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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类论文如何写 与城镇化能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区域和个体层面的多层模型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幸福感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24

城镇化能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区域和个体层面的多层模型,本文是幸福感类论文怎么撰写跟城镇化和幸福感和居民幸福感相关论文怎么撰写.

【摘 要】论文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调查,共获得32个地区5 804份居民幸福感数据.将个体层面幸福感数据与区域层面城镇化数据相结合建立多层模型,探究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多层线性模型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有跨层次的积极作用;其次,现有城镇化是通过提升人们的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感知,进而影响幸福感.均等和包容的城镇化能够帮助改善居民的分配公正感知,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在城镇化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可充分利用程序公正的效应,如维护政策和规则的公开和透明、给予适当的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机会等,对民众幸福感的提升有额外的增益作用.

【关键词】幸福感城镇化 多层模型 分配公正程序公正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2486( 2017) 06 - 0111 - 16

一、引言

我国城镇化率迅速从1978年的17. 92%提升到2012年的52. 57%,2015年已达56. 1%.在高速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城乡差距加大、公共服务不均等、农民失地问题严重等,城镇化的质量引人关注.总书记于2016年初指出: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和推进,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新华社,2016).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也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原则,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国务院,2014).公正和幸福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两个基本价值,受到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学者的重视( Diener,1984;Easterlin,2003).幸福感已经被欧美等40多个国家列为基本的国民统计指标,作为衡量国民福利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 Diener,2000;Dolan&White,2007).幸福感可以为决策者提供超越经济发展之外的新信息,因此,有必要在政策制定与评估时将幸福感纳入评价体系.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城镇化能否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高是当前亟需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现有研究中,有较多关于城镇化与社会公正、幸福感的政策建言和思辨讨论(李强等,2012;孙立行,2014),系统的实证研究则相对缺乏.首先,城镇化的实证研究较多集中在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测量、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等,缺少城镇化与幸福感关系的讨论;而在幸福感的研究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一直是关注的热点,如对是否存在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 Parodox)的争论(何立新、潘春阳,2011).但收入仅满足人们一部分的需求,元分析显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仅为0. 18( Howell&Howell,2008),幸福感还涉及个体特征、社会关系、宏观因素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因素.个体特征与社会关系等因素在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出现较多,而宏观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则缺少讨论.目前仅有少量研究关注了政府质量对幸福感的作用(陈刚、李树,2012).其次,幸福感的个体数据是嵌套在地区、国家内部的(党云晓等,2014;Ballas&Tranmer,2012).以往个体水平的单层模型无法解决数据嵌套违反回归独立假设的问题,幸福感的多层模型不仅可以应对数据嵌套的问题,也可以提供更多关于宏观层面信息的作用(鲁元平、王韬,2010;倪鹏飞等,2012;Dolan et a1.,2008).最后,在概念测量上,为了大规模取样的方便,很多社会调查仅使用单一条目对幸福感进行测量.而对潜在变量使用单一条目的测量无法提供稳定的信度和效度说明( Diener&Biswas - Diener,2002),最终会给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带来威胁.本研究中采用成熟的幸福感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很好地避免单一条目测量的问题.在城镇化政策背景下,本文尝试通过多层模型( Multilevel Model)来探究城镇化是否能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公正,并最终给居民带来更高水平的幸福感.

二、理论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城镇化与幸福感

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在文件中使用“城镇化”一词.城镇化是指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化聚集、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化集中的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2014).城镇化率的指标通常有城镇人口比重、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城镇土地利用率等(姜爱林,2002).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推进,新型城镇化逐步被广大群众熟知.在人口聚集、非农产业扩大、城镇化空间扩张等方面,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明显差异.但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宏观来看,城镇化通常与更高的收入与生产力水平相联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2014;喻开志等,2014).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资源向城镇集中,有助于收入与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人们提升生活质量提供物质基础.社会调查也显示,自2001年城镇化正式提出至2010年,城镇化水平由37. 66%上升至49. 68%,幸福感分数也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Easterlinet a1.,2012).这表明,城镇化能够带来幸福感的提升,但其中的*机制还不清晰.社会公正有可能是城镇化影响幸福感的一条路径.

