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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类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跟《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收藏和1920年代的马克思热潮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资本论论文 发表时间: 2019-09-19

《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收藏和1920年代的马克思热潮,本文是资本论类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资本论》和马克思热潮和卷首类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2013年,UNESCO将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收藏的马克思自注本《资本论》第1卷首版(1867)收录进“世界记忆遗产”.《资本论》第1卷首版的发行册数共计1000册,现存世量约有100册.收藏此书原版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超过了50册,其中4册是作者赠书,写有马克思的亲笔献词.本文首先考察日本国内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收藏状况;然后,除介绍笔者所属的日本东北大学收藏的《资本论》第1卷首版以外,还借此机会重点介绍其他2本写有作者献词的赠书.日本学者集中收集《资本论》第1卷首版的时期是在二战以前,尤其是1920年代;最后介绍1920年代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热潮及其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资本论》第1卷;日本收藏;马克思热

中图分类号:B31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5-0022-11

作者简介:大村泉(Izumi Omura),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国际马克思恩格斯财团编辑委员,MEGA编委.

译者简介:

盛福刚,(武汉 43007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MEGA视域下的东亚《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传播史研究”(17CZX008)

一、《资本论》第1卷首版(1867)的收藏机构

最为详细地调查此书在日本国内收藏状况的是松田博.根据松田(2014年)的调查,截止2004年末,日本国内的38所大学(40个机构)和国立国会图书馆,共计收藏了50册原版文献参见松田博:《经济学古典的将来及其传播状况——以斯密〈国富论〉初版、马克思〈资本论〉初版的收藏状况为中心》,2014年(非卖品,仅收藏于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本书列举了《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个人收藏家有森恒夫、杉本俊郎、江夏美千穗等3册,但实际上杉本的收藏信息是错误的. .其中,写有作者马克思亲笔献词的有4册.

收藏机构多数是在、京都和大阪地区以及周边的大学,但仙台有2册、名古屋有4册、广岛有2册,北海道的不在北海道大学而在小樽商科大学,九州的是在熊本学园大学.令人意外的是,二战以前就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九州大学却没有收藏.《资本论》第1卷首版151年前出版于德国汉堡,首版印刷了1000册.让人惊讶的是,其中日本国内收藏了50册,超过德国和俄国,而且其中4册还有作者的亲笔献词松田的调查还涉及《资本论》第1卷第2版(1872-1873)以及法文版.第2版的调查截止2000年12月末,以下32个机构共计收藏了43册:日本东北大学(2册)、千叶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古典资料中心(2册)、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大学、帝京大学、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3册)、大学、国立国会图书馆、大学经济学部(2册)、庆应义塾大学(2册)、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明治大学、明星大学、驹泽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神奈川大学、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名城大学、京都大学经济学部(2册),京都外国语大学、大阪市立大学(2册)、关西大学、大阪经济大学、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和歌山大学(2册)、神户大学、广岛大学(2册)、广岛经济大学、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九州大学经济学部(2册)、熊本学园大学.法文版(1872-1875)的原版,以下27个机构共收藏了31册,复制版(Progr&egre;s版)在下述17个机构共收藏了18册(其中日本东北大学收藏的一册是吉田震太郎的寄赠本).北海道大学(Progr&egre;s版),东北大学(4册),关东学园大学(2册),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古典资料中心、一桥大学附属图书馆(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经济大学(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2册),大学(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帝京大学(Progr&egre;s版),大学经济学部(3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庆应义塾大学(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早稻田大学(马克思亲笔签名校阅本),立教大学(Progr&egre;s版),专修大学(Progr&egre;s版),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明治大学,明星大学(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大东文化大学、神奈川大学(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名古屋商科大学,京都大学经济学部(3册,其中2册是Progr&egre;s版),龙谷大学(Progr&egre;s版),京都产业大学,关西大学,近畿大学,大阪经济大学,大阪产业大学,神户大学人文社会系图书馆(Progr&egre;s版),神户学院大学(Progr&egre;s版),广岛大学,广岛经济大学,松山大学,熊本学园大学(2册,其中一册是Progr&egre;s版). .

