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和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关系的实证，该文是出口贸易有关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跟人口红利和实证研究和劳动力成本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摘 要:人口红利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劳动密集型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陷入困境,本研究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岭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提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仍具有极强比较优势；总抚养比上升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劳动人口总量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负向影响,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降低效应强于总抚养比和劳动人口总量.
关键词：体育产业；体育用品；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出口贸易竞争力；岭回归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20X（2018）06-0050-06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总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增长的局面［1］."人口负债--人口红利--人口负债"是人口红利周期性循环的表现形式,随着人口周期的运转,中国即将从人口红利阶段步入人口负债阶段.在人口负债阶段,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总抚养比随之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源储备将步入一个锐减阶段.其次,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劳动力也随之上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开放式贸易引进国外投资,吸引了技术、资本等高级要素的流入,凭借"低素质人口红利"产生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实现了制造业大规模集群发展,形成了以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贸易比较优势,推动我国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即将步入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经济发展阶段,为此,国家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体育用品制造业作为我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始,体育用品制造业就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世界体育用品产业的代工厂.但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随着劳动力的上涨及消费需求的多样化,步入了产业发展的衰退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2］,劳动力成本上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出口优势［3］.但在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关键阶段,2009至2012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出口仍具有极强的比较优势［4］.其次,以下学者对当前关于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与体育用品产业进行相关研究,杨越（2011）描述性分析了"人口红利期窗口关闭阶段"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征,并提出体育事业为我国人口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1］.邹月辉,欧阳井凤（2016）分析认为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到来中国体育用品业将出现企业缺乏创新导致竞争不足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散失［5］.钟华梅,王兆红等（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利于体育用品制造业总产值和出口贸易［6］.上述的相关研究主要是通过探讨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体育用品业的发展路径,以及劳动年龄比重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体育用品发展的影响.因此,基于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到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双重背景,有必要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关系.以此来论证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是否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为我国现阶段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发展建议.
1现阶段我国人口红利及劳动力成本
1.1我国人口抚养比与劳动力存量
人口抚养比作为判断人口红利的主要指标包括总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处于人口红利期即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较低,人口结构处于"中间大,两头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数量持续上升,伴随着人口数量的上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也持续上升（见图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由1982年的62517万人上升至2015年的100361万人,人口的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则出现持续下降,老年抚养比自2005年后出现上升.从图1可知我国人口红利从上世纪80年始由人口负债转入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在2010年出现拐点达到人口红利顶峰,从2010年后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出现上升,预计2030年我国将再次进入人口负债期.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率上升和国家为均衡人口结构出台二胎政策是导致我国人口红利下降原因.面对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期出现的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困境,应该从充分提高我国现有劳动人口的素质,使一定的劳动人口释放出更多的人才红利和技术红利,以推动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跃升.
1.2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变化
本文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度量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自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持续上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从2001年的10834元增长至2015年的62029元,十五年间的增幅为572.54%,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3年的12671元增长至2015年的55342元,三十年间的增幅为436.62%.总体而言我国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低于总体工资涨幅.从图2可知从2002年至2009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同比增速远高于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速,从2010年至2014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增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010年以来我国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以上分析说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呈持续增长,但2010年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快于总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降低.2010年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制造业企业"用工荒"现象,可能是我国2010年后体育用品业步入发展衰退期的原因之一.
2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进出口现状分析
2.1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贸易现状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下文简称"国研网"）关于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值的统计归类,我国体育用品进出口的产品结构包括运动用球、运动用球类器材及器械、冰雪运动器械及用品、水上运动器械及用品、健身与康复器械、运动专用鞋靴、钓鱼用品及器材、其他体育用品及器材八大类.根据国研网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见图3）,从2001年至2015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仅2016年出口额出现下降,且出口额显著高于进口额.在出口贸易增长率上,从2001年至2016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增长率仅2016年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呈现出波动式增长.在进口贸易增长率上,从2001年至2016年间出现三年负增长,分别为2009年、2015年和2016年,且增速呈锯齿状波动.从总体上看,2016年我国体育用品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均出现下降.以上结果说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额显著高于进口贸易额,增速均呈波动式,且2016年进出口贸易额均出现下滑.
2.2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
贸易竞争力反应的是一个国家在出口某一类商品时相对竞争优势,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CompetitionIndex:TCI）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净出口额占该国该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率［7］.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为体育用品净出口额与体育用品进出口总额之比,贸易竞争力指数处于［-1,1］去区间,处于（0,1］区间为该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比较优势,处于［-1,0)区间为出口贸易处于比较弱势,贸易竞争力指数等于0说明该产品贸易比较优势相当.从图4可知,从2001年至2016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大于0.8,且多数年份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9,仅2014年贸易竞争力指数下降到0.8171,2015年贸易竞争力指数又开始上升.说明从2011年至2016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仍具有极强比较优势,少数年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出现小幅下降,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比较优势未发生变化.
3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关系的实证分析
3.1研究设计
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降低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力供给质量、投资和消费四个途径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2］.人口红利较高时劳动力供给数量充裕,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凭借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使企业得以压低工人工资,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转化为体育用品的优势,形成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人口红利是通过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及质量来来影响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红利的变化共同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有必要实证研究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变化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
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为一国某产品净出口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能够充分放映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以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来测度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是最为客观的测度方法；人口红利可以通过劳动力供给数量影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且学者李健和卫平（2014）的相关研究也用总抚养比测度人口红利［8］.其次,劳动人口总量最直接反映我国的劳动力存量.因此,采用总抚养比和劳动人口总量来测度我国人口红利；为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总体变化情况,采用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与GDP总额之比）测度我国总体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情况.体育用品制造业属于制造业的一部分,采用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测度体育用品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情况；体育用品进出口还受本国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以经济规模（即GDP）变化为控制变量.
