则编码为0.如果存在政府政策调整,则编码为2.因此,整个政府回应采用定序测量方式,0、1和2分别表示不回应、政府回复和政策调整.同时,本研究也讨论回应的时间,从网上事情爆发到政府在新闻层面上进行回复,所需要的天数.

在解释变量方面,按照舆论议题的压力程度、议题类型和舆论所针对的政府属性进行了划分,赋值的方法详见表1.其中舆论的压力可以体现为两个指标,一个是舆论的热度,另一个是舆论的正面/负面属性.舆论热度主要使用以舆论持续时间、分布范围、数量、显著性和集中程度为衡量维度的舆情指数作为变量.正面/负面舆论则是样本中对政府负面事件形成的公共舆论.

本研究也希望讨论议题的自身属性是否影响政府回应行为,然而现有的研究对议题划分的方式并不统一,例如有的分类包括民生领域、社会公平和贫富分化事件等,也有研究就舆论针对主体分为政府类、社会类等(喻国明,2014;黄永林,2014;朱丽峰,2013],也有对政策进行细分( Su&Meng 2016).因此,在本文的模型中,参考《中国社会舆情报告的分类》,对其中较为突出的几类议题进行划分,包括针对国企、司法类、政府政策和财政开支四种类型.

政府的属性分为政府的能力、政府的国际化水平和政府的层级.政府的能力分别为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考察地区国际性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和以财政支出数据描画的政府规模.政府的层级主要考虑乡镇、县、市、省四个层级.

(二)描述性统计:样本概况

表2显示了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474项热点问题的平均议题热度为78. 59,标准差为8.71,所涉及各级政府的进出口总额平均值为570亿元,人均GDP为4万多元,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平均值为3.39亿元,标准差为17. 16.而政府回复的均值为0.72,标准差为0.45,表示政府倾向于对舆论给予回复,然而给予行动的均值仅为0. 50,表明政府的回应行为很可能并没有配套的实际行动,平均的回应时间为14天.

最终事件的总数为474件,其在各年度的分布如图1所示,其中2009年有50件,2010年有83件,201 1年有109件,2012年有135件,2013年有97件.

描述性的分析显示,政府的负面事件所引发的舆论热点其中77%得到了政府正式的回应,并且有58%的事项政府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涉及国企的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政府的回应,并且政府会采取实际的行动.例如,85%的涉及国企的舆论都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其中77%都促使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司法类的舆论事件中,也有71%的事项得到政府的回应,其中58%的事项,政府采取了如成立工作组进行专项调查和整治,这样的积极的行动.

然而,政府对涉及其政策制定及执行的舆论的回应概率偏低,其中政府政策类舆论共计46项,只有25项得到政府的回应,比例为54%,13项促使政府实际行动,只占所有政府政策类舆论的28%.与此同时,涉及到公众对政府开支事项产生质疑的舆论,政府对72%的事件都给出了具体的解释,但只有21%的事件,政府给予了具体的纠正措施,以应对公众的质疑.因此,描述性的统计显示,舆论的压力和舆论的议题都会影响政府的回应.下一部分的研究会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每一个变量对政府回应的影响.

四、回归分析

本研究的因变量,政府回应为定序测量,因此,本研究计划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然而,回归计算的结杲显示,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等比假设( 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没有满足,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STATA中的Gologit2回归模型进行估算.Gologit2是改良的有序Logit模型计算方式,放宽了等比假设,因此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尤其针对多项的Logit模型进行了计算优化( Williams,2006).结果可详见表3所示.

在表5中模型1-5为全部的样本,其中模型1中的变量只考虑舆论的特征和年份,不考虑政府的特征;模型2的变量为政府的特征和年份,不考虑舆论的特征;考虑到不同的政府层级自身具有不同的政府规模,因此模型3中没有包含政府的规模,但包括了其他的变量例如政府的特征和舆论的特征,并且控制了年份的效应;模型4中则没有控制年份的效应;模型5包括所列全部变量.模型6 -8分别是以乡镇及以下、县级、市级和省级为条件进行分样本回归而得到的结果.

就议题压力来看,议题热度所形成的舆论压力不仅能够增加政府回复民意的概率,也能增加政府采取政策调整的概率.但涉及政府形象的负面舆论并未对政府的回应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议题热度在对政府回应的影响上系数均在不同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而在对政府行动的影响上,除了在以针对市级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舆论样本中不显著以外(p>0.1),其他系数均具有显著性.这种数据结果证实了网络舆论压力的实际影响力,越高的压力值能够促进政府对公众的意见进行回应,并促使政府采取实际的行动,并且这种影响力对地方各级政府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负面舆论在模型1和模型3中对政府行动的影响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表明负面舆论的压力对提高政府政策改变也有一定的影响,而在县级政府中这种影响更显著,会同时提高政府采取实际回应措施的概率(p<0.1).