二、日本国内收藏的4册作者签名赠书

据Rolf Hecker(2017)的统计,世界上得以确认的《资本论》第1卷首版并且写有作者亲笔献词的原件现存有15册,其中4册在日本,分别保存在小樽商科大学,日本东北大学,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和关西大学.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上述4册的签名赠书.

(一)小樽商科大学收藏的马克思致C. Schler的签名赠书

小樽商科大学藏本的献词,分两行写有“To my friend Lina Schler/Lond. 18. Sep. 1867 Karl Marx”的字样.获赠此书的Caroline(Lina)是马克思的女儿们非常敬仰的人物.此书是二战前元小樽商科大学校长大野纯一在柏林的旧书店购入,战后由大野的遗孀捐赠给小樽商大关于这一签名赠书的详细情况,参见仓田(1997). .

(二)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致S. L. Borkheim的签名赠书

日本东北大学收藏的签名赠书,扉页上分三行写有“Seinem L. S. Borkheim/Karl Marx/London 19.Sep.1867”的字样.Borkheim是德国的记者,也是一位主义者,参加了1849年的海登-普法尔茨叛乱.叛乱失败后,他流亡至德国国外,1851年在伦敦成为一名商人,1850年代初隶属于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团体,1860年以后和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往.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也有几次提到他,可知他们的交往相当密切.献词上写的是Seinem L. S. Borkheim,但实际上Borkheim的第一名字是Sigiund,中间名是Ludwig,写成L. S. Borkheim是马克思的笔误.

(三)法政大学大原社会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致库格曼的签名赠书

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收藏的签名赠书,分两行写有“Seinem Freund Dr. Kugelmann/Hanover, 17 Sept. 1869. Karl Marx”的字样.献词的填写地是汉诺威.这个献词是首版出版2年后,马克思去汉诺威拜访库格曼时填上的.另外,这本书上还有用铅笔写的“1867年9月13日”这一日期.库格曼是医生,并且在汉诺威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中是著名的活动家,对《资本论》的普及做出极大贡献.正是根据他的建议,马克思大幅度修改了《资本论》的价值论章节关于这一签名赠书的详细情况,参见宇佐美(1997). .

(四)关西大学收藏的马克思致A. Philips的签名赠书

关西大学收藏的签名赠书,分两行写有“Seinem August Philips/ Lond.18 Sept.1867.Karl Marx”的字样.受赠人A. Philips是马克思的表兄弟,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他的兄弟和儿子开办的电灯泡公司是当今著名的飞利浦电器公司的前身.马克思为了出版《资本论》的法文版,曾几度向他寻求资金支援,并得到如下回复:“作为亲戚和友人,我会向你提供资金上的援助,但这并不是为了政治或革命的目的.”关于这一签名签名赠书的详细情况,参见重田(1989).

赠给Schler和Philips的藏书完全没有被阅读过的痕迹,但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版本在前半部分有各种阅读的批注.首版的出版形式是装订本,日本东北大学收藏的赠Borkheim的藏书是皮革制本,制本裁边时将装订本的部分批注裁剪掉了,这部分批注是Borkheim亲笔写的.他有可能根据这部分批注和马克思恩格斯就部分内容进行探讨,并在1873年5月12日又获赠了改订后的《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2版.

三、河上肇收藏的写有马克思献词的法文版《资本论》

以及同样写有献词的马克思赠予恩格斯的《福格特先生》的首版(1860年)原本由河上肇收藏的写有马克思献词的法文版《资本论》(1872-1875)的所有者,是曾经担任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的吉田震太郎(1927-2016).此处的献词分两行写有“Au citoyen C. Pascal/Londres 30. Dec. 1873 Hommage de l’auteuar”等字样.Pascal是居住于英国布莱顿的牧师,据说马克思在伦敦为营救巴黎公社的逃亡者四处奔走时,他曾经为马克思提供过资金支持.

