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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有关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和双一流建设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价值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23

双一流建设的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该文是价值类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与双一和逻辑与和实践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教育政策具有重要话语结构意义和价值导向作用.对“双一流”建设的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全维分析,能够揭示文本话语特征及其价值追求.对山东、安徽、广东和江苏四省的“双一流”建设的系列政策文本进行综合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具有战略遵从和市场化的鲜明价值取向,进而形成了改革推进、进位赶超、自主化和差异化的实践策略.同时,在“双一流”政策推进中要谨防窄化建设内涵、过度管理主义和漠视中国特色三种倾向.

关键词:双一流;政策文本分析;价值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8)01-0019-07

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下文简称《总体方案》)提出“建设若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教育决策,“双一流”战略取代“211 工程”“985 工程”大学迅速成为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引发了地方积极的战略响应.各省政府的政策执行文本相继出台,还有一些省份在《总体方案》颁布前就提出了本省的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计划,许多高校也相继出台了自身的规划文本、建设方案,构筑了“双一流”建设的政策话语空间.笔者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对山东等四省“双一流”发布的系列政策文本进行定量描述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梳理出政策视阈下“双一流”建设的战略思考、价值取向、政策着力点等核心问题,进一步凝练富有价值的政策共识,为“双一流”建设提供理实参考.

一、政策文本及分析方法

一般意义上的政策文本是政治实体所颁布的措施、方案、计划、规划、准则、方针、法案等各种文本形式的总和.政策文本的实施主体是行政组织基于宏观战略利益出发,依托既定的行政目的而构建出的行为准则.[1]重大教育政策往往是政府意图的浓缩和可视化存在,其强制性和权威性能够直接有效地推进公共认同.按照科德对于教育政策文本的意义阐释,教育政策文本乃是“通过制造和维持认同而产生真正的社会效果”[2].因此,对重大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一方面能够揭示其深刻的政策话语意图,进而达到公共政策认同;另一方面能够最大化地进行政策的语义阐释规避相关行为主体在政策理解上的分歧.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其最终服务于政策文本的意义挖掘,不同的政策文本需要进行差异化的分析方法.有研究者认为政策分析要最大限度地杜绝“学术文化”和“决策文化”的分离,应该既有定量也有定性阐释,二者不可孤立使用.因为前者往往是客观事实的数字化呈现,后者恰恰更能揭示客观存在背后的深层审思.[3]基于此,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统合的综合分析是本文重点使用的文本分析方法.同时,公共政策研究者要致力于将研究型分析方法作为政策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致力于寻求政策真相和非直觉的甚至是反直觉的解决方案[4],让政策分析者更好地弥合“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的沟壑.因此,政策文本分析应关涉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一)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指影响政府议程中政策呈现的宏观或微观背景.一个政策的分析只有沉潜到特定的背景中,才能窥测到政策的特定发生场景,这种场景或是政治的、或是经济的、或是文化的,更多情况下甚至呈现出交糅状态.[5]

(二)政策文本价值

由于政策文本受制于语言符号的固有局限,政策制定者应有的价值表达难以完全通过文本直观呈现,加之政策接受者的政策领悟能力的差异,也就难以把握政策的价值.因此,对于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肯定是涉及事实层面,更要关涉价值层面[6],包括对于价值底色的揭示、价值取向的评判、非理性价值观念的修正.

(三)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是指影响政策制定也被政策影响的个体或群体.[7]政策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乃至政策评价中表现出较为积极的主体特征,往往成为政策成效的重要评判者.

二、“双一流”系列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本部分采用权重计算法和关联度分析法,对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和所占权重,以及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情况进行分析,直观展示出政策关注点,聚焦“双一流”建设的公共认知.

(一)语词编码和提取

本文对四个省份的“双一流”政策文本进行了关键词统计分析.由于关键词本身较多,一方面将内涵相同的关键词进行了合并(如将高端人才、高层次人才、高水平人才和重点人才统一合并为“高层次人才”).同时,对合并后的关键词进行归类,得到富含逻辑包含关系一级关键词和二级关键词.同时,经过语词编码发现,二级关键词中“微观层面”部分无法进行充分的逻辑归类,因而又对此部分进行了关键词的编码.经过关键词的提取和拆分,最终得到91 个关键词(编码结果如表1 和表2 所示).

(二)词频和权重计算

通过对关键词词频的计算和权重计算能够直观体现出政策制定者所彰显出的价值取向、关键特征和政策着力点.笔者统计发现,政策文本中的13个二级关键词出现频次共计787 次,其中“微观层面”关键词频次587 次,所占权重为74.59%(见表3),而且“实施维度”相关的关键词所占权重最大,约占50%.

