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朝嘉道时期的财政收支，该文是关于财政收支类学士学位论文范文与财政收支和嘉道时期和试论方面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年）续康乾盛世余响,启近代屈辱先声,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近些年来,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嘉道时期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十九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停滞”状态的观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部分学者对嘉道时期国力衰微、经济衰退和吏治败坏的全面论证.① 本文欲从财政收支角度入手做一分析,以期从侧面加深对嘉道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理解.
一、平稳而少变化的收入
地丁钱粮、盐课、关税和杂赋是嘉道时期最主要的常例财政收入.嘉庆朝的地丁钱粮,一般以《史料旬刊》中所载《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以下简称嘉庆《清单》）所提供的嘉庆十六、十七年的数据为准.② 梁方仲先生曾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对嘉庆二十五年的额征田赋数（地丁正杂银及米粮）做过统计.③ 谈到道光时期的地丁钱粮,研究者一般会引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直省地丁表》中的数据.但王庆云的统计数据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是额征数据没有随田亩数量、自然灾害等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其二是没有对各省钱粮奏销中的地丁、杂赋、耗羡、漕粮、屯赋做区分,而是混一奏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有汤象龙等人整理的道光时期各省地丁钱粮奏销抄档,笔者据此对这一时期的地丁正项征收情况做出统计,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道光朝的地丁正项应征数,在战争前基本保持平衡,波动较小,在战争后则稍有增加；实际征收数则保持在2000—2500万两之间浮动,略微有下降的趋势,这当然和当时百姓的支付能力、吏治水平有密切关系.漕粮是清廷最大的一笔实物收入.笔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清代黄册·户部仓场类》,统计了嘉道时期漕粮交纳通州的数量,其变化曲线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嘉道时期的漕粮运通数在逐步减少,这和道光后期的频繁自然灾害及百姓的纳税能力下降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在征收漕粮的过程中,清廷还会随带征收相关的漕羡银两,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盐课的征收,据嘉庆《清单》可知,嘉庆十六年直省岁入银43501076两,盐课收入占总收入的14.36%；十七年直省岁入银为44969056万两,盐课收入占总收入的12.89%.另据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所载《直省岁入总数表》可知,道光二十一年直省总收入为38597750两,盐课收入占12.85%；二十二年总收入为38715044两,盐课收入占12.87%；二十五年总收入为40612280两,盐课收入占12.49%；二十九年总收入为37010019两,盐课收入占13.47%.由此可知嘉道时期全国的盐税走势,没有发生太大的波动.
笔者在统计嘉道时期各关收入的时候,主要以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档朱批奏折·财政类·关税》（胶片号20、21）、《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关税项》（胶片号126、218—219）、《内阁户科题本全宗·税课类·关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以及20世纪三十年代由汤象龙等人主持整理的《清代关税收支报告表（第六册）》抄档为准.其征收曲线变化如图3所示.通过图3可以看出,嘉道时期的关税收入较为平稳,大致保持在500万两的水平上.
杂税也是一笔较为稳定的开支,每年所入当在100万两以上.可惜受限于资料,目前还无法对嘉道时期的杂税做一较为准确的统计.
常例收入外,捐例与报效也是清朝财政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柱.捐监系捐纳的一种,据汤象龙的研究,嘉庆朝20年捐监收入4000余万两；道光朝开捐30年,各省捐监数合计3380余万两.⑦ 嘉庆三年,清廷定鬻官之制,朝廷自户部郎中主事,地方自知州知县,皆有定价.此后,因军需、河工开支庞大,不得不屡开捐纳.嘉庆年间,川楚例收银2100余万两,工赈例收银700余万,衡工例收银1100余万,议叙例收银600余万.道光七年因新疆张格尔叛乱共收捐项银750余万两.道光八年西陲善后,甘肃收银220万两.⑧ 户部为管理全国的捐输事例,特设捐纳房主其事.
