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笔谈，本文是长三角参考文献格式范文与长三角和笔谈和一体化类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长三角一体化要有新路径与新机制.上海市发改委与江浙皖三省有关部门联合成立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并抓紧制订2018~2020 年长三角一体化行动计划.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是长三角新一轮合作机制建立进程的一小步,却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一大步.长三角一体化需要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共建一体化战略项目推进区域一体化进入新阶段,探索财政与税收共享机制,打破行政壁垒,形成以经济功能和经济社会联系为主的一体化新格局.本刊在“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研讨会及第四届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嘉宾演讲的基础上,策划了本组笔谈.我们邀请多位知名学者探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路径与机遇、区域协调机制与体制,为长三角地区区域协调与区域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
[ 关键词] 区域发展；区域协调；长三角地区
[ 中图分类号] F207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0-4211(2018)03-0122-27
在同城化基础上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洪银兴
一、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必要性
提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问题,大家通常的思路就是扩容,由原来的16 个市扩大到了两省一市.但是扩容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基本条件就是扩大核心区的经济实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要解决区域内的联动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彰显经济优势,只有优势增强了,才有条件扩容.因此,长三角不仅要成为全国的增长极,内部也应形成增长极,以长三角的内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三角的增长极.
长三角地区的内部增长极应以核心区的同城化为基础,先推进毗邻城市的同城化,培育形成增长极,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而这一核心区应以上海为中心,推进毗邻城市同城化,其范围应该包括浙江的杭绍甬,江苏的苏锡常通.毗邻城市推进区域一体化,其逻辑是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相互促进的经济板块,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二、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可能性
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可能性就是两者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以上海和苏锡常通的同城化为例,2017 年苏锡常的GDP 总额超过上海,苏锡常的人均GDP 达到14 万元左右,超过上海,苏州市工业总产值也已超过上海.因此,上海与毗邻城市的同城化并非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的关系,而是双方的优势互补.
产业结构方面,上海有服务业优势,苏锡常通有制造业优势；科技创新方面,上海作为科创中心,有科技创新成果,但受土地等要素的限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缺乏足够的场地.苏锡常通不仅有空间,而且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需求旺；社会要素方面,上海以文化、医疗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水准是全国最高的,这些都为苏锡常通地区的现代化所需要；城市化和人口方面,上海明确提出要建设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瓶颈在于产业和人口的拥挤,迫切需要像北京搞雄安新区一样在毗邻城市进行疏解.苏锡常通的城市现代化需要上海提供现代城市要素,上海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对苏锡常通来说也是迫切需要的现代城市要素,两者能够互补.因此,通过同城化能够增强上海的扩散能力,毗邻城市有土地空间,有较低的房地产,有较低的劳动成本,这些正是上海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
三、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的对策建议
同城化的实质不是成为一个城市,而是要共享发展资源、发展成果.同城化是在不同空间同城规划基础上的基础设施的互通、共享,以及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标准的趋同,包括产业布局的同城化、交通出行的同城化、通勤就业的同城化、人口居住的同城化、公共服务水准的同城化、环境保护的同城化等等.以上海为中心的核心区同城化,其抓手主要有制度合作、基础设施共享、功能分区等等.
所谓同城化的制度安排,就是要减少分割,实现制度和政策的对接.首先,通过区域共同市场,建立统一、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第二要实现资本、人力、科技、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市优化配置,降低区域商务成本；第三是构建合理的税收转移机制和同城共享创新收益机制.南通在启东大桥建设以后,和张江靠得很近.张江是国家的科技中心,成果在上海转化或者在南通转化,牵扯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益和税收问题.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税收的转移机制、同城共享创新的收益来解决；此外,要建立柔性的人才流动机制,能够使高端的创新创意人才在整个同城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
基础设施共享是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先导.推进各个大桥连接的跨江城市同城化,长江上一座座大桥建起来,苏南和苏中已经连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完全有条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城化需要有同城规划,最关键的是解决基础设施的互通、共享,以及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水准的趋同.
同城化需遵循功能分区原则.首先是要解决生态的融合,由产城融合扩大到产城生态融合.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规划中都应该有生态功能区.其次是产业的协同,实现区域内城市的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整体推进上海和毗邻城市的科技和产业创新的一体化.通过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化能够解决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问题.上海是国家的科创中心,苏锡常通是国家的科技产业基地,两者相结合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所以在上海与毗邻城市同城化过程中,高科技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示范.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趋势
王 振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排头兵的长三角地区,积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导向,已经先行开启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未来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长三角地区将继续肩负起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勇当现代化建设的引领示范者和现代化强国的核心承载区.而在区域的协同行动中,既要培育壮大上海、长三角核心区、长三角城市群多层级的现代化建设引擎,还要全面增强各个引擎的对外辐射和服务,推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先行和领跑,进而带动长江经济带和全国的现代化建设.
当下,长三角地区正进入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可从新基础、新内涵、新趋势来深刻认识这个新时代.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基础、新内涵
从新基础看,必须把握深度同城化这个最重要的区域合作新基础.进入本世纪初,长三角地区进入同城化时代,也就是以高速公路网和跨江跨海大桥建设为标志,越来越多的城市与上海的交通时空距离大大缩短,要素流动越来越频繁,城市化差距加快缩小.进入2010 年以来,以高铁和互联网快速发展为标志,长三角地区逐渐进入深度同城化时代,更多的城市进入2 小时交通圈,跨地区通勤成为常态,地区合作从产业转移升级到共建共享,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特别是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2017 年合计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9.53 万亿元,占全国的23.6％,其中以26 个城市为边界的长三角城市群,其2017年的经济总量为16.52 万亿元,居世界六大城市群的第五位.正是有了深度城市化这一新基础,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
从新内涵看,我们现在谈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大政方针,基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一国家战略部署,基于长三角进入深度同城化这一新阶段,以全面深化区域全面合作为导向,在更多领域加快突破体制机制瓶颈,更好解决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不衔接、不平衡问题,激发区域内在活力,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群迈进.传统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指发达的大城市,为加快提升不发达的周边中小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通过构建以大带小、以城带乡的一体化体制机制和特殊政策,把大城市高度集聚的功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辐射扩散到周边城市和乡村,带动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长三角地区多年来的一体化发展思路和实践,基本属于这一传统的概念范畴.而当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时代赋予了新内涵,是指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特别是都市圈中的各个城市,为提升城市群的同城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实现“1 ＋ 1>2”效应,在一些领域开展紧密合作,通过建立一体化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制和平台载体,消除行政分割,激发规模效应,实现更高层次的共生共享.在高铁、互联网、深度同城化和成熟市场经济的牵引下,这一新概念范畴的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流.
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
党的十九大以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问题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从三省一市在上海合作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到正在积极研究制定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方案,都预示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迎来了重大突破的阶段.从未来趋势看,将呈现三个新特征.