鉴于“微观层面”相关的关键词较多,本文无法全部呈现,根据Donohue 关于词频高低的界分公式T 等于 -1+8N2 (N 表示出现次数为1 的关键词个数),得出关键词的高频词阈值为5.35.因此,本文筛选了词频≥6 的关键词,共计21 个.如表4 所示,“机制”“绩效考核”“学科排名”以及“学术团队”的频次、所占权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策共识.

(三)语词关联性分析语词的关联性分析可以形象清晰地反映出政策信息侧重点以及信息之间的联系.[8]本文在进行关联度分析时在21 个高频词的基础上根据出现频次多少又增补了21 个低频词,对42 个关键词进行基于社交网络分析工具Ucinet,通过构建语词矩阵,形成了语词关联度图(如图1 所示).

(四)分析结果

通过关键词统计分析发现,“双一流”政策的文本关键词具有较高的重合性,高频词汇相对较为集中,高频词出现频次占总词频的64.9%.这些高频词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双一流建设的现有政策认知,而且具有稳定性和相对一致性的特征.

通过关联度分析可以看出:

1. 具有鲜明的“工程化”思维

“一流”与“投入”、“学科”与“建设”、“一流”与“工程”“计划”“项目”等词频之间展现出了高度相关性,这其实隐含着各地政府一贯的工程管理逻辑.尤其是在集中管理体制的惯性作用下政府权力表现出比其他国家实力更为强烈的干预冲动,各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等充斥在大学发展的各个阶段[9].

江苏省通过提高生均拨款标准、建立综合奖补机制、四大专项资金的方式进行一流建设投入,投入经费规模空前.其中,政策规定“综合”项目经费总额每年不低于7 亿元,专项经费年度投入总额保持在17 亿元左右.山东省筹划50 亿元对立项一流学科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两类分别以每年2000万和1000 万元左右的标准进行差异化投入.安徽省对首批遴选的安徽大学等四所高校总投入就接近70 亿元.广东省通过重点项目制的方式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7 所高校列为重点建设对象,仅2015-2017 年三年广东省财政安排专项建设资金就达50 亿元.

2“. 学科”在双一流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联图显示,“一流学科”处于网络中心的核心节点位置,跟“投入”“ESI”“绩效考核”“学科建设”等语词有强关联,而且这些词也是网络结构中的重要节点.

3“. 人才”成为战略性资源

关联图显示,“人才”的节点规模较大,与其他节点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处于重要的节点位置.人才要素成为了“双一流”建设中核心要素和关键性标志.可以预测的是未来一流人才的争夺将成为双一流建设中的必然和常态,尤其是海外高端人才的大规模引进.同时,高校间的人才竞争也必定引发人才资源更加频繁的流动,人才资源的战略性地位愈加凸显.江苏省突出高层次人才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初步规划到2020 年选聘600 名左右特聘教授.安徽省除了积极引进院士、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外,在省内积极打造高端的教学科研团队,培养百名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做到“高端引进”和“重点培育”相结合.山东省是引进、培育、整合并举,力争每个立项建设学科形成2 个以上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学术团队,造就一批杰出人才队伍,在院士和千人计划等人才团队引进时也做出了具体的指标要求.广东省大力构筑人才高地,超大力度实施高层次人才战略,其中仅“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就有可能获得最高8000 万元的资助,已经超过了国家千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计划的资助标准.

4. 人才培养的话语表达处于边缘化

尽管各地的政策文件对人才培养提出了目标要求,但跟学科建设相比,政策话语对其的重视程度仍然远远不够.从关联图显示来看,跟人才培养相关的语词大都处于网络结构的非中心位置.“专业”“一流师资”“人才培养模式”等人才培养相关的语词跟“一流”“高水平”等*节点的关联度较弱.

三、“双一流”建设系列政策文本的质性阐释

(一)政策文本的价值导向

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本身是一种制度化存在,其旨在实现一种制度安排和构建一种制度文化的基本途径和手段.[10]真正的公共政策分析除了行动和事实层面,还必须涉及价值层面.

1. 鲜明的战略遵从导向

随着知识型社会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社会中心,高校作为知识生产源头和知识创新的重镇,被赋予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11]《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政策落脚点乃是在于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一流建设政策文本凸显着政策方对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全局目标实现、推进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等宏观战略的遵从和融合.我国大学摆脱了长期存在的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尤其是产业发展需求.[12]高等教育的战略崛起成为国家和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流建设的使命感和战略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山东省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必须对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省的重大战略需求,实现“提升智力支撑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安徽省则在政策文本中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是基于“打造三个强省,建设美好安徽”的战略需要,在一流学科方面提出“建设一批紧密衔接安徽省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国内一流学科群”.广东省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口号,而且要通过一流建设将高校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实现广东省“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战略目标.江苏省的建设目标与“人才强省战略”和“美丽新江苏”发展定位紧密捆绑在一起,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大学是落实‘两聚一高’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

2. 强烈的市场化导向

“双一流”建设既要遵循大学和学科内在特有的发展规律,也要对外界的发展环境予以足够的关注和依赖,外部环境是一流学科发展的强劲助推力.[13]跟以往的“985 工程”“211 工程”和“2011 计划”有所不同,双一流建设在作为一项国家意志强力推进的同时,其建设理念中折射出强烈的市场化思维.比如,遴选机制的竞争化、投资方式的多元化、考核方式绩效化、建设主体的动态化、评价方式第三方化、推出机制的常态化等.

