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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跟徐向前回忆:我任全军小组组长期间相关论文范文文献

分类:专科论文 原创主题:小组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27

徐向前回忆:我任全军小组组长期间,该文是小组论文写作资料范文与徐向前和小组组长和任全军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历史的回顾》,经过军史专家十余年的精心校核,不久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誉为“国内第一权威版本”.本刊特摘编部分章节,并添加了小标题,以飨读者.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岁月.谁也没有料到,竟会冒出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持续那么久的时间,造成那么严重的危害.对此,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我在这里,只就自己担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期间的事情略作叙述.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

   “文化大革命”伊始,急风暴雨,铺天盖地,仅半年时间,闹得天下大乱,完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法规、秩序与生活.

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缺乏准备,很不理解.但有一条,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乱.叶剑英同志当时任军委秘书长,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可是,1966年10月5日,根据林彪的意见发出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却规定取消院校党委领导,强调“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文件下达后,军队院校和机关开始动乱,地方和军队院校的学生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搞了一辈子军事,晓得军队乱套不得了,涉及国家安全,担忧得很.

   11月间,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最近我们准备召开一次军队院校的大会,请总理、陶铸和几位老帅接见、讲话.

   11月13日,我们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会场里不下十万人,又唱歌又呼口号的.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和大家见面后即退席,陈毅、叶剑英、贺龙和我讲了话.那时,我们都不同意搞乱军队,不同意乱冲军事机关.陈毅同志说:今天来体育场,就是要泼冷水.“泼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时候有的同志头脑很热,太热了,给他一条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处.”他还说:我不赞成“逐步升级”的办法,口号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几个校长、处长、副处长不过瘾,搞倒几个部长也不过瘾,还要升级.他提醒大家,不要犯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我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贺龙同志也讲了话.他当时已遭林彪诬陷,处境岌岌可危,能出席大会,就是对林彪一伙的有力回击.叶剑英同志也强调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学毛著,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不要光注意背书,不会行动,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叶帅讲话时,半道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张条子,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言外之意是会议不合法.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当场念给大家听,说: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大家相信吗?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我们的讲话,语重心长,完全是从爱护我党我军,爱护广大干部和群众出发的,谁知后来竟变成了一大“罪状”.

   11月29日,军委“小组”又安排第二次接见.陈毅、叶剑英和我,又去工人体育场出席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踏上主席台,就看到会场上的醒目标语,写着要批判陈、叶13日的讲话,还有什么“炮轰”“火烧”之类的.我因头天晚上睡眠不好,头痛、疲劳,没有准备在会上讲话.陈毅同志讲话较长,针对少数人说上次大会四位军委副主席给群众泼冷水的论调,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我因头疼加剧,提前退场,未听完陈毅同志的讲话.

   体育场的两次接见是个导火线,招来了麻烦.觊觎军权的一伙,趁势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改组军委”.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军队越来越乱,许多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知道听谁的好.

新的“全军小组”

   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从总参五所打电话给黄杰,说有要事找我谈,但他来我家不方便,要我和黄杰去五所谈.见面后,他即向我传达了的指示:由向前同志担任“全军小组”组长.我有点吃惊,万万没想到这副担子要我来挑.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多年有病,身体不好,对干部情况不了解,请转告,这个工作我干不了!”他说:“不行啊,这是提议,批准的.”听到是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杨成武同志大概很为难,说他马上要去开会,便夹起皮包,匆忙告辞了.

   回来我和黄杰同志反复琢磨,怎么也理不出个因由来.其人,我们对她不了解,平时毫无来往,只是在延安住柳树店和枣园时,见面打打招呼而已.她那时照顾的生活,找我谈工作,她极少在场.现在她忽然提议我当“全军组长”,不知出于什么用心.想来想去,觉得既然主席已经决定,恐怕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干.后来,我见到,当面又表示过自己确实干不了,请主席另选贤能.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1月12日,新的“全军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共18人.组长徐向前,顾问,副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张涛、和谷岩.办公地点在三座门.

   我刚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局面混乱不堪.上海“造反派”领头掀起的“夺权”浪潮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并得到的肯定和支持.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纷纷夺权,两派群众开始武斗;有些“小组”成员被揪走挨斗,不知下落;的群众一批又一批,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有时一天达二百余批.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不断,我家原有两部电话,又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的.五个工作人员日夜轮流值班,忙得不可开交.我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我的头疼病经常发作.我那时常感疲劳,火气也大,说话难免“出格”.周总理对我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后来接见群众组织,我就采取这种对策.

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一月中旬,围绕批判和揪斗肖华问题,发生了“大闹”京西宾馆事件.起因是有一天陈伯达接见某派群众组织代表时,公开点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名.他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当即在总政造成混乱,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揪斗、打倒肖华同志.周总理很生气,出来辟谣,说这是谣言.消息传到那里,很紧张,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我们以为这事已平息下去,便未再追究.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和我,与、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僵持不下.这时,叶群说她要发言,只见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批判肖华.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等.陈伯达、在一边帮腔,说了肖华同志许多坏话.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也都有讲话稿.显而易见,这次“批肖”,是、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对我们搞突然袭击.

   因军委从未讨论过批判肖华的问题,我们又不知道、叶群代表谁的旨意,事关重大,所以我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这是一条纪律.但散会后,杨勇同志回北京军区作了传达,风漏出去了.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记录本未保存好,被群众组织偷看,知道了会议内容.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抢走不少文件.肖华同志从后门走脱,跑来找我,因见我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又转到傅钟同志那里,坐车去西山住下,才免遭揪斗.我得知此事后,当晚令“全军”立即追查;发现杨勇传达了会议内容,我打电话找他,他表示诚恳接受教训.