（一）多领域的一体化
不仅有生态保护、交通互联、产业合作、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体化,还有城市功能、要素市场、民生发展等领域的一体化.比如要素市场,当前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市场仍然带有明显的地方性,因此也导致了比较突出的地方分割问题,要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从区域协同起步,逐步消除导致市场分割和碎片化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向统一的一体化市场迈进.又如民生发展,这方面的一体化发展目前是薄弱环节,但在深度同城化时代其一体化需求越来越突出.如医疗,各地自有一套医疗保险体系,城市之间互不衔接,给跨地区医疗,还有给那些到其他城市安度晚年的老人都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攻克的具体项目.
不仅有上海加大对外辐射强化服务的一体化,还有各地协同出力共同打造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的一体化.比如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全球性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及科创中心,不是上海一家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而是上海大都市圈范畴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纽约、伦敦、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是基于大纽约、大伦敦、大的大都市圈范畴和基础.又如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上海在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海洋重工领域拥有行业领军者企业,但光靠上海的空间及产业集群,难以走向世界级,因此需要布局在各地的产业集群加强合作,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创新链配套,向产业链一体化发展迈进.
（二）推进载体的一体化
主要在基础设施、要素市场、公共服务等领域,长期以来都是按行政区分级设置载体机构,今后则将向载体一体化迈进.因为,只有建立了一批跨地区一体化营运的机构和载体,通过他们更加有效地承担一体化建设和运营项目,才能更好地解决行政区分割和各自为政问题,提高一体化发展效能.当然建设跨区域的一体化运营机构,难度比较大,但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重大突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难以迈入新时代.
我们认为,建立一批覆盖长三角全区域,实行一体化运营的载体机构,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后,一方面是如何新建,三省一市通过共同谋划、共同出资,建设一批覆盖长三角的专业机构.如长三角区域合作委员会、长三角轨道交通公司、长三角开发银行、长三角产业合作基金、长三角生态基金,还有覆盖长三角整个区域的各种专业性社会组织,等等.另一方面是如何整合,通过机制创新,促进各地行业合并或联合,形成覆盖全区域的新型功能平台、新型服务机构.如推动大学、科研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交易市场、养老机构的跨地区发展和机构整合,形成一体化运作的体系和机制.
（三）制度建设的一体化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促进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其中既有三省一市共同研究制定的一体化政策,也有消除地区政策的标准不一、执行不一问题,让各地政策相互衔接、统一.另一方面要发挥地方立法作用,开展合作立法,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和保障.
围绕世界级城市群的共同愿景,按照一体化发展规划的项目布局,在城市功能、产业合作、创新协同、基础设施、市场配置、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制定专门的配套政策.比如市场准入政策,各地将形成统一的认准标准、监管标准,并且一地认准,各地通用.比如生态补偿政策,各地将加强协同、衔接,产业和人口集聚度高的地区多承担、多贡献一点,保障生态功能区可以全面承担生态功能.
探索地区合作立法机制,用制度促进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目前我国关于协调区域发展的法规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从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群发展或流域治理看,他们都通过国家立法及政府配套条文予以保障和规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一项需要久久围攻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套能够协调三省一市的制度体系予以推动和保障.国家层面要为长三角专门立法,不太现实,所以今后可以赋予长三角地区地方合作立法机制的改革试点,制定出共同遵守、共同建设的法规体系,让更多的一体化项目有法可依、有法支撑.
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推进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曾刚 滕堂伟
一、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成就与特征
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是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与关键.从总体情况看,长三角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建设呈现如下特征：
（一）瞄准国家战略任务,核心节点城市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华东师范大学发布的国家智库报告《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指数报告2017》数据显示,2016 年,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综合创新能力位居长三角26 城市前列,在综合创新能力得分超过平均水平的11 座城市中,有超过半数的城市来自江苏省；浙江省的各城市之间综合创新能力差距较大,杭州是引领浙江省创新发展的主要引擎；合肥、芜湖等城市正凭借明显的科技创新后发优势加速追赶.
2017 年3 月5 日,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上海要做好排头兵和先行者,必须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据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发布《2017 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综合创新能力已跻身国际化创新城市前列,位列全球城市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第八位,创新产学研合作能力排名仅次于波士顿与巴黎.2016 年上海在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自然》、《细胞》上发表科研论文39 篇,占全国总量1/3,全国1/3 的一类新药由上海研发.2014-2017 年间,上海科研论文及专利数量上增长迅速,统计全球发明专利申请及发表论文最多的前500 强机构,上海机构的专利量在全球排名第五,科研论文量排名第七,可见上海是带动长三角甚至全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龙头城市.至2017 年,上海F D I 机构总量已达605 家,R & D 中心416 家,对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及科研水平的溢出及带动效应显著.
在上海的辐射带动下,长三角城市群的其它节点城市创新能力也极大提升.2015 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创新力30 强城市》报告指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南京、宁波、常州都位列全国创新能力前十位.至2015 年,宁波市发明专利授权量4266 件,同比增长93.9%,增幅居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第一位.杭州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成为杭州的主导产业,带动了杭州创新型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区域内全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2.8%.据人民论坛测评中心构建的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测度可见,城市创新基础力方面,南京（88.15）位于榜首,上海（85.27）、无锡（79.24）、苏州（77.88）、杭州（77.65）、合肥（74.16）、镇江（73.78）、常州（73.34）、宁波（71.56）、泰州（70.54）、扬州（70.40）近年来都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平均值70.34.创新投入强度最多的是长三角地区G D P 排名最高的六个城市,为上海（90.81）、苏州（87.97）、杭州（81.58）、无锡（79.36）、南京（79.06）、宁波（78.73）.
（二）城市群子群快速发展,城市群空间重构步伐加快
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要求,进一步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五个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重构步伐加快,包括苏州（23 分钟）、无锡（28 分钟）、南京（67 分钟）、杭州（45 分钟）等长三角核心城市在内的上海大都市圈已经形成了90 分钟交通圈.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关系的空间结构来看,空间组团现象显著.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相关研究指出,至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包括两大城市组团,组团一包括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南通等城市,该组团城市间的经济空间联系较为密切,密度达0.446；杭州、宁波、芜湖、绍兴、合肥、温州等城市为组团二,密度为0.130,长三角经济联系密度较大的城市组团一对组团二具有显著的空间辐射带动作用.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空间结构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创新绩效可达0.678,居整个长江经济带城市群首位,长三角城市群综合绩效、纯技术绩效以及规模绩效都达到最优绩效的60% 以上.其中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已达到效率最优,其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投入及产出绝对值远高于全国其它城市群.至2015 年,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研发投入要素首位度逐渐降低,R & D 人员全时当量首位度由2.76 降至2.08 ；研发经费投入首位度由3.35 降至2.62,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空间差距逐渐缩小.
放眼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协同发展必将达到新高度、新水平.如嘉兴提出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南通则致力于打造上海“北大门”,吴江计划成为苏州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全面“接轨大上海、融入大上海”.江苏省在扬子江城市群建设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扬子江城市群经济规模达6 万亿元,人均G D P 超过12 万元,至2017 年扬子江城市群内部1.5小时交通圈格局初现端倪,城市间深度融合、一体化步伐加快.