报效是清廷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对商人采取的一种勒索.以财力最为富裕的盐商为例,根据陈锋的统计,乾隆至嘉庆时期的盐商报效银即多达65001491两,其中最大的用途是军需报效,其次是河工报效,又其次是助赈.⑨ 这说明在解决统治者财政困难方面,商人报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悄然并持续增加的支出
嘉庆《大清会典》载：“制天下之经费,凡国用之出纳,皆权以银,量其岁之入以定存留起运之数,春秋则报拨.凡岁出之款十有二：一曰祭祀之款,二曰仪宪之款,三曰俸食之款,四曰科场之款,五曰饷乾之款,六曰驿站之款,七曰廪膳之款,八曰赏恤之款,九曰修缮之款,十曰采办之款,十有一曰织造之款,十有二曰公廉之款.”⑩ 清前期财政支出较为平稳,嘉道时期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并呈现出定额不敷、实际需求膨胀的局面.变化的关键,系军费、河工和蠲免支出的膨胀.
清廷每年财政支出的大项是王公百官俸饷、兵饷、河费及驿站费.据魏源统计,清廷岁出之数,满、汉兵丁80余万,实支饷、米、草、豆银17037100两有奇；王公百官俸938700两；文职养廉3473000两,武职养廉80余万两；满、汉兵赏恤银30余万两,八旗添设养育兵额缺银422000余两；各省学校廪粮、学租银14万两；驿站钱粮银200万两；河工岁修银,东河80万两,南河300余万；宗室俸米无定额,京官各衙门公费饭食银143000两有奇；外藩王公俸银128000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祭祀、宾客等备用银56万两,采办颜料、木、铜、布等银121014两,织造银145000余两,宝泉、宝源局工料银107670两等,“此岁出之大数.而蠲赈、蠲免、普免钱粮及河灾库需意外之事不与焉”.清初兵额有限,以后逐步扩大,除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增设驻防八旗外,还大量增设养育兵.京城禁旅八旗骁骑营,嘉庆年间的兵额为80441人,其中养育兵为26872人,占兵额的1/3；骁骑营中镶黄旗满洲兵额为4481人,其中养育兵达2204人,占兵额的1/2.随着数量的膨胀,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旗兵数量已扩大至27万余人,绿营兵人数更达60万左右.
战时军费的膨胀,更是嘉道时期极为严重的现象.仍据陈锋的统计,嘉道时期各地的军费支出大量增加,白莲教之役的军费多达1.5亿两；平定张格尔叛乱前后用银1236.5万两；第二次回疆之役用银900万两；道光十二年湘粤瑶民起义之役用银1531730两. 由此可见当时战时军费开支的巨大.白莲教起义期间,还有一个与军费密切相关的现象是大量乡勇的存在.事后清廷曾对此进行过一次经费核销,结果开销高达2000余万两,嘉庆帝认为此项支出“实从来用兵所无”. 第一次战争亦对清朝财政造成了巨大影响.战争的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三部分,即战争开支、赔款以及被英军掠夺的钱款.根据彭泽益的研究,三者合计高达45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河工是另一项重要开支.雍正时期,常年河工费为60万两.乾隆时期,国家财政收入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治河费用也得到进一步提升,昭槤称,当时的河工海塘开销“以亿万计”.嘉道时期,黄河年久失修,河道日淤,河费开支剧增.至嘉庆十二年,常年河工费增加到160万两.专案工程费在康雍时期为60万两,此时则增加到200万两.如果以大的工程来看,又可以发现开销数量实在惊人：嘉庆初年衡工加价730万两,嘉庆十至十五年（1805—1810年）南河工程共用银4099万两,二十年睢工用银300万两.道光年间治黄费用更高,每年约需银300万两,每年东河、南河岁请修防经费数百万金,东河、南河岁修银380万余两.
除正常的岁修、抢修外,另案工程也是嘉道时期河费开支浩繁的重要原因.道光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坝及堰、圩大堤银合计517万两,道光二十一年东河祥工拨银550万两,道光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银600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银518万两,道光二十四年修筑东坝用银1190万两.河工另案一项,道光二十五年东河另案用银2058007两,南河另案用银3304808两；道光二十六年东河另案用银1947123两,南河另案用银2953524两；道光二十七年,东河另案用银1798987两,南河另案用银2785000两,三年约计东河每年平均用银190万两,南河每年平均用银300万余两.
除费用开支巨大,嘉道时期河工还有工程繁兴的特点.“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嘉庆年间,河南境内的黄河工程,如曹工、唐工、邵工、睢工、减坝、李家楼、马港口、陈家浦、兰仪、马营坝,“几无三年不决者,一决则挑河筑堤两项,必开帑七、八百万,而人民庐舍蠲缓丁赋尚不与焉.” 河决之外,嘉道时期的海塘工程开支也极其巨大.如道光十三年修海塘,第一次拨款51万两,第二次拨19万两,第三次又拨92万两,合计162万两,次年又为浙江修塘拨银157万两.