河上肇收藏的这本书,是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时期的门生堀经夫(1896-1981)作为留学纪念赠予自己老师的.河上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1928年被迫辞去帝大教授的职务,后来直接参与政治活动.1932年受的嘱托,翻译了1932年提纲,其后为了躲避官兵的逮捕,1932年8月下旬至9月初躲避在栉田民藏(1895-1934)的家中.为了答谢这份恩情,河上肇又在这本马克思的签名赠书上写上自己的献词,并把它转赠给栉田.

栉田和堀同属于帝大时代河上肇的门生,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传播方面,功绩不亚于河上肇.栉田去世后,栉田的个人文库被卖给东北帝大,这本签名赠书留在其遗孀Fuki(ふき)夫人(1899-2001)手中.栉田文库处理完毕后隔了一段时间,Fuki夫人将这本书转让给当时经手栉田文库的书商吉田震太郎的父亲吉田金造(1897-1987).

据Fuki夫人讲,民藏时常将签名赠书放在书房的书桌上,每天都会打开扉页重温马克思和河上的献词以激励自己的研究.签名的赠书,并非河上自己直接赠给栉田本人的,而是河上和Fuki夫人在神乐坂一家名叫田原屋的书店里交接的.据ふき夫人讲,栉田非常固执,河上肇猜想到如果直接给他,估计他会坚决请辞,所以才交由夫人转赠.另外,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状况,河上和栉田白天在咖啡馆里见面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据ふき夫人讲,当时栉田藏匿河上肇时考虑得很周全.当时他已向大原社会研究所递交辞呈,也做好一旦出现意外能够立即转移的准备,甚至为了不给乡邻添麻烦,办好了移籍的手续.另外,Fuki夫人为了不让外人起疑心,分别在两家烟草店购买河上和栉田吸的.河上肇在栉田宅邸侥幸逃过了逮捕,但翌年的1933年1月被触犯了治安维持法,至1937年6月被迫度过四年多的牢狱生活,但身为学者的他从未变节河上(1985,第471页)记录了关于本书的捐赠经过,但其本人的记忆有诸多错误.详情可参见大村(1998)第11章第3节. .

另外,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还保留着马克思赠给恩格斯的、并写有自己亲笔签名的《福格特先生》的首版(1860年)关于这一签名赠书的详细情况,参见服部(1988). .这本书的献词分两行写有“Seinem F. Engels/London. 29. Nov. 1860. K. Marx”的字样.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由德国社会党接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藏书,但这本书上没有社会党的藏书印或藏书编号.这意味着恩格斯的藏书并没有全部交到德国社会党手中.东北大学经爱知大学名誉教授副岛种典(副岛种臣之孙,1912-1989)的介绍,购得此书.负责购入此书的东北大学的服部文男教授(1923-2010)曾和副岛打过交道,签名赠书以前的收藏者是伊藤述史(1885-1960).伊藤经神户高商(现神户大学)于1909年从高商(现一桥大学)的领事科毕业后,同年进入外务省.1927年出任国际联盟事务局事务官,驻在巴黎;1930年任事务局副局长;1933-1937年出任波兰公使;1940年出任第二次近藤内阁的内阁情报部长,后担当首任情报局总裁.

据伊藤的后人讲,伊藤在马克大幅贬值时从柏林购入此书.此外,东北大学还购入蓝色封皮的资本论,这两本书都是伊藤生前特别珍视的文献.伊藤还曾担任1933年设立的“昭和研究会”的委员,同样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最开始就强烈反对日德意三国同盟,1939年曾作为平沼内阁的特使出使德国,与驻德国大使大岛浩针锋相对,最终无奈回国.

四、《资本论》第1卷首版原件的入手经过、时期与

再次回到松田的调查.松田详细调查了各个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资本论》首版,以及与此相关的学者或图书馆员写的研究文献,尽可能地揭示该文献收藏保管的经过.笔者根据松田的调查,整理出《资本论》第1卷首版原件的入手经过、时期以及等信息,汇总成表1.

