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分析基于19922019年的双边贸易数据，本文是农产品贸易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与双边贸易和农产品贸易和双边贸易数据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摘 要:本文使用1992—2016年2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结合度、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情况以及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3个方面,深入剖析了中日农产品贸易特征以及成因.结果表明,第一,尽管受到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中日农产品贸易增幅放缓,但是中日贸易结合度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第二,中日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加工业技术水平与日本仍然有一定差距.第三,中国在鱼类,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咖啡,茶及饮料,肉、鱼制品,蔬菜,水果制品等8类农产品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且中日两国在鱼类、食用蔬菜等9类农产品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对此,本文提出从拓宽农产品出口市场、加大农产品科技投入力度、加强农产品的“国际标准化”、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等方面提升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关键词:贸易结合度;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中国;日本
DOI:10..13856/j..cn11Ｇ1097/s..2018..08..018
1 引言
从中国唐代至今,中日两国是有着千余年文明友好交往史的贸易大国.由于两国地理位置邻近以及长期的文化交流,两国居民的消费偏好越来越接近,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后发展起步的关键阶段,与之同时,日本正值经济发展的巅峰时代,引领亚洲经济的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加之两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生产技术等要素资源禀赋方面的互补,使得中日两国贸易往来日趋频繁.1992年,中日贸易总额为254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5..35％;2016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275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日本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尤其体现在农产品贸易领域,1992—2016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25％,农产品贸易已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2].随着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中日两国的贸易依存度进一步加深.然而,在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的摩擦一直是两国关系的“绊脚石”.从2000 年的“中国威胁论”,到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中日关系的跌宕起伏也引起了中日农产品贸易的波动.中日贸易总额虽然在不断增加,但是相对于加入WTO 之后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情况,中日贸易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3].
针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现状、问题分析,以及为争夺贸易利益,各个国家为加强保护本国贸易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刘耀魁和李鸥(2008)回顾了中日农产品贸易中的一系列摩擦,分析了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以及对两国的影响,并探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趋势[4].史朝兴和顾海英(2005)、庄芮和郑学党(2014)分析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农产品贸易融合的基础、贸易发展动态,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5Ｇ6].陈永福和中安章(2003)总结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问题的根源,并分析了在WTO 框架下日本对中国农产品设障步骤与影响,最后提出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的建议[7].可以说,大部分研究对中日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行了定性的分析,但也有少数研究对两国农产品贸易情况进行定量的分析.如赵殿仁和许文娟(2009)采用贸易互补性指数对2002—2007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测算得出了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变化特征[8].但文章只是对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这一单方面进行了分析,而对贸易结合度、产业内以及产业间贸易等方面并未涉及,同时文章的数据只运用了2001年以后的几年数据,时间跨度较小,数据代表性不强.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使用1992—2016年较长跨度的时间序列数据,结合贸易结合度、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贸易结合度,产业内贸易以及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3个方面,全面定量地比较分析了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25年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两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各个指标变化的原因,为中国未来如何进一步发挥国内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促进中日农产品贸易,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2 特征事实
本文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数据库).按照文献中常见做法,从中选取HS代码前4类农产品.这4类农产品分别为第一类(HS两位码第01~05章),活动物;动物产品.第二类(HS两位码第06~14章),植物产品.第三类(HS两位码第15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第四类(HS两位码第16~24章),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日本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从图1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中可以看出,向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额占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的35％,即使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向日本出口的农产品比重也达到20％.
表1呈现的是分产品类别的中日农产品贸易状况.从分产品种类的出口额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农产品中,增幅最大的是第四类食品饮料等产品,年均增速达到9..38％,高出其他3类农产品增速1倍多.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中,增速最高的是第一类动物产品,超过相应的出口增速.中国与日本的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状态.总体来看,第四类农产品是双边贸易中最活跃的因子,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保持着高增长率,净出口额最高,为中国带来较高的贸易利得.
3 度量指标介绍
3..1 贸易结合度贸易结合度是综合衡量两国贸易
依存关系的指标,是计算两国贸易关系密切程度的常用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ij
t 表示t 年i 国对j 国的贸易结合度,Xij
t 表示t 年i 国对j 国的出口额,Xit 表示t 年i 国的
出口总额,Mjt 表示t 年j 国进口总额,Mwt 表示t 年
世界进口总额.如果日本的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较低,而日本进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却较高,说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较高,对日本市场更为依赖.因此,一般而言,TCD 值大于1时,表示两国贸易关系比较紧密;TCD 值越大,表示两国贸易关系越好,i 国对j 国的贸易依赖性越高.
3..2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
产业内贸易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同时进口和出口某一种类产品的现象,是文献中常用的分析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情况的指数.日本与中国相比虽然农产品生产相对不足,但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金额却逐年上升.在1992—2016年的2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8％.尤其是2014—2015年,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农产品金额从2亿元增加到6亿元,增加了2倍,未来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为衡量中日两国产业内贸易水平,计算如下产业内贸易指数:式中,GLk 即代表k 类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k 和Mk 分别为k 类农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GL指数大于0..5表示该类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反之则为产业间贸易.
