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莫言的自我解读现象与其延伸，该文是莫言论文范文例文和莫言和延伸和现象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 丛新强
目前的莫言研究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也伴随明显的问题,比如“阐释过度”“阐释不足”“错位阐释”的倾向.在过度阐释方面,往往把莫言作品无限回溯和延伸,本就是一篇意义明朗的短篇小说却被赋予厚重历史意义的承载,文学阅读成为“历史研究”,最终离题甚远.在阐释不足方面,往往对于莫言作品的研究并没有超出莫言本人对于自己创作的认识和理解,甚至直接就从莫言的讲解而来,而缺乏对文本丰富性意义的多层面阐释.在错位阐释方面, 则表现为用宏观的“文化” “理论” “主义” 来归纳具体而又充满差异的作品,文本往往成为南辕北辙的脚注.尤其是每年海量的学位论文选题,面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要力求出新,往往陷入“为求异”而致使发生完全错误的阅读理解.除了上述三种倾向,铺天盖地的重复性研究更是充斥于这一领域.
由于莫言在众多渠道和不同场合都非常细致地谈起过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这就为研究者进入其文学世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设置了相当高的阐释门槛.那么,莫言是如何阐释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又是如何针对自己的作品做出所谓的“自我解读”,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果从１９８１ 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算起,莫言著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长篇小说十一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以及打油诗若干.尽管自己走的也是短—中—长的写作道路,但莫言更钟情于长篇小说,尤其看重一上手就是长篇巨著的作者.在其著名的《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一文中,莫言开宗明义： “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１］
在莫言看来,所谓“长度”不仅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和艺术的大营造.关键是具有“长篇胸怀”,其内涵便是“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２］其中的“大悲悯”,不是着力编造一个苦难故事,不是只同情好人不同情恶人,不是只写别人给自己的伤痕而回避自己给别人的伤痕,不是只揭示别人的恶而不袒露自己内心的恶.“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３］所谓的“长度”, 通俗而言就是如莫言所说： “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４］所谓的“密度”, 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和密集的思想.尤其在思想方面,指的是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好的长篇应该是‘众生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 美与丑之间, 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５］所谓的“难度”, 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结构之难和语言之难.对前者而言, “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对后者而言,“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６］众所周知,莫言创作中尤其注重结构, 声称“结构就是政治”,同时也极为注重语言的活用.正是如此的“三度”特性,造成长篇小说的庄严气象.而且,它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需要,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应该说,莫言对于“长篇小说”的理解与阐释具有文体自觉意识和理论贡献价值.进而,莫言在描述自己的文学道路之时显然也是把“长篇小说”作为讲述的重点对象.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第一部长篇.这部曾被界定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滥觞之作的小说,是他在迷糊状态中都不知道能否发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莫言说,如果知道这部小说后来会弄出大动静,怎么也要写得更好一些.当然,也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爱情的看法.在作者心目中,没有历史,只有传奇.这是向口口相传的民间传奇靠拢,而不是向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靠拢,固然二者都不可信,但前者是政治的需要,而后者是心灵的需要.对文学而言,后者显然更为重要.莫言自认为最得意的是“发明” 了“我爷爷” “我奶奶”这个独特的视角,打通了历史与现代之间的障碍.而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讲究结构, 只是将五个中篇组合起来.