需要注意的是,一桥大学收藏的3册中,其中1册是图书馆藏书,这是大冢金之助(1892-1977)的旧藏书,据说他是1924年从海外某个人物手中购得.另外,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古典资料中心收藏的2册中,一册是1924年收购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文库时所得,另一册是1929年接收的左右田喜一郎(1881-1927)个人文库的藏书.左右田于1909年在图宾根大学取得学位,很有可能在一战以前就购得了首版的原件.帝京大学收藏的一册是福本和夫(1894-1983)的旧藏书,后经过铃木鸿一郎(1910-1983)的手流至该大学.福本是旧制松江高等学校的教授,1922-1924年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学于英法德三国.在德国与科尔施和卢卡奇等人有过深入交往,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第1卷首版很有可能是其在留学期间购得的.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收藏的签名赠书,是栉田民藏在1921年为当时总部还设在大阪的大原社研购买的总量达1642册的Wilhelm Hasbach文库中的一册,是18元20钱,文库总体的是2360日元67钱8厘.向坂逸郎(1897-1985)旧藏书的一册,是带有马克思栏外批注的文献.向坂于1923年从柏林的旧书店购得此书,是2万马克.向坂去世后,此书被捐赠给大原社研.

另1册是宇野弘藏(1897-1977)以前的藏书,此书是宇野从其岳父高野岩三郎(1871-1949)手中作为礼物获赠的.高野于1927年从维也纳的旧书店以120先令的购得此书.庆应义塾大学的1册是高桥诚一郎(1884-1982)的藏书,于1921年由德国的旧书店购入,夹有Dr. Adolf Hinberg的藏书票.全3卷首版的其余2卷是从瑞士的旧书店购入.全3卷当时的是236日元.这是位于德累斯顿的前苏联的学术研究机构的旧藏书,是研究所遭遇纳粹袭击被迫解散时流失的文献.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收藏的3册分别是1927年由国际书房以90日元的购入,1928年从村上英四郎书店以90日元的购入,另外1册是上野精一(1882-1970)的旧藏书,此书同样有可能是战前购入的.龙谷大学新明正道(1898-1984)的旧藏书最初转让给黑正严(1895-1949),后来在1948年以75000日元的卖给以翻译《资本论》闻名于世的长谷部文雄(1897-1979),随后龙谷大学在1980年从长谷部抚子手中购得此书.新明正道是东北帝国大学的副教授,在1929年以在外研究员的身份被文部省派到德国留学,他有可能是在德国留学期间购得此书.大阪市立大学收藏的3册中的1册出自1929年购入的桑巴特(1863-1941)文库(共计11572册),另外2册是福田德三以前的藏书.其中1册据说是福田自己1925年在柏林的旧书店买到的,是150马克,装订费用11马克,共计支出161马克.另外1册是福田以极低的从自己的老师布伦塔诺购入的7000册图书中的一册,大阪市立大学于1932年以100日元的从福田手中购入此书.另外,大阪市立大学于1929-1931年购入的福田文库(含布伦塔诺文库)总体约45000册,共计花费60000日元.

以上都是二战以前流入日本的书籍.此外,1960-1970年代前半叶,雄松堂卖给日本东北大学、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收藏的文献原件是1967年11月从雄松堂购入的.全3卷的首版及法语版首版为一套,据说全套售价为105万日元.另外,第3卷首版扉页上还有恩格斯的亲笔签名,参见松田(2014)第222页. 、国士馆大学、京都外国语大学、近畿大学和天理大学的6册,以及松江(キノエ)书房卖给经济大学和立教大学的2册,再加上熊本学园大学1970年代从名叫古闲书屋的旧书店购入的原件,都有可能是战前流入日本的.因为古闲书屋的此书原来的收藏者是一位姓Arakawa的日本外交官,他从维也纳购入此书,几经转手,古闲昌知于1950年代初从九州的旧书市场购入此书,至今还留存有购买记录.此外,根据松田的调查,至少有4册没有捐赠给日本国内的研究机构,其中有泽广已1926年从德国旧书店购入的原件已捐赠给中国社科院,保存在日本研究所.可以说,共计有30册左右的原件是二战以前流入日本的.而且,如上所述,这30册的购买者多数不是大学或研究机构,而是个人.二战以后购买首版原件的则无一例外都是大学,而非个人.可以说,二战前后购买的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是什么原因驱使日本学者去购买首版原件?购买背后有怎样的时代背景?考虑此问题时,不能忘记日本1920年代掀起的空前绝后的马克思热潮.

