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契丹名号、族源、族属问题的学术争鸣，本文是争鸣方面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跟学术争鸣和世纪契丹名号和族属问题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摘 要：契丹族的名号、族源和族属始终是20世纪契丹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原因是3至5世纪北方游牧部族的纷乱以及古籍对契丹族的记载过于简略甚至互异,导致学术上争论不断.从20世纪前期至21世纪初,不少学者著书撰文,通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对契丹名号、族源、族属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百家争鸣局面.契丹名号、族源、族属的学术争鸣,促进了契丹史各领域研究的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契丹；名号；族源；族属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12-0001-06
一、契丹族名号的起始时间及其含义
自《魏书》列有《契丹传》,{1}契丹名号始出现正史之中,其后《隋书》《北史》大致记载了前燕慕容皝（337-348年）至隋大业七年（611）的契丹历史.宋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明确指出契丹名号始自元魏,古今学者大多认为契丹名号始于北魏而未有见疑.最早探讨契丹名号起始时间的是清末人诸可宝,他依凭对汉晋历史的熟悉及晋人吕忱《字林》之契丹释名,认为：“契丹之为国名,必自汉以来即有之,第见于中原载籍,则始《魏书》耳.”冯家升起初依据《新唐书》和《字林》之记载以及汉末鲜卑族兴起的史事,也认为契丹之名始于后汉时期：“余初疑契丹之产生,当在东汉之世,……际此东胡民族风起云涌之会,契丹崛起于其中,亦无不可能.”{2}随着研究的深入,旋即又予以否定,坚持契丹之名源于元魏的观点.之前白鸟库吉、方壮猷亦持北魏说.{3}之后陈述对冯家升的考证提出质疑,提出：“（契丹）闻于中土之前,必当先有此号,此号之前必先有此集群,而《魏书》为之列传,更为较后之事.依次序说,逻辑上当是如此.”{4}对诸可宝的论列,认为：“随未有何确证,吾人亦愿存此说.”并得出“契丹之名当先于元魏建号”的结论.20世纪70年代,杨家骆在《辽史世表长笺》中,根据《晋书载记》《十六国春秋辑补》相关记载,认为：“契丹一称,始于西元400年或稍前,当无不可.”台湾学者王民信认为契丹名号应在库莫奚之后.{5}杨、王二说仍属于元魏说范畴.21世纪初,萧蕙兰撰文认为,宋金诸多字书都引用了西晋初年吕忱《字林》对契丹的解释,因此《字林》收入“契丹”一词及其解释是可靠的,“那么,至晚在西晋初年契丹业已与中原沟通,其族名已广为流传,它的创名又必在西晋之前.……要而言之,契丹族的创名,应在东汉和帝之后,西晋开国之前”.{6}
在上述诸观点中,清人诸可宝、近人陈述以及当代学者萧蕙兰的考证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但是诸可宝、萧蕙兰把契丹名号起始锁定在某一确定的时间段还是缺乏根据的.目前所知,《魏书》是正史记载契丹史事最早的文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魏书》并未追溯契丹名号及其起源,因此绝不能据此断定契丹名号始于元魏,在北魏魏武帝大破库莫奚、契丹之前,契丹应当已有名号存在.由于其势力过于弱小,影响甚微,其名号并未受到中原人的关注,但也并非没有任何文献记载,西晋初年吕忱的《字林》作为字词类书籍把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词汇搜集进来,从而成为仅存记载契丹名号的珍贵文献.另外,从《魏书》之后的两部正史中仍可发现契丹名号先于北魏就已存在的信息.《隋书》记载：“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7}《北史》也载：“契丹国,在库莫奚东,与库莫奚异种同类.并为慕容晃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8}从《隋书》《北史》的记载看,契丹名号在前燕慕容皝时期就已出现.三国末、西晋初年恰是北方游牧民族分化聚合、大举南迁的时期,当此时期,原有的部族名号可能在部族溃散后不复存在,诞生新的部族、新的名号并无不可能,这种情况常发生在处于战争或迁徙时期的游牧民族之中.