（三）城市间合作水平邻近效应显著,Z 字型创新走廊基本形成
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成果显示,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尺度专利合作网络的平均地理距离为154 公里,相比于京津冀（164 公里）、珠三角（72 公里）、长江中游（228 公里）、成渝（164 公里）等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合作平均地理距离较近,地理邻近效应发挥重要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缩小,苏锡常都市圈、环杭州湾地区创新活跃,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新的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发布的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演化研究成果显示,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为0.909、0.472,相比于2005 年分别下降41.68%、25.42%,创新活动呈现趋同态势；创新产出集聚指数由2005 年的0.125 上升至2014 年的0.287,创新产出水平相似城市的空间集聚程度提高；苏州、宁波、上海、杭州、无锡是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高增长型城市,创新指数分别为3.55、2.72、2.62、2.04、1.79,创新高增长型城市集聚在沪宁合杭甬发展带,沿沪汉蓉高速铁路（上海- 南京段）、沪杭甬高速公路呈“Z”字型分布.
二、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推进策略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也面临以下挑战：一体化体制机制尚待完善,创新要素跨界流动和共享受限；对外技术依赖严重,自主协同创新的载体效率低下,2015 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8.6% ；地方政府创新投资力度大,但城市间协同创新不足.为此,在加强城市连通性的同时,迫切需要破除行政分割、各自为政的现有格局,搭建着眼于城市群范围内的创新主体分工合作、互动联系的区域创新网络.
（一）构建分工协作体系,强化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功能
首先,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目前拥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8 所（一流学科99 个）,占全国的25%（34%）；各类国家级研究机构密集,具有强大的创新要素集聚、科技投入与高水平科技创新优势,今后应该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通过分工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驱动力.具体而言：上海应依托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科教资源优势,在光子科技、能源科技、类脑智能、计算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领域,抢占科技战略制高点,实现颠覆性集群式突破；杭州应依托阿里巴巴、浙江大学等产学融合优势,在以电子商务、大数据为核心的电子信息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南京应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在材料科学领域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努力取得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合肥结合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聚焦量子科学,持续强化全球引领性地位.
同时,长三角各中心城市应根据科学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发挥现有产业集群区域联动优势,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 科学设施集群建设.首先,依托上海- 合肥量子技术合作,打造长三角量子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走廊.上海多年来持续布局量子调控前瞻性研究,自2003 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近1.2 亿元,支持量子方向相关项目200 多个,形成政府主导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优势.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光子集成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和复旦量子调控实验室等众多实验室等在量子通信、分子精密测控和高品质光子芯片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合肥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一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规划和建设的主体单位,实现安徽省与全国领先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合创新.2017 年,合肥建立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作为安徽科技创新的“一号工程”,并新获“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资格.由于量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需要单独攻克关键技术,也需要联合创新.长三角应依托在量子卫星工程中各科研院所之间已有的跨省市合作关系,将从科研体系内合作扩散到政府- 科研院所- 企业联动层面,建立全球新一代通信技术高地.
其次,建议依托杭州网络零售平台,建设“一带一路”出口门户.阿里巴巴是立足于杭州的民族企业,网上销售额占中国60% 以上,其利用天猫商城大型跨境零售进出口平台、支付宝网上支付系统等拳头产品,带动了浙江、长三角乃至中国优势产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目前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的互联网渗透率为40%,智能手机普及率约为50%,市场潜力巨大.2016 年浙江省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4342.8 亿元,占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值的77.8%.浙江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在浙江外贸中所占份额已超过30.3%.建议支持上海、江苏和安徽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与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企业进行业务对接,为实施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
第三,依托区域产业协会,搭建新材料发展平台,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2016 年,由上海石墨烯产业化技术功能型平台、宁波市石墨烯创新中心、江南石墨烯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推进会在常州召开,常州、上海、宁波三地共同签署《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合作备忘录》,携手推进长三角石墨烯产业协同发展.除了以上三个城市外,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石墨烯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合作,共建石墨烯创新中心和产业园,形成了新材料发展的第四极.随着石墨烯在技术工艺上的突破,更多企业投入到石墨烯产业的开发中.目前,江苏无锡有40 多家、常州有70-80 家相关企业,南京则具有以扬子石化- 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众多国有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新材料产业基础雄厚,长三角地区应巩固现有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基础,在石墨烯等新技术的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和产品质量实现突破,加快长三角石墨烯特色产业创新高地建设.也就是说,长三角应以重点城市为依托发展优势技术和产业,构建科研合作体系、产业协会合作体系和电子商务平台,推动长三角内部不同地区间、不同产业、政府- 产业联盟- 大学科研机构- 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长三角创新一体化发展.
（二）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长三角内部各地信息互联互通,避免重复投资
在重大科学设施项目建设领域,建议引入市场机制,建议采取“谁参与投资、谁优先使用”的激励机制,调动区域内创新主体投资的积极性,避免重复投资,提高项目和设备的利用率.遵循实验室集群空间邻近高度敏感性的知识溢出规律,鼓励长三角城市群内企业等创新主体在重大科学设施周围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形成以重大科学设施为支撑的高技术创新集群网络.
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鼓励各地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产业链中的短板环节进行联合投资,避免各自为战.数据显示,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地设立的地方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总额目前高达1200 亿元（其中上海500 亿元、合肥300 亿元、昆山100 亿元、无锡200 亿元、宁波100 亿元）,这些资金多用于对本地企业的补贴.尽管资金规模不小,但由于缺乏协同机制,国内企业在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核心工艺、核心材料与装备方面仍然没能突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在此领域的技术壁垒和封锁,有必要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争取尽快在重大、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建议促进产业资源互通,鼓励联合投资.当前,长三角城市之间重复投资现象较为突出,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65-0.90,需要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导作用,寻找长三角各城市在产业互联互通、合作方面的契合点.建议设立长三角重点产业智能科创中心,制订产业国家技术标准,推动长三角地区科创资源的互联互通和价值共享.借鉴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城市群等国际发展经验,强化城市主体间互利共赢的交流与合作,特别要让处于城市群外沿的成员更好地承接核心区的辐射和带动.推动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和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建设,借助于互联网手段,利用共享经济模式,大幅提高长三角城市互联互通水平.
（三）优化长三角城市跨界科创合作网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和转化
长三角地区创新产出高但转化成效不显著,迫切需要优势互补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2016 年英国《自然》全球自然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研论文产出国家.中国知网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科技论文数量占全国近20%,我国虽然在全球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年申请的专利数量也已跻身世界前列,但科技成果却迟迟没有变成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金白银”.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高地,政府应将上海的科技优势、研发优势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的土地与技术工人优势相结合,推进跨地区、跨城市的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网络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上海先行先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普惠税制,提高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自主性.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对高校和科研院所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不再审批或备案,由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实施转移转化,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全部留归单位.争取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普惠税制等在上海先行先试.
