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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思想的重要组成,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保持队伍纯洁,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作用.在发展历程中,思想随革命形势发展而发展,可以分为萌芽、发展及成熟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阶段,并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历史意义.探析思想,吸收其思想精髓,对于“”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实际运用价值.
关键词：思想；发展历程；特征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10-0052-03
遏制和消灭腐败,一直是从古至今所有执政者的共同追求.政治清明,是一个国家兴盛的基础；政治腐败,同样是一个国家衰败的根源.同志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大变革中的关键人物和见证者,他对于腐败的危害有着深切认识,并留下了经过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实践检验的思想,这既是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基础和理论来源
思想的产生,首先是基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严重腐败的基本国情和人民迫切要求消除政治腐败,结束军阀割据,建立一个统一清廉政权的革命需求的历史现实.其次,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两大方面.
（一）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基础
首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长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政府的逐渐衰落和软弱,造成政治监督、法律制度的严重缺失,使得整个政治体系极度腐败,从到地方贪腐横行,当政者却无力遏制和打击腐败.不受控制的腐败已经成为近现代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政府的腐败已经导致中国财政体系的崩溃和国家动员能力的消亡,从而在经济上日趋贫困在军事和外交上无法有力抗击外来侵略,使中国进一步在半封建半殖民的深渊中沦亡,已到了“今中国大小衙门,上下官署,于贿赂一事,既已视为理之所当然,分之所应有,一人如此,人人亦如此,无复敢以受贿相讥,盖事当未败,固不嫌以受贿之名自污,直以受之为是也”[1]的地步,腐败已经成为民族面临危亡的一大原因.
其次,政府腐败使得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未能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政府从而刷新吏治遏制腐败,导致其不能根本上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困境,孙中山在1921年的粤军恳亲会上就谈到“当今腐败更甚于前,如果不用革命精神改造国家,再无别的希望”,社会各阶级愈发深切地感到腐败不除中国难救,民众的革命热情日趋高涨,人民群众和各阶级的先进分子都强烈要求结束军阀割据,建立一个统一清廉的稳定政府.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在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中国在上海成立,同时同志也正式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同志在早期自身经历和革命斗争中切身地感受到近代中国腐败之严重,危害之深远,从一次次早期革命运动的失败教训中他更意识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遏制和消灭革命队伍中的腐败,从而坚定了其对抗腐败的决心,产生和发展了自身的思想.
（二）思想的理论来源
思想的第一个理论来源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包括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历史教训两个方面.第一,商把夏朝的灭亡作为历史借鉴,提出了“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的思想,将人民视为国家根本的思想日益凸显.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有了较大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孔子的“仁治”观点、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重民说等[2].同志熟读各类古籍,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有着独到的理解,因此同志对于腐败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无时无刻不将遏制和消灭腐败放在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核心位置,同时也坚信应是为人民而非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这既是同志群众路线在思想上的体现,也是中国以人民求解放的本色凸显.第二,同志熟知中国历史,深切认识到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腐败打击和失控之间的转化,在谈论建国初期刘青山贪腐事件时,他就以明末腐败亡国的历史事实举例警示各级干部,同志将败与保证政权生命力紧紧联系,始终将视为保卫人民政权的首要工作.
思想的第二个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相关理论.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中构想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初步雏形,并将这种新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及其组成人员定位为社会公仆,以此同一切旧国家政权从本质上划清了界限[3].马克思的社会公仆理论对同志的政治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同志终其一生都认为建立人民政权是为人民服务而非利用权力谋取自身或代表的某一团体的利益,应该坚决遏制以权谋私的腐败行径.其次,马克思认为,腐败是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继续发展造成阻碍的重要原因[4].同志继承了这一思想,始终将腐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保持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大敌,高度重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将其视为保证社会主义政权稳固的牢基固本之举.
最后,在苏俄政权建立后,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特别是反对腐败、保持党的纯洁性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阐述了丰富的建设思想,列宁将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监督作为对抗腐败的重要手段,在其执掌苏俄和苏联政权期间,始终重视和坚持对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倾听群众对于地方官员的意见,很好地控制和打击了腐败现象.同志作为与列宁较相近时代的革命领袖,也吸取了列宁的经验和思想,认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众监督来预防腐败远比在发现腐败后进行弥补更有效果.
二、随革命形势发展而发展的思想
思想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可以依据相关时间划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思想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可以充分地看出思想是随革命形势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思想.
（一）思想的萌芽阶段
从建党初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年—1937年）,是思想的萌芽阶段.首先在军队的治理上,同志通过总结旧军队的经验教训,针对新生人民军队的建设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在《古田会议决议》《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等文章中同志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要在思想上防止蜕变、组织上惩治腐败、经济上保持清白的主张,这标志着思想的萌芽.
在思想的萌芽阶段,其有着三大特点.第一,思想产生于对革命军队的建设中,围绕治理军队军纪展开发展.这与当时武装革命斗争为党的主要工作和逐步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革命发展阶段是相符的.第二,随着革命进程,思想重点开始从军队转移到党的建设上并与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巩固建设相结合,这一点可以从《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明显地看出,这也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变化.第三,此阶段继承列宁的思想,在防止腐败上更多强调思想上的工作和教育,与列宁重视思想教育预防腐败的思路一脉相承,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同志就针对可能造成腐败情况的一些党内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5].
