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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世界相关论文怎么撰写 和农民世界的分化与其影响因素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

分类:专科论文 原创主题:信息世界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14

农民世界的分化与其影响因素,本文是信息世界相关论文怎么撰写与分化和影响因素和农民方面本科论文范文.

刘和发,王俊丽

摘 要 文章以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的内部分化为背景,以“世界”概念架构和量表作为调查工具,考察农民的信息分化及其关联因素.首先,以基尼系数为工具计算样本世界得分分布基尼系数,并与同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比较,结果显示:样本世界得分分布基尼系数大于同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说明样本群体内部存在较大的信息贫富差距.随后,重点展示以世界总分为因变量,以教育、收入、年龄、职业、性别作为自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最终的回归方程显示:教育、收入对世界得分具有积极影响,年长、女性和职业中的种养殖、务工、经商对世界有负面影响;从教育、收入、年龄以及职业分层看,农民的世界的确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

关键词 农民 信息不平等 信息分化 世界 基尼系数 回归分析

引用本文格式 刘和发,王俊丽. 农民世界的分化及其影响因素[J].图书馆论坛,2017(10):54-63.

0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信息基础设施也有巨大发展.2015年实现3/4行政村宽带覆盖,2020年有望实现全覆盖[1].《2015年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底农民网民为1.95亿[2].目前农民逐渐褪去同质化,开始产生差异.农民内部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划分:职业、行为、观念、教育水平、收入、政治地位等[3].农民代际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家庭观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存在巨大差异[4].农民之间的差异显著地影响其行为,不同阶层的农民的闲暇时间利用、资源处置方式、教育态度等存在差异[5].有关信息不平等的研究指出,社会阶层高的人处于信息优势地位[6].物质能力、个人期望、生活环境等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信息状况[7].农民内部分化伴随着信息分化,本研究基于“世界”概念框架,探讨农民内部信息分化现状,分析教育、年龄、职业等因素对信息分化的影响.

1 相关研究综述

信息分化指人们获取和利用信息的差异,这种差异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如计算机通信技术的介入和使用差异、信息能力差异.农村和农民是国内外信息分化的重要研究对象.

1.1 信息分化研究综述

国内外的信息分化研究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以群体为研究对象,认为个人的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社会经济地位等是导致信息分化的因素;二是以个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个人对信息的理解和对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力导致信息分化[8].信息分化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数字鸿沟领域,研究者最早关注不同人群对电脑的拥有和互联网接入,接着关注信息技能,之后探讨数字鸿沟与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相互作用.

Jung等批判以往采用是否接入互联网或者在某项媒体上花费时间作为测度数字鸿沟的方式,以及采用互联网连接指数测度互联网接入质量的不平等[9].Selwyn同样认为,以是否接入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数字鸿沟的概念过于简单,需要更深刻地研究数字鸿沟的概念[10].闫慧归纳了数字不平等表现维度,包括心理状态、ICT设施、技术使用状况,以及经济、政治、社会资本不平等[11].

信息分化的理解不仅考虑外部物质基础、物理信息源等客观因素,也考虑个体对某类信息源偏好的主观因素.处于特定社会文化下的人群会构成一个信息交流的“小世界”,处于这个情景中的人存在与外部信息的隔离,导致信息贫困[12].信息视野的建构差异会导致信息分化,面对相同的物质条件,有些人能够将多种信息源纳入个体构建的信息空间;个体的信息源视野受生活环境中物理信息源的影响,图书馆等组织化的信息源会影响个体对信息源视野的构建,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是个体信息源视野的影响因素[13].

