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权力之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该文是国家治理大学毕业论文范文跟权力和内在关联和现代化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摘 要：权力之善是权力活动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属于政治价值范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处理有关国家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政治实践过程.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契合：一方面,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权力之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与价值动力,引导与规制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复归的过程,是正义返魅的过程,更是社会整合能力提高的过程,其为权力之善的生成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
关键词：
权力之善；国家治理现代化；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正义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39-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文化支持系统研究” （14XKS04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晓星（1987-）,男,河南禹州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张峰（1958-）,男,湖北仙桃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权力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中心范畴之一,是主体为了支配特定资源,使客体服从自己并按照自身利益诉求方向行动的一种强制性力量和社会影响力的总和.在*学维度,作为相对客观存在的权力是能够进行道德评价的,是有着善恶之分的.权力之善是指权力的设置或运行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的政治现象,表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与文明性.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管理形态的升华,是改变过去政府单一主体治理范式,主张依靠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商解决社会利益冲突、保障社会秩序良性运行,实现国家善治的政治实践活动.从本质上看,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与契合.一方面,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规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为权力之善创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分析权力之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契合,对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价值.
一、权力之善的内在意蕴
权力之善是指权力的设置或运行有益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的政治现象,表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与文明性.权力之善范畴的提出,是人们对现实权力政治生活的反思.权力是社会契约与人们同意的产物,具有人民性与公共性.但是自从私有制与国家产生以来,权力逐渐异化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其工具理性不断显现,而表征着公共利益与人民性的价值理性却不断式微.权力拜物教俨然成了人们政治生活的常态性存在,日益压迫与奴役大众.权力之善正是人们对以往权力政治生活的省察,是对权力的道德属性的确认,是权力价值理性的复归.
首先,权力之善是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彰显.权力之善是相对于权力之恶而存在的,是权力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正向有利影响.这种权力之于他者的正向作用,本身就是权力之道德属性的彰显与体现.对于权力是否具有道德属性,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与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家都秉持一种*政治观,认为权力具有道德属性,权力与道德是同一的,理想的权力政治生活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权力主体的德性张扬与否.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近代政治思想家否认权力的道德属性,认为政治权力不能受道德的影响,否则将不能实现政治目标.现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认为政治研究应该以经验证据为依据,而不能受到个体的价值判断影响,反对将权力与道德等建立关联,认为权力与道德是两条毫不相干的平行线.但事实上,“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来就与一定的政治思想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它除了直接影响权力外还可通过经济影响权力.从这个层面而言,至少说明权力与道德是密切相关的,而不是非道德主义的,更不是反道德主义的.”[1]权力从来没有与道德割断联系,即便是在工具理性泛滥的阶级社会,权力依然要发挥一定的道德属性作用.权力产生之初就蕴含着一定的道德属性,即要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为社会共同体服务.从权力起源的角度审视,权力的根本道德属性应当是人民性,意味着权力源自人民的权利让渡、人民的同意.权力应当为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权力之善是权力人民性的政治*表达,是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确认,表征着权力的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运行方向.
其次,权力之善是生活政治的表征.生活政治意味着政治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回到其原本的生活向度.权力之善是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确认,也是权力回归生活世界,更好地实现人们自身价值的政治*范畴.权力之善即是生活政治的表征,反映着政治的生活世界向度.自从私有制、阶级产生以来,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工具理性层面,将其解读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从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这种片面的工具化的理解,使得政治与权力的价值理性日益式微,权力拜物教成为了权力活动的外在表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日趋疏远.事实上,从政治的原初发生机制来看,政治源于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生存与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曾这样界定政治,“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2]人本质是一种政治动物,时刻需要在政治生活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可以说,政治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世界,是为了人们更好地、幸福地生活而产生的.从本质上看,政治是人的一种生活与生存样式,人在政治活动中能够体认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范畴,而权力之善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设置或运行朝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方向,是对权力内在道德属性的确认与彰显.权力的本质道德属性是人民性,意味着权力活动的根本价值取向在于人民,在于实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诉求.权力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文化诉求的过程,也就是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过程,是不断弱化权力的政治统治功能,回归其原本的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看,权力之善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表征,是价值理性的复归与张扬.