以共建开发区为载体建立跨界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基地.推进上海开发区特别是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积极与其他省市共建合作开发园区.上海在做好自身发展转型的同时,要做强与跨省市合作共建开发园区的运营方式.可以以上海市区经信委为牵头部门,会同上海市区发改委、外协办、国资委等市区政府部门,在市区经信委下设推进办公室,与市区经信委开发区管理办合署办公,建立上海市区级只能部门推进上海开发区跨省市合作共建开发园区工作,实现跨界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上,在上海开发区的协助下,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已与浙江海宁、苏北等地建立了长久有效的合作机制,通过服务外包、本地研发与外地制造等建立有效链接,建立了长三角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漕河泾的经验与模式值得推广.
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机制
李 湛 王晓娟
长三角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是目前我国区域一体化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承载区和示范区,长三角承担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历史使命.推动和落实国家战略,是新时代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统筹和指导各地有序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此过程中,阻碍一体化发展的瓶颈,引领当前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新动向,必须探索和建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机制.
一、新时代对长三角一体化提出新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沿海战略和区域发展的“T”形布局已显雏形.一方面,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以创新驱动来突破资源能源、环境等要素的瓶颈制约,成为实现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主动力；另一方面,十九大报告明确区域协调发展“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国沿海地区是改革开发的前沿阵地和对外经济合作的窗口,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粤港澳湾区国家战略的推进,新沿海战略已经初步显现.而且,从更长期看,建设长江经济带,形成与“一带一路”贯通对接,体现新时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长远布局,是引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进入新时代对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了新要求.长三角地处“一带一路”重要交汇点和长江经济带龙头地带,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进入新时代,根据国家战略中长三角的定位和要求,长三角一体化也面临着新要求,主要表现在,一是要成为在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实施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二是在“十四五”末,即2025 年建成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枢纽平台；三是在“十五五”末,即2030 年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新定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经历了从规划协调和要素合作,到机制对接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缓慢,行政区划壁垒和体制机制约束难以突破,过去以土地级差形成的区域分工难以为继,在普遍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下,区域间合作动力不足.
坚持新的发展理念,解决一体化发展瓶颈问题,是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和示范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需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有新的定位.一是成为多重国家重大战略的融合发展示范区.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海洋强国”等多重国家战略在长三角地区的叠加效应将逐步得到释放.“围绕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是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率先推进从行政区划为主进入超越行政区划、以经济功能和经济社会联系为主的新阶段,成为在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排头兵,是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和新定位.
二是成为参与角逐全球城市群竞争的先锋区.十九大报告指出,城市群建设是培育我国区域新经济增长极的重要形式.长三角城市群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交汇,作为中国最强城市群,最有能力代表中国参与全球城市群竞争.率先对比国际标准,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枢纽作用,可以示范我国城市群建设和培育新经济增长极.
三是成为新一轮开放型经济的引领区.20 世纪浦东开发开放,真正确立了长三角在我国上一轮改革开放阶段的经济中心的历史性地位.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长三角应借力自由贸易港建设,率先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依托.
三、建设“长三角湾区”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径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缓慢的态势,从三省一市层面提出建设“长三角湾区”,采取分步走的形式,由小及大,在湾区内率先突破行政壁垒,深化经济联系,可以扭转和统筹当前分散发展的格局,提升上海对外开放的首位城市功能,更好服务和落实国家战略.
（一）建设长三角湾区的紧迫性
首位城市地位下降.国家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赋予了上海绝对的中心地位,确立上海要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提升其作为“全球城市”的功能,上海承担着带领和辐射长三角参与世界城市竞争的未来使命.然而实际上,上海服务长三角、辐射长三角的能力正在削减.在产业层面,各地与上海无论是在先进制造业还是在现代服务业的项目协作、产业合作的机制尚未形成,导致吸引项目的恶性竞争.
各地“都市圈”建设倒逼.在规划层面,江苏已提出要建立“扬子江城市带”,浙江提出要建立“杭州湾城市群”,上海提出建设“上海都市圈”,这都倒逼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升级.
区内产业同质化,不足以支撑“东中西联动”与“一带一路”.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以及缺乏区域内产业发展规划的协调,导致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各城市处于相对分散的发展状态,生产布局重复,产业结构同化,产业集中度较低,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明显.特别是,由于整个区域仍然处于工业化的过程,每个城市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加快工业发展当作本地经济发展和提升城市地位的主要路径,各个城市为了做大G D P 总量,都把主导产业放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及汽车零件、医药等大容量的制造业上,造成了产业结构上的高度相同.
（二）建设长三角湾区的必要性
谋求长三角一体化新路径,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率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与雄安新区助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有突破、有重点的有序推进节奏相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缓慢,一体化内容停留在便民生活领域,生产领域的一体化还没有真正推进.未来长三角一体化既要顺应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也要对国家区域战略形成良好的支撑,只有在深化制度合作的基础上谋求新的路径,才能不断促进区域合作、产业协作在更高层次和更深水平上发展,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优先建设“长三角湾区”,统筹当前一体化发展新态势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实质性发展,既要围绕国家战略,也必须响应区域内新的发展态势.作为一种成熟的区域经济模式,湾区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和主力,也是国际之间竞争的重要载体.长三角临海临水特征明显,湾区概念已经悄然形成,“杭州湾区”、“通州湾区”等概念呼之欲出.新时代,继续凸显长三角在我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地位,需要湾区经济的主动力.特别是可以借助长三角湾区的设立,强化新时代区域合作新理念,有利于抓住重点项目、逐渐调整、率先突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壁垒,扭转当前合作缓慢的僵局.
（三）长三角湾区的定位
1. 总定位
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长三角城市群等国家发展战略,基于全球视角提升长三角湾区国际地位,以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为引领,共建全球科技创新集群,打造改革新高地、开放新尖兵、创新新模式,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引领全国的以金融服务、航运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为核心功能的世界级综合性创新型大湾区.
2. 具体定位
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并重的创新湾区.围绕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率先接轨国际经贸规则,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坚持跨行政区发展的导向,推进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共建共享公共服务、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率先实现一体化.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并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级水平,建立健全符合科技进步规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共建技术创新链和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上海科创中心.
深耕全球价值链的开放湾区.对标新加坡、迪拜等国际最高水平,把握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和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的新趋势,以推进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核心,从全球视角优化资源配置和整合,构建长三角湾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以海洋产业为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湾区.发挥湾区上海港、宁波舟山港等海港优势和长江下游各河港优势,突出海洋经济、航运服务的引领功能,整体规划,实现江海联运,提升长三角湾区的全球产业综合竞争力.追踪全球海洋经济的发展趋势,率先实现沿海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推进产业跨界融合,完善以现代服务经济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
以金融服务集聚为主导的金融湾区.借鉴纽约湾区的经验,加快建设和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推进南京、杭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促进湾区金融服务一体化,形成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打造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服务体系,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全球影响力,迈入全球金融中心前列,成为长三角湾区乃至江浙沪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四）长三角湾区的四至范围
确定长三角湾区的四至范围,总体上涉及长三角三省一市,既要遵循以沿海临江的地理特征为基本原则,又要依据长三角城市间经济联系度,可以按照范围先小后大的顺序,分步建设.在此准则下,建议以连接长江下游与东部海湾为特色,起步阶段形成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带动杭州湾、通州湾,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扬州、南通、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台州等城市,成为“一带一路”桥头堡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支撑带.