嘉道时期灾害发生频率极高,而清廷又每灾必赈,所以与赈相关的财政支出极为庞大.借助于电子化,对《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进行检索可知,当时有关“赈”的记载就分别多达998条和1012条.与前朝类似,嘉道时期亦进行了数次规模较大的普蠲.在嘉庆朝,影响最大者当系嘉庆二十四年的嘉庆帝六十大寿普蠲天下钱粮.此次普蠲,嘉庆帝自称系“自嘉庆元年以来朕大赍寰区第一恩旨”,所以希望“普惠群黎,共臻乐利”. 经过对全国钱粮的调查可知,此次共计蠲免各省积欠钱粮21296800余两,米谷4045200余石. 一次普免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道光登极,恩诏豁免官员赔项银31957200两零,制钱29200余串,米谷等项51600石零,后经核实,实豁免银930余万两,制钱3040余串,米粟28900余石. 不过此次系针对官员进行豁免,针对全国百姓的普免则发生于道光十五年的皇太后六十大寿和道光二十五年的皇太后七十大寿期间.道光十五年八月的普免钱粮,经过各省数量相加可知,为银32008674两和2103115石. 但道光二十五年的普免所免银数仅为930余万两. 如此大规模的缩小普免数额,当与战争之后的财政困难密切相关.
三、捉襟见肘的平衡
嘉庆朝的常例岁入岁出,仍然基本延续乾隆之制.按嘉庆《大清会典》之《嘉庆十七年奏单》可知,嘉庆朝凡各省岁入岁出之数,“岁入银除蠲缓银四百八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二两有奇,实入银四千十三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两有奇,岁出银三千五百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四两有奇”. 而据《史料旬刊》所载之《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直省钱粮出入清单》称,当时的额征地丁杂税、盐课、关税等项岁入银为44969056两,嘉庆十六年实际岁入为43501077两,岁出银为36004605两；嘉庆十七年岁入银为40136194,岁出银为35107534两.从账面上看,收大于支.需要指出的是,这几组数据均系各直省之数,并不包括京城的支款及户部的另外入款.最后的500万两结余,仅仅是各省存留、支出、协拨之后存剩的上交户部之数.
嘉道时期财政收支之大势,吴廷燮在《清财政考略》中称,嘉庆元年亲政后,普免钱粮一次,“其时红苗未平,教匪又起,国用始匮”.三年以蒋赐棨请开川楚事例,视川运例加一成,以济军需.十年以军需河工又开豫东事例,共收7000余万.十九年以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案,至今已三十余年,耗银多达7000余万,“逾于所存,复诏议酌汰增设各项,仍复旧制,清查仓库,催积欠,整盐务,裁定新疆用款,核减军需报销之旨,亦先后下”.初年以陵工军需用款繁巨,乃令东三省饷款动盛京库存1000万两.十九年,廷臣多条陈阻捐例者,“以用款无出驳之”.吴廷燮认为,嘉庆时期的财政折亏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军务,“川楚之役逾二万万,黔苗艇匪、豫东之役,糜款均巨”.二是河工,自曹工决后,历次河工用款积至数千万.南河每年抢修各工,率至一百五十万,照旧增两倍.三是钱粮积欠,如十七年各省钱粮杂税等欠至1900余万,安徽、山东各至四百余万之类,每年皆有.四是白银出洋,十九年、二十年两次谕旨,谓洋商偷运纹银出洋,岁百数十万,其时入口已盛,总在千万以上,“故一切经费皆有竭蹶之虑”.应付这一财政困境的办法,自捐例外,惟生息加价、公摊各项,捐摊养廉,计嘉庆十七年岁入银4013万有奇,岁出银3510万有奇,“此嘉庆中财政之大概也”.