《天堂蒜薹之歌》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而写,表现了对于政治的批判和对于农民的同情.莫言把这部小说界定为“饥饿之书”和“愤怒之书”,站在农民的立场对官僚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文学如何介入政治, 这部小说是一个范例.《十三步》是一部复杂的作品,作者自言是替教师说话.把教师作为弱势群体来描写已经过时了,但作品中进行了大量的文体实验,实验了汉语叙述当中的各种视角,也因此而使得小说不至于因事件本身的陈旧而变得毫无价值.如作者所言,这部小说原定题目是《笼中叙事》,从中体会到的是“笼中叙事的欢乐”.《食草家族》是莫言较少提及的长篇小说, 原名曾拟为《六梦集》,自称是由六个梦境组成的“痴人说梦”般的作品.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更是一个作家精神历史的一个阶段,尽管许多思想混乱不清.《酒国》完成之后,在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却被莫言认为是自己的最完美的长篇.其中,既表现了对人类堕落的惋惜和对腐败官僚的痛恨,也较好地处理了作家的良知、政治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这是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看起来情节荒诞,实际上隐藏着真切的现实,而且成功之处还在于其独特的结构.对这部小说,莫言坦诚自己的狂妄看法：中国当代作家可以写出他们各自的好书,但没有一个人能写出一本像《酒国》这样的书,只有自己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丰乳肥臀》在给作者带来巨烦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声誉.莫言曾说,要理解自己的创作,可以不读其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这部书.这部作品基于包括母亲在内的中国女性的经历而触发：生育、饥饿、病痛、战争灾难、政治压迫.莫言决定从生养和哺乳入手写一部感谢母亲的书,但在写作过程中,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突破了原有的构思,作者也只能跟着人物走.这种“突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多义” 和“争议”.这部小说是莫言历史观念的集中表达,既是真实的历史更是象征的历史,是站在超越阶级的立场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或者说,是一种“人类立场”的写作.莫言坦诚《红树林》是自己最不满意的长篇小说,这是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后因为接受一个有关检察官题材电视剧的工作任务而写成的,也自称是不成功的作品.作为一部转型之作, 《檀香刑》是借助于“猫腔”戏文对小说语言的一次变革尝试,在结构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这部小说是自己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从此感觉到具备了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能力.看起来是撤退,实际上是前进,向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学作品大踏步地前进.这部作品看起来是历史题材,其实是现代小说, 看上去写的是长袍马褂、辫子小脚, 实际上写的是现代心态.这部小说重点挖掘的是刽子手心理,几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藏有一个刽子手“赵甲”.写作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写戏甚至在看戏.戏里的酷刑只是一种虚拟,所以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恐惧.关于残暴场面的描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 而不是自己的心理需要.这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也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小说人物与其说生活在现实中,不如说生活在戏剧中.《四十一炮》描写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世纪末,作者自称是用一种慈悲的平等的态度对待在的泥潭里痛苦挣扎的芸芸众生.小说中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并不完全是外部原因导致的,还来自内心和本能.作者塑造了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进行滔滔不绝的诉说,是对自己惯用的儿童视角叙事的一次延伸和突破,是为了让现代社会的荒诞本质得到更为集中的揭示.《生死疲劳》在莫言看来,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正面交锋.动用的是中国小说技巧,使用的是中国思想资源.着力想写的是蓝脸、洪泰岳这样一些有个性的人,重点思考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是一首赞歌,也是一首挽歌,从此可以说“写出了一部比较纯粹的中国小说”.［７］
显然,对于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莫言谈论较多的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而对于《食草家族》《十三步》《红树林》乃至《蛙》, 则谈论较少甚至多有否定.总体而言,也大致反映出莫言创作状况的整体性和优劣长短.