关于契丹名号的含义,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就有解释：“辽人以辽水名国也.”《金太祖实录》谓：“辽以镔铁为号.”冯家升认为,金太祖阿骨打所说辽以镔铁为号,并非指辽,而指契丹,这在《黑鞑事略》和《金史·太祖本纪》》中都有解释,并为后代学者所承认.最早从学术层面探索契丹名号含义应始于清朝中期,德国汉学兼蒙古学者乌·斯特（W·Schoit）在其《契丹与黑契丹》中运用比较语言学推断认为,契丹在蒙语中有切断、杀害之意.20世纪初,屠寄著《蒙兀儿史记》,对契丹为镔铁之义提出质疑,但并未做进一步解释.20世纪10年代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中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后认为,契丹之意可作刀剑、切断或钢铁之解.我国学者最早详细考证契丹名号的当属冯家升.冯氏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认为：“契丹之名应为宇文部酋名字之衍变.”{9}他在乌·斯特和白鸟库吉的基础上,对阿尔泰语系各族关于“铁”和“刀”的语音进行了全面比较,认为无论是钢铁或者刀剑语音都相近,“二者俱为金属,性质上有密切之关系,或因时地不同,意义变迁,或因韵母相似,词兼含二意之故也.”“故契丹原为刀剑之意甚属可能之事也.”{10}陈述借助语言学理论,从与契丹联系最近民族建名文化入手,对契丹进行异译和释义的考证性推测,认为悉万丹即契丹别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契丹在室韦蒙语中为“森林”,在库莫奚、阻卜语中位“沙”,契丹或有草原、沙漠及森林之意.{11}日本学者爱岩松男在《部族名契丹语源考》中认为,“契丹”和“奚丹”语音相近,均与“Kitan”一词相通.并以义县万佛洞石窟碑文中的“奚丹”一词作佐证,认为契丹就是“奚丹”的异译,“奚丹”就是契丹的原形,而契丹“Kitan”一词的原义是“类似奚人的人或者是“杂处于奚人中间的人”,在汉著中则是逐渐从“奚丹”向“契丹”转移,后世就专称契丹了.{12}20世纪前期关于契丹名号的解释还有“奇首可汗领地”“寒冷”之意.{13}即实在对上述诸说一一考辨批驳后,运用语言学理论,依据出土的契丹文字资料,认为：“契丹二字之原意是‘大中’,契丹国原是‘大中国’之义.”{14}20世纪末,张博泉归纳了20世纪以来契丹名号研究的10种观点,提出了“契丹名称源于西拉木伦河”,“辽国号源于辽水”的观点.{15}其中辽国号源于辽水与《三朝北盟汇编》的解释相同.21世纪初,何光岳认为契丹之“契”与黄帝古国“契国”及其后裔“契人”有密切关系.{16}王禹浪等归纳了20世纪契丹释名的12中论点,分析了契丹称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过程,又提出了契丹为“东方太阳神”的新解.{17}
在契丹名号考释的诸多观点中,以“镔铁”说和“刀剑”说的考释最为严谨,影响也最大,但是,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只是学术探讨的一说而已.如何使契丹名称的释义实至名归,冯家升、陈述先生在考释中不轻易下结论的严谨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他为进一步探讨此问题提出的建议也有助于今后的研究.冯家升在《契丹名号考释》中提出：“若能于所获契丹文字中,寻出原来的解释,更为解决‘契丹’字义之捷径也.”{18}
二、关于契丹族源问题的争鸣
契丹族源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可谓契丹史研究历久弥新的课题.古籍在对待契丹族源问题上分为两个阵营,《魏书》《十六国春秋》《新唐书》《新五代史》《五代会要》《辽史》等大体谓契丹是鲜卑系统的裔种.《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谓契丹源于匈奴系统.由于史料的互异,导致后世学者众说纷纭.检索20世纪以来有关此问题的争论,有鲜卑系统说、鲜卑宇文氏说、东胡说、鲜卑段部说、鲜卑之支说、鲜卑与匈奴融合后的宇文说、乌桓残余与匈奴余部融合说、东部鲜卑诸邑说、黄帝后裔说、源自青牛白马神话说等.
