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的培养，该文是一带一路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和倡议背景和法治人才和培养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是跨境商贸活动的重要保障,是政治交往活动的重要前提,是多元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当前,法治人才培养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以下问题：尖端人才不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务中失语；专业人才毕业即转行,法治教育队伍素质有待提升；沿线国家法律精英交流少,对国外法律精英的开放度不够.基于以上问题,文章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的对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和提升法治人才的实务能力；构建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提高法治人才教育队伍素质；加强法治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各国法律精英；珍惜“一带一路”倡仪带来的机遇,展示我国良好的法治人才道德素养；适应区域稳定需求,培养高级法律人才.
【关键词】“一带一路”；法治人才；国际法；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杨军,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23
【中图分类号】D90-4；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2018)03- 0090 -08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统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我国改革开放开启了新格局,使沿线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迎来了历史性的交流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也进一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在各国交流的过程中,法律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则与保障；是各国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最有效的争议处置方式.由此,法治人才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鉴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在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与法治化程度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在实现“一带一路”蓝图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精通法律专业基础、外语并具有良好道德等的优秀法治人才支撑国际法务工作,为“一带一路”蓝图的落实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在这一背景下,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的法治人才培养也就成为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是跨境商贸活动的重要保障
1．跨境商贸活动需要遵守并学会运用沿线国家法律维权.“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企业必然会涉足大量跨境商贸业务,而跨境商贸业务的顺利展开,需要能熟练掌握和应用周边国家语言和熟知相关国家法律的国际法律高级人才.然而,综观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跨境商贸案例,不难发现许多因缺乏法律意识而屡遭失败的教训.不仅如此,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常常出现因投资东道国复杂的政策环境而遭遇损失的情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在各国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等影响下存在较大差距.在开展跨境商贸项目、对外投资时,如果对相关国家的法律与政策缺乏充分了解,必然会导致商贸活动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以泰国为例,泰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四大基本法典涵盖了民法、商法、刑法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主要司法范围.而在和泰国企业或当地政府开展跨境商贸合作时,需要法治人才对当地的《外商企业经营法》充分了解,同时还应该根据跨境商贸合作项目的特点,正确解读泰国的《外国人就业法案》《工厂法》《商业登记法》《外汇管理法》《税法》等跨境商贸法务经常涉及的法典,帮助企业作出正确决策.而在隶属英美法系国家的新加坡,判例的地位非常高,所以需要法治人才除了正确解读《新加坡商业注册法》《自由贸易区法令》《知识产权法》《金融法》《税法》《知识产权法》之外,还应该根据跨境商贸合作项目的特点,了解新加坡类似项目的相关判例,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打好法律“预防针”.
法治人才除了能够在法律层面弥补中国企业的不足,还需要帮助中国企业关注当地的相关政策,譬如在一些需要长途物流的进出口上,什么商品在什么国家的什么地区是不能过境的、当地风俗习惯与民族文化会对我国企业的商贸活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如果没有法治人才帮助企业做好这些功课,那么企业的跨境商贸业务就存在遭受损失甚至是搁浅的巨大风险.
2．跨境商贸活动需要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文化.中国的一些企业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法治程度不高,所以在进行跨境商贸投资时也没有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文化,导致项目最终遭受损失甚至流产.中缅铁路项目搁浅案,就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没能如期完成“皎漂一昆明铁路工程于2010年8月10日动工、次年7月竣工”条款导致流产,中方因此遭受了巨大损失.事后中方企业负责人向媒体坦诚,认为国家级别的战略工程可以有更多的商量余地,这种对缅甸法律文化的认识不足就让中国企业吃了大亏.
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在西方国家殖民统治时期或二战后,逐步形成了一套基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因此,中国企业除了解该国的法律法规外,还应了解其法律文化.比如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其立法、司法机构都是由有西方留学背景的精英掌管,对商业活动中的规则、尺度、合约精神都有着清醒而完整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并不像一些中国企业想象中那般贫瘠.所以,中国企业非常需要能够帮助自身了解东道国法律文化的法治人才.