莫言称自己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实际上是受到一个梦境的启发.作品带着童话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生活中绝对见不到的黑孩子形象,而写作的勇气则来源于蒲松龄.莫言曾经多次讲到蒲松龄对自己的影响,专门写过一篇短文《学习蒲松龄》.而且,对于蒲松龄,莫言通过两首著名的打油诗又表达出独特的理解和感情：“空有经天纬地才, 无奈名落孙山外,满腹牢骚无处泄, 独坐南窗著聊斋”；“幸亏名落孙山外, 龌龊官场少一人,一部聊斋垂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８］除了蒲松龄,莫言最为欣赏的就是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并从曹雪芹身世出发把《红楼梦》看作“大悲悯” 的典范,视之为一部“挽歌”.此外, 在古典文学方面,莫言一再提及的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梅》《儒林外史》《史记》等.现当代文学方面,莫言较为认同的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赵树理、金庸等.尤其是鲁迅,对莫言的精神影响广泛而深刻,比如, 《枯河》中小孩的情节与读鲁迅有关系, 《药》与《狂人日记》对《酒国》有影响, “主观上是在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９］在莫言看来, “鲁迅对看客心理的剖析,是一个伟大发现, 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本性”.［１０］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知道看客的心理,也可以知道罪犯的心理,却不知道刽子手的心理.于是, 基于杀人者、被杀者、看客所构成的三角关系,莫言把刽子手作为《檀香刑》的第一主人公来写.或者如其所言, “毫无疑问《檀香刑》在构思过程中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启发”.［１１］至于《枯河》《拇指铐》等文本,其实也和这一主题一脉相承.相对于鲁迅着力表现的“看客”,莫言则着力表现“施刑者”,既是精神性的继承也是创造性的转换.在继承鲁迅精神方面,莫言对《铸剑》的阅读更是明证.在《读鲁迅杂感》一文中,莫言总结自己阅读鲁迅的三个阶段,相对于其他作品,尤其是《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截止到今日, 记不得读过《铸剑》多少遍,但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可见好的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耐得重读.你明明知道一切,甚至可以背诵,但你还是能在阅读时得到快乐和启迪.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１２］在莫言的文学阅读史中, 这不能不说是最高的评价.从２０ 世纪６０ 年代阅读《铸剑》［１３］,到１９８８ 年读研究生班时专门为其写下阅读感受《月光如水照缁衣》并称其为“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１４］, 到１９９６ 年写下的《读鲁迅杂感》中的特别强调《铸剑》［１５］, 再到２００６ 年的对话《说不尽的鲁迅》中的“最喜欢《铸剑》” 并认为“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也超过了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１６］.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怎样的阅读都不改对于《铸剑》的初衷.的确如此,从鲁迅到莫言,不仅延伸出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且可以寻绎出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在世界文学方面,莫言提及的名字就更多：马尔克斯、福克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肖洛霍夫、拉甫列涅夫、布尔加科夫、巴别尔、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加缪、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劳伦斯、普希金、塞林格、但丁、略萨、帕慕克等.
可以说,古今中外的文学精神在莫言这里都有所吸收,成为其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成就其独特的主体意识.说到底,这种主体意识又是其自省自觉的所谓的“鲸鱼精神”.
１９９５年, 刘再复先生在给莫言的信中写道： “高尔基有篇纪念托尔斯泰的散文, 说托尔斯泰如果生活在海洋里,一定是一条鲸鱼,我希望你能成为文学海洋里的鲸鱼.”［１７］在复信中, 莫言谈到中国文学界多有小技巧而缺乏大气象的问题,认为产生“鲸鱼” 很难,或可产生“鲨鱼”.即便自己不易成“鲸”,也必须不断地进取和创新： “当然,孜孜不倦的努力是肯定的,挖苦心思地试图变化自己的面目也是肯定的,不屈不挠地跋涉泥泞也是肯定的”.［１８］即便不易成“鲸”,也要具备“鲸鱼精神”：“我想鲸鱼是从不选择食物的,它张开巨口,有点容纳百川的意思.鲸鱼也是不怕伤害的,它连添伤的技能都不具备.”［１９］实际上, 莫言一直在践行这样的精神,尤其在他所钟爱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 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２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 莫言再次回应这一问题： “我做不了鲸鱼,但会力避自己成为鲨鱼.鲨鱼体态优雅,牙齿锋利,善于进攻；鲸鱼躯体笨重,和平安详,按照自己的方向缓慢地前进,即便被鲨鱼咬掉一块肉也不停止前进、也不纠缠打斗.虽然我永远做不成鲸鱼,但会牢记着鲸鱼的精神.”［２１］莫言创作的主体意识,核心实质是一种“鲸鱼精神”.反过来,也正是这样一种自觉的“鲸鱼精神”成就了莫言的“文学共和国”.
