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际体系进化和全球治理转型，本文是有关国际论文范文检索跟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转型和进化类论文范例.
谢剑南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 要：国际体系始终在缓慢演绎进化之中,其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动力大国实力变化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治理通常伴随着国际体系重塑而转型,但也因其应景性特征而调节的弹性较大.在国际体系进化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体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治理转型体现出由强权治理逐步转向议题治理的趋势,世界政府难以在全球治理转型中出现.
关键词：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大国；合作共治
中图分类号：D8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16）01-0098-06
国际体系是国家间关系的组织构成体系,“包括国际行为主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等四方面.”[1]（P27）虽然关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关于国际体系本身尤其是国体体系演变的研究,则起步较晚.“1914年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格局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而不是考察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2]（P14）研究国际体系的许多学者如卡普兰、沃尔茨等,把重点主要集中在通过引证循环的行为模式以确认体系存在,以阐释不同的国际体系思想,也有学者如巴里·巴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系统考察了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他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000年的时期；而不只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350年间当代国际体系历史.”[3]（P1）
追溯国际体系的发展历史,国际体系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散并逐渐形成共有知识的过程中,国际体系通常由国际政治体系指代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家这样的行为体的特性,无法用主权这样的基准来衡量国际体系.随着当前的国际体系深入拓展到世界的每一个领域,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是否已经完全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甚至是否正在向后现代国家转变,军事-政治关系的首要地位是否正在被政治-经济关系所取代,目前还尚难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在当前国际体系的条件下,国际经济的重要性和互动的频繁性都史无前例地展现了出来,由此佐证国际体系始终在历史地进化也自不必言.在国际体系的发展进化中,全球架构也越来越类似于一个单一的制度体系,这要求全球治理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必须更多地展示人类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由于我们的经济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因而,我们的道德考量和正义关怀也必须要扩展到全球范围”[4]（P3）,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治理在形式上、内容上和组织上的转型.
一、国际体系进化
现代国际体系是从欧洲的国际体系发展而来.在十六世纪前后,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三个各具特色又并行发展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东亚朝贡体系、穆斯林体系和欧洲体系,这三个体系既平行进化又趋同进化.在东方,东亚朝贡秩序主要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封赏、朝贡、贸易为特征的体系,中国历朝皇帝始终有一种共同的天下情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亚欧腹地的穆斯林体系,作为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苦难之源”的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也有同样的天下情结,他曾以同样的口气下书给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朕乃苏丹之苏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王冠的分配者,上帝在地球上的投影.”[5]（P57）这两种大一统的天下王国体系,注定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发展而被遗弃在历史长河的深处.
同时期的欧洲,则仍处于列强不断争权称霸的混乱之中,始终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成功统一欧洲,但欧洲各国间具有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体系却在缓慢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民族君主国的出现、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欧洲地区历史性的前进,奠定了欧洲在未来全球化关系中的领先地位.”[6]（P124）1618-1648年,由于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引发复杂国家利益之争而导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卷入的“三十年战争”,最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标志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首个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由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国际性和扩张性,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脉相承的维也纳体系、大陆同盟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无论从所涉范围、运转模式、规范内化、利益共生等方面,都具有明显进化的共同特性.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每一个新国际体系更迭,都在某些方面对前一个体系有所改进提升,但在解决原有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与体系运转不相容的因素,在原体系内部累积又最终突破原体系的局限产生新的体系.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死伤人数最多、利益损失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基础上,产生的雅尔塔体系仍在发挥作用：国家领土疆界基本固定下来并受国际法认可,国际体系的一般关系与规范首次真正扩展到了全球,国家间战争深受体系结构诸多限制而不再轻易爆发,国家死亡率接近于零,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中小国家蓬勃发展,生产和贸易在全球自由流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等等.总体来说,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各种类型的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无论战争的起因和目的是什么,最后都是正义、良知、理性和道德战胜了邪念.