(二)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

对于社会公平感知而言,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最为重要( Jost&Kay,2010).分配公正是指个体对结果分配是否公正的感知(张书维等,2014).公平理论认为,个人对结果分配的满意程度是一个社会比较的过程,不仅受到收入绝对值的影响,更受到相对值的影响( Adams,1965).伊斯特林(RichardA.Easterlin)(Easterlin,1995)也认为幸福感取决于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现有的研究发现,收入与幸福水平存在正向联系,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幸福感(鲁元平、王韬,2010).但绝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仅为0.2( Easterlin,2001),中国居民的这一相关系数低于0.2(罗楚亮,2006).在考虑相对收入的影响后,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渐弱(任海燕、傅红春,2011),变得不再显著(张学志、才国伟,2011).即与绝对收入相比,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说,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实际水平,而是个体对收入分配是否公正的知觉( Schneider,2012).在以往很多研究中,仅以收入差距作为分配公正感知的*变量,很少有研究直接关注分配公正与幸福感的关系.收入分配不公的知觉使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不利地位的感知(张书维等,2010;Zhang et a1.,2011).当个体认为收入分配存在不公时,即当参照群体利益大于自身利益时,相对剥夺感增强,进而幸福感就会降低( Easterlin et a1.,2010,2012;Oishi&Kesebir,2015).例如,张书维等( Zhang et a1.,2011)发现国内居民在经济方面的相对剥夺感越高,其生活满意度就越低.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la:分配公正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

程序公正是指个体对决定结果的方法、过程是否公正的感知(林晓婉等,2004;吴玄娜、王二平,2008).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程序公正的意义(林晓婉等,2004).社会正义不仅表现在资源的分配结果是否公正,而且要视分配资源的程序是否公正(张书维等,2014).程序公正体现在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两个方面,当个体在过程中有发言权,能够在程序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能够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时,程序公正的感知就会提高( Colquitt&Zipay,2015;Thibaut&Walker,1975).科尔基特(Jason A.Colquitt)认为在过程和结果控制的基础上,做决策的过程必须保持一致、建立在准确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任何的个人偏见、明确修改错误结果的程序、所有相关人员均有发言权、程序符合*标准,才能达到完整的程序公正(C olquitt,2001).

程序公正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情绪(Krehbiel&Cropanzano,2000;Weisset a1.,1999),对群体的高度认同,产生内部动机(Zapataphelan et al.,2009),并让个体感到更幸福(Murphy&Tyler,2008).而不公正的感知则会带来消极情绪,使个体有受挫感,并伴随更多的身心健康问题( Robbins et al_,2012).公共管理领域的多项研究发现感到机会不均等的居民,其生活满意度较低(鲁元平、张克中,2014;史耀疆、崔瑜,2006).而如果能够改善机会的不平等,给予居民表达意愿、影响决策结果的机会(刘祥琪等,2012),保障程序公正,带来程序效用( Procedural Utility),将会增加居民的幸福感(陈刚、李树,2012;何立新、潘春阳,2011;Bjornskov et al_,2010).

假设2a:程序公正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

(三)城镇化与幸福感:以公正感知为*

城镇化过程是大量农业人口进入第二、三产业就业,生产要素空间向城市集聚的过程.

陈斌开和林毅夫( 2013)认为政府早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城市化水平滞后,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而城镇化具有集聚经济效应,在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形成规模经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可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这可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未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缩小城乡差距(陈斌开、林毅夫,2013).农村劳动力转移可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降低或抑制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彭腾、詹博,2016).多项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伴随收入差距的缩小(蔡武,2012;陆铭、陈钊,2004).其次,大量农村居民以及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使得原来由于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落后导致无法享受公共服务的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或类似的公共服务.城镇化能提高农村居民获得公共服务的便利性,降低农村居民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从而缩小居民享受公共服务的差距(邹文杰、蔡鹏鸿,2015).研究显示,2002-2013年中部六省的城镇化率与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有正相关(叶俊,2016),1992-2012年间我国城镇化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均等化存在均衡关系,城镇化与医疗卫生均等化具有长期因果关系(邹文杰、蔡鹏鸿,2015).另外,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城市偏向型政策,而并非城镇化本身的作用(高萍,2013).在政策层面,城镇化建设战略对城乡公共服务的重视,政府增加了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陈刚、李树,2012;王慧慧,2014;徐延辉、黄云凌,2013).政府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将私人消费转移到人人共享的公共支出,能够降低相对收入和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提高分配公正的感知,最终促进幸福感的提升(陈刚、李树,2012;卢盛峰、陈思霞,2014;汤凤林、雷鹏飞,2014).