最后,权力之善是权力合法性的表现向度.权力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关涉到权力活动的正当性与文明性,表征着权力活动被民众认同的程度.夸克认为合法性是对于统治权力的承认问题.李普塞特认为权力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是对于统治权力的一种价值评价范畴.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4]可以说,权力之善,是权力合法性的一种表现向度,构成了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新的来源.在一般意义上,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西方政治学认为权力的合法性源于程序的与人们的同意.没有程序上的和人民同意的权力不会得到民众的政治认同,不具有合法性.但是在西方代议制的现实政治实践中,基于人民同意的往往成了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属统治工具.他们在选举之前从各个方面讨好民众,试图取得民众的同意,以便取得权力.但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之后,却导致了政治精英的专权与国家治理的衰弱,这就是代议制的权力合法性危机,也是所谓政治的弊端.在这种政治的实践中,权力并没有沿着理想设计的道路来运行并实现民众在选举之前的种种期待,结果权力之善不但没有实现,甚至成为权力之恶.这就使得我们反思传统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在与同意之外,应当有第三种来源,那就是权力之善.权力之善是通过善治表现出来的,“善治是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表达出来,是通过良好业绩表达出来的,是通过满足了人民的合理期望表达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善治是一种实质的合法性,而政府通过满足人民的愿望拥有统治的合法性.”[5]和同意是一种程序或形式上的合法性,而权力之善是从国家治理结果来评价权力是否实现人们预先设想,是否实现国家治理善治的一种实质合法性.从政治实践维度看,权力合法性是与同意的程序合法性与基于权力之善的实质合法性的统一.
二、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
权力之善本质上属于政治价值范畴,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利用公共权力协同处理国家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离不开权力之善这一政治价值的引导,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张力.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表征它的政治价值向度,是其原初动力.同时,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软治理水平.
首先,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实践诉求.纵观人类政治实践历程,由于人的天然的合群性本能,人类结成共同体以实现共同利益是一个主流趋势,也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一个基本演绎逻辑.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共同体形态中的重要代表,是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结果.从最初的古典国家开始,国家这一由人们订立契约形成的共同体就影响与形塑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且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管理-治理形态.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从政府单一治理主体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形态的演变,表征着人类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本质上,不管是实施国家管理的古典国家,还是推行国家治理的现代国家,尽管其经营国家的具体路径不同,但政治目的却是趋同的,即为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创设良好的秩序环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就是为人类政治社会生活释放更多空间,创设更好的发展秩序环境.
“政治实践是政治主体为实现自身政治利益而运用政治*手段能动地改造客观政治关系的物质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立体分化的必然结果.”[6]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这一政治*工具协同治理国家具体事务,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活动.这其中公共权力处于核心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公共权力的完善过程,是不断克服自身异化,摒弃工具理性而不断聚焦价值理性的过程,也即实现权力的善治过程.“从世界各个国家发展的实践来看,现代国家的使命体现为协调冲突、化解矛盾、维护团结、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实际上,社会成员是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进而建立现代国家.于是,人们实际感知的现代国家主要是公共权力以及运行公共权力的组织与制度,即国家治理体系.”[7]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将国家治理寄托在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上及其完善优化上.而公共权力的完善与优化意味着公权力要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也就是实现权力之善.
其次,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软实力.权力之善是权力有助于实现国家与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之道德属性的彰显.权力之善表征着权力的合法性与文明性,是实施柔性软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一种软实力.从本质上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处理国家事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治实践活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科技、军事等客观性硬实力的提升过程,更是一种以道德、价值与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的增量过程.所谓软实力是与国家综合实力中的硬实力的对应性因素,与传统的经济、军事等显性客观实力要素不同的是,其主要依托于精神、文化与道德等因素实施柔性软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以思想道德与价值为代表的软实力能够弥补传统国家管理的局限,实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软治理.权力之善意味着权力之价值理性的回归,其能够通过道德、价值等柔性要素约束权力使之向着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正向方向运行.
在前国家治理形态中,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组织体制是科层官僚制.整个政府权力部门被分为一层层的权力层级,分工十分明确.部分思想家认为只要按照这种严格设置的权力层级运行,权力就一定会向着正向的善的方向运行,实现政府治理目标.但是,在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之后,政府效率低下、权力腐败等一系列权力恶的问题随之而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科层官僚制.权力是否需要道德与价值等柔性因素的导引？美国政治学家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要想充分地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我们必须真诚地关爱公民并与公民一道工作；我们必须关爱和相信我们的宪法与法律；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也要对正义充满.”[8]国家是建立在一定历史文化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具有自身独特的精神、文化与价值.纵观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如果某一国家忽视精神、道德与价值等软治理形态,不能实现权力之善,就不能有效完成国家治理使命,甚至会出现国家治理的危机.
最后,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是政治主体通过公共权力这一*工具来改造政治客体,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活动.政治实践活动具有主体能动性,是为了实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的而开展的,不是盲目随意的.政治主体的政治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政治主体的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一个与实践相联系的概念,是人们基于对政治生活实践的全方位把握而设想的或者用以指导自身政治生活实践的观念”.[9]政治实践本质上是政治价值的实现过程,反映了政治客体对于政治主体的满足关系,是政治实践的原初动力.权力之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政治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活动需以权力之善为实践依准.权力之善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动力.