五、二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热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二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热潮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日本的翻译,始于1904年11月13日平民新闻第53号上刊载的、由幸德秋水(1871-1911)和堺利彦(1871-1933)共同翻译的《宣言》的译文.从这个译本以后,如果要统计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日译本的数量,可以归结为如下图表(参见表2)出处为大村(1999). .

这一期间(1904-1997),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日译本总数达1360种,如果延伸到2018年,则大约有1500种此处无论全集还是分册形式的出版物,一律算作一种.以下如无特殊情况,均以此方法计算日译本的种类.但是,仅依据翻译标题无法找到原著的情况下未将其计算入内,译本的种类数量是现阶段已将判明的数量.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出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1922-1932年,总数达427种;第二期是1946-1956年,总数达391种;第三期是1962-1974年,总数达272种.第一期出版的高峰是在1927年,有67种;第二期的高峰出现在1948年和1949年,分别有54种;第三期的高峰是在1962年和1974年,分别有26种表中存在出版物为0的时期,即1911-1917年和1938-1944年这两个时期.前者是《宣言》的译者幸德秋水因大逆事件受株连被处死后,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冬季,直至一战结束的时期.1937年发生了帝大教授大内兵卫和同为副教授的有泽广已等劳农派的教授集团38人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集中检举,史称第二次人民战线事件.所以,自1938-1945年8月15日战败为止,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受到严厉限制.日本在1925年终于废除了限制选举的条例,实现成年男子的普选.与此同时,制定了治安维持法,打压试图以废除私有财产、推翻国体即天皇制为目的的运动.1928年此法又进行了修订,对以标榜“变革国体”的造反运动的领高可以处以死刑. .如上节所述,1920年代共计有30余册《资本论》第1卷的首版原件流入日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日译本出版种类最多的时期不是二战前后,而是1920年代.《资本论》第1卷的首版原件大量流入日本的时代背景是1920年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潮.下面考察的是这一热潮的真实情况.

最近,久保诚二郎(2017)久保(2016)的论文收录了刊载于1906年3月6日的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上的《宣言》的广告. 做了详细考证,指出二战以前日本的国家权力机关对待《资本论》和《宣言》的态度截然不同.《宣言》首个日译本不是以德文原文,而是以英译本为底本翻译而成的.刊载的《平民新闻》随即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幸德、堺以及编辑西川光二郎被课以罚金.但在裁判书中有如下表述:如果是纯粹学术研究的史料,即使内容欠妥当,也允许其公开发行.着眼于此的堺在杂志《社会主义研究》的创刊号(1906),补足了《平民新闻》遗漏的第三章的翻译,刊载了全文.二战以前,《宣言》的翻译得以合法刊行,并在报纸上刊载出版广告的,仅此一次.这是因为揭示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的这一出版物,对当时标榜天皇不可侵犯性的绝对主义的专制国家而言,是决不允许的、极其危险的一种思想.该书在传播过程中,还存在誊写版以及直接从美国进口的版本,大部分被当局没收扣押,也有一小部分变更了标题得以伪装出版.在这种局势下,二战以前共计有26个译本得以出版详见久保诚二郎(2014)以及桥本(2016)的内容.此处的26种这一数值出自久保(2014)的论文,是对桥本(2006)的调查进行更正的数值.另外,桥本在2016年将30余年关于《宣言》传播史的研究成果汇总成书,既介绍了有关德文首版的情况,又系统整理了日本国内的译本.根据桥本的调查,截止2012年日本国内共出版了92种《宣言》的译本.另外,值得特别介绍的是,他通过对比荷兰、德国、瑞士等国收藏的10余本德文首版后发现,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宣言》的首版是亚洲唯一一本德文首版的原始文献. .