契丹源于鲜卑系统说的早期代表是丁谦、盛襄子等.丁谦在《魏书外国传考证》之《库莫奚传考》中认为,奚与契丹同为汉鲜卑部酋奇首可汗之后.又在《宇文莫槐传考》中说,宇文氏与奚、契丹同为鲜卑种.并把古史记载“匈奴南单于远属”提出,强调匈奴与鲜卑的不同：“族类迥异,不容牵混.”{19}盛襄子的《契丹源流说略》以《辽史·世表》为主要依据,参酌他史,详细梳理了鲜卑族的历史脉络,提出了契丹族源于鲜卑的观点.{20}之后张正明、杨树森、舒焚等大体坚持契丹源于鲜卑系统的观点,但并无深入细致的论述.{21}在契丹源于鲜卑系统说中,《剑桥中国史》作者的论述是不容忽视的.他在讨论契丹族源问题时,在排除以往学界的三个推论后,得出契丹人源于鲜卑部落集团的结论.首先排除了汉文史料记载的观点,认为：“契丹及其邻部的内部种族构成还不清楚.毫不奇怪,汉文史料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帮助不大.传统中国史家对外族的记载,不注重其人种和详述其族类,而是注重外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甚至由外族人建立的北魏也是如此.外族人受到关注,或是因为它们的臣服提高了中原王朝的声望,或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威胁到中国的统一.史家认定契丹与库莫奚同源于宇文部,将契丹和它的邻部奚、室韦均视为鲜卑的后人；后来又试图将其与匈奴联系在一起,匈奴在汉代时曾统治了整个北亚；由于这样的溯源缺乏证据,所以我们难以确定这些民族的种族成分.它们的名称常常表示政治联盟并以此与中国人接触,而不是稳定的种族群体.在北亚游牧社会中,这种政治联盟经常变化,总是在危机时刻由许多内部关系复杂的小部族结成军事联盟.这些联盟通常是很不稳定的,主要靠领袖人物的威望来维系,在……实现共同目标……之后,又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分裂.”其次,排除了借助语言资料得出的结论,认为：“当代学者尝试利用语言资料解决契丹的族源问题,但是对契丹语言的研究还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我们知道按照语言学的分类,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北方草原的所有语言均属于这一语系）,但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中,还要加以选择.可供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知道的词汇只有区区200余个,其中一半列在14世纪才成书的《辽史》中.不幸的是,《辽史》所列的词汇大多是姓名、官名和名号,这些词汇很容易从一种语言传给另一种语言.因为契丹长期处于有很强政治影响的操突厥语言的民族之下,先是拓跋的属民,然后臣服于突厥,最后臣服于回鹘（辽朝创建者的部落曾与其保持长期的通婚关系）,所以许多部落名称和契丹官名非常自然地是来自突厥语.我们所知的基本词汇过少,而这些词汇又肯定有一些是借词,所以难以断定契丹语是属于蒙古语族还是属于通古斯语族.契丹人可能说的是一种受通古斯词汇影响的早期蒙古语,也可能是受蒙古词汇影响的通古斯语,不管是哪一种语言,都使用了许多突厥语借词.”第三,排除了用物质文化资料对契丹族源的推论,认为：“用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的资料同样很难解释契丹的族源问题,因为这些东西也很容易从其他民族借用.我们不能指望这方面的资料对契丹族源提供任何明确的结论,是因为契丹的居地西面是包括干燥草原和沙漠的广阔地区,居住着操突厥语或操蒙古语的部落,东面是……平原和山地,是通古斯语族民族的家乡.契丹文化与它的一个邻族有共同的特性,当然不足为怪.”最后他从契丹人的特质文化中找到了根据：“但是,有一种文化特性支持《魏书》所说的契丹、奚和室韦同源的说法,这就是男子的发式.契丹的男子将头顶的头发剃光,留下两鬓的头发垂至肩部或胸部.奚和室韦都采用同样的发式,据信它们共同祖先的鲜卑,也采用这样的发式.关于契丹人的起源,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给我们的证据并不比语言资料多.但是,契丹的先人显然隶属于称为鲜卑的部落集团之中.除此之外,都不过是推论.”{22}