1.2 农民信息分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Warren[14]和Koutsouris[15]发现,不同的农村地区由于地理条件等差异,ICT接入存在差异.21世纪初,美国学者[16-17]和澳大利亚学者[18]调查发现,只有少部分农村家庭接入互联网.农民接入和使用ICT技术的过程符合创新扩散理论:少数人作为领先者率先使用新技术,从而带动其他人[19-20].教育水平、收入、地理位置、年龄、性别、个人能力、职业会影响农民对ICT技术的采用.Abbott和Yarbrough[21]发现,农场的规模、农民自身教育水平、农场管理方式、年龄等是影响美国农民使用个人电脑、图文电视系统等的重要因素.Warren[22]在1996-1997年和1999-2000年的两次研究均表明,农场的规模、农民所受教育水平与对ICT技术的采纳显著相关.Furuholt和Kristiansen[23]以及Brashear等[24]发现,农民的性别、养殖规模不同,互联网试用比例也不同.Alexopoulos等[25]发现,教育水平、职业、对ICT的态度影响年轻农村居民拥有电脑和使用网络.Bamford等[26]、Donnermeyer等[27]发现,农民对ICT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受地理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Jensen等对美国田纳西州1737位农民利用信息源(兽医、兽医学院、媒体、推广服务机构等)的研究发现,年龄对信息源多样性的采用具有负面影响,教育和收入正向影响信息源多样性利用[28].Michailidis等调查希腊三个地区的农民,发现互联网服务被农民采用的比例为:社交网络80.2%、电子邮件69.6%、天气信息29.9%、市场信息24.6%、教育20.8%[29].爱尔兰农民农场规模越大,越倾向于使用电脑,单身农场主很少使用电脑.仅做个人用途,电脑的拥有受家庭状态(是否单身)影响;以生意为目的,同时受农场生意和家庭状态的影响[30].

1.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民信息状况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开展:一是研究农民信息行为;二是研究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和农民信息贫困.这些研究集中在农民信息素养[31-32]、农民信息需求类型和信息获取渠道[33-35]、对特定工具或服务的使用[36-37]、全国性城乡数字鸿沟和农民信息贫困究[38-39]、湖南[40-41]和陕西[42]等地区性农民信息贫困问题.

在ICT采纳方面,苏南和苏北农民对电脑重要程度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两地农民拥有电脑数量不同[43];在安徽、江苏、山东,教育水平和收入高的农民拥有电脑和使用互联网的比率更高[44];河北农民的宽带使用意向与年龄呈反比,与教育和收入水平呈正比[45];传统农村在ICT设备的拥有和使用上均落后于工业化的农村[46].

在信息需求方面,处于不同生活状态和对生活预期不同的少数民族农民表现出来的信息需求不一样[47];在湘鄂渝黔边区,传统农民具有信息意识弱、信息需求不明显的特点,而从事非农业的农民更能清晰地表达信息需求,从事农村管理的农民有明确的信息需求并掌握较高的信息技能[48];教育水平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农民信息需求越大[44].

在信息源方面,农民的主要信息获取途径有电视、熟人、手机、广播、书报、互联网、政府部门、涉农企业等[49-50];在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职业影响农民对信息渠道的选择[51].低收入农要信息源为电视、能人、农业技术站等;中等收入农民的信息源有电视、能人、报纸、亲朋、政府等;高收入农民的信息源有电视、能人、报纸、信息*、政府、网络等,其信息源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农民.能人是村民的重要信息源.

以上研究表明,农民对ICT的采纳、信息需求、信息源的选择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即是农民信息分化的表现.

2 理论模型及假设

2.1 世界概念

世界概念就是旨在从信息角度对个人进行综合性测度的概念.它由空间、时间、智识三个边界限定信息主体活动领域,信息主体通过其信息实践,从物理世界、客观知识世界、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源中获取信息,汲取信息效用,积累信息资产[52],包含内容、边界、动力三大要素.信息主体在时间、空间、智识三个维度的边界中作用于内容要素,进行信息实践活动,特别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成为个体信息活动的动力.信息分化是指人们在上述各要素和纬度上表现出的综合性差异.从概念看,世界包括信息分化中的信息获取和利用活动,因此世界的富裕程度是能够说明信息分化程度的.