根据久保(2016,2017)的调查,二战以前,出版物在发行前必须要呈交到内务省接受审查.但是,《资本论》在发行时却没有受到查禁.《资本论》的日译本得以递达至日本读者手中,始于松浦要译本(经济社出版部,第1卷部分译文)刊行的1919年.其后,高畠素之翻译的《资本论》全译本陆续刊行.如上述所示,二战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日译本的出版顶峰出现在1922-1932年之间,总数达427种,其中《资本论》达38种.二战以前出版的最后一个《资本论》的日译本,是1937年的长谷部文雄译本(日本评论社,只出版了第1卷).包括这个译本在内,《资本论》的出版未曾受到查禁.1920-30年代日本为何会出现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马克思热潮?

久保认为最大的理由是《资本论》在1920年代就已确保了它作为社会科学以及经济学古典文献的地位,多数学者以及知识分子也都认可它的地位.其中,福田德三和河上肇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一桥大学前身的商高的教授,以“马克思学的权威”参见1922年3月13日的读卖新闻. 入选帝国学士院院士的福田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他对马克思以及《资本论》在日本的翻译传播做出了贡献.高畠素之译的《资本论》作为日本二战以前唯一的全译本得以广泛传播,并作为福田策划的《马克思全集》(1920-1924年,大镫阁和而立社)的主要卖点而得以出版发行.另外,被视为福田的竞争对手的河上肇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曾因《贫困物语》而风靡一时,在《资本论》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河上是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另外,二人关于《资本论》还曾展开过学术争论.不仅是河上肇,当时著名的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部分教授在学生培养方面也投入很大精力.此外,在帝国大学等著名大学中,学生自身设立了新人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学生组织,自发性地投入到马克思研究中.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马克思的思想捕获了很多学生的心.如久保(2017,第18页)所言:“这种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授与学生对马克思的接受也波及至普通社会.之前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以堺利彦等明治时期的社会活动家为中心,被国家视为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但是,1920年代帝国大学的教授、知识分子以及学生开始积极研究马克思,普通社会也将马克思思想理解一种学术研究的资源.”参见久保(2017)第18页.

其结果是,读卖新闻在1924年6月2日至8月30日共计24次评选“现代名家十书选”时,将《资本论》和河上肇的著作、《论语》、夏目漱石的著作以及尼采的著作,共同列为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普通读者也开始购买《资本论》.据久保调查,有关《资本论》的这类广告在1919年以后相继出现,正是得益于福田策划的《马克思全集》,高畠翻译的日本首个《资本论》全3卷的全译本得以出版.这类广告不仅在全国性报纸上反复刊发,甚至刊载到专门收录天皇敕令的《官报》的广告栏.

随后,高畠的译本经过数次改译,最终收录至改造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1935,全32册+5册《资本论》),得以广泛传播.改造社版全集是在与以岩波书店为盟主的联盟版全集的竞争中胜出而得以出版发行的.两个全集版于1928年5-7月间在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报纸上掀起广告战,使得梁赞诺夫的名字为全国所知(参见图9),另外,关于改造社河上联盟版全集策划的角逐,请参见大村(2005,2010)的论文.这一广告战对以《资本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联盟版和改造社版的竞争中,时任苏联驻日本大使的支持改造社版的特拉亚诺夫斯基(Trajanovski),在1928年7月25日给梁赞诺夫的信中叙述了他支持改造社版的理由:“理由很简单,改造社对我们有利.《资本论》已经发行了10万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已经发行,有超过2万人预购.”(详见大村,2010,第21页.)理由十分明了,改造社版的高畠译本的《资本论》的发行量高达10万册.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实行全卷预售制,如果全集有2万人预定的话,全集发行的总册书高达37×20,000等于740,000册.此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日译本的还不止改造社一家,可知当时日本国内的马克思热潮的火爆程度.主要著作是《资本论》,一半以上的购买者是大学或者在高等专门学校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或学生.