3．跨境商贸活动需要调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业背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中国企业看到了沿线国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但必须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仍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投资市场管理不规范,政府方面的监管有着“对外紧,对内松”的特点,所以在进行跨境商贸投资活动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通过法治人才,结合项目对相关文书以及东道国的商业背景进行充分调查.因为近年来也曾经发生过中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合作过程中,既没有对企业本身进行深入调查,也没有结合商业背景调研结果,更没有对合同签订的合理性展开分析,所以存在一定的欺诈风险.
通过法治人才展开商业背景调研的不仅仅是外国意向合作方,在很多时候连对方的政府都需要展开商业背景调查,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的确也存在国家信用相当一般的地区政府,它们或是为了招商引资,或是出于其他不纯动机,会对项目数据、地方信息进行粉饰.这时,如果中国企业委托相关法治人才对当地曾经发生过的涉外商业纠纷展开调研,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欺诈风险.
4．跨境商贸活动需要把握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资关系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个重要意义,就是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合作,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沿线劳务输出国家、人口红利尚未完全开发的优势充分结合.但即便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在劳动法律法规上的规定却非常详细,尤其是对于一些前期需要大量中国劳动力前往东道国的项目来说,更需要中国企业把握好当地的劳资关系问题以及外国劳动力相关法律,因为一些国家为了保障本国公民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严格限制外国劳动力入境工作,除了要求外国劳动力具备良好的技能与管理能力,还有不少国家对外国劳动力比例作出了相关法律规定.以柬埔寨为例,如果外国企业想要在本国注册,那么每年都需在11月向柬埔寨政府提出雇佣外劳的申请,而且外国劳动力只能够占柬埔寨当地公司整体人员比例的10%.除了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国家没有就外国劳动力作出配额规定外,大部分国家就外国劳动力作出了比例限制,连作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文莱等国也不例外.
同时,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系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本国劳动力受到外资剥削,都会对外资企业在聘用本国劳动力的待遇问题上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若是中国企业需要在此类国家投资,这些原则性规定就需要相关的法治人才进行详细解读,帮助中国企业把握好沿线国家的劳资关系问题,降低因劳资问题导致的投资风险.
（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是政治交往活动的重要前提
1．政治交往活动需要加深沿线国人权相关问题的认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势必会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展开更频繁的交流与合作.但中国的企业、社会组织在与他国进行交流合作的过程中,有时候就会因为对人权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而遭遇挫折.鉴于保护人权是当代国际法当中最关键的内容,所以“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他国各领域的合作,就更离不开法治人才的保驾护航.中国企业一向对与内政问题息息相关的人权问题缺乏深入认识,但在很多项目当中,人权相关问题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如何在自由贸易往来的过程中,避免侵犯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对外交流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翻.
以海外工程建设为例.当前我国工程企业承接的许多海外项目,都是应该由东道主出资,为了保护人权而修建的基础设施.但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却牵涉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工程占地的征收、补偿,当地劳工的合约问题、施工环境评估问题等,都需要考虑到是否充分保障了各方人权.如果没有保障好各方人权,就很有可能遭到当地群众的反对而不得不搁浅甚至是失败.“中缅铁路搁浅”事件,起因就是因为在修建过程中,铁路途经地区的缅甸公民组织不断,拒绝配合项目方施工,而原因则在于该工程所在地的群众未能从铁路修建中获得充分利益,却要付出过高的环境成本,尤其是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情况更为激烈,因为这些地区本来就对缅甸政府态度微妙,这一次中国企业与缅甸政府在未与他们商议的情况下签署的协议,在缅北当地人看来是严重侵犯了他们人权的行为.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通过咨询法治人才,并在他们帮助下完成风险规避的,但由于中方企业对这一问题上缺乏深入认知,加上对缅甸政府在法律谅解上毫无根据地完全信任,导致该工程至今未能在缅北地区重新启动.