四、构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和新机制
长三角是我国区域一体化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长三角又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责无旁贷地承担着引领和率先实现创新发展、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探索制度创新的战略任务,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确立,也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示范.
（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新时代,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体现有重点、有顺序的推进步骤,以“长三角湾区”+“重大项目”的发展格局,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全面发展.
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发展上海科创中心、G60 科创走廊、G42 高端制造走廊、长三角互联网经济区、“三创合一”区域创新网络、新型产学研平台等.
贯彻协调发展理念,打造多个接轨上海示范区,推进杭州湾、通州湾、扬子江城市带建设、长三角国家新区联动发展、大小洋山联动开发和皖江产业转移承接带建设.建立东方海上大通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旅游,G50 休闲旅游走廊、崇明生态岛建设、邮轮游船游艇项目、东方快车游；关注环境治理,加快沿江沿海重化工产业转型、建立集中化工区、大气及环境治理等项目.
贯彻开放发展理念,支持自由贸易港建设、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申报、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世界第一组合港和长三角自贸区联动发展.
贯彻共享发展理念,支持社会保障一体化项目、现代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医疗合作和长三角湾区智库联盟的推进.
（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
一是以目前的协调机制为基础,形成跨行政区域发展的新机制.重点产业项目引入市场化机制和股份化机制,建立产业项目合作共建、财政税收利益共享的机制和征管协调机制,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动力.
二是在国家层面设立长三角一体化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确保有足够的领导力和权威性.三是长三角联合成立长三角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重点推进长三角湾区建设.推动长三角湾区的高标准、全局性和可持续发展,率先在长三角湾区探索巨型城市区域行政架构,有效破除行政分割和碎片化发展问题, 建立市场化产业价值链合作机制等.
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是建立包容性的区域协调新体制
郁鸿胜
长三角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协调区域,因此需要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协调机制. 从现状来看,长三角在行政区划范围内,建立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的协调体制与机制, 经过多年实践,长三角区域合作已进入多形式、宽领域、深层次的实质性深化提升阶段,形成了具有长三角区域包容性特点的五个转变.区域合作层级不断提升,逐步向深层次的国家战略转变.区域合作由有限范围向以市场为主体的区域一体化转变.区域合作由自发活动向自觉规范的制度对接转变.区域合作由政府单个部门向多个部门以及社会协同推进转变.区域合作由经济合作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合作转变.但是, 在包容性协调中,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长三角区域规划的互动合作机制缺乏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划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不足.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来,国家和地区颁布了大量相关战略规划,各地也相应出台了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意见,制定了具体分工方案,但在规划体系衔接上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各类专项发展规划与国家和长江流域发展规划的衔接不足,地方的重要布局要与长江流域重大基础设施（如公路、港口、航运建设等）、重要资源开发（如水资源、海岸线开发、能源开发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资源（如应急救援物资、救援队伍、避难场所等）等衔接不足,地方的区域功能定位与长江流域总体功能布局衔接不足,以及地方的实施措施与长江流域区域统一的政策框架衔接不足.同时规划体系的顶层设计不健全,由谁牵头和协调主体不明确, 二是长江沿岸港口结构不尽合理,分工不明确.随着长江干线航道治理,长江下游通航能力、航运效益得到了较大提升.但由于长江港口群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发展不平衡,功能分工不合理,结构性矛盾突出,未能从分工协作关系上考虑如何形成整体合力.各港口纷纷提出了未来发展方向与目标,南京港提出建设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南通港提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西北翼组合强港,太仓港提出建设近洋直达集散中心、内贸转运枢纽、远洋中转基地,泰州港提出建设大型深水直挂港,缺乏统一的规划协调导致了港口建设中普遍存在着不合理竞争、重复建设、岸线利用粗放等现象,导致岸线资源浪费.
其次,市场一体化建设机制缺乏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通关建设有待提升.长江大通关体制改革进展较快,实现了长江经济带12 个海关通关一体化以及特殊监管区域及保税监管场所出境环节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但实际实行中仍存在一定问题.海关部门与公共平台对接不足,跨区域外贸货物流动受限；海关系统为单一平台,缺少区域性分中心,对区域性政策调节空间不足,操作性较差；特殊监管区优惠政策不到位,对外优惠政策较多,对内优惠政策较少,影响企业发展；海关查验部门人员编制有限,数量不足.二是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长三角构建长三角地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强化市场规则对接,增强信息共享,着力消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其三,生态环境协同保护治理机制缺乏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要素短缺,环境问题仍然突出.随着长三角的迅速发展,带来区域环境容量严重不足,影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环境质量难以根本改善,现代化进程受到制约.同时由于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的滞后造成区域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区域环境减排压力巨大.即使在积极的环境建设努力下,实现环境保护硬约束目标的压力仍然相当大.二是水污染严重,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上海处于长江、太湖流域的最下游,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随着长江沿岸城市带开发建设,以及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引、拦、蓄、调水力度的加大,对长江口水、沙、盐情况变化影响较大,从而影响湿地形成、水生态功能和供水安全,流域水环境污染对长江口生物多样性也有较大影响,长江口生态系统受到威胁.三是区域生态安全屏障脆弱,区域环境联防联控联治有待加强.长三角坚持源头治理,加强区域环保措施联动,积极推动区域污染治理机制转变和政策优化调整,取得一定成绩.
其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协调机制缺乏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量流动人口使社会管理能力不足.长三角地区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大部分从业人员长期处于流动状态,不利于提高人员的素质,阻碍了这些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流动人口的劳动力市场报酬过低,缺乏社会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下一批收入低下而又缺乏社会保障的人员,形成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各种社会矛盾由此而引发.二是公共服务一体化水平有待提高.长三角地区社会保险、人事人才、劳动监察等各项合作协议和合作体制机制逐步完善.但地区社保经办机构间的沟通协作不足,地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沟通机制有待完善.区域性医疗保险信息化管理合作平台建设、医疗保险经办管理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食品安全联动协作机制和风险会商评估机制缺乏统一协调、相互协作的.对区域内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和食品安全风险防范联防联控有待加强.三是行政体制与应急体制不一致.突发公共事件具有跨地域性和突发性,各级政府通常通过临时的应急指挥部来处理紧急的事务.长三角区域跨行政协调、指挥主要采用跨区域的联席会、沟通会或者区域领导人高层会议的形式,多带有象征性的宣示意义,而缺乏跨区域的行政权威,很难实现区域内跨越行政区界限或功能区界限的更大范围的公共服务合作,协调结果难以保证.四是区域应急协调缺乏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当前长三角内政府间合作,主要依靠的是非制度化的合作协调机制,政府间的共识达成大多是靠地方领导人的承诺来保障,缺乏法律效力和稳定性.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各地方政府间合作一般采取集体磋商或者应急联络的形式,没有固定的谈判机制,在涉及实质性利益问题时,往往由于分歧太大而无法协调合作,影响对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
为了完善长三角包容性协调体制机制, 提出几点建议. 其一,加快推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机制.长三角统筹要走出新路子,必须在国家战略层面有新的突破,其中战略实施机制的创新突破是重要方面.一是要有长三角战略的系统规划.长三角发展战略必须要从跨区联动的格局出发,在生态、城镇化、交通走廊、上中下游产业布局、区域发展格局等方面进行全局考虑,而且需要有目标取舍.二是研究制定《长江法》.将长三角放在长江发展战略中去思考,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设定底线与红线.三是明确部门、地区间跨区域合作机制的主要形式、权利与义务.四是强化区域合作监督考核.