2.2 假设

已有研究显示,虽然同处于农村社会,拥有相似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传播渠道,但农民群体在很多单一指标(ICT采纳、信息获取渠道的选择等)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受个人教育和收入水平、年龄、主业等因素影响.据此可以推测,如果存在对农民信息贫富状况进行多维度测度的综合性指标,农民在该指标上的表现也可能存在差异.根据这种差异,有可能更全面地审视农民信息分化的结构,进而确定影响个体农民在该结构中位置的因素.以世界为因变量,以现有相关研究揭示的可能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可以得出图1所示的变量关系模型.

由该模型得出如下假设:

H1: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处于信息分化的富裕一端

H2:年龄越小,农民世界越丰富

H3:民族对农民的世界存在显著影响

H4:不同职业的农民的世界存在显著差异

H5:是否担任村干部对世界有显著影响

H6: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民的世界越丰富

H7:教育水平越高,农民的世界越丰富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考察对象为农村成年农民.由于我国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本研究将农民定义为持有农村户口的人,不限于从事农业生产或是居住在农村的人.由于问卷发放主要在村庄展开,常年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很少成为问卷发放对象.

3.2 研究方法及工具

以《世界量表》作为测量工具,问卷调查作为收集数据方式,利用描述性统计、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世界量表》是于良芝等研制的测量工具,其研制有4个步骤:以“世界”概念为理论基础,经过理论结构操作化,得到问卷工具初稿;针对小群体人群的预调查修订问卷;专家为问卷条目赋权重;正式的信度和效度测验[53].

3.3 问卷结构

问卷第一部分是调查农民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村干部、主业、收入、教育水平等基本信息.问卷第二部分具体测量世界三大要素:内容、动力、边界.在内容方面,问卷根据信息和信息源的4个层次,在可及信息源和可获信息源上,按照农民日常可能接触到的信息源,提出具有代表性的各类实体或人际信息源.由调查对象对各类信息源的可及性和可获性进行判断选择.在基础信息源、信息资产上,由调查对象根据自身对各类信息媒介和内容的使用情况进行选择.在动力方面,主要根据调查对象通过阅读、看电视、上网获取信息的频率来测量.在边界方面,时间边界主要通过调查对象每日投入在有意识信息活动的时间来判断,空间边界主要考察调查对象在过去1年中,在哪些场所开展过阅读、学习等信息活动,智识边界主要考察调查对象的语言水平、信息搜寻能力、信息分析能力.

3.4 问卷信效度

问卷应用到测量城市居民世界时,进行信效度检验,呈现出良好的信效度[54].整个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09,说明问卷具有非常高的内部一致性;对农民工和大学生进行预测试时发现,这两个群体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都非常显著(p<0.001),说明该问卷能较好地区分出不同群体世界的差异,具有较好的效度.

3.5 得分赋值

问卷涉及的事项(信息源、信息实践、空间等)事先已采用专家打分法计算权重.回收问卷首先根据调查对象所选事项及其权重计算各变量得分,然后将变量得分相加得到世界总得分,再将其转换成百分制得分以方便分析.

3.6 数据收集

我国农民状况非常复杂,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距离城市远近也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和经济水平,因此在地理位置选择上尽可能考虑各种情况.本研究选择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天津、福建等地区,以及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江西、河南、甘肃等地区的村落进行调研.这些调研地区有的位于城郊,有的处于农村腹地.考虑到调研的可实施性,在具体地点和人员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方便抽样,即由调研人员根据调研的便利性选择进行调研的村落和人群.据被调查农民的实际情况,采用问答和自主填答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式.问卷调查开展的时间为2013年7月-2014年2月.

3.7 数据清洗

共调查13个地区,发放问卷2100份.在问卷回收后,从未填写问题过多、未按要求填写、前后回答矛盾、非抽样对象以及未通过测谎题目五方面对问卷进行多次清理,得到有效问卷1823份,回收的问卷有效率为86.8%.