2．政治交往活动需要把握好沿线国家的政治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下,民间各方如果在交流合作中对沿线国家的政治问题不够敏感,那么最后只能够寻求司法救济或仲裁救济,然而这种救济同样需要法治人才去争取受理与执行,所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寻求合作的过程中,在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的敏感政治问题时,应该尽早向相关专业法治人才咨询,做好两手准备.譬如中国企业在墨西哥高速铁路项目投标上遭遇的违约,就是由于当时的墨西哥方合作企业与墨西哥执政党存在利益输送嫌疑,在竞争对手的推波助澜之下遭遇夭折的典型案例.如果在合作意向达成或进行投标之前,中方企业能够通过咨询法治人才,在签署协议或备忘录当中,明确因墨西哥方政治问题违约应如何处置的相关内容,那么在后期的救济过程中就可以通过这些内容争取达成项目或换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不是在奔波劳碌后一无所获.由此可见,法治人才在合作过程中涉及他国政治敏感问题上,作用十分突出.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一些与我国政府存在政治争议问题的国家,我国虽然不可能因此放弃合作机会,但同样需要通过对法治人才咨询相关问题,做好充分准备,预防合作过程中出现因政治原因导致东道国毁约之类的情况发生,尽量降低合作过程中我方因他国政治问题遭受的损失.
（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是多元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
1．多元法律文化交流需要尊重中外法律语言表达上存在的差异.法律文化差异是各国多元文化在法律领域的体现,中外法律语言的表达也因此存在一定差异,需要由专业法治人才在各类文书中关注相关问题,才能够避免因法律语言表达差异导致信息传达不畅、双方理解错误或存在一定漏洞等问题的出现.
法律语言表达的差异问题是现实存在且必然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各国语言是通过本土民族在形成、发展、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在语言上差异极大,同时语言本身也始终处于发展状态；但对于法律内容来说,使用语言必须精确,至少在本土语言文化中不可歧义地表达,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语言也是表达法律内容的最佳工具.然而,当不同国家的不同法律通过不同语言进行表达时,就会体现出差异性,因为不同国家的人通过不同的语言呈现了不同的法律内容,如果需要理解非本国的法律条文,就是一种专业要求极高的跨文化交流.另外,在国际合作中的法律语言表达遵循哪一方的标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既要强调本国在合作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能让合作对象理解并欣然接受,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些工作都需要通过专业法治人才来完成.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将会与其他国家展开广泛交流与合作,而任何交流与合作都与双方的法律息息相关,也就是都需要应用到双方的法律内容.因此,方语言不同的法律主体之间需要进行交涉、合作、商议时,为了充分体现出本国的法律价值,使得双方能够在法律内容的应用上找到平衡点,共同遵循相同的准则与共识展开合作,就需要法治人才在法律语言表达上付出更多的努力.事实上,欧盟在早期就已经在卢森堡、比利时等地建立了专业法律翻译团队,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也需要这方面的法治人才作保障.
2．多元法律文化交流需要了解沿线国法律因历史因素所致的差异.法律发展沿革的差异,造成了各国在法律历史文化上的差异.例如英国过去曾经凭借工业革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海洋霸主,并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实行过殖民统治,所以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一些英联邦国家作为过去的英国殖民地,在法律上都有着浓重的普通法系色彩.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加入“华沙公约”的各个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联盟,彼此在法律法规建设上也存在着相互借鉴的痕迹,例如当时的波兰、东德、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带有鲜明的苏联法律文化色彩.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甚至是这些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后,带有苏联法律色彩的文化仍然留存在一些国家的法律条文当中.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法律历史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国家的司法、立法实践造成了影响.有鉴于此,我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展开交流合作前,首先应该让法治人才通过研究找到其中特点,才能够了解当地法律内容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才能够更好地在出现域外法律问题时,把握好当地司法的倾向、特点和程序.
