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受双边关系影响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本文是一带一路方面有关论文范文和对外承包工程和双边关系和主要国家有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5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跨国面板数据,系统研究了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结果发现：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增强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效应.本文结论不仅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发展提供了策略选择,同时为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交流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积极的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双边关系；对外承包工程；“一带一路”；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894（2018）06-0057-11
对外承包工程既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从国际经济合作现状来看,两国经济合作离不开双边关系的支持,良好的双边关系不仅能够通过提升政治互信、增强合作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往来,而且能够通过降低双边经济合作风险,提升双边交易成功率（杨连星等,2016）.然而,当前从双边关系视角研究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影响因素还主要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缺乏关于对外承包工程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双边关系视角出发,利用我国2002~2015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双边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双边合法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对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产生促进效应（Keohane,2005）.双边关系作为一项制度安排,能够增进双边信任、完善经济合作规则制度和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为详细考察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我们根据双边关系的特点将其划分为4类：采用公布的我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定位和建交时长衡量双边政治关系（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以双方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衡量双边经济关系（杨宏恩等,2016）；以双边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衡量双边民间关系（杨连星等,2016）；以我国在东道国设立的孔子学院数量衡量双边文化交流关系（许陈生和王永红,2016）.具体而言,我们分别从外交关系和建交时长、双边投资协定、友好城市数量和孔子学院数量这4个方面探讨双边关系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
（一）政治关系与对外承包工程
理性选择主义认为,外交关系这一制度安排能够通过促进制度创造和调整投资者的理性选择等方面发挥对双边经济合作的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双边较好的外交关系和较长的建交时长能够为双边经济活动提供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以保障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这一保障制度还会随着关系的升温不断调整,逐步完善双边投资保护的规则与机制（Makino and Tsang,2011）,进而推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是制约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王恕立和向姣姣,2015）.而良好的外交关系和较长的建交时长能够通过增强相互信任与了解提升投资者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适应性,提高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功率,从而推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增长.因此,双边关系越好、建交时间越长,越有助于双边完善经济合作机制,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制度的完善反过来又增强了投资者对东道国制度环境的适应.由此可见,良好的外交关系不仅能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初始边际的增长,同时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扩展边际增长也有巨大的提升作用.
（二）经济关系与对外承包工程
作为一项经济层面的制度安排,双边投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两个国家间为鼓励、促进和保护相互之间的投资而互相签署的法律协定,能够有效弥补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海外保护机制的缺失.具体而言,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规定母国在东道国的投资享有公平的经营环境,为企业投资塑造了一个开放公平的环境；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规定东道国不得非法侵占母国投资资产,如若遭遇非法侵占,有权得到合理赔偿,有效降低了母国投资风险；最后,双边投资协定还为双边投资争端提供了解决机制,提高了投资的稳定性（杨宏恩等,2016）.因此,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出发,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实则是双边设立的一项为促进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有效保障了双边投资者的权益和降低了经营风险,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增长.
（三）民间关系与对外承包工程
友好城市是双边民间关系层面的制度安排.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出发,友好城市能够通过赋予双边城市投资“优先权”待遇、降低双边投资风险和交易成本等方面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商务委员会可能采取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行为督促当地商务机构支持来自友好城市的投资行为,为双边经济交易与合作赋予“优先权”（Tjandradewi and Marcotullio,2009）,进而促进企业投资集约边际增长；另一方面,友好城市双方在共同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会开展多方面交流合作活动,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程度,降低了经济合作过程中的风险；同时,友好城市双方还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商务活动为双边经济合作搭建沟通平台,有效降低了双边投资的交易成本,提高双方决策效率和增强投资行为的履行程度（Büthe and Milner,2008）,因此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增长.