从这种观察结果出发,建构主义学派的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是“观念的分配”.温特总结了无政府状态下的三种国际体系文化：17世纪之前建立在“敌人”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霍布斯式国际体系文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建立在“竞争对手”角色认同结构之上的洛克式国际体系文化、目前只初显于欧盟和大西洋地区的建立在“朋友”角色认同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康德式国际体系文化.这三种概念上的国际体系文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事件、一定范围上有交叉重叠,总体上是一种国际体系的文化特征显示.尽管温特提出体系文化模式时,强调是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质,不是文化的进步性质,然而他认为,虽然进步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必然的,但进步的确存在,他谨慎地指出,“如果发生结构性变化,那么,这样的变化是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所以,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7]（P387）
毋庸置疑,国际体系进化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源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另一方面源于生产生活所需,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行为体互动能力与互动意愿的加强,使社会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并更加多样化,因为“没有互动,各部分或诸单元便是分离的和独立的.”[3]（P80）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发展与完善自身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规则意识发展和规范共识的建构,使社会内部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以进化发展,但发展上的不平衡也最终导致了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转型,正如学者李杰豪所总结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导致了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和追赶,引起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进而推动着国际体系的发展.这其中,大国由于其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或先行的发展理念而始终处于历史的主导地位,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形成的主要推动力量.”[8]（P91）当然,这种生产力进步引起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否会克服人性的弱点进化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和国际体系状态,这可能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人性只能单方面假定而无法得以确切地验证.
国际体系进化的直接动力通常是在战争的催化及其反思下进行的,背后原因主要是大国实力变化及追求利益所致.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的数次体系转型,都是大规模国际性战争的结果,但在二战后,尽管依然存在诸多战争隐患和不确定因素,然而大规模国际性战争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状态下,已经不大可能再次降临人类头上了,冷战的悄然收场就是一个显然的例证.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现实世界的体系进程,都是作为一种整体的运动而展开的.”[9]（P101）当前的国际体系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在继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下,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进化进程戛然而止,相反,由于体系内逐步累积形成的和平与发展共识、合作互利规范和理性且内化的制度机制,一些新兴大国和中小国家得以蓬勃发展,逐渐改变体系内原来的组织行为方式、权益分配原则和应对风险机制,从而可能在将来产生新的国际秩序.这将是首次不以国际性战争为条件的总体和平状态下的国际体系转型,也将是首次不以少数大国意志为前提的体系转型,这种和平转型可以期待,也值得期许.
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国际体系从欧洲大陆的区域性国际体系逐渐向全球性的国际体系扩展,这种扩展最初明显带有武力征服的特点,从地区争霸到全球殖民时期、从帝国主义到法西斯时期、从两极争锋到一超多强时期,国际体系进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显著特性：在范围上由区域性体系转向国际性体系,在目标上由主要追求权势转向主要追求权益,在手段上由武力征服转向集体协同.与国际体系进化紧密相连的全球治理转型也体现出三个显著特性：在主体上由西方国家支配转向全球多行为体协同,在客体上由限制生产资源的无度掠取转向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在方式上由武力征服转向规则制约.