3．多元法律文化交流需要尊重沿线各国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存在着巨大影响力,法律也不例外,宗教对各国法律文化的影响,比之其他类型的文化影响更甚.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更需要大批能够掌握宗教对法律文化影响的法治人才.具体来说,不同宗教都有着对教徒、教众群体进行约束的教义,这些教义对他们来说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与权威性,以至于教徒、教众群体在世俗生活当中都会遵循教义指引来开展实践活动.在我国,从未出现过“教法大于国法”成教法向国法“发难”,更多是部分宗教群体在向主流社会靠拢时出现的“为难”,以本土经验的“教法随国论”可化解外来的“教法建国论”,抵御境外宗教极端思想,构建我国宗教多元通和.但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宗教影响较大的国家仍然存在,在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当中,宗教的教义或等同于国法,或国法中蕴含着教义的相关内容,甚至是由宗教中担任教职的专业神学人士来解读法律与教义之间的关系.伊斯兰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①,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教义对国法影响作用很大,在国际事务调处中也有其特殊性.在这些伊斯兰国家中,《古兰经》中的内容就是安拉的旨意,而安拉的旨意是不能够被违背的,是适用于任何场合的,不能够改变,也不会被改变,因为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安拉是绝对全知全能的,如果让教义成为国法那样时移世易的规则,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就是一种亵渎,所以它们的法律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教义影响的方式来适应现代社会与宗教之间的差异.在这一背景下,就需要法治人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宗教文化、法律文化关系进行准确解读,因为尽管同一国家的法律与宗教教义大部分能够相互适应,但存在矛盾冲突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高端人才不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更多国际法的挑战
相对于国际法高端人才辈出的状况,我国国际法人才的整体基数却不容乐观,国际法人才储备已经成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务工作较薄弱的一环.2014年3月20日,菲律宾向仲裁庭提交诉状,提出中国对《海洋法公约》规定权利范围之外的所谓U形线内的水域、海底和底土不享有“历史性权利”.由于我国对历史性权利的内涵要件没有形成共识,“失语挨骂”,权利诉求不明确,所以菲律宾和仲裁庭在仲裁案中企图将形成历史性水域的标准套用在历史性权利上,这显然是偷梁换柱.仲裁庭认为,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我国郑重声明,该裁决是无效的,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仲裁庭对于该案一边倒的裁决,使得我国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面临更多国际法上的挑战.“南海仲裁案”闹剧出现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戈平就提出：我国具备实务能力的国际法人才数量严重不足,相关教育培养工作理应得到更多关注,尤其是在公法领域,更是处于人才供给远小于国家需要的状况.尽管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国际经济、贸易上的法治人才培育开始逐渐受到重视,但其他类型如海洋、边界争议领域的法治人才培养力度严重不足,在出现国际争议时很难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中国企业与公民据理力争,比如中国在南沙群岛的一些岛礁上开展扩礁填海的行动,尽管中国外交部对此作出了多次回应与解释,但是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持续进行无理的或强烈指责.这一点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各国各领域交流激增的背景下,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努力从国际规则被动接受者,转变成规则制定者,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国力的增强,我国更应转变认识,培养更多能够驾驭国际法规则的人才,尤其是运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人才.