此外,如果将上述出口额和进口额差分,即可得到反映产业内贸易动态变化的边际产业内贸易Brulhart指数:
式中,ΔXk 和ΔMk 分别代表k 类农产品当期出口额、进口额与上期的差额.BI指数是介于0~1的值.BI值等于0,说明两国贸易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完全产业间贸易,越接近于0表示两国贸易越倾向于产业间贸易,越接近于1则越接近产业内贸易.另外,为了将各种不同的农产品加总得到不同年份以及不同农产品加权平均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参照龚新蜀和刘宁(2015),使用各类农产品各年的进出口额占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将相应指标加权[9],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k 代表4类农产品,Xk 和Mk 分表代表每类农产品的进口额和出口额,X 和M 分别代表农产品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BI指标采用同样方法加权,此处不再赘述.
3..3 中日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是衡量两国出口农产品吻合度的指数,可以反映两国的贸易潜力.分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公式如下:
式中,表示i 国向j 国出口农产品k 的贸易互补性指数,RCAk
xi 为i 国出口农产品k 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
mj 为j 国进口农产品k 的比较劣势,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RCAk
xi 指数的分子表示i 国k 类农产品的出口额占i 国出口总额的比重,RCAk
mj 指数的分子表
示j 国k 类农产品的进口额占j 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分母均为世界k 类农产品出口额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若i 国在k 类农产品的出口上明显具有比较优势,即RCAk
xi 指数大于1,且j 国在k
类农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RCAk
mj 指数大于1,则
TCI指数必然也大于1,两国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显然,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值越大,表示两国贸易互补性越强.
4 中日农产品贸易概况
4..1 中日农产品贸易结合度
中日农产品贸易结合度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贸易依存度较高,贸易结合度指数均高于1,并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金华林和刘伟岩(2017)对中日双边贸易关系的测算表明,无论是中国对日本,还是日本对中国,贸易结合度指数均大于1,两国贸易关系密切[10].本文针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测算结果与该结论一致.但是,由于农产品的特殊性,在指标的变化上有着与全品类产品不一样的变化趋势.
(1)体现在近两年贸易结合度指数的变化趋势.从2014年开始,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TCD)明显下降.2014 年中国对日本的TCD 是3..93,2015年降为3..31,2016 年进一步降至2..85,是1997年至今的最低水平.这一趋势一方面与中国出口市场的多样化有关,日本市场在中国出口目的市场中的重要性降低;另一方面与日本的经济结构变化有关.一国的经济发展,大多经历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的转变.在日本的经济腾飞阶段,日本通过发达的制造业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但是随着日本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日本国内制造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带来的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相应地出现较大的贸易逆差,进口占比扩大,导致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减小.
(2)反观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出现了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日贸易关系较为密切,1999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为8,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达到顶峰.但是进入21世纪后,中日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开始疏远.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大幅下降,2000年仅为3..52,下降了56％.并且在随后14年时间呈持续下降趋势,到2011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甚至低于1,日本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趋势一方面可能是受到中日政治关系的影响.一国的贸易政策大多会与当局政治决策有关,在两国冲突产生的初期阶段,贸易政策往往首当其冲成为制裁对方的手段.这一点在张培(2017)针对中日政治关系与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实证分析中也得到证实[11].21 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日本2000年版.防卫白皮书.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质的飞跃.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的说法甚嚣尘上.2001年春,日本为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对中国农产品采取紧急限制措施,使得中日贸易关系急剧降温.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关.中国2001年加入WTO,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市场机会,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导致中国农产品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重大幅上升,超过了中国从日本进口农产品占日本农产品总出口的比重.反映在数值上就是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5年开始,日本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开始回温,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上升,两国贸易结合度趋向一致水平.
4..2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衡量两个国家的贸易产品是否具有互补性需求的另一个指标是产业内贸易指数.本文采用GL方法和BI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4大类农产品测算1992—2016年中日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各年的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各年的加权平均值可以看出,GL指数介于0..05~0..14,小于0..5的临界水平,中日农产品贸易整体属于产业间贸易.而BI指数波动较大,体现出竞争优势的潜在变化,但是总体也在0..4以内,可见,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变化也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这一结论与已有研究较为接近.白描和田维明(2010)使用1992—2007 年中日韩农产品贸易数据,计算GL指数来衡量产业内贸易情况,发现中日双边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12].黄勇(2016)使用中日两国2005—2014 年农产品贸易数据,发现中日两国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互补性很小[13].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传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日本在资源型产品上大多处于比较劣势.