宇文氏说的主张者是冯家升、于宝林等.冯家升从地理关系以及宇文氏发展的历史脉络上考证,认为：“契丹之先为宇文氏,毫无疑义.”{23}于宝林也有同样的主张.{24}
东胡说的代表人是陈述,陈述对古史记载的“种”“类”进行了考辨和解释,并从契丹族的语言、服装、发式以及社会制度出发,再结合考古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契丹、奚、宇文等皆东胡,而此东胡又极度接近匈奴者”.最后的结论是：“契丹来源于东胡,属于蒙古系.”{25}“在讨论契丹最初的古八部时又认为：“是则契丹古八部,故非契丹一系也.”{26}孙进己认为,陈述关于契丹族源为“屡经混合之种族”的归纳是不确切的,因为陈述所持的只是契丹民族形成中的一个观点.傅乐焕也持契丹源出东胡之说,认为：“契丹蒙古两族,同出于东胡,与鲜卑一族相近.”{27}
鲜卑段部说的主张者是即实.即先生著文从中部鲜卑段部的兴衰、段部活动的地理区域以及段部与宇文部、慕容部的关系等几方面进行了考察论证,认为鲜卑段部在遭到慕容不断打击后,部众溃散,其中一部分段部鲜卑北迁,这部分北迁的段部鲜卑就是契丹的先人.又从语音上考察,认为段部之“段”字与“契丹”字音接近.最终认为契丹族不是源于宇文氏,而是源于鲜卑段部.{28}但即实的段部说遭到了邱久荣的多方面质疑.{29}
主张乌桓说的是学者陈可畏,陈可畏从乌桓与鲜卑的关系、乌桓族的社会习俗等入手,分析了乌桓族的兴衰和流向,得出了契丹族的族源不是鲜卑而是乌桓的结论.{30}
鲜卑之支说的主张者是台湾学者王民信,他在分析了20世纪前期诸说后说：“然则,契丹究竟何属,我采取传统的‘东胡’（匈奴以东的胡人）名下的鲜卑之支的说法.”{31}
持鲜卑与匈奴融合后的宇文说的是景爱,景氏认为：“契丹所出的宇文氏,是匈奴人与鲜卑人融合的产物.”{32}
持乌桓残余与匈奴余部融合说的田广林认为：“契丹源于宇文鲜卑,宇文鲜卑为沦落鲜卑政权之下而改号为鲜卑的乌桓族残余与匈奴余部融合而成的产物.”{33}
源于东部鲜卑诸邑说的代表人物是孙进己,孙先生通过民族习俗的比较,否定了契丹人源于匈奴的观点,认为应源于鲜卑系.他在鲜卑系的范围内通过对契丹以及与契丹有关系的鲜卑诸部的社会发展状况、居住地位置的一一考证后又排除了宇文部、鲜卑轲比能部、宇文莫槐以及葛乌菟等的渊源关系,最后的结论是：契丹应源自鲜卑系,其先人有可能属于东部鲜卑20余邑中的某一邑.{34}
黄帝后裔说学者何光岳,考辨了古史的几种旧说,依据《辽史世表》,又参酌其他记载,得出：“契丹人自认为黄帝之裔是有事实根据的.”“定契丹为黄帝之裔契人之后较为确切.”{35}
除来上述主要观点,还有一些观点也不能忽视,如鲜卑族别支的小部族说、{36}鲜卑拓跋贺兰氏说等.{37}也有学者认为契丹的族源仅应追溯至青牛白马两氏族结合之际.{38}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冯永谦的批评,冯氏认为青牛白马神话并无历史依据,契丹族的族源应早于青牛白马神话.{39}
关于契丹族源问题的研究,无论是采用什么方法,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即着眼于契丹族形成之初的历史阶段,这一个历史阶段应当是在古八部形成之前.把契丹部族放到2到4世纪北方各游牧民族分化聚合的格局中,在资料上除了用新的视角梳理正史资料,尤其要关注正史以外的各类文献对北方游牧部族的记载.在方法上,应当把名号、族源结合起来,再运用历史学、民族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等方法进行综合性分析.以往的研究,虽然采用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但是都是分散或单一使用的,没有加以整合,因此其研究成果也很难赢得学术界的共识.