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文部省、私立大学或民间研究所派遣学者的主要目的国是德国,派遣的经济学方向的学者多达238名.其中,代表性人物有大冢金之助、久留间鲛藏、栉田民藏、大内兵卫、宇野弘藏、福本和夫、向坂逸郎、石滨知行、加太哲二、风早八十二、本庄荣次郎、黑正严、上原专禄、舞出长五郎、坂元弥三郎、森户辰男、堀经夫、石川兴二、南原繁、末川博、我妻荣、恒藤恭、河合荣治郎、矢内原忠雄、赤松要、中西寅雄、蜡山政道、有泽广已、国崎定洞、堀江邑一、山本胜市、山田胜次郎、服部英太郎、新明正道、杉本荣一、宫川实、平野义太郎等(参见八木,2018).以上人物都是当时锐意进取的旧制帝国大学、商业大学、旧制高中的副教授或青年教授、还有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二战结束后都在各自领域领军的学者.其中,还有一些是联盟版和改造社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者,还有几位在德国购买了《资本论》第1卷的首版.

改造社版和联盟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分别以福田德三和高野岩三郎(原东大教授、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为中心策划,最终联盟版的准备工作被吸纳进改造社版的出版计划.据八木称,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日本学者在德国学到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作为政府主要参政党的社会党还是攻击它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政治文献成了其研究的依据”参见八木(2018)第220页. .当时参与到两个全集版出版的锐意进取的学者,是推动1919年由《资本论》的出版竞争掀起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热潮的主要力量.《资本论》第1卷首版的收集也可以看作其中的一环.

写有马克思签名的赠书中,最便宜的是1921年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购入的文献,时价18日元20钱,日本关西大学和东北大学购入的签名本则涨至600万日元.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首版收录进“世界记忆遗产”.2016年,流入旧书市场的马克思致爱卡留斯(J.G. Eccarius)的签名本《资本论》以150万欧元(约2亿日元)的天价成交.这一签名本现展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人据说是南京的一名富豪.没有签名的首版在二战前最高价是300日元,二战后,无论是单本还是《资本论》全3卷的套装,成交为40-150万日元.进入1980年代后,单册超过300万日元.日本国内成交的最高,是广岛经济大学在1989年泡沫的顶峰时期,以900万日元的高价购入的一册《资本论》第1卷的首版.2016年,此书流入旧书市场的是1500-2500万日元.最近成交的上述珍贵文献的购买方多数是中国的大学,日本国内的大学限于经济状况已经无力购买.另外,最近二三十年,日本国内工薪阶层平均的年收入约为400万日元左右,唯独地区是600万日元上下.二战后,《资本论》第1卷首版在日本的成交大约相当于工薪阶层一年的收入.二战前的1920年代,售价约为100-250日元,大约相当于当时小学老师或半年的工资,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学老师而言却不算高.尤其是东大、京大等帝国大学教授的工资出奇的高,年收入约为6000日元,是小学教员第一年工资的十倍,副教授也有2000日元左右的年薪.对他们而言,150-200日元的完全可以承受得起.作为留学德国的纪念品,以及为以后的翻译做准备,他们大量购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版文献.1920年代,日本国内掀起的马克思热潮、教授的高工资以及当时德国的通货膨胀,客观上加速了《资本论》第1卷首版向日本的流入.

(二)日本的马克思热潮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的马克思热潮不仅加速了文献的流入,也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产生极大影响.正如研究《宣言》翻译普及史的大村(2008a、b,2009)和玉冈敦反复强调的那样,19世纪后半叶,领先于亚洲各国率先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知识分子最初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将欧美的近代思想用恰当的汉字词汇翻译出来.

Kommunius/communi(共产主义),Sozialius/sociali(社会主义),Kapitalius/capita1i(资本主义),Klasse/class(阶级),Arbeitslosigkeit/unemployment(失业)等具有代表性的术语,在今天的中日两国已成为日常用语,以上术语是19世纪后半叶由日本人创造的词语.其中,资本主义、失业在《宣言》的原文中不存在,其他术语在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的《宣言》译本中都已出现.这意味着20世纪初《宣言》的日译本登上历史舞台时,这些翻译术语和原文之间已经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时期也是解读近代西洋思想的翻译术语的生成时期.