无论是单极、两极、多极还是世界政府形式的国际体系,必须要能够不断地并尽可能地推动世界和平稳定、生产力发展、资本流动和文化包容.究竟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最合适社会生产与发展很难定论,只能说一定时期的国际体系有其存在的原因和合理性,存在时间的长短则有赖于各方面的综合条件和国际秩序环境.显然,两极模式是其中最不能持久的国际体系模式,之所以冷战的两极体系很快解体,重要原因就是两极体系的双方过于聚集政治、经济、军事资源进行紧张对峙,使生产发展和社会资源得不到较为自由地流动和分配.单极体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一方面在于霸权国相对实力的大小以及对体系发展的支配度,另一方面在于单极体系能否较大程度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单极国际体系的合理性及持久性与体系霸权国本身同时期实力的大小紧密相关.多极体系也可理解为均势体系,其稳定性在现代国际体系状态下,主要在于其伴生的国际机制是否具有当然的效应.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国际体系在一定时期呈现的国际体系秩序模式只是一个表征,暂时性的权力与制度安排只会带来暂时性结构上的稳定.例如维尔纳体系成型后,在1848年欧洲革命及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后,维尔纳体系在欧洲的国际秩序中已经完全失衡,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体系内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又开始酝酿下一个适度均衡的体系,在历经1870年普法战争后,欧洲混乱的国际秩序得以短暂稳定,直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成型,国际体系才又出现暂时性均衡.国际体系在这种失衡-均衡-失衡的循环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进化,“这表现为土地和空间的征服变得愈加困难,野蛮的财富掠夺几乎变得不再可能,多边主义和大国合作成为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10]（P50）每一次失序都是一次调整,每一次调整,国际体系本身的所涉及的范围、规范、机制等都会得到不断拓展与整合,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
显然,国际体系进化在冷战后有了异质性变化.有学者指出,“过去四百多年的现代国际秩序都是一种同质的秩序.欧洲秩序、以及欧洲统治下的世界秩序,都是几个同源的大国之间的角逐；无论怎样变化,这些相继出现的主角,都是传统一致、价值观相容、经济生活和政治组织相似的同类国家.”[11]（P15）这种建立在西方狭隘经验基础之上的国际体系,对当今多样性突出的全球治理显得先天不足,尤其是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更是暴露出诸多类型的摩擦和冲突因素.冷战收场作为旧国际体系解体的显性标志,冷战后的世界,国家类型、发展道路、文明及价值观等的多样性得到极大释放,国际体系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新特征,“冷战后的世界又一次处于转折的关头,一个基于相互间密切联系的多样化的世界,第一次有了出现的可能.”[12]（P23）这种变化在客观上推动了国际体系进化,呈现出更具包容性的多民族国家主导的和平、、平等、合作、发展、共赢的明显趋势,为全球治理的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转型开辟了新的道路.
二、全球治理转型
任何一种既定国际体系下的全球治理,都会使体系内的国家产生身份不对等及收益不均衡的困境.当前全球治理在改善国际不平等方面的乏力表现,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全球治理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背后国际权力结构的走势.“传统的以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为核心的国际权力结构已经开始松动,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已经导致霸权主导国际体系的能力下降,但霸权仍将继续主导国际权力体系,霸权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13]（P60）这种霸权特征下的全球治理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等级制的不公平治理,使全球范围内的平等、公平、正义变得模糊.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传统安全形势仍然是整个国际体系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经济安全和气候环境等,都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的通力合作.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国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上存在共同利益,而那些试图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政治势力,同大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14]（P196）
由于经济全球化、无国界正义和累积的进步共识,国际社会对于和平、发展、平等、公义等人类基本价值的追求,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全球治理的所有领域.世界各地甚至始终有把适用于国内背景的组织治理方式和司法制度也应用于全球治理的理想.这体现了人们对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转型的向往和期待,诚如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指出的那样：“提供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责任是普遍的、超越国界的.人就是人,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人们对于饥饿及其他诸如剥削、疾病的关切,并不因为那些遭受苦难的人生活在国际边界的另一边而终止.”[15]（P2）这种关切并非简单的人道关怀,也并非简单的分配正义,而是全球治理的缺陷需要修正,全球治理转型势在必行.
当前逐渐式微的霸权治理,本质上也属于全球治理的一种类型.霸权治下的和平虽然存在结构上的不稳定性,但毕竟是一定时期内一种以强大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安排,因此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迄今,有两种全球意义上霸权治下的和平,先是“英国治下和平”,其后是“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两种治理皆为欧洲国际体系从局部扩展到全球后的一种现实的全球治理.从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到1992年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经历了从全球问题认识、探寻解决方案、全球治理转型三个阶段.当前正处于全球治理转型阶段,即全球治理由单一性的全球议题治理转向复合型的全球价值治理.