分不同种类来看,第三类农产品与其他农产品有显著差异.其GL指数的加权平均值为0..53,大于0..5的临界值,并且其大多数年份的GL值都大于0..5,是最为接近产业内贸易的产品类别.而其他3类农产品历年的GL指数在0..03~0..24,更倾向于产业间贸易.同样的,第三类农产品的BI指数也明显高于其他产品,虽然起伏更为剧烈,但有过半年大于0..5,2015 和2016 年甚至高达0..9.说明近两年来中日两国油脂类产品的贸易大多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中国和日本分别同时进口和出口此类农产品.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农产品中仅包含第15章产品,可见中日农产品贸易中,大多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下,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中日农产品贸易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种分类的差异与现有研究得到的结论相似.吴学君和易法海(2010)使用1997—2008年数据,对12年时间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产业内水平最高的是SITC第四类农产品,即动植物油、脂及蜡[14].邵桂兰和王仕勤(2011)利用2001—2009年的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5].只有第15章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制品、动植物蜡等属于产业内贸易,其他产品,尤其是第二类和第四类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直处于低值,表现为较为明显的产业间贸易.
一般情况下,技术差距或资源禀赋差距越大,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有可能是产业间贸易.相反,技术差距较小的产业则更有可能发生产业内贸易.中日农产品贸易整体来看仍然偏向于产业间贸易,可能是因为相较日本而言,中国在农产品上仍然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此外,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两个国家技术水平发展程度相近,或者不同国家同一行业发展程度接近才更有可能发生产业内贸易.可以看出,中国加工业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日本.
4..3 贸易互补性指数
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性,这可以部分反映出两国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但更直观地衡量两国贸易互补程度和两国贸易关系的是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需要考虑贸易双方进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这几个指标也常被用来分析两国贸易关系.李辉和黄凌宇(2004)认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蔬菜、水产品和禽肉[16].陈可安(2006)对中日主要农产品贸易的研究发现,中日两国的玉米、大豆、禽肉贸易互补,茶叶具有较强贸易互补性,两国水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互竞性,而在日本市场上具有互补性[17].黄勇(2016)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传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日本在资源型产品上大多处于比较劣势[13].李蓓等(2006)使用FAO 数据库1990—2004年的数据,测算出中日农产品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潜力巨大,尤其是蔬菜、水产品、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18].
表3给出了2016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TCI指数)的计算结果.第一列和第三列分别是用出口衡量的中国k 类农产品和日本k 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中国在鱼类,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咖啡,茶及调料,虫胶、树脂等,植物材料及其他,肉,鱼等制品,蔬菜,水果制品等8类农产品方面都有显著比较优势,RCA 指数均高于1,与李蓓等(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而日本在鱼类,其他动物产品,活树及其他植物,虫胶、树脂等,肉鱼等制品,谷物制品,杂项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其制品等9类农产品方面都有显著比较优势.含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只有肉及食用杂碎、动植物油脂等4种.可以看出,中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更多地体现在资源型、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上.中国海陆兼备,有众多岛屿和港湾,因此海洋资源比较丰富,水产品及其加工业比较发达,在出口方面具有成本优势.而日本属于岛国,鱼类和制造类产品也属于其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最后两列是2016年中日两国农产品TCI指数的计算结果.从中国出口的角度看,中日两国间互补性较强的农产品有鱼类,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咖啡、茶及调料,虫胶、树脂等,植物材料,其他,肉、鱼等制品,蔬菜、水果制品,烟草及其制品等共9类农产品;从中国进口的角度看,则仅有鱼类,其他动物产品,杂项,谷物制品,杂项食品等5类农产品.
5 结论与建议
(1)虽然受到中日关系以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中日农产品贸易结合度在时间维度上波动较大,但就整体而言,中日贸易结合度较高,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具体的,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呈现先上升,近两年开始下降的趋势;而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巅峰,进入21世纪却开始下降,相较而言,中国对日本的贸易结合度更高.这一结论体现出中国对日本市场的依赖性仍较高,未来应拓宽农产品出口市场、增强出口农产品的多样性,减弱对特定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同时,可以灵活地利用绿箱及黄箱政策,
加强对本国农业的政策支持与保护力度.
(2)GL指数与BI指数的结果均表明,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变动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引起的,而产业内贸易互补性很小.原因可能在于,相较日本而言,中国仍具有显著的资源优势,而技术水平却与日本有较大的差距.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是提升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出口从量增长向质升级的关键.中国加工业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于日本,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大农产品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加大农产品质量管理及监管力度,提升农产品出口的质量,实现农产品的“国际标准化”.
(3)中国在鱼类,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
咖啡,茶及调料,虫胶、树脂等,植物材料及其他,肉、鱼等制品,蔬菜、水果制品等8类农产品方面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在其他产品方面则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日两国间互补性较强的有鱼类,其他动物产品,食用蔬菜,咖啡、茶及调料,虫胶、树脂等,植物材料及其他,肉、鱼等制品,蔬菜、水果制品,烟草及其制品等共9类农产品,比较这些产品发现,大多属于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型产品,即基本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看出,中日农产品贸易具备基于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贸易互补性.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出口,同时还应加强两国的农业合作和相互投资,鼓励引进和推广适合本国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等,如设立日本新产品推广和农业技术中心,不断提升国内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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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段丽君 殷 华)
综上资料，上文是适合双边贸易和农产品贸易和双边贸易数据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农产品贸易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农产品贸易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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