（二）思想的发展阶段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后期（1937年—1948年）这一时期,是思想的发展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人员和经济等方面的交流增加,革命环境的变化,让“国民政府”内部的一些不良风气不可避免地对革命政权内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而国民党也企图通过利诱腐蚀拉拢瓦解革命组织,同时同志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国民党所掌控的国民政府日渐丧失民心、效率低下的核心原因正是在于腐败的失控.因此针对这种新形势,同志在此期间屡次强调腐败对于政党生命力的破坏和政权的威胁,多次发文警醒全党,要求注意革命环境产生的变化和警惕严防国民党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带来的不良影响.而随着敌我力量对比和革命形势发生变化,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同时建议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明末李自成进京却因为队伍腐化堕落,从而又迅速败亡的历史事实告诫全党全军务必要洁身自好保持革命本色.
思想的发展阶段,正是中国革命情况最为复杂多变的十年,而这又反过来促进思想在此时期迅速的成长发展,成为思想从萌芽走向成熟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此阶段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思想发展的重点放在反外部腐化和党政方面,逐渐系统化.此时同志将针对个别腐败现象的针对性的观点逐渐发展为系统性的思想,并由内而外应对革命形势变化可能带来的外部腐化,同时将关注重点从军队转向党政机关,这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及《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中可以看出[6].
第二,在强调思想工作的同时,开始思考制度化.随着党日渐走向壮大和接管政权,同志开始思考如何建立系统性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从《论联合政府》到《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后期的相关作品中可以看出,同志逐渐认识到是一个长期和系统性的工作并规划出了一个由人民群众监督和党内监督并用,干部洁身自律和严格调查惩处腐败结合的人民政权体系[7].
（三）思想的成熟阶段
从1949年—1966年这一时期,是思想的成熟阶段.1949年,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执政党,革命的主要任务从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化为巩固革命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此种形势下,党内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并在这个时期成立了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和监督机构；同时建立了廉政监督及机制,实行人民监督.同志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强调政治上要警惕蜕化变质、思想坚决反对腐朽堕落,经济要保持清廉,生活上杜绝挥霍浪费,同时要防止外国资产阶级思想对普通党员和干部的侵蚀等,并总结革命各阶段思考及实践成果,形成了完整、系统及成熟的思想.
在这一阶段,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思想走向全面化和系统化,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思想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同志对自身多年来组织建设和对抗腐败的思想及措施进行梳理,形成了从军队到党政机关,从到地方,从预防到惩治的全面化系统化思想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保证党和政府纯洁性和革命本色的巨大作用,初步形成和建立了我国调查和惩治腐败行为的法规体系和监督机构.
第二,认识到败工作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将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相结合.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败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依靠党政内部和群众合力才能形成长期遏制腐败之势.在党政方面,人民政府在1952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等文件厉行反对和控制贪腐.在更早的1950年4月,党就发表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包括贪腐问题在内的干部作风和纪律问题.而在同志亲自的指导下,针对贪腐和作风问题的“三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
三、思想的历史意义
同志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其个人特色,也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研究思想的鲜明特征,继承其精神财富,对于当下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总的来看,思想具有确保和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形成和弘扬了党的优良作风以及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这三大历史意义.
（一）形成和弘扬了党的优良作风
首先,思想使中国形成和弘扬了“艰苦奋斗,朴素廉洁,严守纪律”的优良作风.党和人民军队创立之初,是一个由各个阶级当时的先进分子和部分旧有军队及工人农民组成的成分复杂、思想不统一的组织,而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党的组织和思想还不成熟,同时南昌起义为代表的纯军事失败之后能够迅速整合力量,统一思想,净化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担当力量,关键就在于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领导.而思想对于中国形成廉洁朴实,严守纪律的优良作风起到了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思想产生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要改造党和军队,使其成为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强力量；而思想发展成熟,就是要满足党和军队发展及建立巩固人民政权的需求.
思想的萌芽,正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之时,思想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正是党走向壮大的过程.思想是思想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能够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保持革命本色的关键因素之一.思想与党的发展壮大,是相辅相成不能脱离的,正是有思想的教育和规范,中国才形成了优良的作风；正是有思想的指导和传承,中国才能保持优良的作风,始终保持着朝气和初心.
（二）确保和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思想确保和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和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面对近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各种强大反动势力百战百胜,由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取得了人民的信任,时刻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及其武装力量从创立之时起到革命胜利之时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与清廉的作风.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尤为明显,“国统区”的腐败政治与解放区清明廉洁的气息形成鲜明对比,使得当时的人民将解放形容为“换了天地”.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人民政权既没有像李自成一样迅速胜利又快速腐化败亡,也没有像东欧苏联一样和平蜕变变了颜色,同样是因为中国保持和传承着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时刻警惕和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及现象.
而中国能够保持本色,始终保持着清明廉洁,严守纪律,从而取得和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同志的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建立开始,同志就始终重视和坚持败工作,并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自身的思想,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军队和地方革命政权严明纪律的要求,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到地方厉行,都体现出思想的不断完善和重要历史作用.
（三）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
最后,思想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同志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思想打下来党的理论思想基础,而思想同样也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之后的几届领导人对于廉政建设理论都有所发展和创新,并根据所处的历史阶段采取了针对性的不同的措施和观念,但是同样的都始终继承着思想拥有极强的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紧紧依靠群众发挥积极作用以及强调思想教育重视预防这三大特征,并同样秉承着思想“杜绝腐败”“为民”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根本原则.
从时间上看,思想是中国第一套系统的败思想理论,其创立与党建立革命割据政权和人民武装,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近乎是同时.其次,同志的思想也是人民政府制定和监察体制的思想基础.而从理论逻辑上看,思想是党的廉政建设理论的理论支撑和核心,当今廉政建设理论都是围绕思想进行发展和创新,并遵循其基本原则.所以,思想具有奠定了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的重要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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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明凡.马克思社会公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读《法兰西内战》之体会[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6）:18-25+159.
[4]丁俊萍.列宁的建设思想及其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40-50.
[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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