以投资方式的多元化为例,一流建设是一个投入巨大、耗时费力的系统工程.学科建设需要长时间、高强度、不间断的投入,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各个机构组织的作用,多渠道筹措建设经费.[14]江苏省在方案中提出了“精准多元投入”的概念,探索完善的“政府+社会+学校”三主体投入共建机制,致力于打破单一投入模式,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山东省明确提出了“地方政府债券+国家专项贷款+商业银行融资”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高校建设经费筹措机制,形成多元投入、合力支持的共建局面.安徽省也提出“集聚社会资源”“共建共享资源”的思路,提出“鼓励高校多渠道筹措资金和接受社会捐赠,促进建设资金来源的多元化,鼓励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一流学科专业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广东省进行了更为有力的突破,构建了“五位一体”的专项资金多样化投入方式,涵盖传统的直接补助、财政奖励、风险补偿以及贷款贴息等,按照市场化思维进行专项资金投入,力图实现建设效益的最大化(见表5).

(二)“双一流”的共性建设策略

1. 改革驱动策略

“改革驱动,争创一流”成为各地政策执行文本中的极为外显的一个行动策略.“双一流”建设协同推进综合改革,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地方政府在主导“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思维中,重视将“改革”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战略驱动力.实现一流目标必须亟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目前已经成为普遍的政策共识,并进入了政策话语体系的显著位置,改革俨然成为一流建设的驱动力.山东和安徽等省份将“双一流”建设置于所在省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政策文件中予以发布表明:政策制定者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破除天花板效应的政策期冀.广东和江苏两个省份也明确将改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广东省在建设原则中将改革驱动作为首要建设原则进行强化,并将“全面深化高校综合改革”作为重点建设任务之首;江苏省在建设方案中明确江苏省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职能职责,为一流大学建设与改革提供组织保障.

2. 进位赶超策略

为了实现“一流建设”的可视化,四省政策文本都强调高校要在国际国内寻找标杆高校,在既定的时间预期内通过高强度建设实现进位赶超,一流学科建设也要在自己学科领域寻找参照系,树立赶超意识,抢抓发展机遇,实现赶超进位.阎凤桥认为“双一流”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后发外生型”的发展态势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的追赶模式.[15]“双一流”赶超策略的最终衡量标准是重点建设高校和学科能否在预期内实现位次的“显著”提升,“双一流建设”被过多地政策性地置换为“双一流赶超”,政策预期十分明确.

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目标是:到2020 年15所以上的高校进入全国百强,100 个左右的学科进入ESI 排名前1%;进入一流学科行列的学科数不低于全国总数的10%.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江苏一期立项优势学科122 个,二期立项建设137 个.山东省也是在ESI 学科数、高层次人才等关键指标上设定了具体明确的赶超目标.广东省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中明确提出“标杆高校”一词,要求“重点建设高校”要主动跟排名前列的同类型高校比较.安徽的建设文本中则明确提出“建设高校根据自身定位,以国内外一流大学为标杆”,并详尽列明了平台、项目、人才、奖项等核心追赶指标.

3. 自主化策略

政府通过委托*将一流大学建设委托给高校,由高校来落实和推进.[16]系列政策文本明确了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尊重高校按照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进行自主建设,保障高校自身在双一流建设中的自由度和建设积极性,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以高校为绝对建设主体的双一流建设格局,具有鲜明的“主体”与“主导”的分离导向.由此,大批高校在国家和所在省份的实施方案所推出后迅速推出“高校版”的建设方案,而且在具体的建设路径等技术操作层面高校间有着较大的个体化差异.

安徽省发布了《安徽省地方高水平大学立项建设分类发展意见》之后,安徽大学等省内14 所高校陆续发布了各自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广东省继发布了《高水平大学建设意见》后,暨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迅速发布了建设文本,作为向“一流大学”迈进的实施纲略.山东大学在山东省推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之后,也制定了《山东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专项改革方案》等文件,提出了富有“山大特色”的一流大学建设计划.江苏省在建设方案中向重点建设高校进行政策松绑,明确了下放包括高校人权、事权、财权在内的10 余项办学权.