（二）专业人才毕业即转行,法治教育人才队伍素质有待提升
我国高校一直在为培育法治人才而努力,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才数量也越来越多,“国际法”专业也成为我国法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目前有超过20所科研机构及高校有权授予国际法博士学位.所以说,在理论上我国的法治人才储备不应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务工作最薄弱的环节,但在法务实践领域,真正在毕业后投身于国际法业务的专业人才却远少于毕业数量.许多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都通过社会招聘进入律师事务所,主要工作领域都是国内法律实务,从事国际性法律研究或实务者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培养出来的国际法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几乎没几个能够在国际法实务或研究岗位工作.加上许多院校的国际法专业课程、培养倾向都更多集中在国际经贸相关法律上,律师事务所成为这些国际法专业人才的主要就业方向.虽然其他专业（如外语、外交学专业）也有一些国际法的“潜力股”存在,但由于法律专业基础上的薄弱、总体数量上的不足,完全无法改变国际法专业背景人才“毕业即转行”的无奈格局.还有部分国际法专业学生,专注于司法资格考试、公、事业单位考试,因为国际法专业人才的职业舞台的确过于狭窄,在就业压力大、上升空间小的影响下,从事国际法以外的法律工作甚至是非法律工作,远比坚持国际法实务或研究更容易取得成功,因为我国专门从事国际法实务或研究工作的岗位非常有限,同时待遇也很难和社会上同等要求的岗位相提并论.而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如果不由国家提供相应的岗位,那么社会上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诞生一批就业质量、上升空间都能满足专业人才需求的国际法实务、研究岗位.
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还应归咎于国内高校在国际法人才培育方面不得法以及法治教育队伍素质跟不上.在我国的许多法学院乃至整个法学界,国际法常常被认为是处理国际争端的一种规则,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所以受重视程度不高,因此许多高校在国际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并没有结合实际情况介绍国际法制定与案例背后的国际关系、国际问题背景.加上国际法的应用场景特殊,所以很多时候这一课程也被许多教师、学生认为是“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运用的知识”,这也导致很多学生根本不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更没有将国际法实务或研究作为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之一.
（三）与沿线国家法律精英交流少,对国外法律精英的开放度不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精英的交流合作有利于国家之间更好地交流沟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该目标的实现,仅仅通过培养国内人才是不够的.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培养法治人才,其实已经是国内法学界近年来的热门课题之一,研究成果颇丰,但真正能够将成果转化为优质国际法律服务的并不多.追根溯源,我国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意愿与职业生涯规划对相关培养工作存在较大影响.尽管本文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发展跨国实习、深造的解决方案,但在短期之内要形成规模效应并不容易.因此,我国法学界要创新思维,以开放姿态培育更愿意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在中国境内发展职业生涯的国际法律精英.事实上,目前来华留学的法学专业学生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大多有在毕业之后开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想法.他们对本国文化之熟稔自不在话下,同时也因为期盼在中国建设“一带一路”背景下展现个人价值,对国际法的学习意愿非常强烈,加上能够来华留学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本国大多出身于中产以上的精英家庭,所以来华留学法学专业毕业生质量并不低.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沿线国家的法学专业学生既属于法律精英,也有意愿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法律服务,更有对本国文化、政治理解上具备独到优势,完全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桥接中外各领域交流、协调中外合作的法律纽带.
除了以上原因外,各国法治人才道德素养高低各异,所展现的公信力不同,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需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展示我国良好的法治人才道德素养.此外,各高校在培养人才方面重复现象严重,没有结合学校自身所处地域环境和所毗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实情况,主动培养符合需要的法治人才,特别是以区域稳定与国家安全为目标,培养高层次法律人才.
三、“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对策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和提升法治人才的实务能力
1．积极推进法律专业课程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使得“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从蓝图阶段进入落实建设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法学专业的课程也应该尽早完成课程改革,从而培育知识面更广、实务能力更强的法治人才,尤其是应该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对法学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建构,以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对法治人才的要求.
在教育思想上,法学专业课程的设计者应该在理念上进行改革,对世界各国的法律法规与法学教育方式进行分析,找出合乎我国国情与法学专业学生特点的优势,并对高质量的法学教育资源、国际法治理论进行梳理,进一步丰富法学课程的教育内容,拓展法学学生的知识面,以国际化教育思维培育出能够适应多国法律环境、充分了解国际法务工作的法治人才.