假设lb:分配公正在城镇化率和幸福感之间起*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偏向型的政策不仅会带来收入分配不公,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还从源头上造成了机会不均等(陈斌开、曹文举,2013;高萍,2013).只有改变城市偏向型的政策导向,才能弥合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在城镇化进程中,注重改善民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等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公众程序公正感知的形成.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开始通过征迁公告、征地听证会等方式来维护征地程序的公开和透明,保障被征地民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能够使他们感受到程序公正.研究显示程序公正的作用甚至优先于货币补偿,只有事先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水平进行协商,征地补偿额度才会对农民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刘祥琪等,2012).对农村家庭的调查显示城镇化与社会公正的感知有显著正相关(郑建君,2016).对政府质量的研究显示,政府在制度制定、决策执行能力、对公民的尊重等方面的提高不仅完善对居民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还能保障程序公正,创造程序效用,进而增加居民幸福感(陈刚、李树,2012).深入的公众参与能促进公众对公共服务绩效的满意(范柏乃、金洁,2016).国外研究也表明化程度、公众参与程度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且程序公正比其他人口学和经济因素解释力更大( Frey et a1.,2014;Frey&Stutzer,2002).因此,城镇化的政策能够提升程序公正的感知,增加社会宽容度,并最终促进幸福感的水平(丘海雄、李敢,2012; Bjornskov et al..2010).

假设2b:程序公正在城镇化率和幸福感之间起*作用.

三、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于2011年由零点的访问专员进行,访问采用访员读录法,由访员读出问卷,受访者回答,访员填写问卷.每个访问约持续30分钟左右.访问完毕给付调查对象纪念品一份. (一)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城市(地级市)、城镇(县级市)进行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在城市按照“城市一区块总体一样本区块一小区一样本户一合格受访者”的程序,访员进入目标小区后,按照右手原则进行访问,并按照“隔五抽一”选取合格的目标户进行访问.如果按照上述抽样方法抽到的样本户内无合格对象,则以下一个合格样本户进行递补,无论成功不成功都实行隔五抽一.在城镇按照“城镇总体一样本区块一小区一样本户一合格受访者”的程序,访员进入目标小区后,按照右手原则进行访问,并按照“隔三抽一”选取合格的目标户进行访问.如果按照上述抽样方法抽到的样本户内无合格对象,则以下一个合格样本户进行递补,无论成功不成功都实行隔三抽一.各地样本数量参照2010年末各地区总人口数进行比例分配.

(二)样本

在过滤样本时采用以下标准:(1) 18 -60周岁的普通居民;(2)在当地居住一年及以上;(3)过去六个月内有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市场调查活动;(4)本人及家人不在相关行业工作(市场调查、广告等).最终获得32个地区的有效样本量5 804人.具体涉及北京与上海两个直辖市,以及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四川、江苏、浙江、江西、广西、贵州、广东、福建、云南18个省份中的城市.具体地名可见表l.

(三)变量测量

幸福感.幸福感一般采用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三个量表来测量.由于东方人对平静等低激发状态的情绪有文化上的偏好,并且在积极情感词汇上倾向于用一种谦虚的表达,从而造成情感量表区分度下降(吴胜涛等,2009).因此,生活满意度更能反映中国人的真实情况(孙瑞琛等,2010).其次,情感体验具有暂时、波动的特征(张军华,2011),且情绪因素对幸福感的方差贡献率较小,而满意度的认知因素对幸福感的贡献则较大( Me Kennell,1978).因此,本研究采用迪纳(ED.Diener)等(Diener,1985)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幸福感,该量表包含5个题项,如我的生活条件很好、我满意自己的生活等.采用李克特4点评价,回答从“很不同意(1)”到“很同意(4)”四个选项.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81.

公正感知.参照科尔基特( Colquitt,2001)的组织公正量表,将题目内容设定为居民享受社会福利和资源的情况,分配公正由3个题项组成:您认为自己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资源是否公平?您认为自己实际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资源与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数量一致么?您认为自己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资源是否符合您的期望?程序公正由3个题项组成:您认为决定社会福利和资源分配的方式是否公平?您对社会福利和资源分配的方式是否满意?在决定社会福利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您认为自己是否受到公平对待?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评价.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85和.84.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两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X2等于 262. 82,df等于8,CFI等于0.98,RMSEA等于0.07,社会公正单因素CFA结果显示X2等于 674. 57,df等于9,CFI等于0.96,RMSEA等于0.ll,拟合指数表明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作为两个维度是合适的,两者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城镇化率.以地级市为一个区域,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该地区城镇化程度的指标.通过查阅各地区前一年(即2010年)统计年鉴获得城镇化率的数据,具体数值可见表l.城镇化率是模型中的区域水平变量.

控制变量.实证研究显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收入水平对幸福感存在影响(黄嘉文,2013).因此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与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分析中.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表2中显示了个体层面主要变量的平均数与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两两相关系数.其中分配公正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34),程序公正与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33),在.OI水平上显著.