其二,加强建设部门条线的流域性与跨部门协调机制.目前很多跨区域协调工作,并不是受制于区域之间的壁垒,而是受制于区域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建立关部门要专门针对长三角形成规划与工作机制.目前,长三角建设推进最顺利是交通基础设施工作,其得益于前期文件中对于立体综合走廊进行进行了详细阐述与项目跟进.长三角需要建设流域性与专项部门相结合管理机制.建立长三角生态保护机构.建立全流域的水资源调度统一平台.建立长三角港口联盟.建立多式联运发展的部门协调机制.
其三,推进省市区域间的跨地区合作发展机制.长三角各区域均在大力推进跨区域合作,各地区可拟出区域一体化合作可供选择的内容清单,各区域根据自身发展阶段与条件,逐步推进.鼓励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化、多样化.合作机制与内容可以灵活.鼓励城市群内各级政府间的跨行政区合作,形成都市圈.更多地引入市场化手段,实现利益的市场化共享.通过园区合作、项目合作、企业合作等形式,推进区域合作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新趋势
李娜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确立了我国“两个百年”的新目标.在此背景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建立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长江三角洲肩负着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历史责任.
一、新时代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升级版
长期以来,长三角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也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但行政区划和体制机制约束日益显现,面临着十字路口的重要抉择.新时代下的长三角区域无论从横、纵向比较,还是从内、外要素变化,都要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升级版.
从纵向区域发展历程来看,长三角区域合作由以行政区合作为主转向以经济区合作.长三角区域合作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从长三角核心区15 个城市起步到两省一市、三省一市,以行政区为特征的一体化取得较多进展.但随着近年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一体化的驱动力明显不足,而一些未能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开始凸显.近年,各省市基于行政单元提出多个地方性发展战略,如杭州湾湾区、扬子江城市群、上海都市圈等战略.2016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这使长三角发展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从全区域视角,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以经济区城市群为导向建立区域协调新机制.
从横向区域发展比较来看,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现了南北增长快,中间无亮点现象,长三角面临巨大发展战略压力.无论是雄安新区建设还是湾区发展,都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打造新一轮区域协同发展的升级版.雄安区建设将为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新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国两制”下的区域协调新机制,具有“1234”特征,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如何构建长三角区域协调新机制,打造区域协调升级版显得尤为迫切.
从区域发展内在要求来看,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三角地区面临着产业同质化竞争、经济转型升级等压力,如何可持续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尤为迫切.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商务成本上升,大量产业向我国中西部、东南亚等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东部地区近70% 的纺织服装企业发生过转移或有转移意愿；长三角地区10% 到15% 左右的鞋类订单和部分代工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面临新一轮产业转移和发展,长三角区域要寻找新的产业发展,要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才能切实防止长三角产业的空心化.
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来看,长三角地区处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战略交汇区域,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肩负着服务于我国“两个百年”战略的责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是中国统筹对外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决策,是国家新的发展战略布局.而基于独特的区位条件和雄厚的经济条件,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既为其拓展发展空间和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要求其进一步发挥带动和引领作用,主动而有效地承担起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腹地发展和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重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迫切需要打造升级版,否则难以支撑“两带一路”的发展.
二、新时代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新路径
新时代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区,要切实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以创新促进内生发展,以开放提升区域竞争力,以制度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保障,探索区域一体化新路径.
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重在协调超大、大、中小城市发展.日前,召开的长江三角洲主要领导座谈会明确提出“创新引领,携手打造世界城市群”的目标.根据各城市群现行增长速度进行预测,2030 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规模将达到第二大,仅次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2035 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规模将居于首位,远远高于其他城市群.长三角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要抓住“大、小”两端：一是要做好上海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聚焦创新、金融、航运、贸易等核心功能,促进非核心功能向长三角区域转移.根据上海自身的优势条件和发展定位,加快转移传统制造业到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建立生产、加工中心,形成基于价值链的产业垂直分工与技术水平分工的经济格局.加强基于创新的联动,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区域创新中心的作用,带动区域产业能级的提升,疏解城市非核心产业,增强地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重点培育中小城市发展,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向扁平化、网络化的协同发展.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着力发展中小城市,例如上海的嘉定新城、松江新城、浙江的嘉兴平湖、江苏的太仓、张家港等,提升城市能级,成为承接上海非核心功能转移的重要承载区,也成为上海与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联系的战略支点.
以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为动力,率先建立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创新资源集聚,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有条件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打造多个创新联动示范区.目前嘉兴和南通已经明确要着力打造成为接轨上海的示范区,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打造G60科技创新走廊、飞地模式共建全球科创中心等.未来应该依据地理区位不同、发展阶段和资源优势和特征不同,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建立多个接轨上海的示范区.如舟山接轨上海示范区和马鞍山接轨上海示范区等.二是加快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衔接,从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等多个角度设置政策,促进科技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健全创新产品和服务优先采购政策.实施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首购、*政策,促进创新产品规模化.制定长三角创新产品推荐目录编制办法.对目录内首次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和科技,政府采购合同授予首购产品的供应商；对政府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和技术等,可以采取战略合作形式,通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确定研究开发和生产机构；对于研制和使用首台高端智能装备,实施政府激励和示范应用政策.三是率先在高科技创新产业领域建立税收分享机制.研发企业多在上海,而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制造环节多在长三角其他城市,通过税收共享推动创新要素在长三角城市群自由流动.
以内外双向开放促发展,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长三角要充分发挥沿海对外开放优势,借助自由贸易港、自贸区建设契机,花大力气建设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一是发挥长三角自贸区网络优势,将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不断推向长三角全区域,打造统筹沿海、沿边、沿江和沿陆开放,促进对内对外开放联动的协调发展示范区.二是发挥长三角通江达海优势,加强与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着力打造江海联运中心,提升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功能,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联动发展.三是充分发挥上海“四个中心”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和作用,整合南京、杭州、苏州等优势资源,建立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服务平台,提供企业海外投资信息、法律、金融等服务,提高企业规避外部风险能力,形成组团式“走出去”.