全球治理的价值要义主要体现在治理规范与治理机制的效应上,意即全球治理在机制上既要促进全球公平正义,也要促进国际合作发展.在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全球治理主体、全球治理原则、全球治理绩效三大基本单元都相应地发生转变.一是全球治理主体在发生转变,以霸权国为核心、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架构、以纵向治理为特征的全球治理,正在逐渐转向以大国合作为核心、以国家与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为主体架构、以扁平化为特征的全球治理.二是全球治理原则在发生转变,这些治理原则转变包括：在政治上以暴力强迫为基础逐渐转向以实力吸引为基础,在经济上由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转向利益平衡化,从治理方式上从普遍追求西方式治理转向符合行为体实际的治理,在公共政策制定原则上以市场为基准转向以为基准.三是全球治理绩效在发生转变,尽管对治理绩效有各类不同角度的看法,但基本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
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美国在竭力维护和巩固全球霸权体制的同时,也把国际合作和规范的全球化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并把夹带着美国式体制“私货”的全球治理作为其外交政策与外交行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当然,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霸权治理并没有妨碍大国合作共治,因为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并非万能,尤其面对人类共同安全如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美国也意识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合作不可或缺,“尽管在经济等领域存在竞争,但我们将继续同既有大国和正在崛起大国合作,以推进我们共享的安全并保卫我们共同的人类.”[16]不过,这种合作显然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的边界就是不同国家行为体的利益目标有其固有的差异性,任何越过这个边界的政策与行动都将受到在国家利益名义下的抵制甚至反击,这显然给全球治理转型带来了诸多困境.
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的秩序重塑,一方面在于现有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及规范治理的有效性与适调性,另一方面在于对未来转型的期望及实现的可能性.“尽管说全球治理不会使政府与国家的主导地位发生变化,但它毕竟突破了传统的国家中心,构建一个由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同际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模式,为更好管理全球问题提供广阔的前景.”[17]（P4）全球治理转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国际体系内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治理机制的调整有赖于这种再分配的力度与范围.全球治理的基础是平等、发展、人权、公义等现代价值,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政治诉求的扩大、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国际规制的调节等,都深刻影响全球治理转型的方向、范围和程度.全球治理转型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保障全球总体和平稳定,二是限制区域冲突与战争,三是促进全面合作发展.总体来说,全球治理转型的障碍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是民族国家实力的不均衡性,其二是全球性问题频发且难以有效解决,其三是治理主体利益的差异性.
随着不同国家实力的升降起伏,美国的霸权治理逐渐式微并将过渡到多极世界.沃勒斯坦很早就看到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也将发现自己处于从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某种尚未决定和尚无定义的世界体系的过渡当中.”[18]（P432）未来全球治理的发展,是否会产生一个超级世界政府,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探讨.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全球正义的价值扩展程度有多大以及国际合作的需求有多深,道义上的世界主义并不必然地要求制度世界主义即全球政治结构安排上的世界政府产生,在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仍然是国家主要功能的无政府国际社会,“通过全球制度机制实现正义的尝试几乎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自我挫败.”[4]（P269）B.道格拉斯·伯恩海姆（B.Douglas Bernheim）和迈克尔·温斯顿（Michael Whinston认为,假定国际政策（可视为多市场合同）的博弈是可以完全分离的,那么实现国际合作的最优策略是将所有政策问题接起来,并由此形成一个“宏大国际协议”（Grand Intemational Agreement）.[19]（P26）但是,这种假定在当前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中的实效性有多大很难定论,即使各国在本质上有共同命运,在事实上也相互依存,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要约束民族国家进行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合作,那仍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世界政府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出现,而现在的联合国只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远不是真正意义的超级世界政府.当然,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有益的,合作本身也反映了集体需要,温特指出,“无政府逻辑”本身是不存在的.“无政府”这个词就说明了其中的理由：无政府指不存在（不存在规则）,不是指存在.[7]（P383）因此,一定领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是可以预期的,随着国际体系的进化,全球治理在转型中会有所进步,这也是可以期待的.