4 研究结果

4.1 样本概况

样本概况见表1.表1表明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强.第六次(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男性占乡村人口51.19%,女性为48.81%;40岁以上的占乡村人口44.61%,小学以下学历的8.01%[55].调查样本中,女性和40岁以上人口,以及小学学历以下的人口比例均超过上述普查对应数据比例.这一情况可能是因为长期外出打工的村民没有包含到本次村庄调查.

农民家庭年收入分布状况呈金字塔型.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农民占70.2%,年收入3.1万-7万的中等收入农民占24.5%,年收入7万以上的高收入农民只占5.3%.和调查时间相对应,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896元[56].被调查农民收入水平与之相符合.

4.2 农民世界现状

4.2.1 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调查样本农民世界总分看,100分左右的分值最多.量表满分为800,样本得分多集中在300分以下,均值为199.09,总体得分偏低.

4.2.2 农民世界得分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Corrado Gini)提出的表达分布不均等的指标,用于度量收入、消费和任何其他事物分布的不均状况[57].除经济学外,管理学人力资本[58]、环境学碳排放[59]等领域均有基尼系数的应用.根据农民世界得分计算的基尼系数,反映农民在世界得分上的差异.

图2的横轴数据是按得分高低排序后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数据是对应的得分累计百分比.虚线是农民世界得分绝对平均分布线,实线则是农民世界实际得分分布曲线.世界得分基尼系数计算采用未分组离散数据的基尼系数协方差公式[60]:G等于2cov(xi,i)/nμ.G是基尼系数,xi是世界得分,μ是世界得分均值199.09,n是总人数1823,cov(xi,i)则是协方差,经计算得0.29.任媛和邰秀军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6[61].由此可见,农民在世界得分上的分化程度略高于他们在收入上的分化程度.

4.3 农民世界的影响因素分析

4.3.1 变量选择

最初选择性别、年龄、民族、主业、担任村干部、家庭年收入、教育水平为自变量.前文样本概况表明村干部的样本量过小,只有26个.尽管非汉族群体收集到201份问卷,但因未能深入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调研,选项仅设置“汉族“非汉族”两个选项,没有准确反映民族构成现状.因此,本文选择性别、年龄、主业、家庭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作为分析的自变量.

4.3.2虚拟变量集

为更准确反应男女性别以及从事不同主业对世界的影响,将性别和主业转换成对应的虚拟变量集.m类定类变量,对应设置m-1个虚拟变量.具体如下:

4.3.3 回归模型构建

为检验理论假设,分析影响农民世界的重要因素,构建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性别和主业为虚拟变量集.

4.3.4 异常值查找

通过第一次逐步回归,纳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依次为教育、年龄、收入、种养殖、务工、男性及经商.第一次回归散点图显示存在异常值,以标准化残差绝对值大于3(系统默认值)作为筛选标准,一共有14个个案不纳入第二次回归建模.

4.3.5 模型分析

第一次逐步回归自变量和第二次一致.满足正态分布是多元回归模型的必要假设.回归方程标准化残差频数分布基本符合正态曲线,见图3.

如表2所示,方程2的R2以及调整R2均高于方程1的R2和调整R2,并且每次纳入新变量的方程F增量都达到显著水平.方程7的每个变量也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方程的变量组能较好地解释该方程.

逐步回归最后的方程7显示(见表3),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R等于0.717)比较明显.方程7纳入的自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世界总分51.5%(确定系数R2等于0.515)的变异.在该方程中,Durbin-Watson(德宾-沃森)系数为1.338,比较接近中值2,这说明残差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的可能性,是符合多元回归方程的建立要求的.

如表4所示,纳入回归方程的7个自变量p值均小于0.05,说明纳入的自变量均和世界总分显著相关.使用方差膨胀因子(VIF)作为多重共线性的检测标准,当VIF值远远大于1时就表示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62].由表4可知,VIF最大值为2.504,较接近1.因此,方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根据表4得出的各个系数,即多元回归方程为:

Y等于152.745+39.945X1-15.391X2+11.522X3 -28.694X4-24.871X5+8.663X6-14.361X7

其中,152.745是常数项,X1为教育水平,X2是年龄大小,X3为收入水平,X4、X5以及X7分别是种养殖、务工、经商,是主业的虚拟变量,X6则为男性,是性别的虚拟变量.