到了道光朝,这种情况仍无大的改观.道光三年户部奏称,近三年出入比较清单,“岁入每年皆有缺少,各省额支势不能减,无定额者任意又加,遇有要需,必无从筹措”.以往之公摊养廉,盐商报效者皆反为官商之累,是年四月免福建剿办台匪军需摊扣未完银179万,七月免河南摊川楚二成军需银649万,各省均有所免,“合计在数千万以上”.淮商以引课滞销,亦令停止报效,“前后蠲缓数逾千万,各省积欠亦日多”.二年户部奏催各省欠解银632万,三年又奏催解年未完杂税银231万.其后有增无减,民欠则每年率二百万上下,积至五六年则千余万,有大恩诏则豁免.当时恃以应急的,惟捐例为多,常捐如苏州藩库,自嘉庆五年至道光四年收捐监银376万,安徽174万,云南47万,大省如江苏,中省如安徽,边省如云南,合计总在5000万以上,“军需河工赈济多于此筹拨.历次特开捐例在数千万以上”.
嘉庆、道光时期开支急剧增加,实因军费、河工等耗费之巨,“皆前此未有者”.当时度支告匮,民生日困,朝廷皆注意于谋本富,保利权,于是“增垦新疆之田,议展奉天之边,改盐法,行海运,裁节经费之令再三下,而之禁遂以财政而启兵端,五口通商,税款稍增,而纹银出洋亦愈巨矣”.按道光中用款之多,以二十一、二年为最巨,二十一年十一月户部奏各省*军需河工灾赈,请拨银两至2100余万之多,除动用地丁盐课关税外,实拨内务府广储司及部库银730万两,次年有南京条约之赔款,虽分期清付,而此两年用款之巨,为道光中所未有.前代每竭左藏以供内储,此则发内储以供国用,“求之历史盖所罕见”.
道光三十年,当咸丰皇帝继位后,通政使司副使王庆云奏称：“综今昔出入大数计之,盖今之视昔,绌于入者二,溢于出者一.”各省地丁岁额3200余万,近年来实征止二千八、九百万；盐课岁额740余万,近年来实征常不及500万；河工之费,嘉庆时只100余万两,当时值钱100余万串,近年来增至三百五、六十万,而银价倍加,是700余万串矣,四十年间,增至五倍.“入者日少,出者日多,习为固然”.同年四月,大学士卓秉恬亦奏称：岁入之数,应有四千四、五百万两；岁出之数,给需三千八、九百万两.按额核计,例有盈余.惟今昔情形不同,用款多寡难定,以近十余年计之,海疆、回疆及各省军务,东、南两河工用,南北各省灾务,统计例外用款,多至七千余万；清查库亏九百余万两.而岁额所入,除豁免、缓征、积欠等项,前后牵算,每岁不过实入四千万上下.如上年江、浙等省财赋之区,被灾较广,蠲缓赈恤,约计出多入少,又不下千余万两,“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而解部之款,日少一日”.虽经叠次恩发内帑银一千余万两,删减各种开销,但仍然是“而入不敷出,为数尚巨”.这也正是嘉道时期财政较为被动局面的写照.
与此同时,嘉道时期清廷依然固守“量入为出”的原则.以量入为出为财政原则,财政手段必然以节流为主；以量出制入为财政原则,财政手段则会以开源为主.清前期,宏观税负水平虽然偏低,但财政尚能保持平衡,并维持量入为出原则,故手段多以节流为主.嘉道时期,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的水平,即便有巨额的支出,如军需、河工及赈济等,也是凭借临时的调补来支持,可见当时的统治者尚缺乏长远的打算和通盘的考虑.嘉道时期在财政上最大的问题是,当岁出突然增大时,其岁入便不足以应付这种开支,所以不得不采用临时性的筹措财政经费的方法,亦即靠捐输和报效来应付.由于非常支出的膨胀,已不能再顾及传统的财政原则,而是处处变通*,或挪用常例收入,或新增非常税目,完全以支出规模为核定标准.
不过,总体而言,嘉道时期的财政支出规模保持着缓慢扩张的态势,收支相抵后一般出现盈余.战争后的十年间,财政岁入及其结构,和康雍乾各朝相比基本相同,地丁、盐课和关税是财政岁入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地丁银,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这说明,虽然已经步入王朝中期,但传统国家的财政体制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笔者将嘉道时期的财政状况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即虽然有所变化和调整,但仍然牢牢局限在农业型财政框架体系之内,地丁钱粮占据财政收入的主导地位,商业税收的比重非常低.另一方面,由于财政问题的持续扩大,嘉道时期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的水平,财政危机已经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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