三、余论
国际体系作为一种国际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结构状态,在逻辑上直接对全球治理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国际体系基本上仍是一种客观上的国家实力分布的无政府自在状态,而全球治理却被寄予了在国际秩序、道德正义、合作发展等方面的主观意愿.在气候环境、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凸显的当前国际社会,本来具有一定矛盾性的国家主义倾向和世界主义倾向更加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向强化,一方面,通常认为只有弱化国家主权分量并同时强化全球治理效应,才能较好地解决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另一方面,全球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国家功能的回归而弱化了全球治理效能.
欧洲共同体的实践在二战后一直在持续进行,尽管欧盟的发展在当前遇到了前行的诸多障碍,但其国家间合作的一体化水平目前仍是全球最高的.东盟也已正式成立了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此外,北美自贸区、南美共同市场、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性组织的内在经济或政治或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这些因素,对国际体系进化和全球治理转型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不少学者对这种建立在区域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表示了谨慎乐观,认为这是迈向全球利益共同体和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必经阶段,不仅国际体系中的各种制度、规范、共识、原则和机构为某些特定政策领域提供了全球治理转型的基础,各种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开放的边界和分层治理创造的跨国合法空间内,得以相当自主地活动并承担了一定的全球治理职能,也培育了共同体所必须具有的共有知识与价值观念,正如克里斯·布朗所指出的,“共同体主义思想的根本观念就是价值产生于共同体.”[20]（P55）当然,这一现象会持续多久以及未来走向如何,就现有的历史经验及其理论范式无法做出假设性预测,诚如著名专家布尔告诫说,“我们无法把未来可能产生的世界政治组织形式仅仅限定为那么几种政治体系模式.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把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的变化规律,套用于另外一种世界政治组合形式之中.”[21]（P206）
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际秩序具有直接意义,但以建立起一个最高权威的方式来维持一个最低程度的秩序,即把国内秩序延伸到国际秩序做法难以实现,因为 “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制度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消亡的条件远未成熟”,[22]（P288）主权国家作为其关键性障碍仍明显地不可逾越.不过,在强权治理逐步转向议题治理的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不管是暴力征服或者主权国家共识还是某种灾难如全球战争或生态破坏基础上,一个统一的世界共和国或世界国家名义下的世界政府,对于全球治理具有理论上的极大便利性和有效性,这也许是国际体系进化的未来方向.
国际体系进化秩序与全球治理效应有赖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共治.“当代从事国际政治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的人都把大国关系视为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的基本架构.”[21]（165）换而言之,大国合作共治体现了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与价值观念的发展取向.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将成为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变量,并在事实上正在重塑国际格局并促进国际秩序的重构.从历史看,国际体系进化通常缓慢而具有长期性,而全球治理转型则因为应景而具有调节性.当前,世界正经历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地缘政治大变局,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权力分配、利益诉求,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文明冲突和恐怖主义等给世界秩序带来的不安和动荡,技术的扩散使各种的行为体更快更多地掌握破坏性甚至毁灭性系统,国际体系结构仍存在大范围失序失控的可能,使全球治理转型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新兴大国是否会成为传统大国那样在某个历史时期成为国际体系令人不安的因素,还是愿意并始终成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维护者,这种不确定性只能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以及国际体系结构所具有的约束力来观察.就目前来看,尽管新兴大国各自有不同国家利益的追求,但其总体上融入国际体系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新兴大国的积极作用和新老大国合作共治,正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的积极推动因素.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的国家利益追求应符合国际体系进化脉络和国际治理的衍生机理,以包容互鉴、合作发展为外交政策与外交行动为出发点,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将尽可能多的行为体纳入国际体系中并形成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藉此提高国际体系结构和多边主义理念的有效支持度,并将这种支持度长期植入外交策略中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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