在教育方式上,法学专业课程的设计者应该通过对当前各高校乃至业界在法治人才培养上积累的经验,分析其中能够有利于培育“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的有效经验,通过引进海外知名法学院公开课等方式拓展法治人才的培养维度,特别是要重点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涉外案例讲解,邀请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方面的业界精英到法学院开展主题座谈会,让国际法乃至全体法学院学生都能够充分了解更多的涉外、境外法律知识,夯实专业知识基础,提高国际法律意识.
不仅如此,在改革法学专业课程的过程中,还要做好专业教材的编写工作,在既有的国际法教材基础上,引进发达国家培育国际法人才的法律教材,梳理总结其中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的内容,专门编写能够培养出合乎“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需求的教材.
2．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法学教育合作,建立起一套国际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面开放战略部署下培育法治人才的必然选择,也是各国共同合作、谋求共赢在法学教育上的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语境来看,就是要推动各国深化各领域合作、互惠互利,形成命运共同体.在法学教育方面,深化合作、互惠互利主要体现在形成共同培育适应“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现代化法治人才,通过联合办学、增加法学界交流互动的方式来进一步深化彼此的法律教育合作.在联合办学上,我国在短时间内与“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建立国际高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我国高校完全可以主动与高水平国际法学院合作开办在线课程,共享优质教学资源.譬如在学习国际法中普通法内容时,我国高校就可以寻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等知名院校的合作,在引进对方本科阶段课程的同时,也可以积极探索与对方在LLM课程上的合作交流,学习先进国家的法治人才培育机制.如此,在共享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能够鼓励我国法学专业学生“走出去”,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对世界法律发展动态具有前瞻性的法治人才,更可以培育一批批能够适应国际法务实践的实务性法治人才.
（二）打造拴心留人环境,提升法治人才教育队伍素质
当前我国各大法学院在国际法学界的影响力不强,很难迅速吸引大批优秀海外国际法教育人才以及顶尖律师事务所精英的加盟,因此,国内高校在组建专业性更强的国际法教育队伍过程中,需要用更积极的态度去寻求人才交流与合作的机遇,通过交流来提高自身法学教研水平和吸引优质人才加盟,进一步优化我国国际法教育队伍的人才结构.要完成这种交流,除了国内高校出国参加学术研讨会之外,还可以主办国际法或国际法教育论坛,以法治人才培养为讨论主题,在拓宽本校国际法教育视野、提升国际法教育队伍学科前瞻水平的同时,也等于发出一份较为含蓄的优秀国际法教育人才邀请函.
不仅如此,组建专业性更强的国际法教育队伍,不能仅仅依靠海外归来的国际法教育人才,同时还要看到国内目前已经有了一批兼具国际化法律视野与丰富国际法务工作经验的人才队伍,即律所精英.在我国加入WTO后,不少律所精英在企业涉外法务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锻炼,在国际经济法务以及国际私法法务上积累了大量经验,而这些经验对于国际法教育队伍而言,都是难得的宝贵资源.可以说,将这一批律所精英与招纳而来的海外精英、本土法务与教育经验丰富的教师糅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支专业性更强、更有战斗力的国际法教育队伍,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实现培养更多的优秀法治人才.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法学院还可以邀请其他涉外学科的教师对各项国际实务进行讲解,从而弥补法学教师在视野上偏窄、无法全面观察案例的不足.