(二)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感的多层模型

城镇化率是否能充分解释居民幸福感的变异,社会公正在其中是否起到*作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通过下面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表3)来揭示城镇化率和社会公正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采用三个步骤检验*作用( Baron&Kenney,1986).第一步,检验城镇化率是否与居民的生活满意感有关;在控制个体年龄、性别、收入等变量后,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对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表3,模型Ml,y等于0.55,p <O. OI).第二步,检验城镇化率与分配公正、程序公正是否相关.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等变量后,城镇化率对分配公正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表3,模型M2D,y等于0.63,p<0.10),对程序公正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表2,模型M2P,y等于0.54,p<0.01).第三步,在多层线性模型中,同时放人城镇化率、公正感知对生活满意度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分配公正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积极作用(y等于0.15,p<0.01),程序公正对生活满意度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y等于0. 09,p<0.01),并且城镇化率的作用由原先的0.55(.OI水平上显著)下降为0.41(.05水平上显著).因此,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感知在城镇化率和生活满意感间起部分*作用( Partially Mediation),假设l和假设2得到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同一年度的城镇化率替代前一年度的城镇化率,进入回归模型.在回归分析*检验的第二步,城镇化率对分配公正、程序公正感知均有显著影响(p<0.10).即新的回归分析结果也验证了公正感知在城镇化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此外,将结果变量幸福感替换为总体满意度的分数,结果依然与前面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结论与启示、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结论与启示

城镇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吗?本研究表明现有城镇化提高了人们的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感知,进而提高了幸福感的水平.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能够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社会公正的感知在城镇化与幸福感之间起*作用.

由于规模和集聚效应,城镇化能够促进效率的提升,促进经济发展,即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对于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现有实证研究虽然存在冲突的结论,但仔细分析后可以发现:(1)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一定水平,经济的发展无法带来显著的幸福感提升,即伊斯特林悖论所描述的情形;(2)其次,国外城镇和农村生活满意度的差距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即国外乡村在公共服务等方面并不比城市落后,而城市则由于规模大、拥挤、生活成本高等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国内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异明显.因此,基于当前城乡差距的现实,城镇化除了能够促进效率提升,推动经济发展外;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改善都会促进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我们的研究表明现有城镇化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公正感知,进而影响幸福感.首先,社会公正跨层次*效应的研究,通过连接区域因素与微观幸福感的多层模型,打破了宏观与微观研究之间的隔阂,为未来城镇化和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其次,这证实了城镇化对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善作用,城镇化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使得我国的贫富差距有所下降(万广华,2013),提高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城乡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提升了人们的分配公正感知.城镇化也提升了居民的程序公正感知.目前城镇化的政策强调均等、公平共享,与程序公正相关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体现在部分特定事件中,如对农村土地的征地程序、公共服务的听证会等.政策从制定到对公众认知产生效果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本文的研究设计与测量可能还无法全面体现这一过程,需要将来采用纵向设计的研究来更深入地探讨城镇化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变化趋势.

本研究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l)政府应推进城镇化,关注人口导向的城镇化,不仅依靠行政手段以城区面积扩展为标志的城镇化.特别是强调公共服务的均等和包容的城镇化,它能够帮助改善分配状况,提升居民的分配公正感知,有利于平等、幸福等目标的实现.(2)社会公正能够提升居民的幸福感.除了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也通过参与、尊重效应等途径对人们的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在城镇化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应充分利用社会公正的效应.现有政策建议几乎仅关注收入分配对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则表明,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政策和规则的公开和透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给予适当的参与、意见表达的机会,将能够额外地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二)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从多层模型的角度拓展了城镇化与幸福感的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们的实证研究仅考察了社会公正的机制.事实上城镇化的发展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机制.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各种正式因素以及非正式因素(如社会信任、群体认同)对幸福感的影响.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将客观数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建立宏观构念和微观个体感知的多层数据模型,阐明城镇化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数据分别处于一前一后的两个时间节点,与横截面数据相比,可以更好地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有利于因果关系的验证.但目前还缺少同一地区的追踪研究,无法表明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感的动态作用.未来研究可结合多个数据库的连续多年指标,进一步从纵向设计探索城镇化的作用.

最后,在测量工具上,由于很多研究使用的幸福感问卷测量条目单一,如“现在幸福吗?”,这使得对幸福感评价的稳定性不足( Diener&Biswas - Diener.2002).对于这类简单粗略的问题,农村的得分较高,但当问题涉及到较为具体的方面,如对疾病、身体不适、劳累等方面,当问题越来越细节时,农村人的幸福感就会下降(张军华,2010).幸福感的元分析( Meta - Analysis)显示国内城镇人口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人口,且当调查工具的质量越高时,越容易得出城镇人口幸福感高的结论(张军华,2011).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五个题项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保证了良好的信效度.但生活满意度量表仅考察了幸福感的认知层面.由于文化差异,国外开发的幸福感情感量表并不适合国内使用,本研究并未将幸福感的情感指标纳入测量.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开发适合本土情景的情感量表,在此基础上比较宏观构念对幸福感的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效应,这将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城镇化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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