（四）文化交流与对外承包工程
作为一项文化层面的制度安排,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交流关系.文化距离是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李阳等,2013）,同时语言差异也会加大双方的沟通成本.而孔子学院通过宣传中华文化、促进东道国民众学习汉语,有效增强东道国对我国的理解和信任,同时降低了双方的沟通成本,为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孔子学院还为双边经济合作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增加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机会.各地孔子学院经常举办经贸合作论坛,促进双边经贸信息与政策交流（许陈生和王永红,2016）.这些举措增进了双方经济合作的机会,对推动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对外投资与对外承包工程虽然都是双边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在商务合作和业务开展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经营环境需求,但二者也存在较大差别.首先,二者的经营方式不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企业间的合作,而对外承包工程的开展则更多地体现了主权国家间的制度安排；其次,二者的目标追求存在差别,对外直接投资注重的是长期的投资收益,而对外承包工程则侧重当期项目建设和开展的可行性.因此,对外承包工程的建设与开展受双边关系的影响更大.
因此,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1个研究假设.
假设1：双边关系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发展.
虽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具有悠久的商贸往来历史和显著的资源—经济互补关系,但沿线各国政治不稳定因素较多,投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较大,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一国的政治环境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完善的制度环境能够通过创建有序的市场环境降低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保障企业商业交易的顺利完成（张中元,2013）.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掌握程度越高,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便越低,从而降低企业商业交易的成本.相反,如果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较差,企业面临的风险成本则较高.而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合同周期长、项目金额大等特点,在项目建设与运行过程中更加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以保证其项目顺利进行.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2个研究假设.
假设2：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增强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定义
1.对外承包工程（FCP）：参考王文治和扈涛（2014）、蒋骄亮等（2017）的研究,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完成营业额（FCP）衡量对外承包工程,并使用新签合同额（Contract）作为稳健性检验,二者均作对数处理.
2.双边关系（BR）：本文采用公布的我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定位和建交时长衡量双边政治关系.我们将外交关系划分为未建交、建交、友好合作关系/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全面合作关系、全面友好合作关系、战略性合作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和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分别赋值为0、1、2、3、3.5、4.5、5和6.以双方是否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衡量双边经济关系.以双边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衡量双边民间关系.以我国在东道国设立的孔子学院数量衡量双边文化交流关系.
3.政治稳定性（PS）：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数据中的政治稳定程度指标（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衡量东道国政治稳定性.该指标已被标准化处理,介于-2.5~2.5之间,数值越大,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越稳定.
4.控制变量：基于已有研究（王文治和扈涛,2014；蒋骄亮等,2017）,本文控制以下可能影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变量：经济发展速度（GDPrate）、经济水平（PGDP）、资源禀赋（Resource）、劳动力资源（Labor）、基础设施状况（INFRA）、对外开放水平（Open）、产业结构（Ind）、双边地理距离（Dist）和语言相似度（CL）,变量定义详见表1.
（二）模型设定
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选择检验上,Hauan检验高度拒绝了“个体性误差与解释变量无关”的假设,可以认为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但由于模型中包含重要的非时变变量（地理距离和语言相似度）,采用固定效应会造成变量被“吞噬”.对面板数据检验后发现模型中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为提高数据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选用PCSE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为检验假设1,借鉴杨连星等（2016）的做法,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
其中,FCP表示对外承包工程,BR表示双边关系,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如果β1显著为正,说明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假设1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回归模型（2）：
其中,PS表示东道国政治稳定性,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如果β2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政治稳定性能够显著增强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作用,假设2成立.
（三）数据选择
本文研究数据是2002~2015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承包工程分国别面板数据.由于“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区域合作倡议,并没有精确的空间范围,参考香港贸发局网站的介绍,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限定为67个,在剔除主要变量缺失值后,得到50个样本国家/地区共计464个观测值.①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均值（9.282）和合同额均值（9.480）相近,说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在该地区的完成率较高,同时二者的标准差都较大（2.579,2.735）,说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在沿线各国的开展存在较大的差别.此外,从解释变量看,双边外交关系（Diprelation）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标准差为1.572,说明双边外交关系等级差别较大,而这一现象同样被建交时长（Edrage）、友好城市数量（Sistercities）、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孔子学院数量（Confucius）所证实,说明我国与样本选择中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双边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别.调节变量政治稳定性（PS）均值为-0.254,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稳定性总体较差,且各国相差较大（标准差为0.919）.从控制变量可知,样本选择内“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增速、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度等均相差较大,说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大.