以探索区域合作新机制为保障,以制度创新引领区域一体化发展.一是在长三角区域“三个层次、四个座谈会”的区域合作机制框架内,建立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可由省市分管领导牵头建立创新协调平台,明确跨区域创新重大工程及各地区责任分工.二是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功能.日前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已组建,人员到位.研究制定长三角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中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项目,开展协同创新路径,推动改革试点经验复制共享等研究.并以长三角区域合作基金为抓手,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研究综述
张彦
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长三角一体化已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长三角一体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基础设施和旅游的一体化开始,逐渐拓展至产业、社会、环保、文化等领域.长三角的范围也从早期的16 城市逐渐拓展到两省一市（江浙沪）,再到三省一市（江浙沪皖）.然而,长三角一体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城市间功能定位、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制约,长三角一体化还需要深化发展.
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回顾与评价
长三角各地区始终扎实推进区域间合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一体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在不同时期,长三角一体化的机制、模式各不相同,一体化的发展水平也是在不断波动中逐渐提高.
（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长三角一体化历程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实现的,我国改革开放40 年的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异的特征,长三角一体化在不同阶段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陈建军(2008) 将长三角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分为上海经济区时期、浦东开发时期和经济全球化时期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的特征是上海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第二阶段是长三角地区围绕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其他资源优势开展的合作；第三阶段是随着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国内外企业主导的要素跨区城流动的深化和广化,长三角地区开始形成由企业内的地域分工的展开为标志的地区间产业分工新格局.千慧雄(2010) 借鉴国外学者的ZIP 指数,测度了1978 年至2008 年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趋势,并将长三角一体化分为“制度变迁推进型一体化”（1978-1989 年）、“制度与市场角力型一体化”（1990-1999 年）、“市场推进型一体化”（2000-2008 年）三个阶段.郁鸿胜（2013）指出,长三角要素合作有26 年的历史,这个初级阶段已经完成了,目前进入了制度合作的阶段,要逐渐消除来自于制度和政府的障碍.李湛（2017）将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分为规划协调、要素合作和机制对接三个阶段.有的学者从空间结构来看长三角一体化的变迁.如刘中起、张伊娜（2006）指出,目前长三角大都市圈处于由极核扩散发展的阶段,逐渐从“之”字形的点轴系统结构向多中心、多层次、均衡化的网络系统结构过渡.
（二）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评价
不少学者运用科学方法测度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水平或趋势.周立群、夏良科（2010）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对1989-2007 年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测度,结论是,渐进改革、梯度开放的发展策略导致三大区域中, 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长三角次之,珠三角最低.娄文龙（2014）运用层次分析法对1990-2011 年我国三大经济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度量,结果是,珠三角地区最高,长三角居中,京津冀最低,他同时指出,长三角地区的政策认同度是三大经济圈中最高的,但政府统筹规划程度是最低的.杜建国、陈永泰、姜宇华（2011）从“两省一市”和“六大区域”两个层次分别对长三角区域发展不均衡进行了度量,认为是省内不均衡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是主要方面.李世奇、朱平芳（2017）借鉴欧盟一体化指数的研究框架,构建了四个一级指标和21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采取主客观综合加权方法,对2011-2014 年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进行了测度,表明长三角一体化程度逐年提升,但是上升势头在减慢.
二、长三角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与制约因素
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是在市场自发因素以及政府合作机制双重力量推动下开展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两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对一体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陈建军(2008)分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结构,其中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流动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制度因素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产业集聚和转移所体现的分工与规模经济因素、空间距离所导致的地理因素、社会网络表现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制度成本等都是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流动的解释变量,并且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吴柏均(2008) 指出,决定区域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产业集聚、城市化等为区域一体化创造了条件,政府应当采取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以及促进区域内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政策.张颢瀚（2012）分析了地理区位、城市功能及市场潜力与大都市圈的成长与结构,结论是,大都市圈内基于区位特性的区域交通格局优化和基础设施改善,将更多市场空间更加紧密地通联起来,直接扩大了区域市场潜力.而市场潜力的扩大对大都市圈内各城市、各行业都将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城市功能实现转型或升级、城市规模扩张和区域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城市的独特性优势和差异性功能得到强化,进而城市之间的互补性和空间联系又会进一步增强.
虽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还有待突破,比如城市间功能定位与分工模糊、合理的区域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形成等.许庆明、杨琦（2005）指出,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和通信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交易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但是由于各地区之间缺乏统一的政策和制度,经济活动中的“制度成本”始终居高不下.杨建华（2007）认为,由于行政壁垒的存在,地方政府行为更多地考虑G D P、就业、税收等地方利益,导致长三角地区产生了要素市场分割、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共享、产业同构等问题.王玉珍（2009）指出,长三角各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够明晰,长三角城市群以行政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协调还是就事论事、个案处理的方式,制度与法规建设任重而道远.张颢瀚（2010）、张则行（2017）认为,长三角府际合作融合发展机制的运行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区与经济区的目标非一致性和区位非重合性的矛盾,行政区划边界的“硬”约束,成为发挥城市“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壁垒.李世奇、朱平芳（2017）指出,地方债务率水平高低不一,知识产权保护情况不容乐观,是阻碍长三角一体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长三角一体化的国际经验
国外区域一体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实现了较高水平的一体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许多有益的经验,可以供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参考.
不少学者总结了区域一体化的国别经验.尹显萍、王志华（2004）、朱菁(2010) 指出,共同的制度与政策,包括完善的法律和规划是国外区域一体化的重要保障.比如,欧洲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以及共同的农业政策是欧盟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朱菁、张沛、张中华（2010）指出欧盟、纽约都市圈、都市圈分别通过建立超国家机构,发挥非政府组织（纽约规划协会）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及成立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以及制定实施大都市圈发展规划来推动区域一体化.罗峰、李琪（2010）认为,欧盟一体化与多层治理架构的建立及其有效运作密不可分,包括超国家治理机构如欧盟,各成员国政府组成的部长理事会,以及次国家机构如地方政府、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鞠立新（2010）综合比较了国外主要城市群一体化协调机制的多种模式,包括英国大伦敦地区的行政架构协调模式、美国的城市政府协会及政府协议和特设机构协调模式、法国的市( 镇) 联合体协调模式、日本的特大中心城市主导的协调模式等.他提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协调必须是系统化、体制化和机制化的,除了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和行政力量之外, 还需要设立常设机构和专门事项的非常设机构.
有些学者则研究了国外区域一体化的具体领域与空间结构.汪浩等（2008）将国外港口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归纳为,加强港口的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规划对港口间进行合理的定位和分工,采取灵活的融资策略、鼓励资本合作等.金世斌（2017）指出,轨道交通较好地满足了都市圈高强度的出行需求,强烈支撑和推动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都市圈轨道系统按照站间距离和运行速度,分为5 个功能层次,新干线主要承担和南北主要城市间的中长距离高速城际运输；城际列车和快速列车主要承担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和次级城市之间的快速运输；普通列车每站皆停,主要承担各个大站与就业中心和居住区之间的运输；地铁列车主要运营于中心城区；有轨电车主要服务于局部区域.朱菁(2010) 认为,欧洲通过能源领域的合作开始其一体化进程,国内区域一体化也可以选择推进某项重点产业的合作作为突破口.