因此,本研究以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测度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以总抚养比和劳动人口总量两个指标测度人口红利,以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两个指标测度劳动力成本（见表1）.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实证研究人口红利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情况,以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TCI）为被解释变量,以总抚养比（TDR）、劳动人口总量（TWP）、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TULC）、制造业劳动力成本（MLC）为解释变量,经济规模（GDP）为被控制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TCI等于β0+β1TDR+β2TWP+β3TULC+β4MLC+γGDP+ε
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和γ为待估计参数,ε为残差项.
3.2数据来源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自21世纪以来呈现"持续增长--步入衰退--恢复增长"的周期阶段,导致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步入衰退的因素众多,但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始于2007年和2011年,且人口红利达到顶峰开始下降的时间始于2010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本研究采用2001年至2015年15年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体育用品进口额和出口额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并经过计算获得,总抚养比和劳动人口总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6》,由于总抚养比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数仅有年度数据,但季度人口结构变化甚微,每季度的总抚养比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数用年度数据替代.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及GDP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和"制造业城镇就业单位人员平均工资"仅有年度数据,故这两个指标的季度数据为年度数据的平均值,2001年和2002年缺乏"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这两年数据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替代.为消除不同量纲指标无法比较的问题,对采集的相关数据根据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相关分析结果具有可比性.
3.3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3.3.1模型显著性及多重共线性诊断
根据采集的数据及模型设定,以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TCI）为被解释变量,以总抚养比（TDR）、劳动人口总量（TWP）、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TULC）、制造业劳动力成本（MLC）为解释变量,经济规模（GDP）为被控制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2,从中可知回归模型的R方值为0.541,调整R方值为0.498,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比率达到54.1%.模型显著性检验的F检验值为12.727,显著性Sig等于0.000<0.05,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对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诊断后发现,解释变量之间的VIF值均大于10,且部分解释变量的VIF值大于100（见表2）,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消除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提高多元线性回归结果的精确度,本研究通过岭回归分析来解决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岭回归是通过偏估计回归来消除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从而得到更具有解释性的回归系数,岭回归的R方值稍低于多元线性回归.从岭回归岭迹图（图5）可知,随着岭回归k值的增大,五个解释变量的系数逐渐从分散开始收敛,当k值等于0.1时,解释变量从分布离散变成收敛,故取k等于0.1进行岭回归分析.从表3岭回归结果可知,R方为0.468,调整R方为0.418,F值为9.463,显著性Sig等于0.000,岭回归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
3.3.2岭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岭回归的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1）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总抚养比（TDR）、劳动人口总量（TWP）、制造业劳动力成本（MLC）与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TCI）呈负相关关系,且总抚养比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显著性Sig分别为0.002和0000,均小于0.01.说明总抚养比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非常显著的降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劳动人口总量的增加降低了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但不显著；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TULC）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TCI）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
人口红利降低（总抚养比上升）非常显著的削弱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国家二胎政策的开放,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老龄化率将逐步上升,进而导致人口的总抚养比上升,人口红利将逐渐降低,对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多数量的劳动人口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来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在体育用品制造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高质量的劳动人口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在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时,总量高、质量低的劳动人口特征将削弱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结果却表明劳动人口总量的上升却削弱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正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转变,劳动力的供应向技术、资本等相关资源要素转变.但体育用品制造业依然依靠劳动力发展,仍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较为薄弱,导致劳动人口总量上升却削弱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提升,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非常显著削弱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说明我国总体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未产生影响甚至还有促进作用,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体育用品制造业劳动力依赖性强,尚未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出现"用工荒"和产品的优势减弱,削弱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
（2）从表3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看,对我国体育用品贸易竞争力指数产生负相关影响的总抚养比（TDR）、劳动人口总量（TWP）、制造业劳动力成本（ML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29、-0.105和-0.352,说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大于总抚养比,总抚养比上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大于劳动人口总量.以上结果说明当前人口红利下降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远低于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业工人工资的上升导致体育用品制造业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进而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显著性影响,使众多体育用品制造业出现"用工荒"并将"代工工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本研究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红利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带来影响,以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测度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以总抚养比和劳动人口总量测度人口红利,以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测度劳动力成本.以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总抚养比、劳动人口总量、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为解释变量,以经济规模（GDP）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的影响.为消除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采用岭回归分析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仍具有极强比较优势；总抚养比上升和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劳动人口总量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负向影响,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降低效应强于总抚养比和劳动人口总量.
4.2建议
挖掘现有人口红利,释放人才红利,以维持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单位劳动力成本并未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但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非常显著削弱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说明我国现有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需加大体育用品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吸纳劳动力到体育用品制造业就业.通过再教育、技能培训等手段提高现有就业者的劳动技能水平,形成技术技能型人才,以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业从劳动力数量优势向劳动力质量优势转变.
加强技术创新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劳动成本上升对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强于其他因素,为消除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企业应该加强技术设备投入和研发投入,通过自动化生产线的建设来消除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影响,通过研发投入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向技术和服务输出转型,实现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从劳动力比较优势向技术比较优势转变,从体育用品制造业产品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跃迁,解除国际体育用品业对中国体育用品的"低端锁定".
产业政策引导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竞争力在人口红利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特殊历史时期,需要产业政策引导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以增强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制定应该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发展,通过对企业技术创新给予政策支持和创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产业示范单位以及建立体育产业引导基金等措施,来减少企业成本支出或者扶持企业成长,以此来提升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在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方面,可以通过出口退税以及营改增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来降低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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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汇总:本文是关于出口贸易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人口红利和实证研究和劳动力成本相关出口贸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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