   次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军委碰头会.杨勇同志来到后,我又当面说了他.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这时,肖华来了,并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就是这样.事后,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接下来又发生揪斗杨勇同志的事件.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因所谓“二月兵变”问题被揪出后,杨勇同志主持军区的工作.一月间,叶剑英同志忽然告诉我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上峰的意思,对杨勇要“烧而焦”.我猜想,这位“上峰”大概是林彪.因为我听林彪说过,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通知他汇报,他都拖上廖汉生一起去.还说:杨勇对反彭、黄不积极;这就说明林彪早就记了杨勇的账,一直耿耿于怀.杨勇同志传达批判肖华的会议内容,恰好给林彪以收拾他的借口.1月23日,战友文工团一些人来我家门口,高呼“打倒杨勇”的口号,要我接见、表态,不接见就不走.我接见他们,说:杨勇同志有错误可以揭发,但要掌握政策,“烧而不焦”,不能打倒他.但那时说这些话,根本没有人听,已经不起作用了.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

“全军”成立时,林彪曾规定:“全军”属军委和“”双重领导,主要是“”领导,有事要先请示“”,然后报告他.我上任之初,针对各单位乱揪乱斗领导干部的不正常状况,请出顾问来,陪我去讲话,保干部,不准乱揪乱斗.去了两三次,就不干了,她说:“这样下去,我变成军队的消防队了!”以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向“”请示问题,不论书面的或电话的,犹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林彪更鬼,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叶剑英是军委秘书长,我是“全军”组长,被推在第一线,“坐蜡”的是我们,还有徐立清、李曼村等同志.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为了应付这种混乱状况,我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多次开会研究,有几次还请陈毅和刘伯承同志参加,大家除了担心、气愤之外,想不出什么扭转局势的良策.那时,离开“”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即便就一些具体问题作了决定,又有谁听你的!

连续发生批判肖华、揪斗杨勇的事件后,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1月24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坐在一个角落里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明显流露出她的不满情绪.我想,看来我刚上台,就要啦!陈伯达把文件塞到我的口袋里,对我说:已经通过,你快点走吧!我便起身告辞,将文件送到林办,回家已经是凌晨四时了.“七条”送到那里审批,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审批.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

回来我们即以“军委八条命令”正式下达文件.

   有了这个“八条命令”作武器,各大单位领导同志的腰杆硬了许多.有些军区,让省委负责同志住进军区大院保护起来.对于冲击军事机关、搞打砸抢的“造反派”,抓了一批.这时,唯恐天下不乱的、康生、、姚文元等人,气急败坏,诬蔑军队“镇压群众”,是“带的刘邓陶路线”,妄图,搞掉“八条”,搞乱军队,以便乱中夺权.

   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

2月8日开始,周恩来同志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碰头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等.规定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时间在下午.会上,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一方,“”陈伯达、康生等人为一方,展开了激烈斗争.

那时,地方上的混乱程度比军队更甚.国务院系统受到猛烈冲击,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已处于瘫痪状态.老同志不约而同憋着一肚子气.19日的会上,我和陈伯达为刘志坚的问题争论起来.他说刘志坚是“叛徒”,对抗“”,破坏“文化大革命”.我听了很反感,觉得他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因为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虽曾受伤被俘,但于第二天押解途中,即被我军抢回,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此事冀南根据地一二九师的许多同志都清楚.我对他讲了这个情况,说“刘志坚不是叛徒”.陈伯达竟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我气愤地质问他:“你凭什么给他定案?没有证据怎么定案?”我还针对他前几天在三座门一次接见群众时,曾假惺惺地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他:“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11日下午继续开会,叶剑英同志在发言中强调军队不能乱.我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会议不欢而散.

16日的会议是斗争,我没有参加.会后看到简报,知道了会议内容.那天的会议,本来是准备研究地方上“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正式开会前,谭震林同志要保陈丕显,张借口要回上海后同群众商量一下再说.谭就冒火啦,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这时,谭震林拿起文件、衣服,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总理要谭回来.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讲了延安整风,说他和周总理当时都挨过整.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余秋里同志也拍了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供信.”还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谭震林同志说:“我看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消极面是主要的.”

这次会议,康生、、谢富治等人坐在“被告”席上,狼狈不堪.会后,、王力、姚文元去向汇报,炮制了份黑材料,向告我们的状.我后来听说,开始听了,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16日陈毅同志关于延安整风问题的说法时,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后来还说什么那就叫陈毅上台,我,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毙,康生充军去!政治局碰头会上连续发生激烈争论,一伙恶人先告状,把周总理搞得很被动.

对“大闹”怀仁堂事件表了态,一伙得意忘形.接着即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生活会,批判我们,开了个把星期.康生首先拿我开刀,气势汹汹地说:“军队是你徐向前的?”同时,在社会上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炮轰”“火烧”“打倒”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揪陈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显然是指周总理.陈伯达在3月份于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上说:徐向前是打头炮的!还说:“二月逆流”打乱了的战略部署,原来设想“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二月、三月、四月要看出个眉目,但他们把运动打下去了.此后,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治局碰头会议,被干脆取消.

1967年3月24日,肖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的工作.听到这一决定,我真是谢天谢地.担任“全军”组长不到三个月,弄得我焦头烂额,昼夜不得安宁,每天抽两盒烟都不够,比过去打仗还疲劳.不干这份差事,正合我意.□

本文结论:此文是一篇适合徐向前和小组组长和任全军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小组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小组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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