（三）加强法治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各国法律精英
我国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人才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了解沿线各国的法律制定和落实情况,提升处理国际案件的能力.另外,我国高校除了应该为法学留学生在入学、就读上提供便利之外,还应该争取让国家完善留学生在华就业的相关政策.因为按照我国现行的留学生政策,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结束学业之后,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离境,否则将因为无法续签留学签证而形成非法滞留,将被遣返回国且在今后限制入境.而如果想要在中国就业,外国留学生必须要在留学签证到期后,先回国工作一段时间,被认为具备在中国就业的能力且有中国单位愿意接收、签订了劳动合同后,才能够获得留华就业的机会.因此,我国可以根据当前全面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对国际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适当放宽法学留学生留华的就业要求,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展示我国良好的法治人才道德素养
良好国际秩序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需要法律保障,也需要道德的保证,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新的舞台.作为新时期的法治人才,要将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优秀道德品质、崇高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和良好行为风范综合体现在世界舞台上,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法治人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道德,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他国法治人才素质的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法治人才道德培养,不只是法治素养,还要注重道德素养的提升,要注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利益,培养相关法律人才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注意义利之辩、理欲之辩、公私之辩,“公义胜私欲”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法治人才道德培养的根本要求.要注重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对国际纠纷中具体情形和环节进行科学分析,多换位思考.要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有礼也要有节,要培养纠纷调处过程中的良好态度,树立法律至上、法律面前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法治理念,不能以大国自居,要公正处理,不能有不利于个人和国家的言行.要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诚信是各国交往的重要前提,如果言而无信,必遭其他国家排斥.要强调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吾日三省吾身”,作为法律人,要将公平正义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用中国法律人自身良好的道德素养导引国际纠纷调处结果更加公平正义,通过国际舞台上的展现及其影响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治人才道德素养和道德素质的提升.
（五）适应区域发展需求,培养高层次法治人才
鉴于“一带一路”是一项涉及多个国家的、实务性较强的倡议,所以能够支撑“一带一路”法务需求的法治人才,既需要精通中外法律,也需要熟悉各项国际业务.具体来说,这类法治人才当然需要对我国的法律法规熟稔于心、充分了解中国法律实践,更需要掌握良好的国际法律知识并对涉外法律工作有深刻认识.这类法治人才不仅需要在理论上积累大量中外法律知识,更需要在国际法务实务过程中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要具备外语沟通能力,而非纯粹的只会外语或只懂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与他国法律工作者合作完成法务目标.尤其是在国际业务上,应该对各项国际业务都有所涉猎,因为在实践中他们所要面对的法律问题不仅具有国际化特点,同时也有着实务性较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法治人才在接触案件的时候,能对案件相关情况有一个大致正确的判断.只有如此,才能迅速进入状态,避免因对国际业务的不熟悉而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了解、判断案件的情况上.
当前,我国开设法学学科培养专门法律人才的高校越来越多,但普遍存在重复建设、特色不鲜明问题.“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更应掌握沿线国家法律,以确保发生纠纷时能够为服务专门区域稳定发展与国家安全服务.因此,各学校要结合所处地域环境及毗邻国家情况开设专门课程,以提供区域发展所需的法律服务.
四、结 语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趋势同时并存.尤其是企业规制、合同交易、宏观调控、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趋势.随着国际合作越来越频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必须培养越来越多的法治人才,服务和引领沿线国家健全各国自治、合作法治、注重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合作治理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国际组织的决议、司法判例、各国权威国际法学家学说等掌握到位,基于规则、超越规则,精于语言、高于语言和道德的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只有培育出具有良好国际法律知识储备、能够良好处理涉外乃至境外法律实务工作的法治人才,才能让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
由于我国各涉外领域对国际化法治人才队伍的需求愈发急迫,只有真正建立起中国自主培养的人才梯队,才能够支撑“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国际法律服务需求,同时在国际法律舞台上展现中华民族的立场、表达中国依法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正是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多个国家,而且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将进行多元化合作.所以,能够支撑“一带一路”法务工作的法治人才,应该是知识面极广的复合型人才.这类法治人才不仅要对各国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具备国际业务所需的实务素质,还需要对相关的经济、区域政治、国际关系、外语、国际历史甚至是宗教都有一些了解.在国际法务工作涉及特定知识时,这类人才有能力在一定的专业辅助下顺利达成工作目标,为“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实现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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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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