议题类型中,对政府回应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是政府政策类的舆论,而政府开支类的舆论也对政府实际回应措施施行产生明显影响,但其他的舆论类型的影响力并不明显.涉及国企的舆论仅在模型1和模型4中对政府是否采取行动的影响系数在0.1的水平上显著,显示其在提高政府采取实际行动概率上有一定的作用.涉及司法类的舆论也只在模型1中显示,政府倾向于对这类舆论采取行动.但这些类型的影响在其他的模型中未能显示出显著影响.而政府政策是所有议题中影响力最为明显的一种类型:其一,政府政策类的舆论会降低政府回应的概率,尤其是对于省级和市级政府而言,这一变量在除模型2和模型6昀其他模型中均在0. 05或0.1的水平上显著,且影响系数的符号为负;其二,政府也倾向于不给予这类舆论行动上的响应,在模型1、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中,此系数的符号显示了其反向的影响,且均在0. 05的水平上显著.政府开支仅在省级政府的样本中,显示其提升政府回应概率的影响,然而,模型7显示,这一舆论类型却会减少政府采取实际行动的几率.当然,由于议题划分不同,本研究的结果与之前的政府回应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Su&Meng,2016).

舆论所针对的政府能力的一些属性同样对回应行为产生影响.经济属性上,区域内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省级政府越倾向于积极对舆论给予回应.但与此同时,区域内对外经济交往越频繁,国际性越高,对舆论给予回应的概率却会相应的降低.而政府的规模对政府回应和政府行动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政府的回应,体现为各级政府的政治行为.换句话说,政府回应并不需要相应的经济能力作为支持,而是政治的决定.

政府的层级却对其回应行为具有复杂的影响.与乡镇政府比,针对县、市级政府舆论得到回应的概率会明显增加,模型5显示,关于县级和市级政府的公共舆论得到政府回应的概率上升,其系数分别为1. 363和1.585.分别在0.1和0. 05的水平上显著.而对于政府行动而言,针对省级政府的舆论可能得到政府响应的概率降低,在模型3、模型4中这两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且在0.1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越是高一级的地方政府,其政策调整的难度也越大.

五、事件史分析:影响政府回复时间的因素

本文前部分的研究分析政府对公共舆论是否回应并采取具体的行动,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分析政府回复的时间,也就是多久政府进行回复.网络上公共舆论发酵迅速,往往来看政府的回复时间也非常短,大部分的舆论在1-2天内就可能得到回复,但也有一些可能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得到政府正式的回复.因此,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是分析影响政府回复时间的因素.本部分采用事件史分析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事件史分析方法关注事件发生的时机和变化( Box -Steffeneier&Jones,2004).本文首先采用卡普兰一迈耶生存分析法(Kaplan -Meier Failure Estimates)对不同层级政府的回复时间长短进行分析.卡普兰一迈耶生存分析法是一种非参数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既能允许分组变量进行生存率的组间比较,也可以进行分层变量的生存率比较,能够很好分析不同层级政府回复时间的差异.图3利用卡普兰一迈耶生存分析所制作的回复时间显示,政府回复的时间非常快.突发事件舆情回复有“黄金24小时”之说,即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以主导舆论.而我们的数据显示,各级地方政府第一天回复的概率超过了25%.而超过20天以后,基本不会进行回复.从回复的级别看,地市一级的政府是回复效率最高的政府,其次为县级政府,而省政府和乡镇政府回复最慢.对于不同层级间政府分权模式和政府体制特点能够很好理解从市级政府到省级政府的回复效率变化,层级越低的政府其所需回复的具体事务可能民意诉求更加具体,降低了回复难度,而上级政府的关注,也会促使层级较低的政府具有更大的回复效率.县、乡回复较慢的原因可能和回复的渠道有关.由于在2008-2012年间,新闻发言人制度并没有全面覆盖县乡两级政府,政府的公众号也没有完全覆盖这两级政府,因此不得不依赖于上一级政府的渠道,或者传统的渠道进行回复,因此降低了回复的速度.

然而,卡普兰一迈耶生存分析是无参数的估算方法,本文还将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计算回复的时间,这一模型的优势在于更关注和强调因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 Box - Steffeneier&Jones,2004).其中模型1是分析所有地方政府回复时间的模型,而模型2、模型3、模型4分别分析县级政府、地级市政府和省级政府.由于乡镇政府回复的案例过少,因此表5没有加入.计算的数据结果如表5所示,每个模型的卡方( Chi -Squared)检验均为显著,证明模型整体适配情况良好.