三、关于契丹族属问题的争鸣
通过语言学途径获得的对契丹族族属的认识,中国学者早期有冯家升、陈述等,后来又有刘凤翥、于宝林等.刘、于二人通过对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认为契丹源于鲜卑族.{40}除少数中国学者外,西方学者似乎更长于运用语言学方法进行契丹族族属的探索.早在清朝中期,德人乌·斯特（W·Schoit）就分析了30余个载于汉文史籍的契丹词语,认为契丹族近似于女真、满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对满、蒙、土耳其语进行综合比较,认为契丹族是通古斯与蒙古混合人种.法国学者克拉普洛特和德国学者门格斯也从汉人史籍记载的契丹语入手,展开研究,认为契丹属于通古斯种.持此观点的还有苏联学者E.扎尔金特、Г.华西列维奇等.{41}田村实造从语言和庆陵肖像考证,得出契丹族是蒙古族的一种的结论.{42}爱宕松男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契丹种族是游牧于热河省一带的蒙古系种族之一.”{43}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考古学以及考古技术的发展,有学者试图通过考古学的手段探索契丹族的族属问题.如张柏忠对契丹族属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对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几座契丹早其墓葬资料与属于鲜卑文化的舍根文化进行对比研究,得出“契丹早其文化是直接继承舍根文化发展而来的”结论.{44}此外有学者通过人种学理论,对契丹墓葬出土的人骨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契丹族属的线索.如石墨庄对豪欠营出土的契丹人骨做了分析,认为与南杨家营子鲜卑人骨比较接近,并与近代蒙古族有关.{45}邵福根通过对契丹人骨的测定,认为契丹人具有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46}朱泓在《契丹人种初窥》中认为,契丹人骨与北亚蒙古人种接近.{47}而后,朱泓又分析了赤峰山嘴子契丹早中期契丹人骨资料,认为契丹人属于西伯利亚人种.{48}由于理论方法上的不成熟以及使用资料的有限,他们得到的结论亦不一致.
面对20世纪关于契丹族起源族属众说纷纭的观点,蒋秀松著文进行了探讨.他从四个方面对东北民族源流进行了理论阐述：其一,要明了“民族”概念及其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二,要弄清民族、种族和语族的关系；其三,民族的多源多流是不是普遍现象；其四,要密切注意考古学上的重要收获.{49}
本文认为,契丹族属的研究和识别,并不比族源的探索来得容易,单独运用哪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契丹族或许在其起源和早期历史中,还是较单纯的部族,但是在其长期的发展中,不断融合其他游牧民族的成分,在文化上也习染了周边游牧部族各种元素,因此,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或许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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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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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世纪下半叶琵琶音色的重构和开拓以王范地、刘德海的艺术实践与其理论著述为例 世纪下半叶,中国琵琶音乐的传习和实践伴随社会的变革历经了一条从民间艺术向舞台化艺术发展的道路 专业音乐院校的培育机制,导致传统琵琶的音乐认知与音乐教习从不同层面上遭到挑战,如何传承与开拓琵琶艺术,成为.
3、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农业改革和国家干预 摘要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农业面临农产品下跌,市场滞胀以及农耕地区损失严重的问题 政府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用进口限制、农业补贴以及市场规范……措施对农业进行国家干预 虽然受若干因.
4、 历史、政治和文学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一种写作姿态 摘要当代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而是作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把当代政治运.
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藏族神话述评 摘要藏族神话研究主要分为“类型、母题与特征研究”、“创世神话研究”、“原始宗教神话研究”以及“英雄神话研究&rdqu.
6、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风格 李亚希（宿州学院 音乐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摘 要纵观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在20世纪2040年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从原初形态对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的依赖、模仿和借鉴,逐步转向关注中国本民族语言,借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