在当代中国文学界,莫言是难得的有着明确而深刻的文学思想的作家.他不是从一般的社会意义上或者人性意义上来谈论文学的价值, 而是从文学的“超越性”特质来理解文学的存在.在不同场合,莫言一再表达其鲜明的文学立场——— “真正的文学,应该是超越了党派和阶级的狭隘利益,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封闭心态,应该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用一种哲学的、宗教的超脱和宽容,居高临下地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对人类精神进行分析和批判.”［２２］对照其创作,莫言显然是典型的具有自觉超越意识的作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超越之作.比如,《红高粱家族》的超越“抗日战争”, 《天堂蒜薹之歌》的超越“蒜薹事件”, 《酒国》的超越“案件侦破”,《丰乳肥臀》的超越“政治革命”和“*道德”, 《檀香刑》的超越“残酷刑罚”,《四十一炮》的超越“肉体”,《生死疲劳》的超越“土地”和“革命”,《蛙》的超越“计划生育” …… 在超越之后, 都是回归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莫言创作中所谓的自由精神、狂欢精神、民间精神等无不与其自觉的超越意识有关.它代表着文化的另一面所具有的离心力量和语言杂多的复杂特性,是对中心意识形态话语所惯有的向心力量的对抗和制衡,是对个体生存价值和人类生命意识的全面解放.
莫言曾经有意识地强调“为老百姓的写作”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区别［２３］,并把坚守后者立场作为自己的写作追求.只有立足这样一种真正自我的写作,才能突破个体而达到对人类命运的关照.当个人的精神痛苦与时代精神痛苦一致时,就会产生同时具有社会和时代意义的真正伟大的作品.他主张,作家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写作,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担忧,苦苦思索的是人类的命运,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这才是有价值的写作.［２４］这种哲学高度,正是普遍人性的揭示和普适价值的建构.比如,《红高粱家族》站在民间的立场张扬人的个性和价值； 《天堂蒜薹之歌》用批判的眼光呼唤人的生命尊严； 《酒国》在荒诞社会中隐藏着痛切的人性关怀；《丰乳肥臀》站在超阶级的立场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人和人的命运； 《檀香刑》中的刑场是舞台,人性之恶成为自然；《生死疲劳》中的为弃恶从善而轮回转世； 《蛙》中生命的唯一性获得强化,现实生活中生命诞生的人为限制转化为艺术生活中的无限创造.莫言曾说,“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２５］与“超越性”写作密切关联并一脉相承的,正是这样的“人类性”的终极意识.
莫言坦言自己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而要真正理解自己的话,其他作品可以不读但一定要读《丰乳肥臀》,向海外青年读者推荐的则是《生死疲劳》.２０１６ 年８ 月下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课题组在高密举行学术会议,莫言面对提问时自称自己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分别是《拇指铐》《怀抱鲜花的女人》和《生死疲劳》.这些作品的确具有代表性,但也看出莫言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变化.经典文本必须要超越作者自己的认识,不仅在创作中更是在创作后.也就是莫言经常提到的,针对作家主观意图而言的“误读” 现象.“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２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有效回应目前的莫言研究倾向,只能回归文本细读.因为,文本细读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寻找出作者意图与读者接受之间的罅隙及其反差.所以,只有从具体文本入手,方能超越“宏大叙事”尤其是“莫言叙事”带来的阐释焦虑,才能真正实现解读莫言的多种可能性.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莫言创作的主体意识研究” （批准号：１５ＣＷＸＪ０７） 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 （编号：１３＆ＺＤ１２２）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１］参见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红高粱家族》, 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１页.
［２］同［１］,第２页.
［３］同［１］,第３页.
［４］同［１］,第５页.
［５］同［１］,第５—６页.
［６］同［１］,第６页.
［７］莫言对于自己小说的评价, 参见莫言：《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８］同［７］,第４４页.
［９］莫言：《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９６页.
［１０］同［９］,第１９７页.
［１１］同［９］,第１９７页.
［１２］莫言： 《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０页.
［１３］同［１２］,第１２０页.
［１４］同［１２］,第３６页.
［１５］同［１２］,第１２０页.
［１６］同［９］,第１９３页.
［１７］刘再复： 《莫言了不起》,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１页.
［１８］同［１７］,第５４页.
［１９］同［１７］,第５８页.
［２０］同［１］,第６—７页.
［２１］同［１７］,第５２页.
［２２］同［７］,第１４６页.
［２３］同［７］,第６６页.
［２４］同［７］,第３３页.
［２５］同［７］,第２７页.
［２６］同［１］,第６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农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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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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