4. 差异化策略

《总体方案》提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立足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强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在这一政策语境下,四省政策文本也进行高等教育的优化调整,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益,更好地进行一流建设布局,分类指导高校一流建设.

安徽省按照分类发展目标,积极探索构建分类建设、分类投入、分类评价、分类管理等机制,明确将“地方性、特色化、高水平”作为该省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目标,并将地方高水平大学分特色高水平、应用型高水平和技能型高水平三类进行不同层面建设.广东省依托《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同步推进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山东省对接国际、国内和省市需求的基础上,“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不同类型的大学发展”,遴选出3 所部属高校、6 所省属高校的32 个学科作为双一流建设重点的同时,又重点扶持了一批优势学科和10 所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鼓励在不同层面争创一流.江苏省对进入全国百强高校和进入国家层面开展世界一流大学竞争的高校进行了区分表述,明确提出了“专项+综合”的二元建设框架.

四、“双一流”建设的系列政策文本的隐性问题

(一)谨防“一流”建设的窄化和脱序

政策语言作为一种意见的书面表达,受制于语言表意的天然局限性,其所构建的语言符号离真正的价值意蕴存有不完全吻合性.因此,政策文本分析不仅仅是文本的修辞学分析.[17]无论是国家版的总体建设文本,还是地方层面的政策执行文本,乃至高校自身的建设方案,文本分析要竭力透析政策文本背后的价值省思,形成对于“一流”价值认同的最大化.然而,从本文所研究的政策文本来看,文本中对一些概念的使用仍有些差异,比如,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国际知名大学/世界知名大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学等在同一政策文本中存有不同表述.比如,有的政策文本将治理现代化作为一流建设的技术通道,有的将其作为核心建设内容,目的和手段出现了倒置.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流建设中的价值相对主义倾向,造成一流内涵的模糊化,继而招致一流内涵的窄化、无序化.

(二)谨防过度“管理主义”的倾向

管理主义重视评估手段,强调结果导向和关注实际效益.“双一流”建设政策文本中“绩效”作为一个超高频词,折射出政策文本中过度管理主义倾向.通过政策设定基本的实施目标是必须,也有利于集中整合资源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提振中国大学迈向一流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然而,过度的管理主义倾向,背后凸显的则是“指标崇拜”心态.这会淆乱一流大学成长中的应有步伐,催生功利化的行为,有悖于大学精神.在理想主义逐渐式微、功利主义不断强化的高等教育界,大学很容易将绩效理解为指标的提升,唯指标化就极易成为“双一流”建设的误区,从而走向另一个误区.[18]指标完成度”成为各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紧箍咒”,其破坏力不容忽视:一是造成建设主体的数字恐慌和绩效焦虑,诱导高校有意或无意的“造数运动”;二是逐步偏离真正的“一流”目标,导致建设主体过度追求显性、易达成的绩效,规避非显性难以量化的一流指标.

(三)谨防对“中国特色”的弃离

一流大学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有机统一体,绝不是各种“一流”指标的拼凑.诚如阿什比所言“大学是环境和遗传的产物”[19].真正的一流大学绝不能没有对自身传统的继承,独特个性彰显,甚至是非同寻常的功能定位.由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学科、一流的科研平台和一流的学术贡献力等硬性指标所机械构成的“一流”仅仅是“表征上的一流”.因此,一流大学既要有共性之处,更要有差异之别.真正一流的中国大学应竭力避免对“ 中国特色”的漠视,无论是政策设计上,还是路径实施上.“扎根本土、面向国际、中国情愫、世界责任”是应当坚守的建设底色——即北京大学要办世界一流的北京大学,而不是第二个哈佛大学.[20]比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大学是“长”在中国,而不是“办”在中国,在迈向一流大学的征程中,中国大学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包括对于传统的继承、对于现有体制的适应等[21],其实就是强调“办国际一流的中国特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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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玉;责任校对:赵晓梅)

The Value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ZHANG Wei,BO Cunxu

(Linyi University,Linyi Shandong 276000)

Abstract:Education policy is of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value- orientation.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ducation policy of“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this research revealsdiscourse structure feature and the value- pursuit of the education policy. By synthesizing construction text of“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 of the for provinces of Shandong,Anhui,Guangdong and Jiangsu,we can drawthe conclusion that“double first- class”construction has drastic value- orientation of strategic compliance andmarketization, which can form common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reform promotion, catching- up updating,autonom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Besides,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ree orientations,including narrowedconnotation construction,excessive manageriali and the disregard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ring“doublefirst-class”construction.

Key words:“double first-class”;textual analysis of policy;value logic

上文结论,本文论述了关于双一和逻辑与和实践方面的价值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价值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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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特色视角下双一流建设会综述 摘要2017年11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师范大学高……教育研究所联合召开了“中国特色视角下‘双一流’建设高端研讨会”,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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