权力之善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导作用机制是通过善治实现的,善治是权力之善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是“政府与非政府主体为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用一定的手段,通过一定的机制,根据一定的原则,相互协作,相互沟通,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过程与价值取向”.[10]善治意味着政府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合法、公正与有效的政策,使政府权力的设立、运作趋向公正与文明.同时,善治表征着国家治理主体的回应能力的提高,政府等国家治理主体能够有效回应人民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拖延或忽视人民的利益要求.本质上,善治不仅意味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更标志着政府能够更有效与快速地回应人民权利诉求,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国家治理善治开展的过程就是权力之善的实现过程,更是权力的善与文明实现的动态过程.基于权力之善的善治理念导引着国家治理的实践方向,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与动力源泉.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权力之善是一种归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政治价值.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政治价值在引导政治实践的同时,也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实践及其目的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权力之善的生成场域：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权力治理实施的过程,是摒弃工具理性而重新张扬权力价值理性的过程,即权力的正义返魅过程；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社会整合能力的优化提升,为权力之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是权力之善的生成过程.
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施权力治理的过程,是权力管理的优化提升,有助于权力之善的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公共权力这一*协同处理国家与社会有关事务,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实践活动.其中,公共权力处于中心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实上也是权力的现代化过程,是从权力管理范式向权力治理范式的转换.权力治理标志着权力运行的文明化.在前国家治理形态下,国家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运用是以维护统治与加强管理为主要目的.权力的运行方式是粗暴的,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大众的权利,是不文明的.而权力治理则表征着权力的文明运用,“要求国家权力的授予、配置与运用以国民之根本利益和幸福美好生活为目的,以调动全体国民参与治理之积极性为基本力量源泉,以取得最大可能之合意、协调为基础.”[11]同时,权力治理意味着权力是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现代国家的实践中,由于工具理性的泛滥,对于权力的治理是以规制与监督为主,政治实践旨在实现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实践范式造成了权力的单一价值倾向,忽视了权力的价值理性及其合目的性.权力本身是一种*工具,其目的当以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诉求为基准,政治实践不能单一为了佐证权力的合法性而存在.权力治理意味着权力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要求权力的运用需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实现多种价值的整合与平衡.总体上,权力治理有助于实现权力的文明化、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本身就是权力之善的内在意蕴.实施权力治理的过程,就是权力之善不断生成与实现的过程.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正义返魅的过程,也是权力之善的生成过程.历史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理性附魅的过程,以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化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理性附魅下的政治实践为现代国家建构了强大的制度体系,使民众获得了高水平的生活内容.但是,这种工具理性引导下的社会也产生了物流横流、道德滑坡等社会治理危机.这使得人们反思这种理性附魅的国家管理形态,于是以正义为主体的价值理性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12]正义应当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价值取向,重新唤起国家治理中的道德关怀,而不能以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各种指标为圭臬.
“工具理性与政治组织结合以后,不断突破国家和个人行动的界限,让国家作为统治权力的抽象体现者,去维护一种脱离情感、价值的社会秩序.……价值理性旁落造成国家本身的异化——从公共利益的维护工具异化为‘利维坦’式的怪物.”[1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让正义、平等与文明等政治价值回归政治生活世界,摒弃国家管理形态中的工具理性,重建国家治理的价值理性与公共性本质.正义返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重构,也是权力之善的形成过程.权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正义返魅首要的是权力的正义得以回归.权力的正义是权力的道德属性的彰显,是权力合法性的表征,也是权力价值理性的复归.权力的正义返魅表征着权力之善的不断生成,是权力文明建设的精神内核.
最后,国家治理现代化蕴涵着社会整合能力的优化,为权力之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权力如果能够向着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正向方向运行,则权力之善就会生成.反之,权力之恶则会出现.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权力之恶问题的理解会从权力政治本身出发,如专制政治制度产生权力之恶等.这种思维范式本身没有问题,从政治发展史看,权力之恶产生的大部分原因的确是专制政治体制.但从政治实践维度审视,权力之恶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治理能力滞后,特别是社会整合能力落后.“所谓社会整合,也称社会一体化,是指通过对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14]社会整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能力优化提升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整合水平提升的过程,其为权力之善的生成创设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条件.
自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腐败、权力寻租等权力之恶问题频出,人们从政治体制、个体道德、市场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却相对忽视了国家治理中的社会整合问题.从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至今,我国仍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社会整合机制仍然处在交替阶段.“新旧社会整合机制的长时段交替意味着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执政者缺乏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的经验和准备,从而使得国家治理能力无法迅速得到提升.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执政者无法很快地建立起新的社会整合机制.”[15]新旧社会整合机制交替产生了一个时间差,出现了权力规制的空白区域,权力腐败等权力之恶现象就利用这一漏洞频繁出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整合能力的提升过程,意味着国家能够更加有效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有效弥补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制度缺位,使得权力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最终实现权力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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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上文：本文论述了关于对写作权力和内在关联和现代化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国家治理本科毕业论文国家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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