在政府回复时间模型中,可以发现舆论热度、议题类型和政府属性对回复时间的影响与它们对政府回复行为的影响具有一致性.首先,就议题的压力而言,议题热度越高,政府回复时间越快,这一变量对省级政府的影响也非常显著.但负面的政府舆论并不会对政府回复的效率产生影响.从表4数据可以看出,舆论的热度在以全部样本为研究对象的模型1,在以针对省级政府的舆论样本为研究对象的模型4中,在不同的p值水平上显著,显示出舆论的热度越大,政府回复的效率也越高.而政府负面舆论的系数在4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就具体的议题类型而言,不同的类型在不同政府层级中的作用出现差异.与政策有关的舆论却会促使政府更快速地予以响应,这一作用在市级政府和政府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针对政策的公共舆论在全部的样本模型、市级公共舆论模型中,系数显著.这一类的舆论,政府的回复行为更加审慎,需要更长的回复准备时间.而司法类的舆论对县级政府而言,也同样要求政府更加慎重地给予回复.在模型2中,这一变量的系数为-0.674,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涉及政府开支类的舆论议题在省级政府的模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这一类的舆论能够得到政府高效的回复,其系数为1. 316,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政府能力的各种指标对其回复舆论的效率影响并不明显,只有在省级政府的回复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针对省级政府的公共舆论为样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对民意的回复时间越短,也就是说省域的经济越发达,该省的政府回复效率更高.然而测量国际化程度的国际贸易却显示显著的负相关.也就说,政府对外的经济交往越密切,其回复行为越趋于谨慎,需要更长的回复时间.

六、总结与讨论

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回应是政治学的重大议题,政府快速有效回应公共舆论,不仅是政府能力的体现,也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杜鲁门,2005).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描述和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回应公共舆论的现状,并挖掘影响政府回应的因素,并且从政府与舆论两个角度,对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就议题压力而言,本文发现议题的热度对提高政府的回应和行动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政府倾向对网络热点问题更积极地进行正式的回应,面对公众的诉求,也更倾向于采取实际的行动以迎合民意的诉求.同时,事件史的分析也发现,舆论压力越大,政府的回应也越快.但研究同时也发现,网络舆论对具体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异,对市级和省级的政府而言,舆论热度的作用较为显著,但对县级政府而言,这一影响力并不明显.议题热度对省级的回应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一,网络舆情热度越高,省级政府越倾向于积极地给予民意响应;其二,热度越高也会促使政府的回应效率更高.与此同时,尽管与政府形象有关的政府负面的事件引发的舆论,政府的回复和政策调整的比例较高,但在模型中这一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

本文发现议题类型中,关于政策类的议题对政府回应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一些网民对具体政策诉求类的舆论会降低政府回应和行动的概率,这表明对于很多需要进行政策调整变化的公共舆论,目前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相应的处理.特别是对政府开支类的舆论,政府甚至可能倾向于不给出任何的处理措施,但省级政府的回应效率却非常的高.司法类的舆论对政府是否回应并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县级政府在回应这一类型时,态度却非常慎重,需要较长的回应准备.

在各类显示政府能力属性的变量中,政府经济属性的变量对政府是否回应舆论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与一些理论研究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能更好的借助媒介了解社会真实民意,更能够妥善处理负面信息的结论存在不同.但经济发展水平与地区的国际性程度对省级政府的回应效率产生了具有差异化的影响.一方面,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对于民意的回应效率越高.但另一方面,与外界的经济交往更密切,区域国际性的水平更高,省级政府的回应可能更慎重,需要更长的响应时间.

就政府的层级而言,不同层级的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回应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就县级政府和市级政府而言,这两级政府对舆论的回应概率更高.而在政府实际行动,以顺应民意诉求上,省级政府和政府的响应概率会下降.在事件史的分析中也会发现,市级政府的回应效率最高,其次为县级政府,而省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回应相对更谨慎,效率也更低.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的舆论回应仍然是压力一刺激一回应型的回应策略,汹涌澎湃的舆论压力会促使政府进行积极有效的响应行动,体现了政府的回应性.同时,政府的回应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与政府自身的能力关系并不大.因此,在政策层面,如何在制度层面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回应的积极性,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当然,本研究只对政府回应公共舆论的现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进一步的问题,例如互联网的发展如何改变政府回应的途径和方式,政府对不同舆论的回应和行动差异,以及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回应性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简而言之,本文是一篇关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和政府和互联网方面的中国互联网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互联网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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