（二）基本回归结果
在回归检验前,我们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无论采取何种变量衡量双边关系,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因此可以认为模型中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我们首先研究了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采取何种变量衡量双边关系,其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双边关系对我国在东道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外交关系系数为0.755,说明双边外交关系每提高一个等级,对外承包工程增加75.5%；建交时长系数为0.040,说明双边建交每增加1年,对外承包工程增加4%；双边投资协定系数为0.743,说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能促使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增长74.3%；友好城市系数为0.047,说明双边每增加一对友好城市,对外承包工程提高4.7%；孔子学院系数为0.223,说明我国在东道国每增加一所孔子学院,对外承包工程增加22.3%,回归结果与假设1相符.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和提出后的差别,将2002~2013年间视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年份,2014~2015年视为该倡议提出后年份,同时采用双边关系的主成分因子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两组数据进行分析.表3的列6和列7分别报告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系数（1.509）大于提出前的系数（1.375）,说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双边关系对我国在该地区的对外承包工程影响增强.
就控制变量而言,本文以表3列1的回归结果为例,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Resource）和语言相似度（CL）与对外承包工程显著正相关.东道国资源越丰富、双边语言相似度越高,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量越大,说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资源寻求导向,同时也存在语言文化偏好.劳动力资源（Labor）和基础设施（INFRA）与对外承包工程显著负相关.说明东道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反而会抑制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可能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东道国劳动力资源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则可能说明当地经济发展较好,并不需要过多地新建基础设施项目；同样,经济发展水平（PGDP）系数为负从侧面也验证了这一解释.
接下来本文研究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对双边关系与对外承包工程之间关系的影响,表4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变量衡量双边关系,双边关系与政治稳定乘项（BR×PS）系数均大于0,且除在以双边投资协定衡量双边关系的回归中不显著外,其余均在5%和1%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认为,东道国政治稳定性能够显著增强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作用,与假设2相符.
（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本文从3个方面对文章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1）采用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Contract）对数作被解释变量,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与前文一致；（2）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组间异方差或同期相关,我们采用全面的FGLS估计方法对基本结果重新进行检验,发现主要变量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与前文一致；（3）考虑到我国政府在2009~2010年间实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为此,剔除2009~2010年数据重新代入模型（1）中回归,结果保持不变.①
虽然本文得出了双边关系与对外承包工程显著正相关的结论,但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对外承包工程的发展可能会反向影响我国与东道国的国际关系.针对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为此,本文参考杨连星等（2016）的做法,采取双边关系的两年滞后数据作为双边关系的工具变量.表5报告了双边关系滞后2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衡量双边关系的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双边关系确实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5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外承包工程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方法（PCSE）重点考察了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结果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定位、建交时长、双边投资协定、友好城市数量和孔子学院数量与我国在东道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双边关系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这一促进效应增强；进一步还发现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能够显著增强这一促进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3点政策价值：第一,本文揭示了双边关系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发展,而对外承包工程作为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合作项目,对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我们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民间和文化等交流方式增强与沿线各国的双边关系,推动我国在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发展；第二,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双边关系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较多,对我国在当地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运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此,我们应建立健全对外承包工程的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加强对沿线各国的投资风险评估,必要时可设置投资保险制度,减少因突发事件造成的投资损失；第三,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存在强烈的资源寻求导向,为此,我们应大力发展新能源,降低我国能源的对外依赖度.
（责任编辑：梁丽华）
言而总之: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对外承包工程和双边关系和主要国家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一带一路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一带一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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