有关近代西洋思想的书籍,以及以俄国革命为契机标榜近代主义界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借助这些术语大量流入日本,并受到以普选运动为中心的大正思潮的影响,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得以传播.在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一战后,马克思主义在关注女工残酷的劳动环境、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为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开始传播,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其结果是,1920年代的日本掀起的马克思热潮,市场上卖出了10万册的《资本论》.

日本的马克思热潮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1920-1930年代,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但多数译者在翻译时依据的并不是德文原典,而是日译本,只在必要时参考了德文原文.《宣言》《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的首个汉译本,能很好地映射出日本的马克思热潮.日本和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者交流的起点,是1920年代的日本马克思热潮时期.大村(2008a,b,2009)、陈力卫(2008)、玉冈敦(2008、2009、2012)和陈长安(2012)曾详细研究过陈望道在1920年翻译出版的《宣言》.盛福刚(2015、2016b)曾对1938年出版的郭沫若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做过详细的文献考证,否认了以往的学说,阐明了这一译本的主要底本是日译本.另外,盛福刚(2015b,2016)还对陈启修翻译的由上海昆仑书店在1930年出版的首个《资本论》的汉译本做了考察,得出相同的结论.

盛福刚的学位论文(2016)基于以上一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如果找出现行版的中日译本做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汉译本中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很多不同于日译本中的汉字词汇,如Nation/nation、Gemeinwesen/community、Arbeiter/laborer等.二战以前,中日两国译本共同使用“国民”“共同体”和“劳动者”等汉字翻译以上德文词汇,但在今天的汉译本中,已改译为“国民”“公社”和“工人”.不同的翻译术语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有不同的理解,在当今以新MEGA的文本为研究出发点的国际学术界,这种术语翻译中的差异,值得两国学者进一步探讨.

【引用·参考文献一览(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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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村泉:《幸德秋水·堺利彦译本〈宣言〉的成立传承及其对汉译本的影响》,《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603号,2009年1月,第1-13页.

[3]大村泉:《中日两国〈宣言〉普及史研究的到达点和课题》,《日本科学者》第43卷第12号,2008年12月,第30-35页.

[4]大村泉:《中日两国〈宣言〉的传播和翻译史概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9号,2008年6月,第27-36页.

[5]大村泉:《〈宣言〉普及史研究的到达点和课题》(1)(2),《经济》第130号(第101-118页),第131号(第160-177页),2006年7-8月(与桥本直树、漥俊一共同执笔).

[6]大村泉:《高野岩三郎和梁赞诺夫的往返书信(1928-1930)》,《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559号,2005年6月,第1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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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村泉:《新MEGA和〈资本论〉的成立》,八朔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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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盛福刚:《关于〈资本论〉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考察——以陈启修的日本经历和翻译术语的传承为例》,《经济学史研究》(56-1),2015年第1期,第103-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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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盛福刚:《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以日本的传入途径为中心》(博士论文).

[25]桥本直树:《〈宣言〉传播史序论》,八朔社2016年版.

[26]桥本直树:《〈宣言〉在日本的翻译及影响史概观》,《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7号,2006年10月,第47-58页.

[27]玉冈敦:《日文版〈宣言〉中翻译术语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53号,2012年12月,第11-24页.

[28]玉冈敦:《栉田民藏〈宣言〉的研究及大内兵卫对其的增补》,《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617号,2010年3月,第38-53页.

[29]玉冈敦:《〈宣言〉在日本传播过程中幸德秋水·堺利彦译本(1904、1906年)的位置》,《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杂志》第603号,2009年1月,第14-26页.

[30]玉冈敦:《〈宣言〉在日本的译本和翻译术语的变迁——1904年至1925年》,《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9号,2008年6月,第5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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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涩谷正:《〈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日本的翻译史》,盛福刚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5期,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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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张一兵:《跋》《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张一兵审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6]郭沫若编译:《政治经济学批判》,神州国光出版社1932年版.

(责任编辑巳未)

总而言之: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资本论》和马克思热潮和卷首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资本论本科毕业论文资本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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