吴弘、于涛方、甄峰（2013）指出,全球巨型城市群都是多中心、多层次的网络结构,比如伦敦大都市圈也主要由伦敦城、中心伦敦、内伦敦和外伦敦组成（半径 100km）.
四、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与重点领域
（一）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思路
长三角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交汇处,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也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区.张学良（2011）认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共建是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李湛（2017）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也应步入超越行政区划、以经济功能和经济社会联系为主的新阶段.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应上升为国家战略,构建以国家战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引领的长三角一体化的新体制,建立地方财政与税收分享等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机制,探索以共建国家战略项目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新路径,形成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格局.王战（2018）指出,长三角一体化首先是湾区城市即临海、临江、临港城市在港口、机场、旅游、服务等领域的一体化,而一体化城市建设务必落到项目上去,就上海而言,包括崇明生态岛、大虹桥商务区以及张江科学城建设等项目,从而引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确立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核心位置.
（二）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建设
制度合作是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内容（郁鸿胜,2010）.一体化的制度,包括协调组织与合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体化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围绕制度建设,长三角各省市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运作、统分结合”的合作机制,但是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合作机制的约束力不强等难题有待解决.
协调组织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载体,协调组织的完备程度对一体化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有些学者提出组建超越地方政府的协调组织.如张则行（2017）提议,建立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区域治理组织体系,并在层面成立类似长三角府际合作委员会这样的纵向维度的协调部门和管理机构,增强长三角合作与协调决策的权威性.更多的学者则主张构建多层次的协调组织体系.王雯霏（2006）指出,区域政府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为解决区域政府合作缺乏完善的合作协调机制,需要建立包括指导机构、协调机构、执行机构在内的有力的推动机构,以便形成政府指导、地方政府协调、市场*组织三个层面的制度性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俞立中、徐长乐、宁越敏等（2011）,华中源（2013）指出,应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长三角区域合作组织框架,让协调机制应该与半协调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合作机制是长三角一体化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其有效性和约束力是影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变量.不少学者提出市场化或法制化的发展方向.刘志彪( 2002,2010,2014) 指出,市场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机制的主要发展方向,要把企业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鼓励区域内企业的收购兼并,构建国内价值链.唐勇（2007）认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期和成熟期后,长三角地方政府针对“区域层级合作模式”建立的协调机制将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金太军、张开平（2009）,粟丹（2010）指出,应尽快建立三省（市）的立法协调机制,以促进三省（市）立法的协调,直至形成相对统一的区域法制环境.有些学者则强调体制改革或规划编制.刘志彪、郑江淮（2012）指出应改变政府的考核目标,把经济发展质量、地方自主创新能力、居民生活质量、区域差异化发展和区域合作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目标体系中,作为推进长三角转型与升级的保障.王振、薛艳杰（2016）提出,要科学编制《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规划》,完善顶层设计,深化分工协作,培育整体竞争优势,为建设世界领先的城市群提供科学引导和发展依据.
（三）长三角一体化的重点领域
长三角一体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制度“五位一体”的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坚持先易后难的顺序,从比较容易推进的旅游一体化以及基础设施一体化开始做起,然后逐步拓展至要素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以及产业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社会一体化、文化一体化等领域.
关于交通与物流一体化,钱芝网（2006）认为,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长三角区域物流资源整合、长三角区域物流标准化建设,构建长三角区域公共物流信息系统平台、加快实施长三角经济圈区域通关一体化战略、建立制度化的物流协调机制等建议.王晓红（2013）指出,城际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群城市体系及其空间形态演化具有引导作用,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应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多种运输方式联运,辐射面广的内外交通衔接系统,从而形成从上海对内辐射长三角地区,对外连接全国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关于文化与旅游一体化,陈柳、于明超、刘志彪（2009）认为,区域优性文化融合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和区域贸易化、区域内的正式制度演进、市场经济的环境建设,从而推动了经济一体化.陈兵（2009）分析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体化,提出制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供必要的法治保障,搭建文化创意产业平台等建议.陈雯等（2017）在运用政府间多重博弈模型对长三角旅游共享合作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基于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基础、建立政府间沟通合作机制、建立推动市场层面的企业合作和公众层面的民间交流的合作生态来开展政府合作的顶层设计.
关于产业一体化,朱家良（2004）指出,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处于大致相同的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有共同规律的；各地同一类别的产业如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产业的具体行业和产品各地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为上海以国有与外资企业为主体,江苏以乡镇企业为主导,浙江的民营企业为主体发展起来的.杨德才（2009）认为,应加强国家对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约束,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产业整合功能通过企业之间的联合、兼并、收购等行为形成区域间产业链的联动与分工.李娜（2014）提出加快海陆统筹、区域协调、江海湾联动发展,促进长三角海洋经济一体化发展.
关于社会一体化,梅强（2007）分析了长三角信用体系存在的问题,建议长三角各省市建立协调机制、共享信用资源、统一信用标准.钱海梅（2008）提出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的设想,即除了政府垄断型供给模式以外,还应包括市场主导型供给模式、社会自愿供给模式等.沈健（2014）针对长三角教育协作指出,应增强区域教育改革的联动性、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发展壮大合作主体,深化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
关于生态与环保一体化,孙长青、张仁开（2008）提出加强环保科技合作及协同创新的对策,包括共建环保基础设施共享平台、环境预警和应急处置平台、长三角生态补偿联合平台等.谭倩（2017）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共建环境共享问题,认为应当建立跨区会商制度、完善区域沟通机制,构建区域综合机构、统筹制度设计,构建战略环评机制、加强环境规划等.
此文结束语:此文是一篇适合长三角和笔谈和一体化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长三角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长三角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青商看好长三角一体化前景 ■文图宦菁对于G60科创走廊以及更大范围内的长三角一体化,青商群体有着怎样的看法,他们对营商环境有着怎样的要求来自2018年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的调查或许能给出答案 为了解长三角青商的创业、经营情况以及.
2、 破题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 站在新时代关键节点,谋划并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现改革开放再出发,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新机遇新挑战 文肖金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长三角地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为整个中国的改革.
3、 长三角地区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的传播 长三角地区文化地缘相近,文化传统相通,文化风俗相融,在中国文化版图上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色谱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观念优势,率先在经济上崛起,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也越来越快.
4、 分析性写作是高考作文进化的新趋势 自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作文命题有过三次影响深远的突变从命题作文到话题作文,从话题作文到材料作文,从材料作文到任务驱动型作文 每一次突变后,作文体式与表达与以前都有较大的不同,作文的整体风格也.
5、 融资：2019，生活性服务呈现新趋势 生活性服务是家庭服务的重要内容 2017 年,生活性服务行业发展在低调中不断前进,部分O2O平台关停,体现了行业在消费升级中优胜劣汰的趋势 尤其在行业竞争的大背景下,线上平台瞄准线下体验,拓展全渠道业.
6、 图书馆未来的新形态、新趋势 商麦荣（东营市图书馆,山东 东营257091）关键词图书馆；新形态；新趋势摘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实际运用,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改变,这种因科技发展而带来的变化在阅读方式上也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