5 结果讨论与结论

世界概念从多维度描述信息不平等现象.从所调查样本农民的世界得分看,总体得分偏低,均值199.09小于400(满分800),且多数集中于100分左右.将得分和描述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结合起来,农民内部的世界得分分布基尼系数为0.29,高于同年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说明农民内部的确存在比较显著的信息分化.

从世界的影响因素研究假设和结果出发,关于民族及村干部两个因素对世界的影响假设(H3、H5),因收集数据的问题未能验证;关于男性的世界更富裕的假设(H1),在回归方程中,男性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为0.042,p值0.017<0.05显著,虽然男性的标准回归系数比较小,但与女性的世界相比,男性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富裕.

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0.08的显著变量被认为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关注[63].从这一角度看,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0.08且显著的变量包括教育、年龄、收入、种养殖以及务工.比较各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的为教育,次之为年龄,前者为后者的两倍之多.因此,无论农民何种性别,从事何种职业,收入多少,其世界的贫富程度首先受其教育水平影响,并且这一影响是积极正向的,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世界越富裕.此外,收入对世界的影响也是积极正向的,即收入越高,其世界越富裕.从农民从事的主业的标准回归系数来看,种养殖业、务工、经商对其信息世界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从种养殖到务工,再到经商,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不断变小,表明从事养殖业比务工和经商更容易存在信息贫困.从事务工与经商等非农活动并不改善农民的信息富有程度的研究发现与直观预期相反;根据直观预期,务工和经商都需要走出村庄,接触更多的人并见识更多事物,因而更有可能改善其信息状况.这一预期未被验证的原因可能在于,大多数务工人员从事的都是相对低端和封闭的工种(如建筑、锅炉工),经商则多为个体经营,这样的环境反而使他们更缺少媒介接触和人际交流,因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贫困.年龄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同样为负值,表面年龄越小世界越富裕.总之,研究结果支持假设2、6、7.

本研究主要的贡献:从信息角度,将人作为信息活动主体,对农民的信息分化进行探讨.基于世界理论的信息分化测度,有别于将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作为信息分化现象的传统认知.例如,数字鸿沟研究往往将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信息设备和技术的使用差异作为信息分化.以世界量表为测量工具,世界由信息活动主体的内容、动力、边界三大要素构成,在活动主体能动性和外部社会结构相互作用下形成,其内涵具有整体性,有别于传统基于信息技术拥有或使用的角度.本研究证实了以往研究的部分发现,如教育、收入、年龄和主业对信息分化的影响;同时获得了一些超越以往研究的发现.比如,发现农民内部的信息分化程度大于其收入的分化程度,教育水平相对于其他因素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优势,务工和经商等非农活动,并不改善农民的信息富有程度.此外,通过验证和补充以往的研究,本研究也同时证实了世界指标对考察信息不平等的有用性.以世界的丰富程度来展示农民信息分化,比仅从社会经济角度能更好地揭示信息分化实质,这丰富了信息分化的认识,在信息分化理论上有创新意义.

本文的研究发现可给予若干重要的政策启迪.首先,本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相对其他因素对农民信息分化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务工和经商等非农活动没有改善农民的信息富有程度.因此,改善农民信息状况的最有效手段是改善教育,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考虑到教育对世界的富裕程度影响最大,这意味着若从地区水平比较,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会加深地区之间的信息分化;即使通过对中西部的财政补贴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全覆盖,地区差距也将依然存在.其次,已有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用户的信息富裕程度优于其他群体[64],因此在农村地区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提升农民信息富裕程度,改善农民信息分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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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和发,硕士,任职于北京赛富锐特科技有限公司;王俊丽,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7-02-21

(责任编辑:邝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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